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三里塚




「攝影師也可以加入抗爭嗎?」當活在三里塚》的片尾浮現這個畫面,立刻明白為什麼策展人林木材將此片選為TIDF的開幕片。不僅因為《活在三里塚》以極簡方式進行複雜辯證,更因它展現紀錄片重要的核心精神:撿拾在時光向度裏遺忘的物事,透過鏡頭的篩選,完整曾經破碎的當下。除此之外,也是對記錄者致敬。所有身為記錄者的人,一定都曾歷經在記錄現場是否要介入的掙扎,強迫自己冷靜拿著攝影機/相機/紙筆的經驗異常痛苦,但唯有選擇承受,才可能集結他者的苦難,焠鍊出必須被牢記卻忽略的價值,並且,得以持續召喚。

活在三里塚》運用抗爭時期的部分影像、照片與現存的空景及數個人物訪談組合而成。儘管人物訪談占去的篇幅極多,卻因巧妙的銜接而使冗長訪問有了意義。紀錄片從一開始就破題:「儘管只剩我一個人在這裡,我想他們應該還是希望可以繼續抗爭下去的吧。」從仍住在抗爭小屋的最後一戶抵抗者往外擴散,導演代島治彥與大津幸四郎花了兩年時間,讓那些離去的抗爭者,說出他們為何放棄的理由。

觀看這些訪談,不斷淚流。影像中的人們,幾幾可以代換成樂生保留運動以降,這近十年許多抗爭事件的角色。當抗爭開啟,留下或離開,都是等同苦痛的選擇。每一條路都無法周全,而這樣的碎裂,來自毫無斡旋迴身的空間。

今年三月台灣爆發佔領立法院運動,後因內部權力與路線鬥爭引發佔領行政院事件。行政院強勢鎮暴,為台灣寫下一頁黑暗歷史。當時,曾寫下這樣一段話:「血腥鎮暴的畫面過於驚悚,使得所有人相信,那是島嶼無法天光的癥結。鎮壓為握有權力者添增籌碼,為被權力領導者帶來撕裂。」《活在三里塚》裡也有相同的景況。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將使人化為殺戮機器,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

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 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想起呂德昌。當他放棄抗爭,招來耳語。但他求的僅是夥伴得以繼續住在樂生,儘管院舍不復以往。我想起張森文。想起他女兒轉述張森文的死後托夢。張森文不要解剖,他說好痛,好痛。別再抗爭。我也想起洪箱。灣寶抗爭那幾年,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總是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那些話,因怕孩子擔心而無法傾吐。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著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樣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但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片頭,導演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三里塚事件跨越五十年的時間向度,而仍有人堅持,靈魂是否不死? 答案是必然的。但要結出許多子粒,仍需水源澆灌。

活在三里塚》正是那道水源。在五十年後,回頭銷蝕時間的粗糲,要觀者意識到,台灣、香港、中國、中東……的漫天烽火,都是三里塚的化身。

麥子必須死而重生。那是大津幸四郎為何垂垂老矣,也要顫抖著手繼續拍攝。記錄者貼上「更好的世界」的倒數第二塊拼圖,正等待新的抗爭者,完整最後一塊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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