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團結的艱難




清晨四點,早上該進公視看帶的我卻睡不著。腦袋轉著稍早在桃園晴耕雨讀的講座現場,呼應著與談者許博任的「團結的艱難」,座談行進後我輕輕下了註腳——艱難不只團結,還有溝通。

往往是在撞擊後的獨自一人才會想起大學修習的各種溝通理論,但在現實上,理論往往無用。不只是人的脾性與修行,更重要的原因是,每個人認識現實的路徑並不一致,理解過程所產出的文字或語言因而有了歧義,歧義加以聆聽時的各種誤解或認識的落差,造就了摩擦。摩擦若有止息點便有聆聽,若無,便是火光。晴耕雨讀這一場座談,偏向後者。儘管如此,仍是目前講座我認為最精彩的一次。所謂精彩,是這從七點半到十點半的時間裡,讀者帶著各自的認識衝撞與談者與作者,即便這火光有錯位。但我不知道這火光對於另一方是否也等於精彩,因此盤旋我腦裡的問題會是,該如何延續對話的可能?

這場座談,我先以不久前結束的訴訟作為引言。透過前新竹縣長林光華告我毀謗一事,拉出林光華之所以堅持繼續開發璞玉乃至於不惜製造媒體寒蟬效應的「基本盤」的存在。基本盤粗略來說,可視為一宗開發案裡必定存在的開發派。在書裡,因著著重經濟發展分析,以及訪談(主要是劉政鴻)不可得的限制,這類人物的面貌不夠立體,因此在與博任討論後,擬定了「團結的艱難」這個講題。原先,是希望博任可從政治角度切入來談運動跟修法的限制。也就是說,某程度我想「要求」過往是組織者,現在是政黨的博任,提出一個可能的現實解答。但博任與談時轉了個彎。他統整過去幾年在台灣農村陣線田野的經驗,以「為什麼有人可以堅持抵抗」的疑問出發,細緻剖析農人與土地間的關係,並非傳統愛鄉愛土的浪漫想像,佐以運動組織者的經驗,對那組織過程提出反省。聽他談完,我不覺得那是迴避,而是,那現實的解答本來就不是任何一人提得出來的。並且,這幾年運動者嘗試回答的方式,也在他們心上留有疑問,而那疑問雖與政治力扣合,卻又不是傳統政治模式可以解決的——答案還沒浮現,它存在一個一個個人身上。

我跟博任的結識,是藍綠都不愛的樂生保留運動。一直到現在,我都認為友人卞中佩對樂生的錨定相當精準——照妖鏡。或許如此,我與博任思考問題與關注議題的曲徑類似並高度重疊。樂生保留運動告一段落,博任寫論文,到二林做田野,開始進入農村,並於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四年間於台灣農村陣線擔任研究員。剛好也就是這幾年,土徵的議題比較尖銳並受輿論關注。跑環境議題的我,自然也走在這條路上。

粗略來說,土地徵收議題開始發酵不是大埔,而是中科四期二林相思寮,也就是博任的田野。從相思寮到大埔到灣寶乃至於其他個案,在媒體上,在論述上,似乎都必須呈現一個扁平樣貌——土地徵收的兩端總是相互對立。惡的那方就是粗殘的政權,就是為了炒地皮無所不用其極搶奪人民財產的惡霸。而另一端的形象,就是純樸可愛對土地有依戀的人民。

但真正身在其中的觀察者都知道,實際上的問題遠比表面複雜。

首先,對農民來說,土地沒有不能賣的。博任指出,土地沒有不能賣的概念,即便在還沒有市場化的農村經濟就存在。他在二林田野時學到一句俗諺:「起厝起到田一角。」這句話的意思,是比方興房預算一百萬,但後來超支,那麼農民就會賣掉一小塊農地的意思。換句話說,在土地私有制的架構下,土地本來就是可以因應需求去處分跟交易的。

同時,這些出來抗爭的農民,比方洪箱,或是各地方自救會領袖,他們不可能是完全單純的戀鄉戀土,沒有利害盤算的人。博任表示,台灣的農民其實謀生手段很多元。學術上來講,就是有商品性格。「他們很會面對市場。而這某程度是受到一九六〇年代之後,農業部門慢慢萎縮,同時農業開始商品化的影響。」城市由鄉村而來,在工業化與都市化剛起步時,農民無法完全離開土地,為了生存,多半兼業。統計上來看,農村的生計來源,有一半來自兼業,而這會慢慢形塑農民性格,鍛鍊他們懂得面對市場。

博任在二林碰過的一位葡萄農曾這樣訴說他的土地思維:「我有閒錢就去買便宜農地。有力氣的自己做,沒力氣的放給別人做,農地價格好,也可以賣掉。」(這部分,在《黏土》書中也有描述,張木村便是不斷去買地的人,差別只在於他的人生經歷,為拚一口氣而不賣地。)當台灣農業處境愈來愈差,都市發展擴大,土地炒作縫隙變大時,土地可以賣的性格會更跑出來。也就是說,在大環境的影響下,土地可以交易的觀念,不但不會被推翻,甚至會被強化,只要那對存活有利。

「我常常會問自己,現在的大型開發案,不管是璞玉、淡海二期,這種要做都市計畫的,背後都伴隨土地炒作。比如說桃園航空城,一坪農地原是七、八千塊,現在是一坪十萬,如果換算成農民持有的土地,農地一分是三百坪,所以這樣換算,就有兩千四百萬,現在農民平均持有是七分,如果七分地賣掉,是上億的暴利,我都會問我自己,如果是我,我會做什麼選擇?」博任說,他的選擇當然是不賣。但那是因為他認識了土地不只是單一價值。

存活下去是第一道坎,另有一種困境,不是迫死人的,卻也得面對的真實需求,那些需求,是洪箱常常說的:一個開發案,大概會有三成贊成。這三成怎麼分?一成就是受土地持分限制,難以處分土地的人;第二種是經濟有問題的;第三種就是真的很想要的。

這種想要,或是想要處分土地的慾望,並不完全連結到炒作。若你進到農村觀察,會發現農村的空間條件確實不好。即便是很基礎的公共設施或生活環境,在農村裡,往往沒有被滿足。目前,台灣的土地管制分為都市土地跟非都市土地兩種,但這兩者都缺乏農村規劃。這是因為早期台灣對土地利用缺乏管制,一直要到一九七〇年代,客廳即工廠的政策釀出許多環境問題後,才開始想到要管制。但當時的管制手段,是做現地編定。也就是派人現勘,發現A地是工廠,就編為丁種用地。發現是聚落,就編為建地。換言之,是管制的邏輯,不是規劃的邏輯,政府沒有去思考,灣寶這地方以後可能會有年輕人回來,若有人要回來,就要預留建地的空餘。或者,農村產業很多元,即便是種瓜果的,也可能有加工需求,但當初編定,也沒有預留這種農產加工的工業用地。生計部分沒有為民思考,更不用說相關的公共建設基礎設施。

「都沒有留。從戰後到現在,鄉村的面貌是空白的,所以我們會看到人們要生活,真需要工廠就亂蓋,第二就是農村基礎設施,都市裡有的,自來水,或好一點的道路,公園學校,很多鄉村地區是沒有的。」博任說,許多支持璞玉的人告訴他,他們不是想要炒地皮,但當地就是沒有公園學校自來水。或是,農村空間很不舒適,他們在許多政策工具缺乏的情況下,只能期待這種大型規劃案進駐。

一九八〇年左右,曾有鄉村土地編定的實驗計畫,但這失敗(參見台北港的tag)。因此,有心的土地投機者,或政客,便可利用鄉村地區長久以來覺得生活機能差的感受,做為推動大型土地開發的理由,強化土地炒作的正當性。某程度來看,確實對地方好,但地方除了倚賴這種推土機剷平式的開發以外,就沒有其他可能。

除了上述兩個原因,更大的結構性問題,是我書裡特別強調的對經濟發展的想像。博任將這單一想像統稱為「土地商品化」——而大至政府跟財團,小至個人,都共同面對這個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的塑型,可以推回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台灣產業,尤其是製造業,開始面對東南亞跟對中國崛起的競爭,台灣在面對新興國家在勞動條件跟環境要求都比我們低的競爭狀況,選擇的是產業外移。但這想像的空洞化,進一步形塑產業的空洞化。工廠外移的老闆將部分資金放外,剩下的怎麼辦?中央跟地方政府想像資本的可能去處,就是土地部門。這個背景造就的是我們現在所見的都市都更條件放寬跟農地的幾波開放。

這個現象造成的不僅是產業空洞化,其實是整體的經濟危機。從九〇年代起,台灣的房地產投資貸款,從佔整體GDP的四成到現在的五成多。也就是說,台灣一年的GDP,經濟活動的產出,有一半是在土地部門裡面產生的。而這產出並不是真實的實利,而是貸款買土地買房子蓋房子的轉移。銀行的總放款,目前有三成都跟土地融資相關。

博任切出的三大面向,隨著時間的演進交纏愈深,造成了他口中的「團結的艱難」。

但也因為這複雜的程度、團結的艱難卻有人堅持,使得身處其中的觀察者與組織者好奇,自救會的鄉親長輩為什麼願意出了抗爭?這些人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跟狀態可以反對徵收,而為什麼同時地方上會有另一些人,又與他們成為完全的對立?這個問題的發想,其實是為了解決瓶頸。也就是,若我們不去找到地方對立的原因,如果不突破這個困境,修法無法更進一步,扭曲的現狀也沒有改變的可能。

在灣寶這個個案裡,我以地方感做為書寫的總支撐。恰巧在農村運動的組織裡,博任他們也在強化這個概念。組織者切入的原因,是因進入田野後,發現農民身體上確實存有與土地互動的痕跡。比方劉政鴻,他每日還是要下田——儘管我們不可能視他為農民。

組織者試圖透過身體的記憶,喚醒情感,透過情感去拓展、灌輸農地的多元價值。事實上,確實許多土地徵收案的自救會成員,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才理解到守護農地不是只為了守護財產,也包括糧食安全。簡單來說,是透過情感的重新建立,找回過去快速、單一經濟發展所摧毀的可能性。而也正是這建立與他者連結的過程,讓這些自救會遭遇多年打壓仍不放棄。

而對一紀錄者如我,這地方感所指,自然也不是狹隘的土生土長素樸情感。地方感三個字,不同學派對其有不同詮釋。而當進入田野,才會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學派的定義可以完全含括現實。恰恰相反,必須是這些詮釋的總和,才有可能稍微精確描述田野的複雜性。儘管如此,我認為Tim Cresswell的歸納或最貼近我對地方感的認識:「空間因而有別於地方,被視為缺乏意義的領域——是『生活事實』,跟時間一樣,構成人類生活的基本座標。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如命名)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

這段話,是我用來解釋、理解農民與土地關係的切面(有人因此黏著,有人因此斷裂)。同時,它也解釋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可以支持反圈地運動——命名,依附。那正是運動者的策略。它使儘管都市成長如我,因為某種注視的視角而為某個空間命名,它於是成為地方。也恰恰是這樣的推進,使我思考,地方感或可成為書寫的核心,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站到運動前線,而公共議題需要集體改變,單一原子如何可能透過閱讀,站到運動者這一端來看一看,聽一聽,那不同於傳統的風景。

或是這麼糾結複雜思考之故,當博任分享完,有一住在新竹霄裡溪畔的聽眾的發言語氣,使我感到不適。這位聽眾劈頭便說(粗略記憶之,若這位讀者或其他參與座談者閱讀到此篇筆記欲做修正,請提出):「你們太農青,太文青,我就不解釋農青是什麼了。像我住在霄裡溪,要過來,開車,花很多排碳量,我們那邊還喝井水,你們強調地方感會引起我的反感。我覺得應該要有解決方法,我知道綠黨現在在做合縱連橫,那你們要提出什麼政策?」

因為聽到這位聽眾住霄裡溪畔,在博任回答前,我先問了「你怎麼還喝井水?」我發問背後是擔憂,是「天啊,你怎麼還敢喝它?」那發問源於我熟知霄裡溪的污染情況(詳見霄裡溪tag),並可以拍胸脯說:沒有其他記者如我那樣做過實地踏查。我知道友達、華映兩家光電業者如何規避環評使居民喝光電水長達七年並且揭露還繼續規避透過行政制度不改排而那水含特殊重金屬且管制標準草率定之。但這讀者的回應是「你看你這問題多文青!我們就是沒有自來水都喝井水⋯⋯」我試圖插話解釋但效果不好。他的口氣急躁。老實說,脾氣不很好的我也惱怒,但按下不表。

我讓博任發言。博任開始談論綠黨對鄉村問題的看法,綠黨從鄉村基礎設施缺乏的問題切入,決定從國土計畫著手,預計推出多年來推動國土計畫法訂定的立委候選人,並將其作為競選主軸。其中會特別強調農村政策跟鄉村規劃機制,並希望在地方跟中央政府都有主責相關人力。但這位聽眾認為博任的回答沒有切中他的問題。急急回應什麼我如今忘了,約略是,綠黨去做什麼交換了嗎?另一位聽眾,淡江大學的老師補充,「或許是,想知道綠黨如何突破資本主義的窠臼?」

我向那位霄裡溪畔居民確認是否是這意思,他說是,於是我回應了對綠黨的看法——基本上我不認為綠黨這次進國會可以真正撼動什麼。那不表示我反對運動參政,但那撼動的可能性於我來說不在席次,而在一個一個公民的意識。若意識一致,席次不會那麼少,若意識一致,選票的考量下,傳統政治也必須改變。而那正是為何寫作要由地方感切入,那是這位聽眾焦慮要問政黨有何可能所答不出來的。但我的回答對這聽眾又有歧出。他說我誤解他。我道了歉,再次解釋地方感的作用。

但講座結束前,這位聽眾已經離席。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交集,因而感到可惜。並暗想是否我討論正事總是語氣嚴肅瀕臨兇惡使他離席?(嗚,這就是為什麼找別人來講的私人原因呀雖然口傳畢業但我著實不適合說話而適合文字)。歧出如此必然,誤解總是存在。我不怕衝突,但如何可能留下一個一個的人繼續衝突?希望不是天問,希望日後講座,我有足夠智慧找到解答。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