端午未至，夏季已來。早晨無霧、微有涼風，太陽露臉，偶爾藏匿。夏日早晨陽光透亮不已，世界無處躲匿。漫步在綠意成蔭的公園，滿是生意。杜鵑雖謝，但粉荷亭亭、漾漾綠波，蟛蜞菊的豔黃蔓延一片，夏日的姿態：不憂不懼。
白頭翁、麻雀和鴿子成天嘰喳，在近午穿越閃亮亮的葉片，從這頭飛到那端，宛如遊戲光影。嬉鬧之後就是休憩，乖乖站定微潤的土地，待午時木椅上那些大快朵頤的人們扔來幾塊麵包，或遺落一些米粒。
白頭翁怕人，多半遠遠在樹上或牆邊盤踞。對向牠們拋去的麵包總是閃躲。總算一隻白頭翁叼著麵包站在枝頭正要吞食，另一隻夥伴聞香而至，但卻就一鳥一頭地分享起來，沒有爭執。麻雀卻是餓極的貧童，輕輕拋落一塊麵包就蜂湧而上—速度奇快、雷霆萬鈞，就算麵包本在身形大了幾倍的鴿子口中，也總有幾隻一夫當關的麻雀，不怕死地奪去。鴿子最為溫文儒雅，緩緩踱步、輕啄慢咬，食糧被奪走也無所謂，咕呼嚕咕呼嚕地哼著，像在說「罷了，罷了。」
罷了罷了？忽見樹幹貼著黃色告示：「為了您的健康安全，請勿餵食禽鳥，經發現罰一千兩百元台幣。」欸，這傲慢。肯定是怒氣盈天，雲層漸攏，恰巧滂沱，標語被秋千載走。松鼠現身。
喜歡大雨過後乍現的陽光。喜歡陽光灑落一塵不染的書櫃。喜歡靠在書櫃讓腳踏著滿是刻痕的地板。喜歡地板在大掃除後乾爽的氣味。喜歡大掃除後沖冷水澡的痛快。喜歡沖澡後配著電扇大口大口喝北台灣。喜歡電扇打擾打盹的貓。喜歡貓懊惱地刷臉卻又專注地明快地把干擾了結。喜歡了結干擾後的安安靜靜。喜歡安靜發呆且流下一些眼淚。喜歡流淚時回憶那些模糊。喜歡那些模糊已經遙遠。
一覺醒來變了天。星期一總是陰雨綿綿。卡本特兄妹肯定觀察了許久，才唱著「雨天與星期一總讓我哭泣」。不過一轉眼，天就亮了，微瞇了一下眼再醒來上班，果然，整夜無眠頭昏腦脹，但不想睡。
大約是週期。混亂的時候思緒反而特別清明。像喀了藥一樣精神亢奮，情緒很滿。嘀嘀咕咕地，對自己說話，只能趁這時候了，多數的時候沒法子獨處。這樣孤獨地獨處。
銀色飛鳥的耳環被扔在桌上，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習慣起只戴一只耳環，明明兩耳都有洞。耳環上的飛鳥垂吊著會晃盪，大力擺動彷彿就要飛了，這時候貓總會過來制止，圓圓的貓掌啪地蓋住。其實可以擋掉貓的調皮好奇，但我總是隨她去。或許過於隨意了，害它飛不走。
微涼的夜喜歡哼歌，不成曲調的那種。關燈唱。房間就變得寬廣。唱完後，或許可以睡吧。
四川地震震死了人也震出許多無謂論述。這些論述，多半著墨於是否應該對四川災民進行馳援，而形成爭議的原因，是「人道」的定義。
之所以用無謂形容，是因為接連看了許多所謂「台灣派部落客」（台灣派？能吃嗎？）質疑認同應該救援（無論金錢或是技術）的文章後，確切領悟現下已是操弄語言的世紀—當語詞約定俗成的意涵被刻意分化，語言的溝通功能就此消失，甚至，連描述世界的最初功能也都失去。目前針對此現象觀察最入微的，莫過於瓦礫最新撰寫的文章。
阿潑曾在這篇文章裡開宗明義地說：「人權可不是形容詞。」但我們又都必須坦承，「人權」（隨便替換成任何一種詞彙其實也通，如：自由、進步、平等、生存權利…）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會長出不同面貌，因為語意主要由不同的心理、社會和文化脈絡中生根發展而衍生不同意涵。
因此，某個字詞「到底」是什麼，或什麼才是它「正確」的名字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為它沒有一個必然的答案，字詞的意義倚賴使用者的需要而生）。換言之，如果一件東西有「正確的名字」，那必然是其名字與所象徵的東西之間有所關聯。
一般來說，我們對「正確的名字」不會有太多質疑。桌子「就是」桌子、椅子「就是」椅子，我們在稱呼人、事、物的過程，就是一種分類。這些分類在小事情上足無罣礙，然而當它牽涉利益的時候，問題就來了。
比如，我們該怎麼認定一個人是否為黑人？依美國的定義，任何人只要保有一點點「黑人血統」，他就是黑人；照此推論，任何人只要保有一點點「白人血統」，那也應該是白人。但美國卻只承認前者而非後者，原因無他，因為前者的分類法應了作分類的人的便利。
我不否認，也不覺得這樣氣憤的情緒是錯誤的。但我仍然想提問：「『受災中』的中國人該怎麼被定義或分類？」當台灣派部落客以台灣九二一震災遭受中國這樣對待的例子做為定義人道的界線當頭，是否曾經思考過，許多生長在台灣土地的人為什麼站在你們的對立面？我們不都一起經歷那段被打壓的時光？
論述之所以粗糙與無謂，正是因為刻意忽略許多重要特徵並利用分類的特性加以行動。簡單地說，是自行製造了語言的歧義並且將此二分—所有的事情都應該被包括在這兩邊，因為凡是與自己利益無關的事，都會被完全忽視。
所以我非常不能忘記鄭龜憤怒地在Twitter上連結影片並說：「告訴我什麼是人道。」我記得自己沉默了一下之後回答：「我不知道，不知道。大概只有某一天，所有人類都被另一種更強大的生物這樣『平等』對待，或許就有了定義。」
另外，有小聰明的人這樣在語言上玩遊戲、誤導就夠讓人無言了，更囧的是有一群莫名所以的人居然努力開拓「捐不捐錢到底人不人道」、「要談人道幹嘛不去救緬甸」、「捐錢的就是泛藍」…等戰場。讓我不禁想說出「孩子的教育不能等」這種老人話。
總之，語用學呢，很重視「合作原則」。這個原則是對話雙方都懷著共同的願望：能互相理解、互相配合。因此，要遵守一些會話準則，包括「質的準則」（儘量確保說的話為真）、「量的準則」（談話內容包含的信息量應符合交談目的），以及「關係準則」（說的話應有關聯、切題）與「方式準則」（盡量清楚明白地說話，避免歧義和晦澀）。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討論事情，拜託拜託不要忘記語用學中的「合作原則」啊。先看懂人家文章的主旨大意、段落舉例以及各種隱喻，不然，就乖乖窩在自己家吧，畢竟徐志摩都說了：「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啊～
新聞報導轟炸式地播著四川大地震的消息：樓房倒塌、遊客被困於纜車、沒水沒食物、如鬼魂般在街上游蕩的群眾，血，無止盡的灰燼與眼淚。主播冷靜的聲音說：「現在鏡頭最新的畫面是四川災難現場，這起地震規模芮式七點八，已有超過萬人死亡，威力是九二一大地震的五倍…」
九二一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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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醒來的時候搖晃仍持續著。太過激烈的搖擺讓人暈眩。這不是普通的地震。母親她們已經向外移動了，我拿著收音機衝出門，想起睡在石桌下的咪咪，立刻趴下把顫抖的她拖出來，抱起，往外衝。
我們往鄰近的公園，短短幾分鐘，那裡聚滿了人。餘悸未定的表情在每個人身上。扭開收音機，沙沙的聲音傳出：「…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南投集集發生大地震，地震規模7.3，許多房子倒塌扭曲…」
南投。妹畢旅的地方。
好痛。咪咪的爪子抓得我滿肩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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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晚全家守著沙沙不斷的收音機，焦急逐漸被木然取代。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夏末的風冰凍了起來。腦袋很漲。沙沙…沙沙…直到過了一世紀那麼久，沙沙的聲音傳來火腿族的訊息：「頭前國中師生一行人平安，只有部分師生腳被破碎的玻璃割傷…」閉上眼，眼淚才漸漸順著臉頰滑落下來。
妹回來了。
「真的很恐怖哦。」她啞著聲音說，住宿的飯店像好萊塢電影的特效那樣在眼前崩塌，她們住的房間門甚至扭歪了，被困住的她們靠著男同學用力撞門才得以逃生。
然後她笑著說一位好友很白癡噢。「地震真的太大，床整個旋轉。發現是地震後就趕快跑啊，可是Ｍ卻用棉被緊蓋著頭說：『不要找我！不要找我！』她以為是鬼呢！哈哈！」妹重覆說著這個「笑話」，並且不看任何一則關於九二一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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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過了幾年後，我去了一趟南投國姓鄉。那已經是2006年了，九二一發生後的第七年。
房子建起來了，路也平整了。但有些什麼還像破碎的山一樣破碎，空空的。那次到一所學校訪問，隨口和校護聊了起來。不知道怎麼起的頭，我們聊到了九二一。她說自己的兒子一直到國中二年級，整整五年洗澡不敢關門、睡覺不敢關燈；她是災民，但也是校護，為了救災，她沒有休假。她去扛屍體，每天那幾百幾百具躺著的，全是她的鄉鄰好友。
七年了她還哭著。她說鄉裡很多人都死了。孩子沒有父母親了。有些丈夫死了妻子接著就酗酒了，沾染了酒孩子就倒楣了。學校裡有個男孩目睹奶奶被壓死，不時有自殺念頭。有回他說「我聽到奶奶在叫我」，差那麼一點，就從四樓墜下。
九年前那些屍體的鮮血化成的河流，還流在災民心裡，從未乾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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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2006那年，因採訪認識了新聞前輩錢鋼。他贈我《唐山大地震》，一本在災後他進入災區訪問的報導文學。翻讀到第二頁就哭得不能自己。錢鋼在書裡寫出了流淌著的鮮血面貌。1976年，除卻無法精準預測自然災害外，許多慘烈，是因為人為的忽視與隱匿。而今2008年了，有些什麼差別麼？
唐山大地震的時候，中國正處在政治地震期。當時毛澤東病重，地震期間正巧就逝世了。但他逝世前所形成的一整套治國方法卻沒有衰亡，也就因為這樣，唐山地震不能預報。
1974年，地震工作者早就指出在北京、唐山、張家口、渤海灣這個圈裡要發生大地震，並且形成國務院文件。在這期間，也發生了幾次大地震。然而地震跡象發生在北京、唐山時，當時的科學工作者反而不能大膽地做決斷，因為離北京太近了，一旦預報，就意味著毛澤東必須搬家。錢鋼形容，當時的思維是這樣的：「社會要穩定，能不報就不要報，能少報就少報。」
劉占武，是唐山大地震的倖存者，也是錢鋼書裡的主角之一。他每每這樣形容自己：「我總有一種犯罪感。」1976年，他在任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監測中心台業務組長。當時他和唐山地震辦公室負責人楊友宸管轄的昌黎后土橋地震台的地電阻曾出現明顯變化。1976年上半年，地電阻率值下降得很快、也很不正常。他們經過多次檢查線路發現没有問題、也排除干擾，於是向上呈報。
但他們向上呈報後卻沒有積極的作為。當時因為對地震仍屬探索階段，於是他們認為應該繼續觀察。但劉占武在2005年受訪時坦承，當時其實已經搜集到足夠的資料了。死傷多人的的唐山大地震除了劉占武的疏忽，也與中國國家地震總局脫不了干係。唐山大地震發生後的150分鐘，中國國家地震總局還不知道震央在哪裡。
在唐山大地震前，有人看見棉花地裡有成群老鼠倉皇奔竄、百多隻黃鼠狼擠擠挨挨地鑽出一個古牆洞、大群密集的蜻蜓組成了約30平方米的方陣，自南向北飛行…有太多太多萬變不離其宗的逃亡景況—即便我們仍不能「科學」地說這就是大難前的證據—但這1976年的景像啊，2008年，不也有類似的狀況？
中國大陸的網友群起質疑為何沒有預報？面對奇怪的自然現象，中國政府卻依舊說著1976年的話—再觀察，那是不可靠的！而究竟要觀察什麼、等待什麼？劉占武未對錢鋼透露的是，唐山大地震時，國家地震局不但沒有發揮好作用，之後甚至將原先都有的觀測點全撤了。為什麼撤了？劉占武沉默，一如死者將永遠沉默。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記者或許提供了解答：「我們接到四川地震局職工七人的投訴，她們的親人在幾天前就察覺到地震跡象，但局裡說為了保證奧運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這個資訊。」而中國地震局新聞發言人張宏衛說：「這種推測是沒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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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時，中國媒體對地震本身的報導，全成了「舊聞」。關於死傷人數一切要脅「安定」的一概被壓制著；歌功頌德倒是有的，如新華社當時通稿報導的標題正是：《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
而2008年，中國開始提及傷亡人數，也開放媒體進入報導，似乎，有些進步了；但當國外媒體提出質疑，中國政府卻放出「汶川震前沒有預報 中國地震台網從未收到預報卡」的新聞消毒，並再次重覆1976年的話：地震如此詭譎多變，難以預測…然後，強調，北京奧運不會有問題的。
於是中國政府依舊做出和1976年同樣的選擇—拒絕國際援助—也就不讓人意外了。當時唐山大地震後，許多國家曾提出向災區提供資金和物資援助但都遭拒。而京津唐一帶出現了從未有過的景象—大大小小的公共場所，包括體育場、校園、甚至天安門廣場，都佈滿了各式各樣的地震棚。1976至1980年，京津唐居民一直都在地震棚裡度過。而那是因為擔憂前來援助的國際紅十字會及其它救援國家報導更真實的受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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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新聞〉美軍戰死者眾多，越共方面也戰死一一五人。
女：「無名的人真可怕啊。」
男：「你說什麼？」
女：「只說游擊隊戰死一一五名，什麼也不清楚。關於每一個人的情形什麼都不知道。有沒有太太小孩？喜歡戲劇還是喜歡電影？完全不知道。只說戰死了一一五人而已。」
—尚˙達魯克˙高達《瘋狂小丑》
中國人或許太多，於是現下死亡的人數如滄海一粟。但那些因顢頇霸權而二次犧牲的生命，是會染紅北京為奧運植栽的樹啊。我們知道的。我們失去過所以我們知道的。我們驚恐過所以我們知道的。即便瓦礫堆中的中國人沒有名字，但我們完完全全、深刻而確切地知道：她們掙扎著要活，是的，我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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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影展開跑了，上週得空看了《他人的戰爭》。主要內容是菲律賓人民為求生存而流動，並選擇到伊拉克的片子。得知和菲律賓有關時，產生一種違和感：雖然笑著說「去了一趟菲律賓之後，這關鍵字真是如影隨形！」但心裡明白的是，發生在菲律賓人民身上的這一切，過去、現在或未來，和台灣人的距離其實一直都那麼那麼近。
片子很短，約莫三十分鐘。近一半時間眼睛都噙著淚。這部片的導演是Lee Wang。身兼攝影師與導演製作。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她曾在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研讀紀錄片拍攝，作品曾在美國公共電視台、CNN、MSNBC、旅遊頻道等播出。
《他人的戰爭》透過三名菲律賓移工及其家人的視角，觀看現在仍持續進行的伊拉克戰爭，用非常冷靜的敘事方式談論這場戰爭裡不被看見的一群勞動者；透過這群勞動者在海外工作的條件，包括居住的地方、不被知道的名字、笑著跟家人說「噢，槍火的聲音就像鞭炮呢」等等細瑣的內容，低調卻有力地指控資本主義。
這些移工多半來自印度、孟加拉、尼泊爾、斯里蘭卡、菲律賓等國家，被美國軍隊稱為第三國國民，絕大多數移工皆透過Halliburton公司仲介而來。如果台灣人不明白為什麼移工要逃跑，這部片或許能夠提供一個答案：十多名移工睡在一個貨櫃車內、一週內至少三天沒有水可以洗澡、地板充滿黑水、悶熱且平板的床。
她們在美軍的眼中沒有名字，只是同樣黝黑的臉孔。她們經常沒有飯吃，因為美軍說「妳們的食物並不歸我們負責而是仲介公司」，但仲介公司經常遺忘這回事。然而是美軍或是仲介公司提供又有多大的差別？畢竟Halliburton不但是美國大型石油開發公司，更是美國軍隊大承包商。
我們都不知道戰爭為什麼永不止息。但從片中我們可以知道為了戰爭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與人命。越戰結束後美國停止了徵兵制但美國依舊以正義之名出兵伊拉克，而一名士兵在前線，就要有兩名士兵支援他；現在有三名美國人在戰場上了，於是需要再增加服務的人…就這樣，構成堅而不摧的金字塔。
民營化又需要這麼多人力在炮聲隆隆之處時，企業怎麼降低成本？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往勞力密集價格低廉處找尋！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衰敗不振，是移工選擇生死一瞬間的工作場所的唯一原因。
片中一位菲籍移工Bodrigo Reyes是第一位在伊拉克喪生的人。他的妻子回憶說：「每次他要離開，他總說：『我走了』然後頭也不回。」不回頭是因為全家的生計必須由他扛起；就像另一名移工Ramil Autencio說的，他在家鄉根本找不到工作，不到海外工作，怎麼辦？
去一趟菲律賓後深刻感覺這個國家根本尚未脫離美國殖民，看完這部紀錄片後更為那塊土地上，以及其實和它有著差不多命運的其他國家的感到憂心（或許也包括台灣）。Ramil Autencio原申請到科威特工作，拿到簽證時卻發現自己必須去伊拉克。
Ramil Autencio拒絕前往並聲稱他明明要去科威特，然而仲介說：「不去伊拉克，就要坐牢或罰一千美金。」一千美金，Ramil Autencio得在海外工作半年才賺得到，而這只是賺到能還仲介的錢而已，不包括他能飛回菲律賓的機票哩！更何況為了尋求生計，他在馬尼拉的房子和土地早就抵押怠盡。於是他只好去了，幸虧得到一位菲裔美國士兵幫忙逃出戰區，生命保住了，但他卻比流離之前更加貧窮。
Bodrigo Reyes死後菲律賓政府禁止人民到戰區工作。但仍舊有人不顧禁令前往。好笑的是，菲律賓政府解決人民經濟需要的手段卻是要求她們必須通通接受「超級女傭計畫」的訓練，因為照護產業在全球需求極高、菲律賓人民具備的英文能力比起其他移工來得吃香，更重要的是，移工匯回的錢是菲律賓政府主要的經濟來源…
於是不免有「這到底是誰的戰爭」的疑問。移工又能和誰戰爭，當她們是物品，而不是人？
貓來了以後睡得較好。縱然經常凌晨三點才睡去，但眠夢減少，不再有漩渦纏繞的不適感。每天早上七點她便準時在耳邊叫，不配合而賴床的話，兩頰的肉就倒楣了。話說回來，這肉其實屬於貓啊。在她來以前，顴骨的地方只有骨頭，掐不出什麼東西，隨著她胖，自己也就跟著豐腴起來；人家說「什麼人養什麼動物」，這時卻像「什麼動物養什麼人」呢。
想想一直就是這樣啊。最後分不清楚誰豢養了誰。不知不覺中這些溫軟的小東西以各種媚態入侵身體的每一根神經和血管，於是她們痛，自己就跟著痛；她們哭，自己也就哭了。該說是填補還是複製？有著誰可以無條件地分擔什麼，世界好像就變簡單了。
每天出門工作都會不禁揣想：「貓現在究竟在幹什麼呢？」明知道她一天得睡上二十個小時（莫怪世界這麼簡單），卻會為她想出許多情節如：「她現在應該躺在我的枕頭上和我的味道一起睡著吧！」或是「貓一定在門口等我回家！」
不過往往回家時她確實睡著了但不見得在枕上，迎接也只是偶爾的事。長大了一點後，就會為這樣的想像發噱—多像戀愛中會衍生出的幻想！卻往往忽略了貓就是貓呢。
圖博事件延燒一陣子了。看新聞與訊息四面八方湧來，一直未能好好說些什麼。一方面是雖寫過幾篇在台藏生流離的新聞與專題，但嚴格說起來，對圖博與中國的糾葛仍相當陌生；另一方面則是，很難找到一個穩定而確切的位置去談「人權」—當我未曾生長於「中國人」的脈絡之中。
於是一直擱著不談。直到上週截稿後和How、雨漣及阿潑一同看了遊牧影展播映的《自由城的囚徒》及《我雖死去》。在暗黑的台北藝術村播映室中，阿潑了然地拍了我一下頭因為我掉淚了—任誰看了都會驚悚不已以為看見老大哥以及拿破崙。
《我雖死去》裡每次相機聲音出現一次心就抽痛一次；《自由城的囚徒》裡胡佳的喃喃敘述平板得讓人心跳漏拍…究竟是什麼東西掐住了人類原有的柔軟？而當曾金燕在五月五日的日記中寫著胡佳請她「一定要有尊嚴、完全自由地活著」，霎時間想起最近重讀的余華作品，《活著》。
余華的《活著》讓一位浪遊者遇上了主人翁福貴。透過浪遊者的聆聽為福貴一生中的每個階段做串連。福貴本是少爺，但因花天酒地而將百畝田地敗光，轉眼間成了落魄窮農戶。丈人更把太太連同腹中的胎兒一同帶了回家，剩福貴與老母和年幼的女兒相依為命。
身份轉變後福貴懊悔了，努力而辛勤地工作著；好不容易盼得妻子帶著出生的兒子與他團聚，卻在母親生病時趕去城裡找郎中然後便無緣無故給國民黨抓去當兵。幾年後大難不死回了家，母親卻早已病死、女兒也因生病成了啞巴；但福貴和一家人認命吶，就這樣過著窮困而努力地生活。
福貴一家歷經土地改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中國重要階段，余華藉福貴的經歷說出當時中國人的難堪面貌。《活著》其實是死人的故事。如電影《綠色奇蹟》裡的湯姆漢克，福貴看著親人一個個死去：先是醫院為了挽救縣長妻子的生命而活活將福貴兒子的血抽乾、再來是女兒因難產過世、妻子跟著死去、女婿被石板壓死、最後是孫子生了病，福貴讓孫子吃難得吃到的豆子，然後孫子便活活噎死。
許多人批評余華這部作品過於虛偽、不符人性。試想誰能這麼倒楣地「活著」，簡直不通情理；但余華自己認為：「活著一詞在中國語言中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對余華而言，《活著》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
《活著》確實缺少魯迅《祝福》或《狂人日記》的那種尖銳批判，但這部作品卻有趣地成為現下中國人為抵制奧運的表現，以及被軟囚中的胡佳、《我雖死去》中的王晶堯寫照。
通篇故事充滿原諒，一切仇恨苦痛都被掩蓋於「道德」之下，比方福貴的兒子有慶是為救縣長的妻子而活活被抽乾血，福貴和妻子家珍明明恨透了，卻在知道縣長是福貴被國民黨抓去時的同袍而選擇寬容。
這之間的轉折太淡薄，虛弱得讓人莫名其妙。就如同中國青年抗議、抵制家樂福的說法一樣。從沒有人質疑，明明國家最基本的因子是「人」、接著是「家」，為什麼從小我們唱著「沒有國，哪裡會有家」？「愛國」兩個字似乎無須被辯證而自然成為一種道德。
因著這種教育，漸漸衍生出唯有壓抑、犧牲、為他人著想，才叫「講道德」的鐵律。道德成為純然的利他主義。然而究竟什麼是利他？
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發佈「抵制奧運是荒謬的」聲明中指出，「體育促進了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的相互理解。最近成功舉行的三項世界錦標賽是奧運會賽前的測試，全世界數十億觀衆和北京數百萬觀衆觀看的奧運會是通過體育鼓勵中國發展和促進積極措施的最佳手段。」
這樣的說法便隱含著「利他主義等於利已」的概念，並且將進一步把贊成與抵制奧運輕而易舉劃分成為能以三段式論證解釋的簡單議題。也就是，對中國來說，因為現階段勢必與國際接軌，而體育是最好的選擇，因此抵制奧運是絕對錯誤的。簡言之，不抵制奧運將使中國人因無形或有形對他人造成利益上的獲得，目前不過是作順水人情給他人而達到自我所想要的目的。
然而面對這樣的說法，我總會想起大學課堂上教授說的一句話：「合乎邏輯者，未必為真。」並記起英國詩人約翰˙但恩說的：「莫問鐘聲為誰而響，不是別人，正是為你。」
時報出版的《EQ》中，不斷談論「同理心」，透過許多例子詮釋為什麼會有像德雷莎修女這樣的人竟甘願犧牲奉獻，也點出自私與無私並非敵對概念。確實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很多事的做為都先以利益為考量，利他，似乎僅為了利已。但利他主義若缺乏同理心，則將難有清楚的作為界線，演變到最後，便是赫胥黎筆下的《再訪美麗新世界》。
現下中國的群起激奮，不正是換了方式地走向過度組織化的狀況？
利他主義被無限上綱與簡化，使得無論是奧運、胡佳、王晶堯那既遙遠又近身的文革議題，約翰˙但恩那句詩中的「你」就此悄然消失。幸虧胡佳與其他少數中國人仍清醒著，於是胡佳撐著虛弱的身子拿著攝影機奪回一點詮釋與發言權，而其他人為他剪輯並將片子散佈；如同王晶堯近乎病態地逼仄自己在太太卞仲耘死去後立刻買了相機紀錄，甚至收起了沾染她糞便與血跡的衣物—她們都試圖走出道德認識的誤區：把自己當成跟別人一樣重要的人。
胡佳和王晶堯現在體現著余華講述的「絕望的不存在」。然而不同於福貴的是他們確切地抗拒著，實踐人之所以有別於動物，是由於除了非理性情感之外，更多了對科學的探究、對精密的堅持以及對一切事物批判並勇於承認更改的理性精神—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對於身為一個人所需有的「人格」的最小要求。
理性之所以值得推崇，則源於一切理性都發基於情感－對人的關懷，因為有關懷才需要介定一套普世概念使其盡善盡美。然而怕的是，在缺乏辯證及潮湧而來的迷思下，這微小而基本的概念就要被抹殺了。
張愛玲說：「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如果同理心消失了，撞著現實的中國人，你們將何去何從？
八月，我們紀念文革受難者◎ 王友琴
（By Grac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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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趟高檔行程—吃好、住好。但回來後卻打定主意從此我不可能適合跟團旅行。行程之一是體驗沙法里六合一（坐吉普車、看人蛇表演、坐牛車、騎大象、看猴子摘椰子等），一開始騎上大象時感到開心有趣，但當迎面而來一頭鼻上滿是傷口、塗滿紫藥水的大象時，驚覺自己的殘忍—即便導遊說，這些「愚笨」的象因為無法到馬戲團表演，只得這樣載客以換取食物的語氣—那麼理直氣壯。
而後在兩條老邁的牛氣喘噓噓地拉著超過三百公斤的鐵車與遊客的行程時，我忍不住在眾人驚呼下跳下車走回遊覽車旁。導遊問我：「這麼快回來？」我說：「是啊，牛跟大象都好可憐。」導遊怪奇地瞧了我一眼，接著在眾人上車後揶揄著—「妳們台灣人好奇怪！特地花錢耶，還說動物很可憐！」
其中一天我們浩浩蕩蕩地把遊覽車駛進Royal Spa，同團的團員還在酣甜之際，我和Ｋ走出了大門，驚覺來時忽略的景像—不到兩公尺的柏油路兩旁顯然是貧與富的最佳象徵：右手邊的水泥白牆架得高高而牆內植滿香氛怡人的梔子與玫瑰；左手邊則是木枝與砂網圍起的低籬，裡頭有一位穿著沙龍、赤腳踩地的婦女用著幫浦奮力壓水，旁邊有著大鐵盆，她得洗菜和洗衣…
於是回台灣後寫了憤怒且充滿淚水的文章。對自己生氣，因為無法解釋貧窮，並且害怕—那些與我同行者竟如此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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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旅程一共到了巴拿威（Benue）、薩加達（Sagada）、邦圖克（Bontoc）與馬尼拉（Manila）。現在想想，若缺了任何一個地點，就無法將旅程的觀察串成完整的疑問。
抵達馬尼拉，花費相當長的時間等待出關。來自世界各國的人以興奮高昂的聲音刺激這座城市，健壯的白人球員在飛機上狂飲啤酒後的醉意恣意蔓延，但歡樂對這座城或這裡的人民，或許嘩啦啦如破碎玻璃灑落一地般尖銳。
是阿潑先注意到的。在右手邊幾列等候入關的某通道，寫著「OFW專用」（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當時想著，「真好，特地為移工（Migrant workers）開了通道」，尚未對那行列的寂靜感到狐疑。直到在馬尼拉用完晚餐、散步街道以熟悉熱帶氣味並捕捉這座城的日常面貌時—一位女孩戴著熱情的笑闖進我鏡頭對準的方向，我也報以微笑並按下快門。但旋即她說：「Give me money！」理所當然、油條老成的語氣：「Give me money！」
有點無力，有些生氣，場景彷彿拉回幾年前的普吉島；於是劈頭對毫不猶豫伸手的女孩說：「No, go away！」她並不死心、繼續討著，時不時轉頭看著駕駛一部Tricycle的中年男子。於是我明白是誰教她的。
我們快步走開，她卻和一群孩子圍了上來；我們繼續走著，乞討的聲音一路尾隨。路走得愈長，身後傳來的吆喝愈兇。後來阿潑不禁停了下來回頭對她們冷冷地說「Go to school！」（她說這樣訓斥一面是因為孩子怕上學所以會自知無趣，另一方面則是她希望孩子去上學。）
（但孩子能去上學嗎？）
八天的行程扣掉兩天飛機，一共在巴拿威停留三天。巴拿威位於呂宋島北部的伊芙篙省（Ifugo），其梯田被聯合國認定為世界遺產。其中一天我們前往Batad健行十八公里的山路，沿途和導遊聊天，因為此地似乎快要被驅出世界遺產之列。我問導遊，還有多少人願意務農？他搖搖頭說，「很少，只剩老人。」而所謂老人，是手腳比我還要細瘦、已經八十歲左右的駝背長者。
（By Annpo）
Batad有一間小學，導遊告訴我，那是當地唯一的學校。每個孩子都能上課嗎？導遊說不一定。於是了解為什麼途經一處休息處購買木雕時，會是兩個小朋友在那裡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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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在菲律賓的八天，雖前後只停留在馬尼拉約莫兩天，但回台灣後不斷回憶起的卻是馬尼拉的一切。然而，仔細想想，並非這座城市有獨特氣味，而是驚訝發現：這個過度依賴殖民的國家，至今仍未擺脫帝國陰影。
不論民宿、公園、view-point、路邊小販、街頭商店、餐廳…隨處可見可口可樂、雀巢與波卡Lays。旅程中我不斷尋找「無糖的茶」，而因此被旅伴大嘆我真難養；但尋找無糖飲料一方面是因為不嗜甜，一方面是，如果這座城市隨處可見7-11，為什麼冰櫃裡的產品清一色是雀巢旗下產品？
早晨與傍晚，各種階級的菲律賓民眾全擠在樂透彩券行；入夜後的巷道睡著衣衫襤褸的婦女；孩子在工人挖路湧出的泥濘地下水裡洗澡；穿著挺拔的警衛月薪只有四千披索；但連鎖速食店裡依舊人滿為患…這一切是巧合嗎？
當我們抵達Sagada時，「海外移工必先接受職前訓練」的標語再度吸引我們的目光。宛如亮光的提示，我們把現象記下，決定回台灣，訪問T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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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灣後，開始大量閱讀移工與全球化的資料；慢慢摸索出迫不得已的流動輪廓（上、下）。而今天參加台菲友好協會舉辦的科地埃拉日活動，夏曉鵑老師更直接回答我的疑問—菲律賓根本還在受美國殖民。
我問夏老師，「好奇怪，到後來，國家豈不是會衰敗？」她只是淡淡地說，掌權者永遠不怕，她們私飽中囊的早已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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