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Edd



災後半年專題告一段落。情緒很多,身體很累。產出更多新的疑問,也承接許多託付與信賴。截完最後一篇專題前一天,家人生了病送急診住院;截完專題的後一天,換自己女人病。


在痛醒昏迷又痛醒昏迷的迷糊之間,忽然覺得自己對慈濟在大愛村所做所為而產出的憤怒不再那麼強烈。不是允許或同意,而是和現場距離遙遠了。我想,僅止透過文字理解或得知災區正在發生的一切的人,憤怒感應該消退得更快。


憤怒往後退,羞愧取而代之。但著實不知如何清晰說明亦或傳遞這種情緒與感覺。部落裡的人其實並不真的和我們那麼一樣。當「真的進入」部落,才會明白自己究竟多麼無知;但「異文化」在台灣其實相當虛無飄邈、我們透過教育所認知的一切如此淺薄─「霸權」這個詞並不精確或具象,終究它無法被多數人理解。


半年前的夏夜,高正治醫師帶我到富山部落親炙一場原民傳統儀式。富山部落的族人多半只會說族語和一點點「國語」,那一晚的訪問異常辛苦。席間族人哼起歌跳起四步舞,我在圓圈裡拉著小學年紀女孩的手,嘗試唸口訣並跟上她們的腳步卻完全失敗。孩子笑我很差勁,也只能摸頭傻笑。


當晚以為那是歡慶的舞蹈但不是。那天的儀式是個認同的過程。本來跳舞時沒有參與,高醫師卻要我下場。印象中他說了句不輕不重卻印在心上的話:「來到部落一定要會跳。」在到富山部落前的下午,高醫師對我說了好多次「妳應該要到這裡蹲點」。他說,像人間雜誌為了拍蘭嶼的關曉榮,在蘭嶼住了一年多。


我們一直以為原住民如此熱情樂觀,但或許那是一廂情願的錯覺。我的原民經驗多半是泰雅族人,她們住在宜蘭南澳鄉。那些住在澳花村的朋友,年紀與我相仿或更年幼,她們已經和都市太過密切,她們的語言和我沒有太大不同。何況那年紀的少年少女喜愛交友,走進她們的山林,願意說話就破冰:來幾杯阿比加台啤,和衣戲水,摘山蘇煮泡麵…這休閒也沒有什麼族群的分別,快樂相同。只是這年輕的一代,已無法再對不遠處的和平水泥場與無法狩獵提出批判。


走入更深處,如霧台,如金峰或大武,那些漢化較淺的地方,才知道即便我們都在同一塊島上,但光這點尚無法讓我們成為「我們」。不只是年紀不同,更多是遭遇不同。那些不願妥協的族人就必須一次又一次歷經剝奪、不得已的鋌而走險與更多我們所無法想像的,夾縫求生。好的故事如霧台的杜媽媽離家迢迢賺取貨幣換取一座屬於魯凱的教堂;她們將家開放給走馬看花的漢人以求漢人明白「我們睡的石板床下就是我們的祖靈。」悲慘的如富山的布古子伐木卻鋃鐺入獄。


也到台東去拜訪過高醫師的朋友,是台大的學生。高醫師這樣對她們說:

「你要來關心人家的議題,你一定要成為部落的一份子,他們不是傻瓜,他們不是殘廢,他們是台灣這個自然環境的一個勝利者,一個信主者。你們是外來的人,那你們透過政府,透過自己的學識想要去教我們怎麼生活,都是太超過了。」

「但是我們又擺脫不掉這樣一個殖民的環境,霸權的環境,包括知識的、善意的、人口的。所以其實你們可以在拉勞蘭聽到,那種歌聲,其實是非常孤獨的。只有那一撮人,派一個旅的軍隊就沒有了…」

「這種文明人的掠奪性格、霸權性格、文化岐視是無所不在的。就像西遊記的唐三藏,你們都是唐僧,我們都是牛魔王、盤石洞的妖孽。所以有的人看不慣我們喝酒的方式、看不慣我們烤肉的方式、看不慣我們帶孩子的方式、看不慣我們吃檳榔、看不慣我們跳那個沈文程的舞…唉…」


我知道高醫師要說的。無論關心或傳達述說,首先不能脫離脈絡。然而更重要的是採訪中最困難的─不是為弱勢者發聲,而是讓弱勢者自己發聲。只是採訪這件事恐怕從來無法脫離替代,僅能藉深入了解稍緩弭平差異。


在富山部落那晚,我是個外來者。除了無法理解抑揚頓挫的排灣語,甚至連非語言也無法理解。不論是舞蹈、族人交流的方式、眼神,或是語氣。我不理解、無從理解,因為我是個外來者,就是外來者。


是的。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島上,從「她們」到「我們」始終是困苦的過程。前提,將影響「我們」的「我」是誰。在災區學會必須面對這樣的分界。


也因此在二月十日災民離開營區,慈濟人領著族人唱起《我們都是一家人》,第一次覺得這首歌如此不堪入耳。原希望表達出「每個人都有其歸屬的那魯灣」,以訴求受壓迫族群期待受到同等尊重的意義的歌詞,卻由一群完全悖其意旨的人領唱…


在這樣夾雜的心情下寫出報導與觀察筆記,但功力終究不夠深厚。每晚,都夢見和慈濟高層辯駁─但辯駁有什麼用?當她們說,當那些匿名者說:「我們是善!」甚至她們可以曲解為宗教的對抗…但那其實不是宗教的對抗。無法抗駁浪潮般的所謂善意,背後展現的最尖銳問題其實是:堅持的分界是什麼(在哪裡)?


在營區那天遇見一位長者伊斯坦大‧呼頌。頭上戴著山羌的頭、穿著傳統服飾。當我和E問他關於慈濟「三不」的感覺,靼虎說,無所謂,十多年前他就將自己奉獻給上帝。這次災難不死,更堅定他把剩餘生命都奉獻給上帝的意志;而菸酒檳榔也不是上帝會喜歡的、是天堂裡不該存在的,靼虎於是對慈濟的教誨循誘感到無所謂。


但慈濟的循誘不僅是素食與三不。那些屬於強化慈濟內部組織認同的文字如看大愛台、捐錢奉獻,完全不同於儘管基督教在部落流傳,對於原住民傳統文化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當代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中,教會扮演積極角色,成功地在祖靈與耶穌之間找到平衡,成為部落公共事務重要主導力量的過往。


「稻米、麵粉自遙遠的島嶼
遙遠島嶼的東西
淹沒我水田裡的香芋頭
只要有一張張的紙幣
香芋頭變成了豬的食物
台灣來的貨輪帶走我們的孩子美麗的水芋梯田成了荒地…」


慈濟對部落的改變是夏曼藍波安筆下的場景。這絲毫不是危言聳聽,當部落裡一位靼虎,已為了「遙遠的島嶼的東西」而成為傾斜者,模糊的分界於是更模糊了。


夏曼藍波安離開城市回到蘭嶼,拾回「達悟男人」的技能,他這樣說─


「老師、神父在我成長的過程中不約而同地,帶有濃厚的殖民者心態,說我民族是『野蠻』,要我將來走上符合他們價值觀的職業…」

「然是我體內的野脈,腦紋似乎對這樣的文明職業不是非常的有興趣,老師與神父最後對我偏離他們形塑的航道的表現,當然是非常的失望,當然我靠自己完成大學課程也令我的父母親非常的失望,畢竟同時符合父母原始的『野蠻』條件,老師、神父進化的『文明』標準是困難的。」


這困難其實不是災區,而是人間權力的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