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黑手那卡西,是因L傳來他們與日日春關懷協會合作的《幸福》。哭調仔的旋律從音響流洩,與歌詞裡公娼阿姨遭污名化的血跡斑斑,一起引出我的眼淚。對於在酒店裡陪笑划拳的女人們,對於那些必須大開雙腳假裝高潮的女人們,有些面孔,熟悉不已。


曾怨怪,或不解:當那些面孔說著不得已,與其相親者都必須接受那樣的不得已。得知「不得已」時尚且年幼,只能有怨氣,與隱隱約約知道「不,其實不能有怨氣」,矛盾不堪的認知失諧,還不能看穿結構。


這樣困苦地走。不論性工作者,不論與她們親近者,知道《雨夜花》淒愁曲調的無奈,但也僅能知道並接受時間磨損掙扎,然後,接受。性工作者與我的生命經驗,片面而單向,何況許多未曾親近性工作者的人。


妓權運動在台灣開展後,引起正反雙方激烈的爭辯。生硬的論述,難以挑勾心底的柔軟─國外如此,那又如何?制式的、保守的,「非我」所以不(願)懂…然後黑手那卡西唱出有別於《雨夜花》的《幸福》─


「雖然是乎人看輕,走到這條路。
阮嘛是飼家賺吃,有什麼通見笑。
紅燈路頭街巷,暗暗孤單行。
唉呦~換來一家的吃穿。我的人生呦~」



女性的力量:柔軟,卻堅持。




寫下《幸福》的,是黑手那卡西的團長陳柏偉。1988年, 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工人們罷工、上街爭取權利,在學校裡以小左派自居的陳柏偉,就這樣為工人開始寫歌。柏偉並非一開始就有為工人唱歌的意識,而是受到當時 校內原本與他同樣以左派自居、反對當時以台大學生為主流,力陳改變社會就得進入政治路、最後仍選擇與台大學生走上同一條路的同學所影響。


柏偉曾寫下一首歌描述當時並肩齊走的時日,因為疑惑「翠綠的草地上是否開滿了紫色的花朵」,因此他開始為工人唱歌。第一次為工人唱歌,是在一次遊行場合。柏偉站在前導車上,從頭到尾。唱完時他說:「感覺自己還蠻厲害的。」


但後來柏偉這樣反省並如此描述自己的違合感─「我那時候只不過唱唱歌,歌詞也就是拚、加油之類的(因他不在工人與資本家鬥爭的脈絡中),就跟工會的帶頭幹部一起從頭到尾站在最前頭的車上,而那些跟著遊行、真正在這場運動裡的工人們,可能一直都不會有機會站在這裡。」


因著這樣的反省,柏偉與其他團員開始了所謂的「集體創作」第一首屬於工人的歌《福氣個屁》誕生。這首歌旋律簡單、言簡意賅,加上生動的動作變成帶動唱,約莫日後大大小小的社運場合,《福氣個屁》都會被拿出來唱,只要把雇主換成政府,一樣也通。


這首歌剛寫出來時,引起正反雙方的不同評價,不少人問他「你們學生怎麼寫這麼粗的話?」但等工人唱了出來,始知道,成天被關在廠區裡無處可去、怨氣壓抑的工人們,需要的,就是這麼簡單的發洩而已。


聽柏偉這樣說,不免感到無奈。似乎是,就只能藉著歌藉著文章藉著這些軟力量去對抗,成效慢得不得了,又或許毫無成效,只能自我安慰。但樂生那卡西裡阿公阿嬤的臉龐忽忽然映入腦海,想起黑手裡唯二支薪的莊育麟,才真正明白音樂的力量,並非為了反叛。


(而黑手那卡西自己這麼說:悲傷,不會在音樂中獲得救贖。這些音符、節奏和話語,只幫助人們梳理出隱身在錯綜複雜的歷史中的情緒,以及真相。憤怒也是。快樂也是。)




起初,以為育麟只是樂青裡一個很會彈吉他的大男孩,是那個每次阿公阿嬤唱歌,他便溫柔地笑,緩著節拍以便配合的大男孩。不過後來才曉得,原來他也是黑手的團員。


每每看育麟在阿公阿嬤漏拍時,輕點一下頭,刷弦的手或緩或頓、輕揚微笑,或在開始演奏前,湊在每個阿公阿嬤的耳邊,一字一句柔緩地提醒,便覺得,黑手那卡西的代言人非育麟莫屬。


N曾說,她覺得黑手與929的歌曲比較起來缺乏一點美學。音樂素養不夠的我,並不理解「那個層次」的美學象徵什麼。但我認為,黑手的音樂很有生命力。而生命力的核心,是人對人的尊重與溫柔。


黑手歌曲裡的生命力,發展於柏偉的反省,蔓生於黑手團員願意走入不同的抗爭領域,以弱勢者的眼看弱勢者所看見的、以弱勢者的耳聆聽弱勢者所聽見的,並且以和弱勢者同樣的一雙手,去爭取、去譜寫,那些不被看見、掙扎著的微小權利。


於是,聽見富子阿姨唱《每天早上蟬在叫》、聽見麗君阿姨唱《幸福》,才會動容。那是有別於志寧唱的《貢寮你好嗎》那種厚實橋樑的力量。黑手與弱勢者共同創作出的歌曲是河水,時而湍急時而徐緩,但無論如何,都有淙淙的聲音,不斷響著。


日前從另個團員楊優那裡得知〈黑手參〉即將發行,殷切地叮嚀一定要告訴我;然後在去年十二月底參加柏偉在南海藝廊的座談,拿到了這張,有著更多人(也更多元)的集體創作作品。


這 張作品共有十一首曲子,分別描述工殤者無法「平安回家」、愧對父母的《回家》,及再也無法自己盛飯的《阿母的飯鍋》;疲憊駕駛大客車於高速公路的《司機的 心情》;不知何時才能夠不再唱的《勞動者戰歌》;集體創作對弱勢者意義的《老子搞音樂》;來自湄公河與台灣結合的《來自湄公河》、《我從越南來》;短短一 句歌詞卻有著四種不同語言的《我要休假》;被資方隨意資遣卻投訴無門的控訴《土地公》、《我要活下去》;還有還有,為了那位唯一不戴面紗,自信飛揚、美麗 戰鬥,卻終究「差一步」,而跳海身亡的官姐而譜寫的,《崖邊》。


那天在南海藝廊,柏偉若有所思地談起創作這首歌的背景,當時,我以為他要哭了。他說,官姐跳海死亡,大家都很訝異,「畢竟她是從來不戴面紗、自信地覺得做這行一點都沒有不對的美麗女性。」但在性交易遲遲無法除罪化、在道德統治的壓力下(啊我想起那篇恐怖小說《Lottery》,誰知道什麼時後會輪到「自己」?),官姐畫著美麗的妝,回到家鄉瑞芳,跳海身亡。


柏偉在官姐死後,遲遲無法寫出弔念她的歌曲,直到某天來到官姐自盡的崖邊憑弔,方想起她曾這麼說─


我是站在崖邊的查某人,
只要再退一步,
就會跌入海裡。



於是這首《崖邊》除了追思,或許也在提問:
「何時我們才能伸手握住,在崖上、在風中,飄零的那些手?」




延伸閱讀:

帶一把吉他,黑手走進樂生院:莊育麟談樂生那卡西
底層的堅持─黑手那卡西11週年
日日春關懷協會
黑手那卡西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工殤協會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