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快樂種 居民健康樂




「詹媽媽,這個蘿蔔真的不用洗嗎?」在北投國小附近上班的一位婦女,拿著北投在地農民詹枝花種的蘿蔔好奇地問。「不用不用!」詹枝花邊強調,邊拿起一根紅蘿蔔,「喀」地一聲將不到10公分長的紅蘿蔔折成兩半,拿其中一半給顧客,「我不灑農藥,所以這麼小根,妳吃看看!」另一半則塞進自己嘴裡,喀滋喀滋。


許多主婦都知道,在市場上長得又大又美的蔬果,多半是中南部農友辛苦種植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農藥使用在台灣依然對環境與健康造成問題。雖然農友在蔬果採收前,多半會請農會進行生化檢驗,確定農藥殘留不超過標準,但在有機、無毒食品開始蔚為風潮的健康時代,若消費者支持小農與地產地銷,不但能吃得健康,也讓土地更永續。


去年底,北投社區大學與北投文化基金會、農會等單位,經籌備溝通,與北投區十八份約11位農民合作,展開三場「農民市集」活動;希望透過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面對面溝通,讓消費者知道有機、無毒的健康生產過程,推廣「地產地銷」的環保觀念,為小農行銷開出一條新道路。


十八份指北投泉源里登山路以西區域,全境屬國家公園管理區以及山坡地保護區。此區域是百戶人家的小型聚落,擁有豐富自然景觀與人文資源,深具歷史背景及山村聚落特色。


同時這裡也是台北地區少數仍農作的地區。甫接任北投社區大學校長一職的謝國清說,北投山村離都市只有20分鐘車程,因陽明山的環境特色,種出來的蔬果毫不遜於中南部的產品。


十八份的農友多為小型農家,行銷管道則在行義路一帶或山下的傳統市集販售。但不同於其他攤販,十八份的農友堅持種植「社區當令」的農產品,更以自然或有機的方式耕種。「我們希望藉著農民市集的計劃,將散落在北投的生產者聚集起來,強調友善土地、健康生產的農業價值」。


上週六是最後一場農民市集試辦,為了在清晨八點趕上居民採購食物的黃金時間,不少農民在前一晚「趕工」,就為了讓消費者吃到健康的好食物。如農友康美子,將自植的蔬菜製成泡菜,並利用紅麴、雜糧等作物,手工製作饅頭販售。


康美子羞澀不多話,但談及自家泡菜卻鐵定開啟話匣。康美子拿著裝泡菜的小盤讓來往民眾試吃,一邊強調「自己種的,沒農藥!」她的泡菜吃起來不會酸得刺人,雖醃漬過卻還吃得出高麗菜和大白菜的些微甜味,口感和一般市面販售的泡菜比更是脆利爽口,「我可是從前一天晚上10點忙到今早咧!」


像康美子這樣埋頭耕耘的農友不在少數。如78歲的詹枝花,瘦小、背脊彎曲、腳微跛,這是她自7歲起開始農作留下的身體記憶。詹枝花和丈夫在東昇路往後山方向右手邊一片開闊的梯田耕種。


因此區為「北投安心蔬菜區」,詹枝花的蔬果自然完全有機。不少主婦經過,都被她小巧可愛的紅蘿蔔吸引。詹枝花為了有機耕作,得花上更多時間巡園、防蟲害,雖她小小埋怨「我做到(種田)脊椎四根彎掉」,但辛勤勞動的結果讓她看起來只有50多歲。


詹枝花強調,新鮮有機的食物最好吃,在沒有客人的時候,她便啃著自家的紅蘿蔔,像活招牌。而詹枝花旁邊的攤位是種植桶柑的詹敏慧。詹敏慧平時在北投溫泉路附近擺攤,為參加農民市集,原先的攤子讓國二的女兒照顧,而她小六的女兒則跟她一起到市集勞動。


問及孩子覺得假日得顧攤辛不辛苦?詹敏慧的小女兒羞澀地說:「還好啦。」詹敏慧在一旁大笑說:「當然還好,因為我有付工資啊!」詹敏慧也不使用農藥,和親戚趙懷弟約從10年前開始有機耕作。除桶柑外,也種植一般蔬菜如韭菜、菜頭。


詹敏慧驕傲地指著自家的桶柑說:「現在很少人種這個了!」桶柑在陽明山因氣候及地勢條件,照顧困難,種植的人愈來愈少;「但因十八份在大屯山,濕氣重又是火山岩,這裡的桶柑吃起來和其他地方絕對不一樣!」


詹敏慧指出,農產品會因環境條件而有不同生命形態,加上近年有機食品風行,更讓她和丈夫堅持耕種。她說明,桶柑只放有機肥,不噴農藥,但得花不少心力防蟲害,「不過雖然醜,吃起來酸中帶甜的滋味絕對難忘!」


趙懷弟補充,有機無毒農業絕對是未來趨勢;她坦承剛投入時常因賣相不佳、無收成而想打退堂鼓。「但是一投入就難回頭了!」趙懷弟說,農友都希望種出來的食物可以現摘現吃,因此只要消費者願意支持,再難都會堅持下去。


一早趙懷弟準備設攤時,有位主婦看到她賣的韭菜,立刻驚嘆地說「我吃別的菜已經吃到沒味道了!我要等!」便佇候一旁等趙懷弟把菜挑好,買了一大袋回家。趙懷弟的韭菜只要輕輕撕開,清香便立刻發散。「這是噴藥的菜不可能有的菜香!」食物的原味,來自健康土地的灌養,趙懷弟這樣強調。


事實上,有機、無毒農業,不只具有健康與環保的概念,同時也極富教育意義。位於中正山步道旁的立祥農場,是北投僅存的兩家草莓園之一。從前任園主開始栽種草莓,現任園主吳方村承繼兩代種植技術,堅持不用藥,並加入創意,將草莓田變成草莓盆栽。


代替兄長吳方村到市集和消費者溝通的吳方伶認為,農作物是生命,如何成長、照料,都可以是教育素材。近年不少學校也在校園推廣種菜、種稻,不但成為學校特色,更是完整的生命教育。


因此立祥農場將有機草莓放在較深的盆栽,以利草莓的根繁延;在推出草莓盆栽時,很多人都訝異並質疑「到底種不種得出來?」吳方伶說,其實只要陽光和水份充足、澆水時不碰到果實,並在產季(25月)花功夫將盆栽底層的老葉摘除,便能順利結果5次。


而因草莓結完果實後便會自生新苗,不用換盆,非常便利。「很多有概念的父母,都會買回家和孩子一起種。」吳方伶表示,照顧植物和照顧動物一樣,都能讓孩子獲得啟發,也能和部分學校課程配合,很受到家長歡迎。


不過,寓教於樂、健康飲食,不能只靠農民的努力,還需要消費者的支持。偶爾向詹敏慧買菜的北投市民蔡太太說:「她的蔬菜真的好吃!」蔡太太表示,她很支持節能減碳、地產地銷,所以即便詹敏慧的菜比別人貴,她還是買,「不支持農民,她們可能再回頭用藥,對環境或自己的健康都不好。」


但蔡太太也坦承,她對詹敏慧宣稱有機耕種的相信是出於「她們看起來都蠻誠懇、憨厚」,但有機農業不能只靠她這樣的消費者撐起來。蔡太太認為,政府應該協助小農進行有機認證,否則難以取信一般社會大眾。


但謝國清指出,因台灣環境濕熱,要農民完全不用藥真的困難;北投區農會推廣組辦事員魏俊凱也坦承,目前多數農民還是習慣使用農藥。雖然農會協助農友檢驗殘毒標準,「但當然能不使用就不使用是最好的」。


謝國清認為,折衷現實環境與健康標準,台灣或許可以思考發展出不同的認證標章,如「完全有機」、「無毒」,讓農友有較多彈性,階段性地改變農友的農法與消費者觀念。


不過目前要取得認證標章,不但標準不一,也因認證機構多為私人企業、索費高昂而使農友怯步。魏俊凱表示,農會因與農民太親近、檢驗機械昂貴等條件,不適合當「公正認證」者;農委會雖曾補助農友進行有機認證,不過現已取消,就連一般生產履歷也不再強制要求,有點可惜。


謝國清希望,政府在現代人重視健康的風潮下,應重新思考如何協助農友,將標章清楚劃分、協助獲得認證的可能,有機農業才能發展。未來北投社大也將和社區再繼續溝通,若農友與社區意願高,將繼續以農民市集的方式推廣,希望更多人加入「讓自己健康、他人快樂」的行列。

Happy Union


(修改自Miffy畫的圖



今天下午,Wenli在Twitter上大放閃光,宣告他和愛情長跑八年的Miffy,將在明天結婚。看到這則閃光彈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天啊,終於!」然後很快地送出一則恭喜的訊息。之後,我在Plurk上說,不知道為什麼,雖然和她們兩個都不算非常熟,但看到她們要結婚的訊息感到非常非常高興;而後阿潑補充:「我也是,真的覺得她們是一體的。」


一體的。




和Wenli的認識起因於樂生,在這之前,我對「部落客」是什麼並沒有概念。那是一年多前的夜晚了,大家發起集資登廣告的活動,要登的,就是Wenli對90%方案的手繪說明圖


那個在七星舍的夜晚,我和光頭拿著紙筆做訪談,說話的是How和董福興。而Wenli則默默地和草爸坐在我右側的桌椅上,很專心地,修改著每一個他覺得不夠精確的地方。


那時和他只說了一兩句話,很工作、很社交的。我問,「這則圖檔可以給我嗎?放在頭版」。Wenli說好啊。沒有任何、其他附帶條件。一句,好啊,我存給妳。然後繼續修圖。忘了幾點了,跟樂生危急的速度一樣,時間感流逝得很快;隨著七星舍煙霧瀰漫,夜漸深,而他終於修改完最後一筆,將圖交給負責刊登廣告的人,然後,驅車回台中。


回台中。


那時候,我並不明白怎麼需要這樣著急地回去呢?畢竟是「廢業青年」,住在台北一晚應該沒有關係吧?一直到很後來,漸漸熟稔了一些,才知道Wenli要回家,是因為有人等待他。等待,因為需要。




那陣子,樂生告急。我對Wenli最多的印象除了登廣告這件事外,便是他經常一天往返台中─樂生的舉動。那是很強烈的對比。當某天晚上媒觀在The wall開著座談,而有位輔大學生問及關於大眾與樂生對立的問題時,Wenli默默修圖然後急急返家的那個畫面,總會浮現在我的腦海。


輔大的學生沒有踏入樂生一步。但Wenli卻長途跋涉只為再親身體驗一點,關於他疑惑並想對抗、改變的一切。


他是很行動派的人,雖然Wenli總說自己是「宅男」。但事實上,他做的很多事,往往不僅止於寫文、動滑鼠;他將自己對許多事物的關心化為行動。除了樂生,還有流浪貓狗,還有最近發生的野草莓。不勝枚舉。


但Wenli總是很低調克制的。同樣是彼此都關注的議題,但比起我經常哇啦啦地憤憤不平,每每看Wenli的文章與行動,都會覺得他好沉穩。細讀他的文章,會發現他總用很幽默的方式表達他的看法。而那對多數對弱勢議題陌生的人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對我來說,那是一種智慧。而我這樣揣度,他的智慧,必定也用在他和Miffy的相處上。




嚴格說起來,和Miffy只有一面之緣。那是去年BOF當天。那次看她們兩人的互動,覺得Miffy讓我感覺很像貓:既獨立又依賴,很矛盾的。而因為瘦瘦的、眼睛有光亮、會畫畫的,有時也會讓我聯想起隱匿。而她們兩位有一個更大更大的共通點:愛動物。


Miffy的外表給人感覺很酷、不易親近。但她的溫柔與愛,卻在流浪貓狗的身上輕易就能找到。光是長久以來可以努力不氣餒地當中途,我就幾乎毫不猶豫地喜歡上她。儘管我們並沒有太多交集。


每次看到Miffy為動物的事生氣或傷心都會覺得心疼。曾經我也是一隻一隻貓狗(還有鳥魚之類的)揀回來養的人。很能體會看見流浪動物身上的傷痕或不信任的眼神時的那種難受感。


同時也因為在流浪動物之家當過義工,更知道要當中途有多麼不容易─尤其在棄養潮一波又一波、大眾對TNR依然沒有清楚概念,更重要的是:並不把這些動物的生命看得與自己等值時─送不送養都是種掙扎,究竟要怎麼才知道自己所愛的那些生命能否受到好的照顧呢?而往往,Miffy總會哭。


不過,Miffy有一種和Wenli一樣的氣質。記得有一回她在Twitter上對Wenli說:「如果我有涼宮春日的資質,我要把棄養、虐待動物的人全部關到閉鎖空間去(念力集中測試Iing)。」忍不住就微笑起來。




算起來,和Wenli的交談很少,十根指頭應該數得出來。畢竟比起同樣有女友的How,Wenli非常恪守分際;當然,這不是在說How是花心鬼(最近真的躺著都中槍啊你XD)而是覺得Wenli確切知道,他的另一伴需要什麼樣的舉動,才能獲得安全感。並且他從不避諱坦露自己在這方面的細心與溫柔。


還記得Wenli在生態綠揀到ÖKO ,大夥到他家看貓,因為貓太可愛以至於大家流連忘返,但那天他得去台中找Miffy。因為我們的任性耍賴,Miffy那邊的電話一直來一直來。若是我在朋友面前不斷接到同一人(無論是否伴侶)的電話,一定會覺得煩躁;但Wenli並不,他讓Miffy和大家說話,半裝可憐半裝可愛地說:「我回去會擦地板的。」


並且因為Wenli跟Miffy因工作關係目前分隔兩地,每當Miffy在台中因為流浪動物的事情傷心傷神時,都會看見Wenli的自責。自責無法陪伴Miffy,不論是實際行動或精神上的。「她一個人,要獨自生活還要照顧那些貓狗,已經非常努力了。」Wenli總是這樣說。




日前應Wenli邀約,到《有話好說》談潮寮事件。Miffy剛好出差北上,How說等Wenli下班,準備一起吃晚飯。不過Miffy臨時耽擱不能來。席間,Wenli接了幾通Miffy的電話。


忘了是因為什麼對話,Wenli掛電話後我問:「Miffy很依賴你嗎?」而Wenli只說了:「我們彼此依賴。」


伴侶。就是把對方的事也當成自己的事,並毫不猶豫地支持吧。


而應該就是那時候覺得,她們真的「一樣」。在彼此的靈魂中照見自己。也是第一次突發奇想:嘿,原來戀愛長跑,並不比對抗那些不公義的事來得簡單。


非常非常真心地,祝福妳們。希望妳們與可愛的動物們,都能在未來的路繼續相互扶持。


新‧婚‧快‧樂

灑落一把鹽






昨天因病休假,幾乎睡了一個整天。不過眠夢不斷。近三日皆如此。夢中重覆一些回憶,清醒時覺得倦累,明白原來不是將所有關於舊日的一切清空就好。那種清醒感,像其中一個夢境,是我想玩桌上遊戲「Ticket To Ride」卻被所有人拒絕的畫面。很絕對的悵然─連這麼簡單的要求都實現不了,遑論遺忘。殘酷得近乎沒有道理。


「魔鬼藏身於細節。」
偏偏揀拾的盡是片段。


於是想起《香料共和國》裡瓦希里爺爺終於和主角凡尼斯重逢的那一幕:凡尼斯握著瓦希里的手對他說:「爺爺,我來看你了。」老人的手在病褟上顫顫舉起,先是微微縮著無力的掌,然後輕悄放開每根指頭,讓大姆指滑過,食指,中指,無名指。


「食物和生命都要加鹽才會更有滋味。」在閣樓上,瓦希里慈祥地在凡尼斯的宇宙灑落一把晶亮,就連最後的相遇也不忘做出詩意的道別。只是瓦希里的手勁過重,菜餚走味,苦。


很知道這是矛盾。那個夜裡曾經討論關於詮釋。太看重生命歷經的碎裂並工於分析,久了便像N說的:「一點都不敢習慣沒有痛的人生。」但精確地說,卻是從不知道「沒有痛的人生」長成什麼樣子,以至於必須這樣拼湊試探,關於是否有所可能。


可能,無關私密的情愛,而是更廣義的─經常,夢見不會游泳的自己水母漂在幽黯的海中。下潛,試圖解救一個又一個陌生人。陌生人,你的人生苦痛嗎?你遭遇什麼,而我們為何相遇?


只是當陌生人望見我的雙眼並讀到疑惑,必定開始如人魚公主化成白沫,快速攀升至海面,隱匿在浪潮過後那片無盡的白。


無盡的白。

在歌聲中與世界對話

無薪假、裁員頻傳,多數民眾惶惶不安,希望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但在這波經濟不景氣衝擊下,卻有3位年輕人依舊「安貧樂道」,坦然接受經濟上的不安穩,以音樂及其他專長,繼續奮力與這世界「疑問與對話」。


藉音樂與他人對話

就讀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黃瑋傑、正準備出發到中美洲旅行的莊慕華,以及一邊在環保團體志願服務並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呂翊齊,分別在年少時因著對世界與人類社會的疑問而疑惑、反叛,卻都藉著音樂自我抒發、與他人對話。


在多年之後,呂翊齊在新竹新埔鎮反華映、友達兩家科技大廠污染霄裡溪事件中,與黃瑋傑結識,並在同年7月反蘇花高興建團體舉辦的培力營中認識了莊慕華:「這世界很小,為著共同理想努力的人,總會相聚。」她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使用吉他創作與各種社會議題相關的樂曲,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感動了許多原本不關心社會弱勢議題的人,甚至成為社運的力量。


呂翊齊曾因參與石門水庫治水案,有感於河川被工程化而寫下《我是一條沒有生命的河流》;參與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寫下《堤岸頂仔的查埔人》,向主擋開發十多年的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蔡嘉陽致敬。而他的創作,也被公視賞識而用於《我們的島》。


黃瑋傑則為霄裡溪污染案寫下《命水》,描述土地與水被工業污染的困境;他也為卲族傳統領域被剝奪寫下《官兵抓強盜》、為樂生保留運動寫下《在昨天、在今天》;而莊慕華也曾為6年來努力支持樂生保留各界人士寫下《Silly Boy》,並在去年的野草莓運動中寫下《野莓之聲》而廣為人知。



媒體誤解社會運動


當時,主流媒體紛紛欲競相採訪莊慕華,但她一一婉拒。「它們全部誤會我寫那首歌的原因了!」她用著甜美的聲音,尖銳指出社會、媒體對社會運動的誤解,以至於改革如此艱困,而她們必須寫歌。


然而,回顧她們三位青年的成長背景,她們也曾是汲汲營營、遵循目前社會既定規範的一般人,或是對社會冷漠的沉默者。她們能蛻變,並非偶然,而是不放棄疑問,並勇於做出選擇所致。


黃瑋傑出身美濃,今年25歲。因體能見長,一路順遂升學,進入師大體育系讀書。「原先打算畢業後就當體育老師。」黃瑋傑說著家人對他的期待:「但我心裡一直有些不安,因為我喜歡的其實是電影。」雖沒有轉系,但黃瑋傑偷偷去學著拍片,因為清楚知道,「自己在現在的位置是不對的」。不過他一直保持低調,等到考上南藝大,有個「可接受的身分」,才向家人報告。


仔細追溯,黃瑋傑感到「不對勁」,是因聽到客家歌手陳永淘的歌謠。某天在繁華的台北城中,黃瑋傑聽到陳永淘唱歌:「記得第一個反應就是『靠!我的母語能變成音樂、還承載不同於情歌的一切!』」在一片流行音樂市場中,這反差對黃瑋傑造成極大衝擊,使他自覺已漸漸遠離家鄉、土地。「可以說,阿淘哥的歌召喚了我!」


登山見識人類自私

呂翊齊則出生於傳統保守的大家族,親戚一概為商科背景,「努力賺錢」是重要守則。在大學前,呂翊齊從未懷疑過這條路的正確性,但大一加入登山社後,卻因見識到人類的自私而開啟疑竇。


呂翊齊是個好好先生:「但和山社夥伴從中央山脈南二段縱走10天時,是我頭一次感受何謂『憤怒』。」當時是縱走的最後一天,他和夥伴停留在嘉明湖的山屋,離去前,他們收拾山屋中的垃圾,卻發現附近土中冒出一角黑色的塑膠袋。


當時呂翊齊動手挖掘,挖出後發現垃圾袋裡「什麼都有」。登山垃圾重達20公斤,讓他和夥伴傻眼不已。他和其他5位夥伴決定將垃圾揹下山,看著遠方延的稜線、夕陽與雲海,不禁想:「埋這包垃圾的人到底在想什麼!」但他的憤怒與失望找不到解答。


死讀書找不到出口


呂翊齊當時就讀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他直指,學校老師根本只知道教他們如何找到好工作、怎麼賺錢、如何成功創業、做好管理者,「但卻不教我們如何解決面對疑問的方法,或這世界發生哪些我們不知道的事,只教我們承襲這世界一切已發生的事情與規則」。沒有出口,所以反叛。呂翊齊差點被二一:「我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裡,我可以做什麼?」


不同於呂翊齊,莊慕華則很早就洞察人世無奈。她從小和其他孩子不同,加上喜好閱讀、母親從8歲便帶她到各地旅行:「讓我覺得世界上無奈的事太多,那些悲哀不是我撐得起來或能改變的」。


莊慕華帶點無奈地說:「我從沒想過這個世界有『老師』,直到我發現現『別人有老師』。」她的成長背景也缺乏人文學科的朋友或親戚,家人不是學音樂就是理工,全由公教人員組成,只會講專有名詞,卻對社會沒熱忱,於是她討厭知識分子,選擇成為「孤離的都市人」。然而,這依然無法弭平她的不安。


黃瑋傑坦承,一直到研究所前,學校教育鮮少有「左派思潮」,不懂批判、獨立思考,幾乎已成高等教育的通病。不過系上一堂《政治經濟學》讓他了解左派思潮,並在同系學長平烈浩的邀請下關注樂生保留運動,這些實際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促使他進一步自我辯證,並懂得以另種角度觀看家鄉。在此同時,他也拿起了吉他。


寫歌控訴家鄉變樣

黃瑋傑曾為家鄉美濃寫下《田坵立著大洋房》。他說,美濃過去整片的好山好水他還記憶猶新,但如今觀光和商業進駐,純樸農莊變樣,一棟接一棟別墅從田地竄升而起,但卻是大財團、大公司的人來買田建屋。「田裡一層樓高農舍的規定為什麼會變超級別墅?其中國家機器的利益勾結,讓我決定用歌來當武器」。


呂翊齊的抉擇,則比黃瑋傑來得晚。雖然他知道「不對勁」後,參加靜宜生態系的楠溪工作隊,認識更多人與環保團體,並加入荒野保護協會帶小朋友進行環境教育;但面臨長子與家中經濟壓力,「若為了『自己』,而無法一畢業就拿錢回家孝順父母,似乎太任性」,所以畢業後,他選擇就業。


呂翊齊的第一份工作是旅遊業,試圖偷渡生態旅遊的觀念,但發現就業環境太現實,因此離職,在家人說服下加入保險業。「保險業是要對客戶一輩子負責的行業,但大學起開始的不安一直都在」,在權衡下,呂翊齊一直以志工方式在環團服務。


他和黃瑋傑一樣,高中便玩吉他,但吉他當時對他只是辦活動的工具;直到接觸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於環評會議上看到蔡嘉陽保護保育鳥類與土地的行為後,他發現隨著這幾年的自我辯證,「音樂與想法竟自己相遇了」,於是很自然地拿起吉他,為環境唱歌。


在參與愈來愈多環保議題後,呂翊齊發現自己的疑問愈來愈多。他不再只安於為環境唱歌,而想親自了解這社會如何運作,現有的糟糕狀況能如何被改變;因此他毅然停止優渥的保險業務員工作,向家人解釋:自己要投入NGO,並投考研究所,補充自己的不足。


從環保事件相信人心


莊慕華則是大五時在洪雅書房台南分店當副店長時,看到許多不住二仁溪附近的人卻毫不計較地為這件事努力,重新燃起了對人的信心。


「我看到人不可思議的一面,他們掙扎著活下來,不停有溫暖的事發生、大家無私地分享,多到滿出來,讓我覺得,這世界或許有救吧!」她笑著說。


畢業後,莊慕華陸續在幾個地方如唐山書店、百視達等地方短暫工作。2007年暑假時參與浩然基金會舉辦的的另類全球化研討會時,認識了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丘延亮,進一步開啟她對社運的視野。


當時她接觸的也是樂生保留運動,「不過最高潮點已經過了」。樂生保留運動在去年415大遊行後,運動力量開始削弱,莊慕華參與太慢,只好旁觀居多。莊慕華坦承自己很焦慮──好不容易有熱情,卻沒有位置。


但一次在立法院中興大樓前,樂生舉辦一場演唱會,她看著丘延亮、苦勞網秘書長孫窮理及其他長期支持樂生的青年們時,忽然有了創作的衝動──她自小學鋼琴、高中學聲樂,加上中文系的文字功力與比別人更細膩的感受力,正是創作不可或缺的。


於是她寫下《Silly Boy》向這些人致敬:「I once laugh at him, cause he`s always saying love & peace. Somehow he got the smile it looks like me, I finally know what it means.」莊慕華說,當時她才明白:「如果我不了解我自己,我就只會成為別人。」這也是她寫下《野莓之聲》所要述說的:「若革命者(學生)只是被永恆地帶領(學者),那就不是革命。」


拋開現實追求理想

看在旁觀者眼裡,「過於天真」應該是對這3位年青人最直接的想法,尤其在失業率這麼高的情況下。但理想跟現實並非無法兼顧。若黃瑋傑沒有改變,在流浪教師潮中,他或許正是失業者之一;但現在的他,因為勇於改變、參加客語歌曲創作比賽而得名,之後陸續獲得演出的機會,如北縣府目前舉辦的《碧潭音樂節》;而研究所學到的技術,也讓他有專業能力接案。


目前呂翊齊則靠先前工作的積蓄維生。問他擔不擔心?呂翊齊灑脫地說:「正因保險業薪水不錯,才更發現,若只專注在金錢上,只不過在把理想跟目標化為數字,而離年少的自己更遠而已。」他說,什麼工作都能做,要追求的並非「富裕」的生活,只要能維持自己的開支即可。


這3位年輕人中,莊慕華的經濟負擔最小,她坦承除了接翻譯工作外,部分由母親接應。莊慕華說,母親雖並不反對她關心社運、在NGO工作,但更希望她發揮在音樂與文字的長才,當作家或音樂家,「於是我決定把兩件事放在一起,我寫作,但將以旅行的社會觀察為內容」。


3位年輕人覺得,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學校教育對學生的訓練,多半來自社會的投射,她們的蛻變,也是從這樣的角力中逐漸掙脫,並透過選擇,培植出自己的力量,及說服家人的可能性。因此,理想與現實平衡的路縱然漫長,「但吾將上下而求索」。她們期待,也鼓勵每個人繼續疑問,夢想才有實現的可能。

一個「?」的焦慮

在農曆過年前某天,狠狠地在C家哭了一場。起因是討論環保問題。他在開完一場會還是讀了些什麼論述後和我討論,基於分享,因為我是他的另一半,而且相擁共同價值與目標;只是我在某個瞬間感到厭煩、覺得累、覺得想休息,覺得不想再談。我爆炸而他被我嚇了一跳。直到我哭了老半天後才有辦法向他解釋。


我說,覺得有點孤單。缺乏戰友。環境不對。更明確地說,我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再當記者,但卻有那麼多人對我說:「妳要繼續寫下去。」壓力很大。


說過很多次,雖然從小覺得因為喜歡聽故事與書寫而覺得適合傳播業,但在進入大學,認識新聞,並更清楚知道自己不喜歡快速建立關係只為了掠取某些東西而完成「工作」,我覺得自己不適合當記者。只是我終究還是選擇了這個行業,不將它當成工作,而是生活。所謂生活,是將自己也當成公民,只是我有了記者的身份可取得更多資訊。只是這樣的想法似乎違反一般「記者」的準則與專業。


談的並不是平衡報導、中立客觀。雖然曾經也困惑過。尤其在去年大量跑樂生的新聞時,系列專題報導的「不客觀」,讓讀者向主管反應,報社立場太過偏頗。但當時不覺得不妥。因為覺得主流媒體同聲一片,為什麼立報不能有不同的聲音?而那不同聲音不是因為同情而寫,而是為了這社會該捍衛的普世價值,透過收集資料與層層疑問而寫出的不同聲音。


記得開始覺得在大眾都鄙視媒體時還覺得當個記者是件好事,是因為國姓空手道少年的採訪經驗,我傳達故事,而閱聽眾受感動;在故事尋求政策改變的可能,因為信仰某些價值;而後政策改變,當媒體的力量與故事主角的努力在對的時機相遇。那時候開始喜歡採訪。


但當隨著跑線愈久,愈清楚每天新聞產製多半是開記者會然後記者去採訪然後把那些別人說的話寫下來然後變成鉛字然後印出來然後閱聽眾看到。當然這過程中,記者對開記者會的人提出質疑,但或許是小教育的路線,除政策問題較有辯論空間外,新聞多半是學校活動,我對這件事一直抱有存疑:為什麼學校需要做形象?因為學校需要績效、需要名氣,以爭取接下來更多的經費,但這是對的嗎?教育資源的分配不是該看學校真正需要所配給,為什麼教育要跟績效相關?而媒體又為什麼要在這個不對的循環占一個角色且是重要角色?


我開始不喜歡跑教育。覺得虛假。甚至社福線也是如此,總是開一些企業捐贈的記者會、募款的記者會,批評政府政策問題的新聞少之又少;社福團體出現在新聞版面時,除上述所說外,就是移工逃跑、全家燒炭自殺、自殺問題、情殺、兒虐等等等等。新聞記者,只要告訴讀者發生這些事就好了嗎?告訴讀者這些事,錯誤的事情就會改變了嗎?


當跑線愈久,就愈知道什麼媒體輿論壓力,根本沒有想像得大。不是說它沒有影響力,而是影響力是可以被操作的。同業中誰誰誰寫假新聞、誰總是被餵新聞大家都心知肚明、報社高層要記者拉業配、政府官員請媒體高層吃飯、企業買廣告版面…一度非常失望。直到接觸到樂生。因為樂生讓我知道有人想聽不同的聲音,然後她們可以知道自己能夠如何行動。


樂生之後,從教育、社福線轉跑環保和社運。因為看見這些團體在記者會之外做的事,並且它們抗拒的確實是體制,所以別人不聽的環評,我聽。別人不關心的舊聞,我關心、重寫、重說,因為我相信,「如果一棵樹倒下而沒被報導,那它就不算倒下」。只要能到現場去,就算在屏東也去。即使報社一年出差費只有五千塊多半需要自己貼補。


因為我真的視記者這份工作為神聖的,卻也知道自己是一般人,但不就是因為一般人,所以要代替沒辦法到現場的其他公民,去看、去聽?用我的價值觀,除非站在我的對立面者願意並能夠說服我?


因此我寫的環境和社運新聞向來很「嗆」。不是不在採訪的過程中去詢問官員、去傾聽他們的意見。就拿葉金川近日去樂生的這個新聞來說,阿潑說,我的特稿寫得太兇,讓她不太能接受;她覺得我在還不知道葉為何要去樂生的前因後果,就因為這個人而預先下判斷。


我不否認一聽到葉要去樂生時的第一反應就是做秀。但當天去採訪時,我依舊問了葉「為什麼忽然來樂生?」、「為什麼明知圍籬有問題卻那麼晚才說要撤」,問人權小組說要為劉兆玄的宣示負起「前幾任政府的錯誤」,那麼為何院方還收「福利基金」,而那些收錢的海報就正貼在記者會現場的後方。


可是葉給我的回答是:「我說了就會做」,然後問:「妳是誰?」我忽然覺得很荒謬,覺得好多討厭的事一再重覆:這些人真的願意誠實嗎?這些人願意為了價值而誠實,而非為了關係而「說話」嗎?當我不是專跑衛生署的記者而葉金川不認得我的臉,就沒有資格得到答案?


我知道這樣的想法傲慢又天真─你是誰?憑什麼人家要誠實告訴你一切?因此隨著主管不經意的提醒或揶揄、前輩的叮囑,甚至好友的提醒,以及整個大環境的不對勁,我開始自我質疑,而且覺得沮喪。


而有趣的是,當衛署大陣仗地在新院區開記者會,其他媒體問問題,他雖然有禮回答,但清楚知道整個樂生事件脈絡的記者,又要怎麼相信那些官腔,然後告訴我的讀者:這個政府真的有心道歉然後負責?而是不是因為我無從判斷起,所以應該交給我的讀者去判斷?


HOW曾說,他覺得主管一定覺得我是個糟糕的下屬。因為我不遵守規則。我知道,而其實主管某程度來說,不僅是包容我,甚至可以說是縱容了,但我有時候還是會因需要妥協而不舒服。那次是瓦礫從法國回來,大家在生態綠喝酒的夜晚,從那時候我就一直把這問題放在心裡,或說,樂生之後,我問自己到底是運動者(革命者?)還是記者的問題又回來了。但想了想,卻發現不,不是「革命者/記者」的問題,而是「傳教者(教育者)/記者」的問題。


情人節那天晚上,和兩位前輩吃飯,她們不約而同地給我忠告,除了要再對政府官員多點包容、以請益專業的方式去建立關係外,最衝擊我的是「記者是要給讀者素材讓她們去判斷,而非為讀者下判斷」。


那天回來後,阿潑很巧地也有感而發,她說:「覺得在本質上,妳的人類學家色彩比我強很多,對於紮根與深度的基礎、長期的追蹤與注意。今天仔細想想,我對『訊息』的敏感度很傳播,但比其他學傳播的,我還是會繼續關心特定議題,多半出於經驗或認識。而且我也不會碰了後就不管。」


這樣的話,對一個用功的記者來說,是一種稱讚;但她同時也說,「記者也必須廣泛地去伸展雷達,幫讀者找出更多他看不到的『新聞』。」於是,聽起來像是「專業」不足,但究竟要怎樣才是專業呢?當我們的媒體環境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從某方面看,那些希望我繼續寫下去的鼓勵(壓力),或許正因為我去衝撞這種傳統的規範而來;但弔詭的是,在傳統的媒體規範與現今媒體環境,我就不是個「專業」的記者。於是掙扎,於是好累。

談負責?請先三省吾身

【記者胡慕情特稿】葉金川近日多次暗訪樂生院區,昨天公開道歉,並帶著「漢生人權小組」成員前往樂生院區,在媒體面前表示會盡力照顧院民,看似誠意十足,但落實之路恐怕遙遙無期。

葉金川說,會遵照行政院長劉兆玄指示,依以通過的《漢生人權法案》,對院民做出正名、補償及後續醫療人權照護等行為。同時也承諾撤除非續住區與續住區等不必要的圍籬,以便院民出入方便安全。「我來這邊十幾次,院民說的,我都會儘量做到。」葉金川這樣說。


但當問及葉金川,若衛署與政院有心遵守《漢生人權法案》精神,為何在去年12月3日、法案已通過時,仍強制迫遷樂生貞德舍院民?葉金川的回答是:「這是不得已下的平衡做法。」他強調:「我也覺得遺憾,政府不該這樣對院民;但如果不是學生抗爭,我們也不會這樣做。」


從葉金川的說法明顯可知,葉金川不僅試圖劃分長期支持樂生運動的青年與院民間的關係,甚至有意在媒體前誤導閱聽眾當天反對迫遷者的「正當性」。因為葉金川略而不提,儘管近日他來訪密切,卻不能抹滅在12月3日迫遷前,樂生院民與學生多次前往衛生署「求見」,但他卻避不回應──這才是導致當天學生與院民「一起」死守、大喊「求見葉金川」,卻仍被暴力迫遷的真相。


至於葉金川承諾撤圍籬也是虛話,光說「會做到」,卻不敢承諾期限。去年底,立委林淑芬邀請樂生院方、捷運局、北縣文化局與文建會召開公聽會,當時所有政府單位都承諾要立即「撤除圍籬」,但現今圍籬不減反增,葉金川的承諾,到底說給誰聽?


行政院聲稱人權小組將要恢復漢生病人名譽、盡力做好補償,劉兆玄也說要一肩扛下「過去歷任政府的錯誤」,但從衛署與院方觀光團似地走馬看花,葉金川甚至對被迫遷者藍彩雲說:「反正妳住那裡也好好的嘛。看開點!」(被迫住在以前關精神病的房舍,後方有大批土方,隨時可能因雨沖刷)來看,勸劉兆玄和葉金川還是先三省吾身,畢竟不知錯,要怎麼改過?

劉揆承諾照顧樂生院民 口惠居多

【記者胡慕情台北報導】行政院長劉兆玄昨天上午在行政院會中,代表政府向漢生病患公開道歉,並表示要為「過去歷任政府」負起責任;下午衛生署長葉金川隨即前往樂生療養院再度向院民公開致歉,但部分院民表示:「不滿意!」


自去年公共工程委員會做成拆遷重組方案後,工程進度便馬不停蹄,樂生院全區保存幾乎胎死腹中,但院民多已接受。然而因為文建會遲未做出文化資產園區的詳細規劃,台北縣文化局目前進行的拆遷重組工程又極度粗糙,讓院民擔心政府可能將所有建物全部拆掉。


走入樂生院區,幾乎所有建物都被高大鐵皮圍籬圍住,拆遷重組建物的珍貴文物也被隨意放置在地上,沒有遮蔽;這些無關施工安全的圍籬,數月以來被院民詬病不已,但樂生院方執意不拆,使院民出入遭到極大不便;加上新、舊院區間沒有通道,萬一發生緊急情況,後果不堪設想。


但昨天樂生院方請兩位員工拿著「請跟我來」的小紅旗,像觀光團似地帶著大批媒體與葉金川參觀院區,刻意讓院民與葉金川保持距離,只有樂生保留自救會長李添培成功遞上陳情書,表達舊院區醫療需求。


整體參訪過程,樂生院方除說明保留現狀的區域範圍外,多在表述目前的修繕「佳績」,但院民茆萬枝說:「幾年前叫它修都不修,現在修的,也是這一個月才開始做。」部分院民則說,修完後,文化資產的價值全無,「像慈濟協助的災後重建房子」;但也有院民認為,有修比沒修好,「只要40棟保存下來,不再迫遷就好」。


衛生署與媒體約在舊院區停留半小時,便前往新院區一樓大廳召開記者會,請人權小組委員范燕秋等人發言;葉金川並重覆一次劉兆玄的承諾,強調會「依《漢生人權法案》精神,為院民的醫療照護負起完全責任」,並表示會儘快與捷運局協商撤除不必要的圍籬。


不過青年樂生聯盟許同學說:「兩個月前立委林淑芬開公聽會時,捷運局、院方跟台北縣文化局都說要撤圍籬,但根本沒撤,還互推圍籬都不是自己架的!」許同學說,葉金川只承諾跟捷運局協商,卻不敢給撤除圍籬期限:「按過去經驗,根本就不可能撤!」


而院民藍彩雲則氣憤指出,近日院方傳出裁減看護的消息,還向院民以「已經領到補償金」為由,收取「社福基金」做為看護需求之用。儘管樂生院長李乃樞立刻否認,表示是「誤解」,並說這筆基金是「院民自願交的」,但這筆錢仍由院方經手管理。


藍彩雲透露,那筆「自願交」的基金,院方根本不給舊院區院民使用,而院民都已老邁,雖領補償金,但因入住期限金額不同,看護一天索價1 千9百元。她問:「領最多是3百萬而已,每天這樣付,能付多久?」


李添培表示,這些不必要的圍籬對院民真的很困擾,希望葉金川說話算話;也希望葉金川正式向他承諾「40棟都會保存」的話不要跳票,也呼籲院方補充舊院區「免費」醫護人力(僅一名工友與一名醫護人員不定時巡視),才能真的落實《漢生人權法案》精神。

搶救棲蘭檜木 立委籲成立國家公園

【記者胡慕情台北報導】珍貴原始檜木林遍布的宜蘭棲蘭山區,原已核定為「馬告國家公園」,但因牽涉原民傳統領域與生計問題,一直僵持不下。立委田秋堇昨天指出,今年2月發現一起被逮捕的山老鼠集團在盜木,呼籲政府盡快催生。


民國91年,行政院便核定公告馬告國家公園範圍,但因意識形態僵持不下,使國家公園無法成立,甚至還發現原住民在黑道把持下參與盜木,田秋堇擔心若再不成立國家公園,就好比「向所有人宣告家中有個寶庫,卻敞開門戶不聞不問」。


宜蘭荒野保護協會秘書王俊明表示,原民參與伐木確有此事:「大概從兩年前就開始,且狀況比前更糟!」王俊明指出,盜木問題一直存在,以前的盜木方式是砍斷木頭後鋸斷、直接載走;但因現在棲蘭山區出入口只有一個,因此不肖業者便雇用熟悉山區的原住民,先鋸斷檜木,但卻不載走,等到雨天或天氣不好時,再利用「舉報風倒木」的手法聲稱需要處理。


王俊明表示,舉報之後,這些木頭會被鋸成一段段,送往空曠地方集合等待主管單位「勘察」,但也因為不是前往倒木所在地勘察,使得主管單位根本無從分辨這些木頭到底是風倒或是砍伐,「簡直像合法掩飾非法」。


王俊明透露,明池派出所所長向他表示,原民被雇用其實只賺工錢,「多數還是黑道把持住」。保育人士認為退輔會森林保育處要負起完全責任,「因為就連當地派出所都不能進去抓,一定要經過森保處同意」。


田秋堇也說,不該讓原住民被迫成為山老鼠的共犯,馬告國家公園若能成立,5年內投入20億元保育與經營資金,可望引入2百萬旅遊人口,帶動生態旅遊各項就業機會。


王俊明對田秋堇的看法也深表贊同。他指出,目前棲蘭山的珍貴檜木群部分被BOT給財團「椰子林」經營,包括歷代神木群與100線林道等區域,以及明池與棲蘭山莊。而椰子林公司對外宣稱,除非到棲蘭或明池山莊居住,否則不得進入神木區,「一個人頭1千5百元,每天都一堆車」,王俊明保守估計,財團一年至少營利上億。


王俊明感嘆地說,BOT對自然資源是最差勁的管理方式,「標給民間一標10年,但自然資源是公共財耶;且財團以營利為目標,根本不管水土保持與環境照護:「甚至它們的小巴士因每天上山量次數多,會把路弄壞,卻是政府出錢在修,這很奇怪!」


馬告國家公園是否能成立?長期在棲蘭山進行調查的王俊明認為目前不太可能,「因為對立被挑起了」。王俊明說,以他和原民接觸的經驗,認為原民並非不同意成立國家公園,但政府必須花費時間好好地融入當地原民文化,建立完善配套機制,「這樣他們就有意參與共同管理」。


田秋堇表示,依《國家公園法》規定,國家公園成立後每5年都須通盤檢討,原民若不滿意機制,可以再討論,「但國家公園的成立腳步一定要快」,否則珍貴的檜木恐怕再遭不幸。

抄襲

我說,我的2009除了一月初接到一通喜出望外的電話後,就一直都不太愉快。先是在一月底便有痛人不已的女人病找麻煩,接下來開始放春節大假卻染上流感高燒多天在床上像死人一樣,除夕沒胃口然後開始寫專題稿;全家像大毒窟,除了貓,都染上病了,24歲的妹居然還得腸病毒,然後母親住院,全家都有高燒不退的症狀。而一直到現在,打著這篇文章,也還微燒著。


除了身體,心理有些矛盾。得倚賴很多過去累積的細微感動才能繼續往下走。我以為自己需要休息,身邊的朋友也都勸著「休長假」,但知道有些東西不是靠休假的逃避就能解決的,想來也是一種近乎自殘的固執。


但元宵那天一早依舊掛了假。因為前天中午開始便發燒、腹瀉,但已經沒藥了。撐完採訪、寫稿,等C來接我去看醫生,吃了些東西後卻大吐特吐;吞了藥以後依然想吐。折騰到半夜。然後在服完藥清晨醒來依然高燒,更重要的:我幾乎啞了。


今早醒來依舊咳個不停,但咳真的是小事,萬萬沒料到,和阿潑在談完重要的事,準備讀些文章來睡,卻發現我要吐血了─因為,有、人、抄、襲、我、的、文、章《今夜我可以寫》。









經常在這個部落格閱讀的讀者便知道,對我來說,轉載、引用、分享我的文章向來不須經過我同意,雖然多數讀者仍舊會禮貌性地打招呼,但我從不認為創作及公共議題需受智慧財產權保護─我的意思是,以智財之名行收費之實那一種。因此,只要需要我的文章、附上出處,我從未吝嗇過。


因為我清楚知道,文明發展至今,所有的創作都得靠激盪與對話而來;在那些深受自己感動的作品中對話而來,唯有在細細咀嚼之後的反哺,才叫作「自己的東西」,才是對受啟發的那篇作品的最高敬意與回饋。這是我對文字的堅持,因為文字不僅僅是符號,背後蘊含的還包括作者深切的情感。


《今夜我可以寫》這篇文章,熟讀席慕蓉老師的讀者便可看出,全篇是以《無怨的青春》欲表達的情思架構出的,包括「我們的青春已經能夠了無怨恨」、「靜賞一輪山崗上的明月」。而標題援引聶魯達《今夜我可以寫》的詩名,是因為在這首詩的最末句為「這是他最後一次讓我承受的傷痛,而這些,便是我為他而寫的最後的詩句。」


那是我承受的傷痛,不是別人的啊。不是將「七年」改成「十年」就變成了「別人的傷痛」;不是加上一句「蒼天弄人」,就變成了「別人的故事」。我不明白,當這個部落格主抄襲下「在童稚時便被迫清楚而深刻明白關於『離散/復合』的課題」這個句子時,他知道我究竟體驗過什麼了嗎?


那是我的記憶啊,我的!是因為我的記憶,這些文字才有「生命」啊!



日前回顧青春潸然淚下,捧著席老師的詩集而受撫慰─這篇文章是我對席老師的感謝,也是「我的自我療癒」過程;我寫,為自己而寫;但若有誰如席老師所說,在我所寫的文章中感受到那份初心;或如吉本芭娜娜說的,「如果我的故事能治癒某些人便好」─這就是我的索求而已。而這竟是苛求嗎?


在近午夜發現抄襲事件後,將其文章發表日期與內容都已存檔,並留言請抄襲者自重。但迄今沒有回應。我不會因為「文章寫入他人心坎所以才有人要抄,要高興,別生氣」這樣的說法而平復。自視為「創作者」便不該如此,否則永無風格。


延伸閱讀:

光陰的故事
(抄襲者部落格)
今夜我可以寫原文

今夜我可以寫





還以為,將不再為你哭了呢。


以為已屆盼顧青春並哂然一笑的年紀,就能不羈絆於回憶。像成熟的大人,轉化情緒,將過去你不誠實所帶來的傷痛好好埋藏─雖然是那麼困厄不已的漫長─但終究在確定與你揮手告別,走向風雨的兩頭時─

努力地,將那些日子視為在錯誤時間相逢而生的陣痛。


並,感謝你曾為我帶來正視自己醜陋鄙俗的可能,感謝你讓我明白,思慕並不抽象,而是動人的詩句。感謝你,我曾有笑容。雖然長達七年的顛簸,永恆不再為我所信仰。


你曾狂憤怒吼你不明白,七年羈絆怎能說放就放?但這些你不明白的時日,我是怎麼從傻子伊凡成為傻子金寶,怕是說上七世你也無法明瞭啊。我變了,坦然地。只是伊凡成了金寶,初心仍在,關於詩人席慕蓉《無怨的青春》裡吟誦的:


「在年輕的時候,如果你愛上了一個人,
請你,請你一定要溫柔地對待他。
不管你們相愛的時間有多長或多短。
若你們能始終溫柔地相待,
那麼,所有的時刻都將是一種無瑕的美麗。
若不得不分離,也要好好地說聲再見,
也要在心裡存著感謝,感謝他給了你一份記憶。」



幾乎是童稚時便謹記至今,因為如此恐懼分離與被遺忘;在童稚時便被迫深刻而清楚明白關於「離散/復合」的課題。「穿過必朽的帷幕張望永恆。」詩人威廉布萊克說;「永恆的侷限並非時間。」我說。


於是,分離後你對我表現出的改變,讓我以為,我們的青春已經能夠了無怨恨;只需要再多些耐心,等待我們某天甦醒時靈魂都不再潮濕,而能不再錯過、誠實並溫柔地對待另一個人時─我們便能再見,靜賞一輪山崗上的明月。


我祝福自己並選擇了一條路,也在你殷殷顧盼時促你往前。我也要祝福你的。珍惜著相遇之初的你的眼神,認真相信,你是善良的、在沒有所謂的不得已後便能坦然的。祝福你。為著無怨的青春。


但青春竟是首絕望的歌。驀然回首、燈火闌珊,你帶著一樣的眼神,與笑容,還有,同樣的欺瞞與謊言。


是溫柔太過輕盈,圍綑不住倉惶的別離。我們不再相似(識)如初,於是,我終於能夠分辨,原來我所愛,是那樣一段,不堪的青春。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環差未過

「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雖通過環評並進行引道工程,但因工程細部調整,水利署日前提出環境差異分析報告,昨天在環署二度審查。但因變更內容涉及將大量土方以「農地改良」之名堆於農田,引發環委質疑,決議補件再審。


此工程預計在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興建攔河堰,開挖穿越阿里山山脈的東隧道,長 9,614 公尺;於三民鄉民族村興建跨河引水工程,開挖西隧道穿越霍比亞湖山列,長 4,404 公尺,再將荖濃溪至草蘭溪引至曾文水庫。


此案通過前曾遭環團大力反對,認為自荖濃溪上游引水每日達64萬噸,因與吉洋人工湖水源相同,兩者年合抽水約4.5億噸,恐讓高屏溪水資源枯竭。通過後環團無奈,但現今的環差變讓環團更氣憤。


目前水利署欲變更內容包括開挖隧道的剩餘土方處理、攔河堰細部工程等;開發單位指出,會變更土方處理,是因「居民要求土方回填,改良當地低窪無法種植的農地」,但環委跟環團都擔憂,即便真的是居民要求,土方回填衝擊恐怕很大。


此外,開發單位也未細談攔河堰工程變更後對環境的衝擊,如魚梯;其中「增設集水暗管收集伏流水做備用水源」也讓環委質疑。環委指出:「荖濃溪沖刷的舊問題都沒解決」,質疑水利署當初進行此開發案的引水設計根本錯誤。


雖然水利署一再強調過去也有以開挖土方改良農地的經驗,但無法取得環委信任。環委質疑:「回填土方有哪些?回填後對原地表肥沃的影響?這些居民真的知道嗎?」而土方回填時農民能否耕作,也都是未知數。


環委進一步指出,就算農地改良是居民要求的回饋,但是否真的有相當數量的土石方可回填也不清楚;加上開發場址是水源保護區,回填管理必須小心,「不然一下雨就會產生沖刷問題」。


屏東環保聯盟理事長洪輝祥直指,水利署在玩法弄法。洪輝祥說,開發案的大量土方當初在環評審查就是問題,水利署先想辦法讓案子過,現在再聲稱是居民要進行農田改良,「問題是改良農田需要有機肥、鎂、鈣,炸山挖碎道的黏土、大土方怎麼改良?」


洪輝祥說,水利署只是想盡辦法以「不會被抗議的方法」處置土方,但這無法解決問題。環委也說,原本土方去處相當確定,但現在放到農地後,對排水的影響如何、監測計畫也付之闕如,「『改良』面積達20公頃,這值得商榷。」


雖環委認為,此變更方案不是單純回填,而是「新的環評中的方案」,加上變更面積過大,有重新環評的必要,但環署綜計處無奈地說:「目前沒有法源依據,無法要求。」最後要求水利署針對農地改良對環境影響層面,做出單章詳細說明、補件再審。


但洪輝祥認為,環委基於捍衛環境立場,應思考重做環評的可能性。他指出,高屏溪流經1百公里出海,水在上游時一年消失3億噸,枯水期缺水嚴重,豐水期又因淤積不能使用,一旦再引水,等於截斷下游屏東水文,使氣候、生物大受衝擊。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高屏攔河堰投注大量資金進行「南水北送」,將多餘水資源送進離曾文水庫直線距離不到10公里、水文相通的南化水庫,「若以前的投資是對的,曾文水庫的由北引水為何要做?」洪輝祥呼籲環署仔細思考,勿讓錯誤建設破壞環境永續。






◎今日聽整天會議,稿擠未上。但覺得重要,所以貼上。

獨一無二專用道 利益妥協犧牲品

「事實上,這條路的興建根本沒必要!」屏東環盟理事長洪輝祥得知《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新營屏東段(配合高屏地區及經濟部吉洋人工湖砂石運輸工程)》開發案被擋下後直言,這條路,是「利益回饋」的產物。


昨天環保署專案小組審查《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新營屏東段(配合高屏地區及經濟部吉洋人工湖砂石運輸工程)》開發案時,國公局不顧環委先前提出的替代方案建議,以經費與配合水利署重大工程「吉洋人工湖」為由,堅持原開發方案,遭環委質疑。


審查中,水利署代表跳出來切割,表示此開發案與「吉洋人工湖」開發關係並不密切;水利署表示,雖此路專為砂石運輸使用、吉洋人工湖開發後也會產生砂石,「但未來的增加量『不必然』相對增加」,會和水利署有關,純因政院要求水利署支援經費。


此外,水利署也要求開發單位將「提出此開發案,是因居民反對高屏103線」的理由自環差報告中撤除,理由是未來吉洋人工湖興建時,會先做一條臨時性便道,與103線重覆,「報告書若這樣寫,那這案(吉洋人工湖)會推不動」。


洪輝祥表示,水利署的說法顯然矛盾;他進一步指出:「吉洋人工湖的興建本來就是為了採砂!」洪輝祥說,水利署聲稱人工湖的興建是為「採砂、蓄水跟觀光」,但據環評書內容,吉洋人工湖一旦興建,一天只有85人次,「這怎麼觀光」?


其次,人工湖希望引豐水期的荖濃溪水蓄積,但洪輝祥說,當地豐水期地下水水位達2公尺,補注地下水功能大打折扣而;枯水期則無水可引,「若要達水利署日供水34至51萬噸目標,勢必大量抽取湖水,導致地下水不斷湧出,對當地80%養殖戶及屏東地層下陷問題衝擊極大」。


洪輝祥說,吉洋人工湖雖通過環評,但當地居民反彈很大,曾在通過後要求水利署做實驗,證明能成功引水、不影響地下水,但自2007年至今,數據都未提出、也沒遵守當時讓自救會居民的環評承諾。


洪輝祥直指,即便成功引水,水也不能用,「荖濃溪含沙量高達幾十萬度!」人工湖的作用,只剩採砂。「這不是空穴來風,政府高層也坦承:『你們來遊說只有7、8人,砂石業者是好幾台遊覽車,沒正當理由,很難拒絕!』」若對比水利署聲稱此案多為清淤產生的砂石而建,更是矛盾。


吉洋人工湖通過,代表當地將進行長達11年的砂石開採計畫,每年帶來的砂石車一天高達2千至4千部;以6千5百萬立方砂石、每部砂石車運20立方計算,光單向運出車次就高達330萬次。


洪輝祥粗估具體砂石利益,以目前一立方米7百塊計算,少說也有3百億的利益,因此「人工湖約5公里左右就有交流道,這種『獨一無二的村莊專用道』為何而生,理由昭然若揭」。


洪輝祥說,吉洋案不僅破壞地下水與7百公頃良田,更可能擴大非法盜採砂石的問題,現在為了不當開發案還要開路,讓人感嘆;希望環保署能重新檢視吉洋人工湖的開發必要,「沒有人工湖,就不用開路」,環委的力擋才有作用。





◎今日聽整天會議,稿擠未上。但覺得重要,所以貼上。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新營屏東段環差未過


屏東縣因苦惱砂石運輸、配合水利署重大工程,提出《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新營屏東段(配合高屏地區及經濟部吉洋人工湖砂石運輸工程)》開發案,昨天被環委以「根本未考慮環境」為由擋下,要求開發單位補充對環境影響後補件再審。


屏東縣政府表示,屏東縣因疏濬產生大量砂石,過去都靠台三線經里港往西或東經二高輸出,但每日運輸量過大,因而希望興建「高屏103線」的砂石 專用道;但因開發案跨縣市,引發居民反對;時值水利署重大工程「吉洋人工湖」開發,預計也將產生大量砂石,因而經交通部評估與政院核定後,才規劃興建。


此開發案原在專案小組審核時有條件通過,條件是將陸堤改為高架;但國公局表示,這將牽涉成本與期程問題,因此在第165次環評大會通過後提出申 覆,環委當時同意開發單位進行「河堤共構」方案評估;環委表示,若循原設計方案,將對當地造成排水不良的影響,但昨天開發單位仍堅持走原方案,一度引起環 委嘲諷:「這好像打了我們一巴掌。」


環委認為,開發單位沒有誠意,無論高架或河堤共構的替代方案,都沒有詳細的對環境衝擊的說明,僅強調原方案具經濟效益,讓環委忍不住痛批:「環 署提出的建議方案都說不可行,你有任何綜合評估結果嗎?方案綜合評估都說無明顯差異,怎麼可能?高架跟土堤的運輸量與材料根本完全不同!」


因屏東地區地層下陷嚴重,環委特別擔心若照原方案的陸堤工法,將「絕對」影響排水,對開發單位以「可能影響排水」的說法嗤之以鼻,要求開發單位釐清地下水位問題,補充關於環境影響後再審。




◎今日聽整天會議,稿擠未上。但覺得重要,所以貼上。

命水














僅以此系列圖,感謝在2008年7月一起努力的朋友們─為了水,土地,稻米、與信仰。
感謝霄裡溪讓我們相遇,看照彼此的脆弱、啼哭與堅強。從現在起到之後的更久更久。

單靠硬體建設 農村難再生(下)






《農村再生條例》一讀通過後,雖被關心農業、土地者批評得體無完膚,但當工業化徹底摧殘農業;農村、人、土地的關係價值完全被改變時,若能制定完善法令協助農村,讓「建設」蛻變為「政策」,農村才不會唱起輓歌。


工業對農地予取予求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廖本全表示,政府對待農地的方式,一如過去森林開發的做法,「先把森林資源幹掉,土地空出來,土地使用行為就可以出現。」農民不見了,工業便可進駐了。他感嘆地說,現有法令機制已讓工業對土地予取予求,「只要國家喊出重大建設,就算農委會知道土地是優良農地,就非給不可,這是典型的破壞性做法」。


「政府根本不要農業。因為老農會凋謝。」農委會主委陳武雄推出的「三階段農地改革」根本無益農業。如推動小地主大佃農中的「建立老農退休機制、調整農民結構」,鼓勵不耕作的老農將耕地長期租給農產專業經營者,讓農家子弟楊儒門詬病不已。


楊儒門觀察,近來過去從農村移往都市的人口,有不少人想回鄉種田;雖可能要承擔除經濟風險、鄰里眼光、父母的擔憂等問題,更直接的問題卻是「田從哪裡來?」若老家有點田地,對願意回鄉務農者的初期阻礙可能較少,但長期來看,若要當專業農夫,仍須擴大面積耕種。


「那地從那裡來?向誰租?誰肯出租?」現下政府鼓勵休耕、《農業基本法》遲未制定,使原本願意回鄉務農卻無經驗者,無法得到適切教育與傳承。而農委會推動的政策中,無明確定義鼓勵休耕土地轉給「專業經營者」的專業為何、又鼓勵長期租用,政策容不下小型自耕農存在,恐圖利財力雄厚的企業,以生科之名發展昂貴的有機食品。


楊儒門進一步指出,即便有農民願意租地給自耕小農,但因雙方互不認識、信任度不足,經常剛開始談租用就破局;遑論目前租用休耕地的價格必須比照休耕補助的價格計算。


回鄉務農者障礙重重


以農委會「97年度水旱田利用調整後續計畫推動事宜會議」記錄來看,每一公頃兩期的休耕補助為9萬元,因此一般性租金都以這個價格,扣除整田費用後計算租金的價格;對想返鄉種田的人來說,等於在沒收入時,就要先支付一筆大負擔─而這負擔,卻是農委會不當的休耕政策所致。


此外,田主也怕出租田被不肖承租人盜挖沙石後再回填廢棄物,「不少田主在不知情狀況下,遭受執法單位調查和懲處。」楊儒門說,這也使許多長輩寧願領政府的休耕補助或甘願廢耕,等待土地價格上漲再變賣土地。變相的惡性循環。


「這對台灣農村出現的新農業力量是種打擊!」廖本全認為,就算政府執意要把農地變更為未來「發展」用地,但在條例中,至少要訂出「新農業新農民專章」,以保護、扶植為民眾食品安全健康的願景。


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研究所博士生鍾怡婷指出,目前歐盟國家制定的《鄉村發展法》主張「農業經營的多功能角色」,除豐富鄉村之景觀外,還要確保食物品質、維護文化與自然襲產等多樣化的非商品功能。


歐盟各國的鄉村發展計畫,包括「改善農業與林業部門的競爭力」、「改善自然環境與鄉村環境」、「提升鄉村生活品質與經濟多樣化」,更重要的是,在法案條文中,著重的並非鄉村社區的環境或空間改善,而是對青年農民的培訓、創造農業生產之外的其他經濟活動與就業、自然環境維護等。


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吳東傑直指:「農業應隨時代改變。」他主張將農業部調整為「糧食農村環境部」,才能改變農業不只是商品的偏見,而更能看見其帶來的價值與意義。


吳東傑直言,農委會從未扮演推動農業的盡責角色。「根本未回歸農業的核心價值」。60年代發展輕工業、加入WTO、離牧津貼等,都是離農潮。他也直批「漂鳥計畫」根本只是「朝拜」,「慣行農法不改變、只用經濟價格看農產品,有機農業無法實現,土地當然無法保護。」


釋放農地 停止休耕補助

呼應楊儒門關心的休耕問題,吳東傑也主張停止休耕補助,農地才可能被釋發出給真正想耕種的有機農,再則是落實「農業專業生產區」。


吳東傑說,國外已在推廣「社區支持型農業」(CSA),是循環型概念,為小規模種作,如校園有機日。結合當地生產者與社區居民的需求進行生產、地產地銷,不但減少能源浪費、降低污染排放,更可讓社區學校學生吃得安心,也可做為環境教育教學素材。



農業產銷問題仍存在


長期推動無毒農業與公平貿易的屏東環保聯盟理事長洪輝祥表示,社區型農業不是非得以單一縣市為單位,也可策略聯盟。但以目前屏東環盟推動數年的經驗來看,產銷仍是一大問題。


花蓮馬太鞍農村再生促進會長朱進郎也指出,在鄉下地區若只供應內需,因自家都有菜田,缺乏市場需求;無毒有機農業仍須有一定的產銷範疇,但在說服外地人購買時,包裝、行銷、甚至宅配運費可能都比產品貴,「因此政府若能協助,或請農會超市提供場地,也是政策該考量的。」


盼農再條例重新再生


吳東傑補充,當私有土地被劃為農業生產區,對地主當然不公平,「因此該有環境補貼政策」;此外,台糖土地也該釋放,讓西南海岸可重新養殖,農漁村自主、進行生態環境保育,不但使土地永續,更可減少社福補貼的龐大支出。


關心《農再條例》的民間團體與農民皆認為,農村缺乏的是完善的農地管理制度、影響農業生產環境與農產品安全衛生等問題;目前立委林淑芬與民間團體已著手提出不同的修法版本,希望《農再條例》真的達到「再生」之效,而非加速農村「不安而死」。修法之路彎曲,她們衷心期待,能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完)

單靠硬體建設 農村難再生(上)





《農村再生條例》上會期於立院火速一讀通過,新年過後,新會期即將開展,《農村再生條例》據聞將快速通過,可望獲得2千億的大紅包。但台灣農村的長久以來的問題─貧窮、農業發展無望、人口外流,是大紅包解決得了的嗎?



政治角力推出條例


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周志龍透露,《農村再生條例》完全是政治議題。推出背景可追溯至上回總統大選,國、民兩黨皆覬覦農村選票,當民進黨推出《農村改建條例》後,國民黨接著推出《農村再生條例》。當時兩案並陳立院,沒有結果;政黨輪替後,《農村改建條例》撤掉,農委會內部進行大幅調整,為《農村再生條例》撐起一片天。


雖然政府聲稱無論《農村改建條例》或《農村再生條例》,都是為了「建設富麗新農村」,但檢視其條文,卻多與土地變更相關。土地變更原由內政部主管,但現經政治調整後,主管機關卻轉變為農委會水保局,水保局所做何事?硬體建設。但破敗農村需要的,僅是硬體建設嗎?


1972年,加速農村重要措施、1982農地改革方案、推動富麗農村。《農村再生條例》想進行的,在過去歷史裡已發生、也失敗了。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廖本全質疑,既然過去運用「建設」、「管理」、「土地利用」無法使農村更好,為何還重蹈覆轍?周志龍憂心地指出:「這2千億,對已經貧窮太久的農村,將是致命吸引力。很多人會為這此進行很多沒必要的工程。」


廖本全直言,《農村再生條例》中的「再生」二字是「高貴而虛假」的藉口,仔細分析條例每一細項,「《農村再犧牲條例》可能是更適切的名稱。」



剝奪水土以農養工


報導文學作家吳音寧在《江湖在哪裡─農業觀察筆記》中指出,台灣自1960年代開啟了「以農養工」的漫長過程,當農業成為工業發展基底,離農的道路就此開展。


1960年代至今,以農養工的手段從未間歇。從傳統工業污染如潮寮等老舊工業區、至高耗能、高污染的石化產業,以及現在雖減產中卻仍想另闢疆土的高科技產業。長久以來,農業所需的土地與水都被工業剝奪;不僅如此,離農所形成的引力造成農村人力流、產業極化發展,都市與非都市的貧窮問題漸形擴大─而這早是老生長談。


廖本全痛心形容:「農村就是被吸乾最後一滴乳的母親!」以農養工是台灣農村問題的最大病灶,當「農村再生」被提出時,應重新思考的是「農地/農業」問題;但現今條例所呈現的內容,卻完全缺乏相關反省。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進一步指出,這是以「再生」之名,再一次行剝削之實;運用政治力,突破過去《農發條例》第18條興建農舍最少要0.25公頃的限制;過去立法院曾經想把這個規定修正成0.1公頃(1分地),但是沒有成功,「在此之後,修法的企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只有建設不提互動

從《農村再生條例》的執行者為農委會水保局來看,可一窺政策背後的龐大利益。廖本全說,水保局是工程建設單位,此條例根基於總統馬英九提出的「愛台十二項建設」。按照往例,所謂農村建設就是開路、建花台、有特色的電線桿、小公園、小橋流水及小型表演平台,「但這些建設就能給農村帶來願景嗎?」


廖本全分析,《農再條例》幾乎通篇只講建設與利用。其中一章談論實質規劃,也就是硬體設計、土地使用分區、交通跟公共設施計劃等,「但這些早就是老舊思維!」


廖本全指出,實質規劃的意義價值在於人跟土地互動,英國早在1960年代就針對二戰後的大建設進行調查,發現居民並不認為自己居住在較好的環境;意即,農村生活原有其樣貌,土地與農業密不可分,但當《農再條例》只談論硬體建設並認為能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無疑是找鬼抓藥方。」


徐世榮認為,農村再生條例的真實目的,是為了活絡房地產、開發農村,讓農地變成建地。廖本全補充,以草案第三章「土地活化」為例,土地活化必須面對現實中,工業污染農地、農村破敗等問題,但草案只談整建、規劃、而非農業使用,並進一步開放土地彈性使用,變更編定、徵收撥用、共同的建築模式,「最後在第四章搞『農村文化特色』,那是什麼?豈非像未死先立碑緬懷?」


綁樁黑金文化再生

事實上,《農再條例》的可怕之處,在於土地一旦開放後的負面效應。以條例中強調「由下而上」,當農村需要建設與改變時,必須透過社區整合後再向縣府等單位提出,乍看之下,似乎能達到民眾參與,但只要身處農村者都知道:根本達不到!


徐世榮指出,草案第22條以縣市政府自行圈定範圍後,送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核定就可以決定農地再生重劃區域,所有權人無法制止;加上農村社區若要「重生」,卻提出兩個以上農村再生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便「應不予核定」,退還重新整合。


廖本全形容,這是「爭食搶錢計畫」,一般農民因教育程度或經濟問題,少有辦法能提出完整計畫的可能,有錢者拿錢請人寫計畫,按台灣政治派系發展脈絡推測,綁樁可說是合理懷疑。


土地開放農業消失

也因為農再條例與愛台十二建設息息相關,一旦條例通過,許多工業區徵地法案便可望通過。如《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關渡平原開發案等,環保與關心農業的團體皆擔心,一旦土地被無限制開放、農業消失,已加入WTO的台灣,將損失慘重。


徐世榮說,台灣目前糧食自給率僅32%,比日本的39%低,台灣糧食安全將難以確保。農家子弟楊儒門指出,將未來不再有農民與足夠農地,老農將可能喪失自耕農身分、無法領取老農津貼;即便津貼問題在社福團體間仍有諸多爭議,但無論如何,未來社福將可能出現大缺口。


更迫切的問題是,在去年整年食品安全危機下,本該是許多新興自耕有機小農發展的可能,意即在台灣加入WTO候導致農產品惡性競爭、農民無法自主生活的問題可能扭轉,但條例若通過,喪失耕地危機便隨之而來。


屏東環保聯盟理事長洪輝祥指出,目前全台約有80萬公頃農地,已有30萬休耕,當《農村再生條例》通篇不談「農業」問題,以目前政府仍以工業為產業導向的情況來看,未來農地變工地所帶來的污染問題,恐將直接威脅全台民眾。(待續)

喜敢兒的希望花圃





走進雲林斗南的「希望工場」,迎面而來的是高壯的阿哲和工場負責人卓中信。阿哲看見佈滿灰塵的車,說:「我幫你洗,我喜歡洗車。」卓中信附和:「他很會洗噢。不過,洗完要給他50元並稱讚他。」這裡是身心障礙者的庇護工場,更確切的形容是:身心障礙者的花圃。


走進希望工場,右手邊的辦公室坐著兩位張姓女老師,她們與卓中信3人,是希望工場所有的工作人員。兩年來,工場幾乎沒有政府補助,僅靠著微薄的人力與社區協助,刻苦地幫助近30位身心障礙者。


卓中信畢業自世新新聞專科、當兵完後,因時值師資缺乏的年代,雖無特教背景,仍順利被姊姊引薦入台中惠明學校教書,開啟他對特教的熱忱。卓中信精瘦,髮鬢有些銀白,說起話來神采飛揚;談起對服務身心障礙者應有的態度時,他的抬頭紋就更深刻點,像強調著「這是信仰」。但這個信仰,是卓中信以生命體會來的。


卓中信,是30年前「多氯聯苯毒油事件」的倖存者。毒油事件爆發後,因學校固守基督教「信仰、感謝上帝」、愛與包容能解決一切的態度,使學校不願為毒油事件誠懇道歉、負責,促使他為受害者發聲。時值戒嚴,卓中信成了異類,最後離開服務十多年的學校。


事發至今,毒油事件仍是卓中信心中的痛;離開學校後,他也曾遠離教育一段時日。某日,他思考:「人生真的不知道什麼事會發生。誰知道會中毒、中毒又沒死?或許是要我這條命再做些什麼事。」於是,卓中信先後在高雄等地協助視障者就業,兩年前回到故鄉雲林,創辦「雲林縣身心障礙者重建協會」,耕耘無人碰觸的領域。


卓中信表示,雲林縣因資訊不發達、地方政府缺乏主導性,身心障礙者幾乎無法受到良好、整體協助而「自立」;不少念到技職體系的身心障礙生,連1加1、看時鐘、搭車都不會。「她們不見得是重度智障,而是特教體系仍缺乏『個別化』的教育。」


卓中信笑稱自己「叛逆」、從小不好學;但在世新讀書時,現代思想史教授一句:「要獨立思考」刺激他至今;在惠明教書時,他從不照本宣科,反而經常透過實驗與討論,教導學生思考;進入身心障礙服務體系,他依然秉持這個宗旨。


一般人評估身心障礙者,都從「障別」判斷「什麼不能做」,但是,卓中信認為障別不是重點,他評估來到工場的孩子的個別狀況,設想「她們能做什麼」;他觀察到雲林的身心障礙者求職被拒絕,是因職種不符身心障礙者能力需求,因著「從細微處邊學邊成長」與「自立」的精神,工場的運作,從最簡單的「包裝」開始。


走進工場,每天約有十多位學員在這裡工作,「她們每個月賺的錢不過2、3千元,但她們逐漸進步,也學著社會化。」學員包裝各式各樣的品項:古坑咖啡、油切綠茶、菜瓜布、金紙、紙箱、蛋糕刀。


她們拿著紅繩把一疊疊金紙捆好、拿膠帶封起紙箱裝金紙、把塑膠刀放進塑膠套、把茶包的外盒封好;有人動作快、有人動作慢;有人話多,有人沉默。但唯一共通的是臉上有笑容。19歲的幼凰說:「我好喜歡做這個。」問起為什麼?她憨憨地笑,無法回答,卓中信在旁補充:「因為她們過去幾乎不受肯定。」






回憶起孩子的進步,卓中信不禁笑著說:「人家是喜憨兒,我們是『喜敢兒』,喜樂、勇敢。」學員小琳起初到工場時,總一副怯生生的樣子;雖然受過技職訓練,但幾乎什麼都不會,「老師說沒法幫她找到地方實習。」小琳母親難過地說。


18年來,小琳母親為照顧小琳寸步不離,看小琳被學校教育遺棄,她找上卓中信。卓中信記得第一次和小琳見面時,全部問題幾乎全由小琳母親代答,才發現原來小琳智能不足又有語言障礙,加上學習過程表現低成就,就愈缺乏自信、學習意願及能力。


小琳母親希望讓小琳到工場來,表示願意每天陪同;但卓中信表示:「如果妳不願意讓小琳試著自己來協會,我們就拒收。」他強調,庇護工場是要幫助孩子逐漸架構起自己的學習進程,慢慢進步而自立。小琳母親起初因擔心而不願意,但卓中信認為,過度保護會在無形中剝奪了孩子學習、嘗試事情的權利。


在卓中信堅持下,小琳母親與協會人員配合,一起教小琳搭車,起初因為小琳不夠專注,經常錯過班車;久而久之,小琳不但能獨自搭車來回,甚至還能帶著一個比她更弱勢的孩子來到工場一起工作。


從搭車開始訓練專注力,使小琳在工作上也出現進步。卓中信說,一年前,小琳連最簡單的黏貼貼紙動作,都因容易分心而貼歪、貼倒,現在,小琳已經能為自己賺進收入。每一次小琳進步所獲得的鼓勵與加油,都是她再進步的動力。


卓中信大笑:「這有多爽?很爽啊!用錢都買不到!」對他來說,「服務」身心障礙者,是為其重建獨自生活的可能,協會不像其他社福團體一直接政府補助案,「到後來都像在養團體的工作人員,而不是幫助需要的人。」


不拿補助,經費自然困難。但卓中信相信「接受、感動、付出」三部曲。他藉著每次與各種廠商碰面時,行銷協會服務的目的,從2、3個孩子開始努力,社區逐漸看到成果,無償提供場地給工場使用、工場內的8成設備,全是由各界善心人士捐贈。卓中信少談錢,談需求,卻穩穩地踏出每一步。


卓中信說,目前為止,協會只接一個政府案子、養一個專職人員;其餘便靠和孩子一起努力「做手工」。卓中信堅持將收入的8成作為孩子薪資,「她們做多少事,就領多少錢。」水電費則以剩下的2成收入支出,有時左支右絀。但他堅持撐下去。


此外,卓中信也懂得適時利用媒體發聲。「地方媒體被裁撤,更需要主動提供故事。」他細心紀錄每個孩子在工場的進步,在記者與他閒聊時提起,讓台灣各地有能力小額捐款者,都能有管道付出。


卓中信坦言經濟不景氣衝擊工場的包裝收入,「但最困難的早就過了。」去年,希望工場受愛心人士捐贈一塊地,本來與孩子共種植無毒洛神花,透過共同購買方式,讓購買者也參與土地農作、親自收成;可惜去年風災,洛神花「泡湯」。今年他與孩子仍要再接再勵。


微瞇眼,卓中信帶著野心,帥氣地笑說:「我希望進一步建立身心障礙者的獨立居所。」搭上無毒農業風潮、固守孩子基礎學習的包裝工作,他計畫配合企業的「工作假期」,讓企業主認養無毒洛神花。透過互動了解、透過認養協助,再多給予身心障礙者一點關懷,「唯有她們學習『自己生活』,才可能脫離家庭、進一步自立。」


話語甫畢,夕陽逐漸西下,學員一個個探頭進辦公室,對卓中信說再見。她們每天打卡、打招呼、決定自己的上下班時間;但也有兩三位學員總在下班後拿著花灑,跑到洛神花預定地澆灑目前種植在上的無毒蔬菜。斜陽灑落,孩子印在土壤上的足跡,閃閃發亮。

洪輝祥 捍衛土地的鬥士






時間上午11點,一台中古白色轎車往屏東車站駛來。駕駛者,是屏東環保聯盟理事長洪輝祥。甫從忙得天翻地覆的辦公室趕來車站、準備接受採訪的他,卻一點沒有焦躁之感。忽然一聲「洪輝祥老師」傳來,原來是他以前的學生,和學生話家常、道別後他說:「去年7月,我辭去教職,因為想專心在守護土地這件事上。」


成立屏東環盟耕耘無毒農業


屏東環盟,可說是洪輝祥一手創立。和台灣環保聯盟各地分會不同的是,屏東環盟專注於無毒農業的耕耘。對洪輝祥來說,站在前線擋住一樁樁開發案,永遠緩不濟急,「台灣有80萬公頃農地,卻有30萬公頃在休耕、被賤賣做工業區、生產不健康的食品;如果這些農地能好好利用、發展無毒農業,無論對人或土地都是好事。」


畢業於東吳社會學研究所的洪輝祥,很早就對社會運動有興趣。因為碩士論文題目與原住民相關,因緣際會地參與了民國85年「反瑪家水庫」運動,接觸了環境保護的領域。


帶領師生家長為環境發聲


畢業後回到家鄉屏東,在屏榮高中教導「公民與社會」。洪輝祥總拿一件件環境案例,和學生討論、了解她們的想法。洪輝祥說,屏東有不少對環境正義有熱忱的老師,她們組成「屏東縣教師會生態中心」,關心發生在屏東的大小環境議題。


曾經,屏東縣教師會生態中心,帶著孩子與家長一起上街頭。2005年,白賓山山友會、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台灣生態學會發起「停止假『風倒木』之名,行砍伐活樹之實的荒謬措施」活動,阻止業者為了種香菇而伐木。


當時,屏東縣教師會生態中心的成員,和關心森林的家長與學生一起到縣府抗議,由東寧國小的學生表演行動劇。飾演活樹的小朋友喊著「救命哪!我不是風倒木!」、「我會死不瞑目的!這還有天理嗎!簡直是無法無天!」替不會說話的相思樹,表達不願被砍的心聲。


洪輝祥說,能在教育體制內和孩子討論公共事務是極有趣的事,他不會強迫孩子完全接受他的理念,而是分享自己對環境的看法。前年,環保團體發起「1208抗暖化大遊行」,許多孩子自主走上街頭,「一來是孩子覺得有趣,二來是這個議題較無針對性。」洪輝祥說,只要能時時提醒孩子關注四周,她們就能做出自主的選擇。


然而,學校畢竟是個封閉保守的體制。洪輝祥坦言,雖有家長支持,但面對尖銳議題,學校內部意見分歧。某一次,他在考試內出與社會議題相關題目,竟被學校誣衊為有意識型態、告到教育局;使他認為,教育體制沒有環境教育的存在空間:孩子無法親自到環境問題現場了解狀況、學校多數老師不明白環境與各科知識間的關係,加上今年「公民與社會」納入考試範圍,考試又將領導教學,讓他動了辭去教職的念頭。


辭去教職投入土地永續經營

催促他辭去教職的最大推力,其實是源於對土地的堅持。某年颱風過後,洪輝祥行駛在枋山的濱海公路間,發現視野可及的海面上一整片黃;再仔細觀察,山坡上土壤裸露嚴重,下大雨時,更直接將泥土沖刷到海中,場面驚人。


洪輝祥說,屏東枋山山坡上有著數不清的果樹,生產全台有名的愛文芒果;但因芒果受歡迎、薄利多銷,近年來種植面積急增近10倍。大幅種植的結果,間接造成土地破壞。果農為了免去耗時耗工的除草辛勞,多半噴灑除草劑一勞永逸,造成環境難以彌補的傷害。


屏東環盟成立不久後,洪輝祥決心將土地與農業串連成一個整體。他認為,當人類對土地友善,生產出的食品便對人們的健康有益;對土地友善,就減少環境反撲的傷害,如抽地下水養殖造成地層下陷、在河床種西瓜破壞河道等。


2007年,洪輝祥說服近10位農友加入綠農運動,在網路上發起捐一千元,贊助購買除草機送芒果的活動。這些綠農承諾以人工除草、減少農藥用量、用有機肥,生產出對環境友善並健康的芒果,屏東環盟則協助行銷,成立屏東環盟部落格,以宅配方式將水果送到消費者的手中。行銷的費用多數回到綠農手中。


「我認為,要推廣無毒農業,要讓農人知道,他們的辛勞是有代價的。」堅持公平交易,屏東環盟以平台自居。辭去屏榮高中16年的教職生活,洪輝祥的薪水從6萬多元跌降至6千元。疑惑地問他:「家人支持你嗎?」他不好意思地笑著說:「當然不,太太很反對。」


育有兩名幼女的洪輝祥,自嘲「自私」,為了理想、放棄高薪,投入漫長的無毒農業苦行路途;但毅然投入十數年來難以突破的無毒/有機農業領域,他一點都不後悔。從無毒芒果耕耘至今,屏東已有37位農友加入綠農的行業:白蝦、苦瓜、愛玉、小蕃茄、檸檬、蜜棗、洋蔥、西瓜…「我們堅持,無毒是基本人權。」


洪輝祥坦言,綠色消費運動未能成熟,是環盟與綠農遭遇的最大困難;即便綠農取得無毒認證,但因願意公平交易、購買無毒產品的民眾依然不多,許多綠農辛苦整年的無毒食品,最終還是要留到一般市場去拚命廝殺。


堅持綠色消費保護土地理念


不過,洪輝祥與37位綠農在2009新的一年,仍會堅持下去。洪輝祥強調,保護環境,就是守護人的健康。近年NGO環境團體財務困難,屏東環盟雖然苦撐,但仍決定,未來消費者只要支持小農,就回饋2%給環保團體守護環境。


洪輝祥認為,NGO團體必須經費自主,才有獨立靈魂、不被政客與財團牽著鼻子走;當消費者的綠色意識茁壯、願意支持小農守護土地,其部分所得回饋給NGO環境團體在前線努力,才能構成好的循環。


認同與支持綠農的綠色消費者,累計購買小農產品滿一萬元,屏東環盟就將回饋3%抵為下次消費金額。「綠色消費是最好的環境保護力量!」洪輝祥強調,「每一筆消費,都可能帶給環境守護或者災難」,他和37位農友希望,綠色消費能成為捍衛公民環境權的主流,讓好的農作方式,守護土地與人們的健康。

綠農拒絕毒害 打造有機食品(下)






3年多來,屏東環盟與其合作的農友朝建立無毒食品而紮根。除了對環境友善的核心概念之外,上市之前一定會進行殘毒檢驗,合格才推薦給綠色消費者。洪輝祥說,過去曾經發生農友的產品檢驗後仍有殘毒,「那很抱歉,我們就無法替他行銷。」


屏東環盟輔導的綠色農民,每季上市前,都會由「毒物試驗所」派採檢員到田間隨機採樣,拿到檢驗報告後才能上市。洪輝祥說,過去3年輔導的綠色農民,經過訓練藥物管理與控制使用,合格率已有60%,未檢出任何殘毒(ND達到有機標準)的比率為45%。


政府標準不明 屏東綠農每年檢驗

「不管今年是否通過檢驗,明年每一戶都要重新檢驗。」洪輝祥說,政府推行有機農業十多年,但一直沒有成效;主婦廖珠柳更對「有機」嗤之以鼻:「菜市場的菜販自己印一堆有機的牌子,隨便貼一貼,到底是不是,誰知道?」


洪輝祥指出,這是政府該省思的部分,「有機標準」何在?以養殖業不許投孔雀綠為例,雖明文禁止,「但根本沒有抽驗制度」;歐盟標準不比台灣高,但歐洲國家強調在地行銷、有用藥管制;若必須投藥,必須獲取診斷證明。


至於農產品有機認證,農委會剛推行時一逕複製國外標準,不許使用任何農藥,「但是台灣是亞熱帶國家,本來就很容易產生病蟲害。」農家子弟楊儒門指出,台灣有機耕作土地未增加,但有機商店的有機商品卻多出很多從國外進口的食品。


一如洪輝祥強調的:「無殘毒便符合有機標準,政府不依環境現實設計,有機農業當然窒礙難行。」這樣的規定造成有機商店貨品價格居高不下;就算部分商品向台灣有機小農收購,也造成通路壟斷的情況。


有機農加入公平貿易 突破困境


有機農業的結構問題難以突破,前幾年,農委會曾想放寬有機標準,卻遭到圍攻。屏東環盟理事長洪輝祥認為,首要之務是扭轉台灣目前的慣行農法、加入公平貿易概念,讓生產端與消費端直接連結,免除中盤剝削、突破目前有機商店壟斷體系,消費者才有吃得健康的可能。


近3年,屏東環盟成立部落格,從號召原就有概念的消費者支持無毒芒果,至今已有37位綠農加入無毒產銷的體系,產地面積約50公頃,產品包括苦瓜、愛玉、白蝦、芒果、蕃茄、洋蔥、西瓜…。洪輝祥幾乎每天都在屏東各地奔波,為的就是建立綠農的信心,請求她們堅持無毒健康的耕耘。


13 年前,當台灣對「有機」還很陌生時,屏東縣鹽埔鄉的棗農陳月豹,就開始有機種植,現在他也是屏東環盟的合作夥伴。69歲的陳月豹皮膚黝黑,總是赤腳在田裡行走,與土地親近的腳掌,有土壤浸染的溫厚顏色。


農民研發防蟲劑 作物吃得安心


陳月豹的果園種植蜜棗、芭樂和檸檬。原先並不種這些植物,是因17年前,對於噴灑農藥一事心有不安,「自己都不敢吃,給人吃好嗎?」於是他毅然放棄必噴農藥不可的作物。當時他憑著傻勁,嘗試各種方法消滅病蟲害,但賠得很慘,「賠2、3百萬耶,我太太看了一直問:『還要試嗎?』」


回想起這段,陳太太不好意思地說:「總是會怕啊!水果這樣丟掉,也很心疼。」但天公疼憨人,最後陳月豹使用黏蠅板、用香茅油、辣椒、蒜頭等天然植物調配成的防蟲劑,成功克服蟲害,「雖然外觀難看,可是很清香,我就決定,不走回頭路!」


有機水果不貴 健康非有錢人專利


願意求取新知的陳月豹,自行研究使有機水果長得更好的方法,最後蜜棗的甜度與大小,與一般蜜棗無異,陳太太笑著透露:「有人吃了我們的棗子,很誇張地說:『妳們的棗子是安非他命嗎?』每回來都買一堆回去。」其價格不比市場噴灑農藥的棗子貴,證明有機、無毒,並非有錢人的專利。


洪輝祥說,無毒農作,不僅對消費者有益,對維護環境也有許多幫助。如養殖白蝦的阮樹林,原先和父親以傳統方式養殖,抽地下水、灑抗生素。但經洪輝祥說服後,改向政府購買海水養殖。


「枋寮、林邊、佳冬是屏東養殖面積最大的地區,但因超抽地下水,地層下陷也最嚴重,颱風豪雨,必定海水倒灌水淹兩層樓。」阮樹林說,加減計算之後,海水養殖成本並不比抽地下水昂貴,雖體力較勞動;但因屏東環盟堅持公平交易,1斤白蝦賣消費者3百元,生產者可拿250元,「比市面價錢好、消費者健康、環境不破壞,這是三贏,為什麼不做?」


洪輝祥強調,要有安全的食物,土地一定要健康。台南縣東山鄉嶺南村長陳顯茂感嘆地說,東山鄉以柳丁聞名,嶺南村全村種柳丁,近年也想轉型無毒農業,「但卻有永揚垃圾掩埋場要開發,若真的運轉、水質遭污染,別說種柳丁,人都不要活了」。


洪輝祥說,這是台灣民眾需要扭轉的概念,在去年黑心食品的風暴下,民眾應重新省思「綠色消費」的必要。除了在選購產品時,考量到產品對生態環境的衝擊,而選擇對環境傷害較少、甚至是有利的商品。也應當在土地被開發時,思索其帶來的連鎖影響,「土地是珍貴的、不該被隨意開發的,否則人就不可能健康。」


洪輝祥強調,有機、無毒商品,絕非中產階級專利。曾有支持綠農的消費者建議綠農進入著名的百貨公司與超商通路,可是,洪輝祥發現,裡面的東西貴得嚇人,而且包裝浮濫。陳月豹透露,因為有機通路不大。他銷售給一般市場與有機通路的價格頂多相差5元,但只要被放到有機商店去,價格鐵定翻2倍,「可是翻倍的價錢不會回到農民手中。」


最後,洪輝祥放棄與這些通路接觸,「無毒只是基本條件,消費者不該變成『肥羊』。」他坦言,屏東環盟目前包含他僅3位的工作人員,缺乏產銷專才與行銷經費,確實難以立刻為綠農打造與消費者間的無剝削通路,但他相信,只要綠農堅持、消費者也願意改變消費行為,不必擔心食品毒害的日子終將到來。

綠農拒絕毒害 打造有機食品(上)





2008年,黑心商品引爆全球食品安全危機。中國毒奶粉事件一度引發民眾對食品安全的關切,然而,當黑心商品下架、媒體風潮一過,民眾再度健忘。在這個食品全球化時代,黑心食品亂竄,如何拒絕毒害?聰明的消費者,應該力行「綠色消費」。


節能減碳、慢活健康,有機、無毒農業蔚為風潮,但是有機食品常因高價位而遭到詬病。如果消費者願意扭轉觀念、落實公平貿易原則,吃得健康便宜,並非難事。



為符合市場需求 農民使用藥物


屏東環保聯盟近幾年來,努力結合公平貿易與無毒農業。屏東環盟理事長洪輝祥指出,台灣民眾吃得越來越不安心,是與台灣農業發展至今,從未建立土地倫理有關。


白蝦養殖業者阮樹林說,不論種田或養殖魚蝦的農民,通常都會留一塊地或池供自家食用。因為市場需求要「漂亮又廉價」,但養殖業與農業,都不可避免有病蟲害,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使用藥物,成為農民們「情非得已」的選擇。


以養殖白蝦為例,蝦苗是否健康?運送時有無搬運不當?養殖池含氧量足不足夠?養殖池水的水源是否遭受污染,這些原因都可能導致蝦子死亡;尤其幼苗最容易受到感染,一旦感染,一大池蝦苗便化為烏有,為了不讓心血毀於一旦,一般養殖業者都會在養殖池內添加抗生素,降低致病機率。


養殖業外移 用藥規定更寬鬆


阮樹林說,過去養殖業者喜歡灑放「孔雀綠」,用來處理受寄生蟲影響的淡水水產,但攝食孔雀綠卻會導致癌症。即使漁業署規定業者不得使用,若是被發現,將會遭到嚴格處分,處新台幣6千至3萬元罰金,但是用的人還是很多。


「去餐廳看,尤其是辦桌、遊覽那種就知道。」阮樹林透露,遊覽觀光客、吃到飽的饕客總要求「便宜又大碗」。但健康、無毒的蝦需耗費高密度的人工看顧,人力是最昂貴的成本,「辦一桌一千五,要有蝦有魚有雞有菜有飲料,可能嗎?」


阮樹林進一步指出,近年來不少養殖業外移東南亞,如越南等國,用藥規定更不嚴格。台商到東南亞取得低廉的土地成本、以用快速不健康的方式養殖,然後「冷凍送回台灣的餐廳來賣!」因為民眾貪求便宜、不追究食物生產履歷,這些毒素於是一天天累積進入身體裡。


蔬果種植也有同樣的問題。現正值蜜棗盛產季,市場販售的蜜棗又大又甜美,因為蜜棗無法在採收前套袋以避免噴灑農藥;加上採收期短,每天都得採收,產季時節,未熟和已熟的蜜棗會同時噴灑農藥。儘管消費者再怎麼清洗,但是這些從小與農藥為伍的蜜棗,怎是洗一洗就能安心。


農藥毒素遺留給環境與後代


洪輝祥感嘆,台灣的農業技術一流,但是農產檢驗率長期偏低,每年不到1.7%;加上民眾將動、植物當成「貨品」,而非「供給生命所需的生命體」。反映到生產者這端,自然要求「貨品不死」就好。民眾貪便宜、忽略吃得不健康、出問題所要付出的連帶成本,使得大眾食品安全經常得靠媒體爆料、引起恐慌後才被注意。但是這種時候往往已經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損失。


「但媒體爆料代價很高,生命健康已遭損害。」洪輝祥說,農委會對農產品的檢驗率每年不到2%,這2%還是「有經過」產銷體系送進集貨市場的農產品。有更多產品是直接由生產端進到各式通路(大賣場、名店超市、傳統市場、販仔車),在未經任何抽檢下,進入消費者的肚子。


保守估計,市面上50%的農產品都未經檢驗把關就進入消費者的身體,即便另一半經制度把關,但當全體檢驗率只有1%時,食品安全如何確保?洪輝祥認為,台灣農民、漁民不是沒有技術,學術單位不是沒有研究,「食品無毒應該是基本人權。」


洪輝祥原本任職於屏東屏榮高中,因為長期關心農業與環保問題而催生出屏東環保聯盟。前幾年,他看見枋山為了種植芒果,導致水土流失的險況,開始積極拜訪願意以友善方式生產農產品的農友,請她們善待土地、生產健康食物,屏東環盟則擔起協助行銷的責任。


拒用農藥 靠有機肥料滋養大地


洪輝祥說,當他看到枋山的土地時,心中一陣悲痛。「愛文果樹下,寸草不生,枯黃死亡的野草比比皆是。」這是因為農民慣用除草劑,導致土壤養份喪失,農民為讓土地再為其長出果實,就得添加更多化學肥料,造成土壤酸化;不好的土壤,自然有病蟲害,於是得噴灑更多農藥,形成環環相扣的惡性循環。


許多民眾還停留在「有農藥,洗掉就好」的觀念,但是,台灣每公頃農地使用農藥約37公斤、每公頃農地施用化學肥料1,500公斤。這些毒素將經由食物鍊進入人體,形成「環境荷爾蒙」,千秋萬代地遺留給環境與後代。


洪輝祥與10位芒果農友合作,首先拒用除草劑,改用割草機割草,保護大地;其次是拒用化學肥料,以有機肥料滋養大地;上市前進行農藥殘毒檢驗,檢驗合格才上市。重要的是,綠農堅持絕不噴灑催熟劑,讓愛文自然成熟、以利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