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國家的歷史，或任何人的歷史，都有幾個戲劇性的分水嶺。」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西日本發生阪神大地震。小說家村上春樹當時旅居美國，形容自己從收音機裡聽見一記「不祥的轟聲」，使他動了回日本定居的念頭。兩個月後，東京又發生舉世震撼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村上春樹岔出小說之路，耗費數年進行採訪，完成了《地下鐵事件》與《約束的場所》兩本非虛構寫作。日後他形容，這項行動，是他對自身進行精神調整的一項作業——透過採訪「擁有不普通的共同體驗的普通人」，來了解普通人的感受與其所見證的場景，並於這個採集結果之上，去拓展和加深自己作為「在日本這個國家生存的作家」的視野。
　
沙林毒氣事件，是村上春樹寫作生涯的重要斷點。而日本這個國家，其命運的轉折，亦於歷史中不斷疊加，並召喚某些個人，穿梭記憶、進行創造：二戰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建立滿洲國。當時於滿洲出生的導演羽田澄子，日後製作了滿蒙開拓團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追溯滿洲事變後，被開拓團和軍隊家屬遺棄的戰爭孤兒的歷史。而二〇一一年，日本發生東北大震與福島核災，當海嘯吞沒日本東北沿海城鎮那一刻，山田徹在東京澀谷的製片公司大樓裡，盯著電視新聞畫面，久久不能自己。回過神後，他對自己說道：「我是局內人，這個災害跟我有關。我必須用自己的方式，將它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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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徹在一九八三年於新宿出生，從小學到大學都在東京東久留米市的「學校法人自由學園」這所體制外學校就讀。大學主攻日本文學、研究夏目漱石，但心中始終對媒體工作存有熱情。他一邊研習媒體相關理論，並在大二那年，意外接觸紀錄片，立定日後要成為紀錄片導演的志向。
　
一如台灣，紀錄片導演在日本並非容易維生的職業。從未拍過任何片子的他，選擇擔任亦畢業於自由學園的羽田澄子的學徒。二〇一一年，山田徹正協助羽田澄子製作日本學徒動員體制的紀錄片，但三一一核災的後座力，讓他決定自己說故事。
　　
「事發後，東京這座城市，呈現出『panic』的狀態。僅一瞬間，人們就從日常進到了非日常。」山田徹從未料想，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情，會因一起地震就瞬間產生重大改變——呼吸與飲食皆有危機，「這使我開始思考：東京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山田徹的疑問，隱含對邊陲與首都間掠奪關係的反思。
　
福島這座縣城，自古就是一座不斷「進貢」的地方。一八五五年，福島常磐市發現大量煤礦，日後成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重要資源；二戰後，石油、天然氣取代了煤礦，但因美國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說法輸入日本，福島縣的雙葉町與大熊町，成為核電廠建設的腹地之一。
　
一九六〇年，東京電力公司與福島縣研議設立核電廠的可能性。一九六四年，福島第一核電廠開始建設、一九七一年正式營運。日後，福島縣設置了四座核電機組，其發電量之大，排行全世界前二十五名。福島電廠的電力，並不供給當地使用，而是透過輸電線運輸至相隔兩百公里遠的首都東京。不只能源，其臨海小鎮的漁獲、農地與森林生產的稻米、蔬果，亦是全日本重要的糧食來源。　
　
山田徹自承，在他成長過程中，世界上接連不斷發生與政治息息相關的重大社會事件，如日本沙林毒氣、九一一自殺攻擊或伊拉克戰爭。「但我卻從未關注。」就連同校畢業的學長姐，拍攝車諾比核災或祝島反對上關核電廠的紀錄片，也沒有觸動他對核電議題深入研究。
　
「一直要到宮城氣仙沼三百多具遺體，在電視螢幕前對著我一字排開，以及核災對當地居民的生計產生難以逆轉的衝擊，我才錯愕驚覺，過往自己竟如此缺乏『當事者意識』。」山田徹直指，缺乏「當事者意識」的實質表現，即是對政治漠然，「就我觀察，這幾乎是日本年輕人的普遍現象。」福島核災的衝擊，使山田徹開始反思，並起心動念透過拍攝，來錨定自身與社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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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該怎麼做。」山田徹認為自己既非能為社會帶來第一線訊息的新聞記者，也非早有紀錄片作品的熟練導演，「因此要用什麼身份進入災區，顯得非常尷尬。」不僅如此，對他而言，更重要的問題是：「災區充滿死者，以及因避難而受苦的人，我與他者的關係，究竟該如何建立，才不會使自己成為一個『看熱鬧的人』？」
　
紀錄者的倫理課題，成為山田徹必須優先處理的精神糾葛。他決定先捨棄紀錄者的角色，以志工身份協助救災。這個他所前往的小漁村——位於福島縣與宮城縣中間的新地町——日後成為山田徹紀錄的主要標的。這全因在新地町時，偶然讀到詩人和合亮一的一首詩：
　
❝ Blue Note的唱片掉落在新地車站的月台不知道這張爵士的黑膠唱片被聽了幾次、被轉動了幾次？ 而，你又放了這塊唱片幾次？聽了它幾回呢？ ❞
　
新地車站遭海嘯侵襲，當時有輛行進的列車受大力沖擊而傾倒、停擺。和合亮一在災後於災區行走，寫下了一系列描寫災區景象的詩作。「但我從他詩裡所讀到的，並不是災害為這世界製造『裂碎』，」山田徹說明，這首描述一張掉落在新地車站的黑膠唱片的詩句，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人的足跡與蹤影。「換言之，詩人將震災前後的『時間性』，透過紀錄而表現出來。」
　
黑膠唱片的發聲原理，是透過唱針對唱盤上槽溝進行讀取，透過線圈傳訊，再讓主機將訊號轉換為聲音、透過喇叭傳送。這個意象，解放了山田徹的精神糾葛——若將唱盤比喻為災區，災難所帶來的傷痕，就是唱盤上的槽溝。一場災難，會封存所有與其相關的人的話語，而山田徹的任務，便是化身為唱針，在槽溝探覓、聆聽，協助轉化複雜的訊號，再對外放送。
　
二〇一一年七月，山田徹才開始正式訪問，「但一開始，我並沒有拿出攝影機。」攝影機是有侵略性的工具，在未與對方熟識前，他傾向先聽對方說話。透過與漁民交談，山田徹開始聚焦自己的拍攝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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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有一個字：生業。」山田徹說明，生業意味人的工作與生活，是緊密聯結、不可割分的狀態。核災卻迫使新地町的漁民必須面對分裂：要不就離開新地町，找一處可以重新捕撈的地方；或留下，卻游手好閒、無事可做；否則就是完全放棄，改做陸上的工作。「但問題不僅是如何『選擇』，」山田徹強調，擁有生業的人，對自己的工作有一定的自豪與尊嚴，所以儘可能不想離開土地，「因此，這些人要如何面對核災而生活，成為我的問題意識。」
　
福島核災迄今六年。這漫長的時光中，日本政府針對受輻射污染的農地、住宅與海域進行除污，並透過檢驗輻射數值，來挽救國內與國外消費者對於福島產品的信心。山田徹在新地町將近六年的時間，鉅細彌遺拍錄漁民因放射性物質污染水產，而遭禁捕的曲折過程，並驚覺，重建若要有任何可能，必須建立在對災區現實有多面向的認識。
　
核災初期，福島漁民被限制完全禁捕，後來逐漸可以進行試驗性捕撈，並販售輻射檢驗數值合格的水產。但在日本政府宣佈核災重建第一階段已告一段落，福島縣仍有諸多水產被列為禁止流通的項目，甚至偶爾也有可流通項目的輻射檢驗數值超標。
　
這些現象，所為何來？山田徹透過紀錄東京電力公司與漁民開會討論排放核污染水的場景，幽微點出：這一切，都源於核災事故尚未真正落幕——福島電廠熔毀的爐心尚未取出，東京電力公司必須不斷施澆冷卻水以避免電廠再度爆炸。而這方法，會製造源源不絕的輻射污染水。二〇一三年，爆發儲槽洩漏事故，約有三百公噸高濃度輻射汙水外洩於福島海域，造成重複污染；就算後期已採取科學手段，來去除污染水中多數放射物質後再排出，但已難以杜絕消費者的疑慮與恐慌。
　
因東京電力公司對核災善後處理的不夠謹慎，致使福島漁民必須面對「風評被害」現象——原先，漁民所捕撈的漁獲，在透過監測、確定低於輻射管制標準後，得以在市面販售，不少日本消費者，為幫助災民，曾一度大力推銷與購買。但輻射污染水不斷外洩與檢驗超標等情況，導致消費者認為這是蓄意欺騙，對食品安全的恐懼，導致福島漁產嚴重滯銷。
　
面對生計困頓，東京電力公司以發放補償的方式打發過去，但對漁民而言，補償並不意味修復——「各種慾望使人努力工作。但我們失去慾望。如果平白無故拿錢就會游手好閒，他們以為只要補償就好，但我一點都不開心。」
 　
想在原地生存下去的想望，促使新地町漁民重振當地祭典安波祭。山田徹亦紀錄這段過程，結合漁民受核災影響的糾葛心情，剪輯為紀錄片《福島漁民物語》（新地町の漁師たち）。這部片於二〇一六年正式發行，成為山田徹人生中第一部執導、製作的紀錄長片。片中開頭的第一幕，山田徹安放了他於新地町按下攝錄鍵的第一個畫面。鏡頭裡，幾位漁民對著騎著腳踏車拍攝的山田徹抱怨：
　
「要是核電廠沒出事，就能出海了。我們等了很久，大家都想出海。這麼多船沒有遭到海嘯摧毀，跑船的人都等著想出海。你（導演）好好地聽他說明吧。他是船主會的會長。春雄，告訴他大家都等著出海，大家都等得不耐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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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災民的抱怨話語作為片頭，有其深意。新地町的漁民，深深苦惱於未能平息的核災與風評被害。為了真實呈現漁民處境，山田徹甚至剪入一段漁民生吃漁獲的鏡頭。他坦言自己在剪輯時，刻意把自身對核災的是非立場退居後位。「一開始，我只是想把自己設定的框架投射到漁民身上，試圖由此創造一個故事。但我逐漸意識到，我的框架，迥異於漁民的真實處境以及他們想對社會大眾說的話。」
　
山田徹指出，這六年間，紀錄福島災區的紀錄片所在多有，「但大部份都是為了倡導自己的理念而去拍攝。」山田徹不想凸顯東京電力公司的權力如何巨大、也不刻意抨擊政府，「畢竟比起彰顯特定主張，我想讓大家看見的，是那些倖存者的處境。」
　　
現實總有灰階。這是山田徹作為紀錄者，在面對現實世界的眼光。願意穿透曲折的思考視角，使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邀請山田徹帶著《福島漁民物語》參與二〇一七年的核電影影展。
　
核電影影展，是由台灣長期關心核電議題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在福島災後，以兩年為週期舉辦的文化活動。影展議題不僅鎖定反核運動，也包括核廢處理、能源轉型等面向，同時會搭配映後座談。「每屆影展我們都會引進紀錄福島最新現況的影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說明，福島災後，較少有人紀錄漁民，加上《福島漁民物語》呈現災民在重建與恢復產業間的夾縫求生，能與台灣在面對核災區食品管制爭議有所呼應，因而特別引進，「希望台灣社會能對災民處境有比較複雜的理解，以避免製造對災民的歧視。」
　
不料，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意欲拓展理解邊界的立意，卻使遠道而來的山田徹遭致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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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後座談中，有觀眾不斷逼問山田徹對輻射食品檢驗標準的態度與看法。山田徹私下表示，自己並非科學家，不可能給出一錘定音的解答。礙於禮貌與時間限制，只好簡單回應：「從目前可見的相關檢驗數據來看，我覺得大致來說是安全的」。然其說法，引發部分觀眾不滿，並將其回覆解讀為替東電與日本政府美化、淡化核災對福島農漁產的影響。
　
與核災中的加害者站在同一陣線，是山田徹的本意嗎？山田徹無奈解釋，他的回應，其實是綜合多面向的曲折思考——目前日本以風險高低劃分捕撈區域，污染熱區依舊禁捕，可以捕撈的區域，各地漁會則會根據日本政府訂定的捕撈魚種進行管制，並進行輻射檢驗與銷售管理。「由於日本有些縣市的確沒有進行監測，加上輻射污染會透過洋流擴散，因而我不會篤定地說全日本的水產都是安全的。但就我在新地町所見，目前輻射檢驗的結果，高達95％是輻射未檢出。而這數據，國家與東電的資料，是有一致性的。」
　
相信所見，並非完全基於對科學標準的肯定。而是在龐大的社會焦躁裡，看見標準的必要性。山田徹表示，核災區食品的爭論與恐慌，源於幾項前提：一是災後日本政府一度提高食品中輻射容許量。其次是假標籤的現象流竄、抽查頻率各縣市不一，以及多數社會缺乏對長期攝入低劑量輻射食品的健康風險評估。「然而不管前提為何，追根究底，這凸顯的是我們對於食品安全的在乎。而這一定程度，牽涉了每個人的價值觀。」
　
「人的價值觀會影響自己要選擇什麼樣的生活，乃至於如何看待福島核災的重建狀態。這不該是對錯之爭。」山田徹舉例，過往只吃有機食品的人，很可能完全無法相信福島食品已經安全，但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要求的光譜可能有很大落差，更重要的是，食物必須倚靠生產者耕耘與捕撈。「因此對我個人而言，清楚的標示，以及持續性的監測，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山田徹表示，很多人會認為「風評被害」是日本政府意欲飾非文過的手段，實際上，日本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記者，在未確認消息真偽前，就散播『福島污染漁產在市面流通』的訊息，造成市場恐慌。因此，「若考慮消費者的光譜差異，再綜合日本的傳播現象，就會知道風評被害，是一個存在的事實。」

「超級市場裡貼著福島標籤的魚，跟一個你所信任的福島漁夫捕的魚，哪個會讓你安心？一定是後者。」山田徹感慨，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的市場，帶來一貫生產的自動化過程，導致消費者跟生產者永不相見，人與人的關係斷裂，讓風評被害成為難以解決的事。「這是福島漁民的現實困境，強烈希望大家能看到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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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部分對核災區食品抱持高度疑慮的台灣觀眾，無意深入理解山田徹的思考脈絡，直接將《福島漁民物語》，標籤為日本政府的宣傳工具，於臉書上貼文抨擊。得知後的山田徹無奈笑說：「這樣的看法與行為，其實不只台灣，日本也有。」 
　
核災後，日本社會出現愈來愈多為了鞏固個人價值觀而出現的激化語言，「立場不同的雙方各自躲在同溫層裡發言，卻從不願意了解現實的複雜。這種現象，在SNS（Social Networking Site）上特別多。」山田徹認為，儘管這些言論可能都出自於對福島災區的關心，但過於狹隘的觀看視角所造成的對立「反而讓重建速度更加緩慢。」　
　
福島核災是否平息、受創災區是否重建，這些問號背後的每一個答案，其實都牽涉政治角力。正因如此，山田徹才希望閱聽眾能用比較細緻的眼光來理解福島。山田徹續以漁業為例，在核災前其年輕漁民從業人數排行全日本第二名，但在災後，漁民歸返的情況各地不一。如新地町因距離電廠較遠，年輕人回來不少，至於小名浜，許多人則選擇棄業。「福島幅員廣大，希望大家能夠透過紀錄片，瞭解核災區的狀況非常多元，應盡量不要把福島包裹為一個整體去談論。」
　
他進一步表示，重建是跟心理狀態有關的問題。福島漁民可能開始恢復工作、漁獲量也跟災前一樣，房子也重建了，「但是心裡還有傷痕在，對我來說，心理創傷未能療癒，就不算重建。」山田徹耗費六年完成《福島漁民物語》，至今仍舊無法清楚回答「重建是否完成」，甚至對東日本大地震以及核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仍抱有巨大疑惑、難以定義。
　
「在災區，我經常聽見漁民說『如果沒有核災就好了！』」福島核災，瓦解的不只是受災者的生活與人際，同時也讓山田徹這樣的旁觀者，改變了價值觀。「親眼觀看災區，理所當然會導出『不要核電』的理念，但作為導演，我更希望大家從中理解，核災是一個重新檢視自己生活、重新思考，他者與自身的關聯為何的契機。」
　
不斷強調創作理念，源於山田徹在災區長期紀錄的副作用。他說，災民焦躁不安跟猶疑的心理感受，都如實烙印、留存在他身上。但當抽離災區、日常庸碌干擾，「有時候不免就會忘掉災區的事。而這個割裂感，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傷害。」山田徹認為，要能撫平這道因割裂而來的破痕，唯有讓更多人理解災區的現實才得以達致。「這世界，需要更多人去『同理』別人的創傷。」
　　
結束訪談前，我刻意問：「能否請你用一句話形容這場核災？」山田徹搖頭，堅定拒絕：「我最討厭這種必須簡化回答的問題了。」他答完，我們相視而笑。想起艾倫．萊特曼在《愛因斯坦的夢》這樣寫道：
　
「在這個世界裡，時間有三維， 與空間一樣是立體的。 每一做決定的剎那， 同樣的人，在三個不同的世界， 有其不同的命運。在時間裡，有無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