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當「農地農用」成為起手式



大家好,雖然十二月底還會在美濃的有間書店舉行座談,但該場講座是和好友瑋傑閒談(並參加他的演場會!),因此松園這場講座,應該算是《黏土》這本書嚴肅議題的最後一個場次。藉著這個機會,我想謝謝衛城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讓灣寶的居民跟我,不必思考怎麼出版以及通路的問題。這將近半年的時間,衛城甚至不計成本地舉辦漫長巡迴,這對一個小出版社來說,不是容易的事,但對像我這樣的作者,卻是十分重要的事,因為沒有這樣的支持,今天我們不會在這裡相遇。謝謝總編小瑞,這本書沒有她不可能完成,更不會完整。和她合作,使我有了踏實的成長。同時,也要感謝這座島嶼上的每一間書店。雖然自己是獨立書店的支持者,但在出版後的巡迴日子裡,我看見無論實體或虛擬,大型通路或獨立書店裡的真實個人,在試圖轉型跟努力。而許多我不識或默默閱讀的人,在這本書出版後,用各種方式支持著它走得更遠——不論是訪問或評論,或在這本書出版數月後,拍下它仍存活在書店的照片。當然,也要謝謝各位被我拖下水的與談人,謝謝你們在歷經我的任性折磨後,仍願意跟我當朋友。這一切讓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具備了議題以外的公共性。

這樣無數的微小串連,對我來說,是每個獨立的個人想著「在自己的崗位上到底還可以做些什麼」。那串連起來的風景就是一幅農耕的連續畫面,是辛勤翻土、養地、施肥、灌溉,不畏天災,不懼人禍。甚至,不期待豐收,但有著「時候到了,就要收成」的決心。那很像是台灣農業,因著戰後經濟發展而千瘡百孔,所必要的修復過程。

在幾場座談裡提過,雖然《黏土》寫的是農業,但核心其實是「發展」這件事。是「保有土地,等於保有想像力與可能性」。回顧過去的座談紀錄,可知道目前台灣的發展,需要很多面向的修復,至少,包括了水資源、媒體、國家的角色、制度變革等。而這一切的崩壞根源,又與今天我們要談論的主題,也就是政治,脫不了關係。

粗略來說,當我們談論土地徵收的每個個案時,第一時間聯想的,必定是地方派系的利益。但若把縱深拉大來看,地方派系並不是形塑浮濫徵收的唯一原因。因為整體農村生產環境的敗壞,不是由單一地方政府可以構成。也是這樣,《黏土》這本書中才特別去爬梳土地改革制度如何形成,以及戰後經濟發展的歷史路徑到底怎麼形成。

台灣第一波土地改革完成於日本殖民時期,也就是廢除大租,清理小租權,這個時期的作用,是為了健全國庫。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窺見,土地與資本的關係其實密切。到了國民政府來台,始進行我們現今認知的土地改革,這時期的土地改革,一樣和資本有關。雖不是直接讓土地稅收進入國庫,卻是透過三七五減租和公地放領,維持農村的穩定,好讓土地資本與農村人口為工業服務,出口以賺取外匯。

在這本書裡,我引用了中研院瞿宛文老師與其學生廖彥豪的研究,從他們的研究可以看見,在國府進行土改的過程中,地方派系與土地炒作的基礎就已經建立。在改革過程中,國民政府歷經二二八及接收台灣的社會動盪,讓本土菁英有空間與其談判,以維護自身利益。那些菁英,有我們現今依然使用主流論述完全正面崇敬的,比如林獻堂,但他們在土改過程中,其實拒絕釋放大部份的出租耕地,也不願鄰近都市計畫,與未來可做工業用地的土地被釋放給一般農民。換言之,在戰後的土地改革過程中,所謂的地主階級並沒有被瓦解。而這些本土地主階級,加上國民政府後來鞏固的政治派系,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中,雙雙透過這些制度汲取資源。

在「台灣錢、淹腳目」的經濟起飛時期,這樣的剝奪感並不明顯。因為土地改革還是創造了部分小地主,讓他們可以坐在經濟發展的車廂尾。但這輛列車得以行駛,卻是靠著剝奪自然資源以及底層弱勢的基本生存環境而來。所以現今我們會看見反覆整治的農地、五顏六色的河流,時常有重金屬殘留的稻米或蔬菜。而這些環境的崩壞,也同時造成人地關係的崩壞,進一步使我們忽略或遺忘,所謂發展,應該視一個地方的特質,而非只就國際,或精確來說,是強國定義下的發展趨勢前進。

而也正是因為發展方向受人宰制跟壟斷,讓台灣這樣的後進國家,在掌握定義者一發生經濟問題時,就接連受到波動。台灣的這一波土地炒作,就興起在金融風暴過後。因為產業的穩定與否,難以預估,而土地卻是相對穩定的投資對象。

產業穩定性的難以預估,並不是我一人之言,而是號稱重量級的經濟學者朱敬一,在他就任國科會主委,處理中科四期爭議案所言。朱敬一說這話時,是二〇一二年。當時他在立法院報告,宣布二〇一〇年,必須徵收相思寮、開發面積超過六百公頃,卻僅經過半年不到時間審議的中科四期,要因為缺水以及友達不投資等問題縮小開發。當時我訪問他,說,友達的虧損很大,科學園區作業基金也嚴重負債,為什麼當初還要開發?朱敬一回答我,說產業景氣難以預估。某程度,我同意朱敬一的話,但真正影響開發與否的,其實是朱敬一宣布要縮小開發面積後引發的彰化地方派系抗議。當時,這些地方派系高舉的抗議牌子,寫著「已經沒有國光石化,不能沒有中科四期」。因為這些開發場址所在地周邊的土地,其實早在幾十年前就都被圈起來,等待一個重大開發進駐,替他們整地、闢路、拉水電,好進行後續的都市開發。而這個工業區加都市開發的發展模式,就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竹科正式啟動後開啟的。

當時韓國還沒跟台灣競爭代工,人口回流鄉村,需要都市,土地價格因此翻漲。竹科的經驗,促使日後各地方政府都想開發科學園區,並且,為了降低抗爭壓力,啟用了新闢都市計畫都必須使用區段徵收的規定。不同於一般徵收,區段徵收有抵價地的機制,也就是讓被徵收的地主可以領回經過地目變更後,比較高價的土地,這對不再耕種,不須倚賴務農維生,以及因繼承制度只擁有很小的持分土地的人來說,十分具有吸引力。因此,竹科三期擴張時,才有政治人物跳出來爭取補償提高,這使得抗議徵收,跟愛錢的標籤緊緊扣連,而忽略真的有一批人需要靠務農維生,那是當初土地改革過程中,好不容易獲得土地耕種的貧農,也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意識到人地關係敗壞,而想要回頭耕種的新農,像是在宜蘭的吳佳玲吳紹文

這幾年,許多新農湧現,宜蘭應該算是非常重要的指標縣市,但新農的興起沒有改善農地消失的危機。除了大型徵收的威脅外,農地持續面臨鬆綁危機。而這危機一樣扣連著一九八〇年代的土地炒作背景,一九八八年的五二〇農運,民進黨提出農地自由買賣的訴求。二〇〇〇年民進黨執政後,正式開放農地自由買賣,此外,還允許免稅興建農舍。宜蘭現在的浮濫農舍,大抵就是那時候政策開放,加上雪隧正式通車帶來的結果。二〇〇八年,換國民黨執政,一樣想著下修農舍興建的面積,後來又提出農再條例。換言之,土地炒作跟兩黨政治緊密地綁在一起,而這也是土地徵收條例為什麼沒有辦法一次到位,修法成功的關鍵

座談前,晏霖和我討論松園的主題,她特別提到第三勢力本來強調的農地農用,已經變成選舉的起手式。前不久我到佛光演講,看到某候選人的選舉旗幟,就寫著讓人混亂的「農地農用,農舍自由買賣」等口號。從這件事來看,其實某程度可說「農地農用」似乎變成至高無上的綱領。這件事,也是瞿宛文老師質疑我的。我很好奇,農地農用的政策,和吳紹文決定參選的關係是什麼,又,在宜蘭,反對農地農用的有哪些群體,他們為什麼而反,當吳紹文決定爭取單一選區下的唯一政治代理人,又要如何面對與消解這個反?

吳紹文先就參選這件事進行回應,她表示,參選是社會運動的延伸。因為宜蘭縣政府相較於其他地方政府,文官系統相對優秀,從陳定南執政後,縣府官員的素質,以及對縣如何治理,都比其他縣市優秀。宜蘭縣之所以可以開始管制農舍,正是因為有一群進步的文官(不是政務官)。

吳紹文在開始選舉後,接收到許多宜蘭縣長為何要管制農舍的各種說法。比如觀光業者施壓——因為住民宿的人比觀光飯店高兩倍。另外也有營造業者說,縣長林聰賢自己有在投資飯店。吳紹文表示,如果管制農舍是陳定南下令,可能不會有這些風聲。現在這些耳語,正因為林聰賢先前其實也是開放農舍的推手。儘管四月迄今農舍零交易,但既是人治,就很容易因人而異,因此才評估參選。而參選後,「農地農用」也果然成為宜蘭競選的重要標的。

除了體制內的守望,吳紹文參選還有另一考量,即是公民團體在推廣理念有所限制。過往農地農用政策多由守護宜蘭工作坊進行,但宜蘭因為長久由民進黨執政,有良好社大系統,宜蘭工作坊的推廣模式,和社大重疊,即是不斷舉辦公民論壇,但三年下來,成果有限,也就是多半集中在傳統的知識菁英圈,「但真正的農民怎麼想,地主階級怎麼想,不清楚,因此我們覺得應該透過其他方式來進行,畢竟,土地改革很重要的對象是地主,那這在過去的工作是不夠的。」

第二,社大長期受民進黨補助,萬一換黨執政,社大是否還能保有獨立性,也是問題。吳紹文過去曾在美濃蹲點,從美濃經驗而有此憂慮。此外,她觀察這波管制農地的紛擾發現,地主階級的反撲愈來愈明顯,「因為這些地主都是以前的佃農,透過土改,他成為地主。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其他參選人的口號,就是『農民權益要維護,農舍要開放自由買賣』,或是『農民起義』,他們是真心誠意這樣想,因為對他們來說,國家突然要管制農舍,跟大埔要強制徵收的概念是一致的,因為農地就是農民的,而農業沒出路,當農舍成為賺錢工具的這條路被限制,財產權的自由使用被限制,對他來說,就是不義。」

吳紹文指出,宜蘭縣政府要管制農舍,卻沒辦過任何一場說明會。「如果今天這政策很重要,花半年去鄉鎮農會辦說明會,應該是要做的事。雖然今天這個管制合理合情合法,宜蘭縣政府只是透過農發條例的精神去加強約束,符合母法精神,但在情理上沒這動作,很嚇人。」

吳紹文認為,今天土地開發的問題是上行下效:縣府藉此減低縣政負債,人民賣土地增加投資跟生活財產,縣政府賣土地還清債務,「在這情況下,反對土地不當開發跟土地炒作是很麻煩的事,因為大家覺得理所當然,比如我若有土地,我的土地升值我也很開心。這跟當初反六輕這樣的污染工廠不一樣,複雜更多。我們當然還是可以用很論理、很宣教的方式,去講糧食自給率等問題,但會被我們說服的早就被說服了,因此要怎麼說服其他人?或許是我們要想辦法把話講得更白。」

「在宜蘭,或說在台灣,農民等於地主。」吳紹文說,現在的宜蘭,耕作者其實以代耕業者居多,但代耕業者依然會把出租的地主稱為農民,也就是老農離農,「但他們的自我認同跟身份都是農民,真正耕作的人,反而不被認為有資格說話。」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吳紹文希望以一個代耕業者的身份出征,讓當地農民透過選舉看見新一代想務農維生,而後進一步可以跟農民談,國家應該怎麼針對農地做勘查跟規劃,把適宜的農地保留下來耕作,不要讓老農民覺得土地被剝奪而委屈。

吳紹文試圖從公民團體的倡議困境,解釋參政的必要與緣由,但她所提及的,農民對於土地的複雜認知,卻恰好是我對體制內改革的疑問。這個疑問,我分兩點進行。

一、我的部落格從開站到現在,點閱率最高的,都是罵人的文章。除了蔡英文到大埔張森文家致意卻消費喪家的文章外,另外一篇,就是在罵紹文現在所屬的政黨,綠黨。當時的綠黨跟現在的綠黨當然很不一樣。不消說,光是主事者,就是我認為一直很沈穩進行社會改革的李根政。不同於早前的綠黨毫無組織可言,我相信李根政有能力好好籌組一個有目標跟實踐力的政治團隊。

李根政在決定投身政黨政治前,曾詢問過我的意見。早期,他被民進黨徵召多次,但他一概拒絕,他認為公民社會才是最重要的改革力量。因此當他決定改革綠黨,我問他為何突然轉向?他答,台灣應該好好思考未來如何面對中國。據我了解,在他決定之後,其實沒有立刻想要投入選舉,而是想著如何讓綠黨成為一個可正常運作的政黨。對我來說,這個可運作的政黨,並不只是一個政黨內部有人可以做事、有一定的行政機制而已,它更包括了選民的耕耘,也就是,你如何把自己的理念,跟公民社會緊緊扣連,更重要的是,必須歡迎來自選民的監督與批判。

雖然沒有在這部分跟李根政深聊,但從他以前的行事風格,相信這個想像落差不會太遠。但這個想像,在去年發生三一八佔領立法院事件後,似乎打了蠻大的折扣。正面來看,三一八是台灣另一波重要的政治破口,它的確讓小黨有了一些機會,但若拉回當時服貿抗議的背景,會很清楚看見,台灣的公共領域對話機制並沒有產生,當時的高強度對抗,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國族意識,而非箝制台灣農業與經濟發展的制度認知上。再加上目前的選制對小黨並不友善,這也造成了小黨為了有所突破,而有後續讓很多綠黨核心支持者失望的合併風波。

愈接近選舉,一些長期跟社運比較接近的同業也多有質疑,比方苦勞網的顥中某天看見親民黨的看板,上頭寫著爭取民眾支持「第三勢力」。他自我提問:

「親民黨在什麼意義上可以被稱為『第三』?似乎只是因為『一』與『二』的卑劣已是全民共識(藍綠含淚投票),『三』就成了有天然『理想性』的能指,於是人人爭當第『三』。」顥中進一步尖銳地說,「這裡的數字排列,似乎是不用問及歷史的,人們說,只要有第三黨,就可以制衡兩黨政治,但二〇〇一年立委選舉後,親民黨曾一舉拿下四十六席立委席次,踏踏實實穩坐『立院第三大黨』位置,但所謂兩黨的代議政治,是否因此而得到任何的矯正、糾錯,甚或改良?」

顥中的提問也是我的提問。當然,親民黨脫胎自國民黨,不完全和綠黨相符。而當時綠黨投入選舉,也宣稱台灣沒有「左」的政黨,自許能成為特例。但為在情勢急迫下取得權力的合併過程中,許多人開始質疑,看不出綠黨究竟左在那裡?目前為止,綠黨的確提出一些不同兩黨的政治改革,比方詹順貴律師提出我很在意的國土規劃,或是土地徵收條例修法,但就對抗新自由主義的問題上,比如貨貿,綠黨的訴求是「在監督條例完成前『暫停談判』」,又或者紹文,提出對農業政策的調整與看重。但這些法,或是條例,是否足以抵抗現在的發展邏輯?而當這結合綠黨跟社民黨合併時的諸多妥協,便讓我質疑,就算把綠黨的人送進議會,到底可以有什麼改變?

這是我對體制內改革的核心焦慮,也就是,擔心二〇〇〇年後民進黨執政的社會現象重演。也就是,民進黨執政後,造成社運力量空洞化。尤其目前除了綠黨,包括農陣的蔡培慧,以及過去許多在社會運動努力的前輩,都跑去參政,而這些團體,除了地球公民外,多缺乏完整的組織架構。換句話說,主要帶頭者的離開,很可能會為組織帶來混亂,屆時的監督,又會是另一問題。

前一陣子,有朋友和蔡培慧聊她參選的事,蔡培慧提到,若簽訂TPP或兩岸協議勢不可免,那麼或許需要一個好的人來折衝。我想目前很多參政的社運前輩,應該多少也抱持這樣的想法,畢竟體制改革不會一步到位,但,當候選人已經準備好要折衝,那就會跟在野時真正的「衝」有所矛盾,那麼,雙方顯然都該做好割袍斷義的心理準備,對這件事,紹文的看法不知道是什麼?

其次,農民或是弱勢身份參政,在目前看來,好像都直接被代入所謂的「新政治」或「新價值」的光譜,可是就以洪箱或是謝修鎰被推出來作為候選人這件事,跟「乾淨」或是「清流」並不完全等同。對我來說,謝修鎰參選這件事尤其有趣,那凸顯的是這個地方的居民相當清楚台灣的代議政治是怎麼一回事。而他們也透過傳統的政治邏輯取代了原先他們不喜歡的候選人。而這回推到箱姨第一次參選的背景,乃至於謝修鎰當選後,劉政鴻對他提過未來此地要開發的事情時,謝修鎰的第一個反應也不是農地農用,而是徵收補償太低。

洪箱也多次提到,有些居民的反彈,其實是覺得劉政鴻吃他們死死,是記恨當時劉政鴻說「好康不會給你們」,而這裡的好康,指的就是區段徵收。因此,當地的反抗包含了某程度的意氣用事。這也是我和許博任對談「團結的艱難」這個題目的用意。那次對談裡的一個重點,其實是點出了體制內的無力之處。比方土地買賣,在私有制的情況下,我們很難也不可能要求土地持有人不賣,若以土地徵收條例修法來看,上次修法過後,因為公告地價加成變成市價徵收,即減少許多抗爭,而這也間接降低來社會討論條例的缺失,乃至於發展的困境。我的意思是,過去社會之所以有談論的空間,是因為體制外的衝撞,目前雖有個案進行,但個案後面的結構,卻都獲得了階段性成果,而當原先體制外監督的人突然轉換了角色,又要怎麼將議題的討論繼續下去,甚至面對未來修法的折衝?

針對我對體制改革的質疑,吳紹文顯得樂觀跟自信。首先,她認為NGO的人進入體制內,不等於被體制完全收編。「如果今天是蔡培慧,我不敢說,因為培慧是被大黨徵召去到不分區。但今天若是詹順貴或李根政,我認為不可能,因為是綠黨,而黨沒有資源,他們的參選是經過組織承認,組織願意賦予權力、給他資源去競選,因此未來他當然是對這組織負責。」吳紹文認為,社運參選完全有必要,「甚至只有這條路可以走。」至於面對社民黨近來遭受批評之處,吳紹文形容,「那像是城市姑娘嫁給鄉下農夫,會有很多水土不服,沒有婚姻是為了浪漫愛,總之,看選舉結果再說。」

吳紹文的競選總部主任林小八補充,會否選上跟選上之後的狀況,目前仍是問號。「但在要進入體制內的過程,我覺得某程度來說,我們更體制外了。」林小八說,過去她在大家都認為是體制外的農陣服務,但農陣實際上的群眾基礎其實很單薄。過去幾年她一直思考,必須突破這個同溫層的瓶頸,否則社會情勢比較好的時候,社運團體確實可以號召到幾萬人,「但那就是曇花一現。」這一個多月來,林小八頻繁地陪吳紹文到市場拜票,發現跟居民的互動很有趣,比方會問吳紹文到底是男是女,鮮少問跟農地有關的問題。終於碰觸到的問題,是「居民反應臺北地價很貴,那宜蘭地價也可以更高」,林小八認為,這映照出過去社會運動的對話相當貧乏,選舉像是逼迫自己去想「什麼語言才可以跟市井大眾對話。」

然而,這樣的組織工作與民眾接觸,難道是體制外的NGO組織做不到的?針對我的提問,吳紹文很快地回應:「對,做不到。因為台灣人只瘋選舉,一般狀況,誰要沒事跟你去握手?又如果不是選舉,我也不會去想自己接觸多少人,可能可以得到幾票,換句話說,選舉強迫我們快速接觸人跟計算結果。」

不過,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趙家緯不同意吳紹文的說法。二〇〇四年,民進黨選入許多環境圈的大老,如王塗發或黃淑英,但這些人在面對行政院提出來的政策,依舊沒有太多使力空間。就以國光石化為例,若非社會力量凝結,這些體制內的人也很難發揮作用。趙家緯認為,打破同溫層靠的是實踐的決心:「比方二〇一三年的反核遊行會那麼多人,除了大環境的影響,其實是綠盟有意識地在福島過後,就辦很多種子教師的培訓活動,培養反核樁腳,但這次綠黨若說是將選舉作為理念的再溝通,整體來看,我覺得相對缺乏,甚至喪失了選舉的公共對話空間。」(成為綠盟認養人請按這裡

儘管如此,吳紹文強調,她不相信真正做組織工作出身的人,腰桿子會軟掉,「因為他有自己的民意基礎,而如果出了一個條例或法案,我們在內部擋不住,也可以更快把消息是放出來,跟以前一樣做更多法案研究以及部署跟串連。」她進一步比喻,這次選舉就像小農耕作,不用慣行農法難免受到旁人質疑,不過只要堅持下去,盡力改善環境,堆肥自成良田沃土。

然而紹文的說法依然沒辦法完全說服我,這個無法說服,不是基於質疑人的變質與否,而是,就以我前面所舉的貨貿或服貿等問題,其本質是自由貿易對台灣農業帶來的生產條件敗壞與難以翻轉,但目前綠社盟所提出的訴求,卻迴避了這個發展路徑的持續與否。這些東西不夠清楚,再進到議會折衝,勢必衝擊原先部分支持的選民,而這些人可能正是最需要依靠土地與農業生存的人。

林小八認為我所擔心的張力跟矛盾確實存在。像日前被談論的貨貿,其實對台灣農產會造成很大衝擊,這波要開放中國的八百多項農產品,本在二〇〇二年就要開放,但因為中國跟台灣的飲食文化與氣候相近,所以民進黨用了一點手段擋下來,中國也隱忍,因若它去申訴,就變成國家對國家的談判。「但這不表示民進黨不想開放,從它們不對馬政府進行貨貿談判表示反對就知道,民進黨也還蠻開心,因為談成以後,千錯萬錯都是馬政府的錯,若拖過,到時候是民進黨要面對這個問題。」

林小八坦言,自由貿易該不該擋,自詡為左翼的團體都沒共識。「我想這不會是選舉的問題。過去三、五十年,台灣就是靠國際貿易獲得發展的機會,所以回過頭來我們在想自由貿易的問題,就會很矛盾。畢竟台灣在發展過程裡,不管農民或工人,都不完全是無產階級,我們不像韓國很壟斷,被財團剝削得很嚴重,台灣的小農小工,都在那過程中獲得一些利益跟甜頭。」

松園小屋的負責人蔡晏霖觀察吳紹文參政,認為從宜蘭經驗來看,對社運議題的推廣有正面幫助,「畢竟在社運圈內,很容易扮演黑白分明的角色,比如我在農陣一定說我反自由貿易,但當成為政黨,要面對的是吸引多數人同意,這句話可能就無法如此容易被講出來。但若不把體制內外看成人群或立場的選擇,是否可能更彈性的方式去想,如何在這來回之中,讓社運圈的歷練更完成?」不過,面對這十年間許多社運中堅分子的參政,蔡晏霖也坦言「選後社運圈誰撐確實是疑問。深耕議題的人才培訓怎麼做一直是個問題。組織內部不夠健全,還要跟群眾對話,現實來說,人才真的不足。」

就以宜蘭迫切面對的農地農用問題來看,守護宜蘭工作坊雖有吳紹文說的,無法打破同溫層的問題,但這兩三年推動農地農用跟農舍議題,也逼出一定成果,迫使縣政府提出嚴格管制辦法,並使農委會也開始重視這個問題。儘管目前宜蘭縣政府又退守,但這進退之中,仍取得一定的成果。「可也正是這一點點成果,會使得運動衰敗。」林小八說,這種不夠滿意的妥協方案,往往是運動階段性能量的成果,不論大埔,樂生,土徵,農地農用,都是,若不是吳紹文跳出來選舉,農地農用可能不會繼續被討論,「但當選完,運動團體也衰弱,這議題要何去何從?」

在三星種稻的新農章思偉說,其實不管體制內怎麼管制,房仲業者還是有辦法去鑽漏洞,「我覺得選舉或許是好的練功方式,但一月十六日之後,農地的炒作,或期望農地可以變成房舍的事,還是不會停止,在這之後,是否還有組織可以持續去運作,凝聚改變的共識,恐怕更加重要。」

今天這場座談,對我個人而言,其實難有共識與結論,因為政治與農業的問題,背後所對應的,是台灣半世紀以來的發展模式困境,是台灣作為後進國家面對產業的問題,只要台灣還依賴著歐美國家,甘願被置入全球代工分工體系裡,我們就永遠沒辦法做主。蔡晏霖認為,無論是選舉,或是新農,宜蘭這群人所嘗試的,是用勞動跟日常生活,慢慢去解構跟回應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回應的一切。蔡晏霖指出,這幾年,很多年輕人來到宜蘭,用身體宣示他們可以負擔農村在台灣未來城鄉關係可發揮的角色,年輕人也慢慢受到當地老人家的肯定。「但問題卡在所有權,」蔡晏霖說,「就算老農願意交給新農耕作,但當他的小孩想賣地,老農不可能在這節骨眼說他還要把地租給新農。」

「換言之,農地一直被綁在親屬的共同體,加上資本主義的邏輯去繼承與轉移。」曾經,我們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改變了親屬跟資本的結構,但改革沒有完成,國家就退位,土地自由買賣開放,進一步讓資本力量入侵土地轉移的領域,蔡晏霖表示:「如何進一步讓國家負擔它要負擔的,牽涉到年輕人可否提出國家發展的願景,告訴國家它該為我們做什麼事。」

所言甚是。

但今日喊著讓年輕人決定未來的參選人,是否都把「國家該為我們做什麼事」想得夠清楚?自己的主張會不會相互打架?設若有一天,參選人也成為國家的一份子,能否對選民投給你的那一票負責?這個質疑,在綠社盟的范雲與蔡英文做便當時提過。就我所知,綠社盟曾要求范雲針對這件事,在參與前跟參與後都要提出說明,但顯然沒有。

繼范雲之後,又有李晏榕,她和陳建仁合照已經踩在我的耐性底線,昨日拜訪施振榮以及快問快答二的內容,那更是等而下之。但綠黨對外的說明跟反應,無論哪個事件,迄今慢半拍。無法對外說明,顯然內部有所分歧,或組織能量不及應變。彼此的主張跟運動路線若有所扞格,選前就無法讓選民清楚黨中央會如何處理,選後的光景,怎麼想像與面對。一直以來,擔心的不是變不變節,不是特定的「誰」,而是社運政黨化的過程中,公眾的基礎究竟是擴張,還是原地踏步,甚至削減?黨與監督組織的力量多有重疊不是最大問題,問題在於,因為社會的公眾基礎不夠,試圖取得權力的過程,造成混亂分歧的來源。

「當農地農用變成起手式」,對我來說,不只是宜蘭現今選舉面對的主流政治人物的抄襲與模仿,更多的是,它意味某些字詞失去了效用。語言是我們世界的邊界,我們可以創造它,也可以毀滅它。在開場時說,這些日子以來看到無數的微小串連,對我來說,是每個獨立的個人想著「在自己的崗位上到底還可以做些什麼」。參選自然也包括在內。我真心感謝每一位願意辛勤翻土、養地、施肥、灌溉,不畏天災,不懼人禍的投身者。但也衷心希望,諸位可以不期待豐收,但願意抱著「時候到了,就要收成」的決心。樂觀可以選上是好事,但這樂觀若換來無法預料的傷口,是否還能稱得上修復?千瘡百孔的康健,總是緩慢。這是最後一場關於土地講座,我的最後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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