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標本曾在大航海時代、博物學的時代,流轉於全世界。有朝一日,我們真的會在異地看到那寫著福爾摩莎,於一百年前、兩百年前,被運到西方的標本。它跟那些被運到西方的文物有何差異,是我一直放在心裡的問題。」
 
與小說家吳明益訪談時最後一個提問,他這樣回答。既關於新作《苦雨之地》的核心概念,亦是身處文字弱化的現世,追問書寫可能與小說邊界的實踐;再往前深究,還囊括他拿捏以台灣生態作為書寫的一道基樁,如何跨出他人定義其寫作中,之於地域框限的追索。
 
《苦雨之地》所有敘事,都由吳明益嫻熟的自然書寫出發。不僅是對風格強化或突破而做的選擇,還包含藉描繪生物對傷害、缺陷的能與不能,談人類如何,與如何能夠,回應身處時代、地域中,看似不可抗的命運。
 
小說首篇出現希臘神話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為人類送來技藝之火,但「光讓人蒙上陰影」。以前寫作者需要投稿苦苦等待編輯回應,如今已是擁有臉書平台即可發表、甚至出版的時代。臉書不僅改變寫作者,亦改變人的溝通方式與信任基礎,「這是時代的特徵,每個人都有麥克風。麥可風或對外、或對內,且有諸多訊息在私下傳遞。人需要大聲公維持形象,也需要悄悄話相互結盟。我們以為許多私下進行的都不可見,實際不然。」吳明益說。
 
傳遞訊息是人類文明重要關鍵,社群時代卻揭露人類道德倫理倡議的「誠實」、「心口如一」等特質違反人性。我們惶惶恐懼私密對話終遭竊取。「這是人類精神最大危機。」吳明益於是創造「雲端裂隙」的概念貫穿六篇小說,讓各篇主角透過「這道劈開來,如神旨意,實際卻是人深層的害怕與恐懼」的物件,作為面對命運的支點。
 
雙面性。生命本身的特質。在人如何學會語言裡,吳明益寫一名自閉卻對鳥聲敏感的小孩,日後成為科學家,卻失去聽覺,而想重新打造聾人賞鳥的手語的故事。「在生物界這不合理,跛腳的鳥、聽障的鳥,很難存活,但人類可以。」
 
吳明益認為,傷害與缺陷影響著人的精神演化,使人類發展出複雜的利他行為。利他行為有其生物模式,但於人類而言,與文化模式相關性更大。「這樣的文化模式,即是寫作者要關心的。」
 
《苦雨之地》並非傳統定義上的長篇小說。然獨立的六個篇章經吳明益長年反覆校正,在讀者眼中卻巧妙形成一相互補充的生態圈,彼此完整彼此。
 
小說裡的角色背負吳明益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人心的疲憊、困境、恐懼、未知。如人至中年必須面對的病苦流離、島國長期以來的發展模式所可能導致的廢墟景況,又或是,一尊美麗物種的消逝……。他打造一座座帶有末日感的場景,一定程度顯現寫作者對現實世界的絕對厭棄。儘管人有別於動物,多了自殺的選擇,但人類有知。他相信生物本能驅往存活的那端,而「命運並不簡單,生物的命運不是自己單獨可以決定的」。
 
這樣的相信也成為他面對文字弱化的支撐。一如上作《單車失竊記》,吳明益學習《苦雨之地》裡每一位角色所擁有的技巧或經歷。然而這些學習的出發點,未必都是為了已規劃中的寫作,而是好奇。
 
比如他思考空拍機與樹冠層——「除非專業研究者,否則一般人難以窺見樹冠層複雜多元的生物。等空拍機發明後,看見樹冠層變得容易。但不過三十年前,我們要看見樹冠層,必得爬樹。」當時,人在樹上,看見什麼、感受什麼?於是他去學攀樹。
 
教練鴨子告訴他:曾有一次,自己在樹上一整天,卻沒有任何一位登山者注意到他。這讓吳明益想及文學裡「每個人都是一座島嶼」,指涉人之孤獨、缺乏生態連結的熟爛隱喻。「那麼,若人在樹上呢?樹有生態連結,它們的根系可能相遇。」而在攀樹看著樹幹上升時,吳明益想起李奧波透過鋸木過程如何將美國荒野史寫了一遍,體會「無論攀樹或爬山,都非在空間,而是時間移動。」
 
這些經驗回饋至冰盾之森的寫作。長期的技藝打磨,使吳明益跳脫傳統自然書寫中「非虛構」、「科學書寫」、「紀實本質」的窠臼,透過小說這項表達形式,重新詮釋自然書寫的可能。
 
積極掙脫表達的困境,呼應了二〇一八年台北雙年展「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的策展核心——策展人吳瑪悧與范切斯科.馬納克達主張,「當前的生態議題應該被更密集、更公開地加以思考」、「不同學科之間的開放合作,據此得來的生產力可以促進創新的思維,並且打造不同既往的解決方案。」這讓《苦雨之地》於面世前即受邀參展。於美術館中,文字及其承載的生態議題,找到了新的說話場域與受眾。
 
這樣的寫作模式與向外拓展之連結,或可視為吳明益對現今文學寫作困境的重複實驗與示範——「痛苦是人類結盟的形式,是人類的社交。」吳明益在雲在兩千米這樣寫,既是人,亦是文學如何存活的一道路徑。
 
雲在兩千米描寫人尋找已滅絕的雲豹的故事。故事的結局,是吳明益轉化質疑現實中對恐怖技術的一則期盼。
 
訪談時他提起,近日中國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稱,已透過基因編輯使一對雙胞胎女嬰可免於愛滋。如果不再顧慮倫理,有朝一日,人不將只是取代造物主,而是「人重新定位人的階級」。桃莉羊的恐怖早變形為許多科幻創作,相對而言,吳明益卻選擇書寫「一件不可能之事」以保留愛。
 
雲在兩千米亦有神話。「神話是成功祖先敘述的世界文化風景。」當雲豹因人而滅絕,我們如何使牠復活?小說的結尾,吳明益讓人與雲豹交媾,這是許多原民神話的敘事橋段,「人獸交,才有神力,才會出現智慧,延續子孫。」這美麗的概念,一個對不可逆轉的現實的夢,「是小說家能做的。」他不寫基因工程復活雲豹,「那太殘酷,等到基因密碼都破解,有能力的人將耗鉅資打造完美下一代,那是人類絕望的終站。」
 
是否真有那樣一頭還能與人交媾的雲豹存在?前提是人要為自己贖罪。雲在兩千米的主角先是如一頭雲豹那樣思考,才找到雲豹。吳明益藉此揭示所謂修復的前提,儘管長路迢迢。書寫時,吳明益坦言因雲豹於原住民神話中有其神聖地位,擔憂不同原住民族將認為他的寫作有所冒犯,「但我不是惡意去寫,只是得這樣寫。唯有進去神話的系統,我所想述說的浪漫才會呈現於同一平面。」
 
寫作如此危險。不僅是如何使用現實素材的問題,還包括文學是唯一倫理優先的藝術表達。吳明益以雙年展中一鳥鳴裝置為例,「藝術家可宣稱將鳥鳴器集中於一棵樹上,是一種抗議。但若不以文字定義,將任憑詮釋。」文字是一項無論如何都會暴露倫理觀的媒介,它曾是人類逃避迫害的工具,而今社會卻不再容許寓言的存在——「媒體會逼問你的國族認同、倫理認同,最後這些東西,則將成為詮釋你作品的工具。」
 
寫作者再無法隱世。不只是眾聲過於喧譁的干擾,還有跨出邊界後,以台灣為名寫作的現實困境。「只能面對。面對就要鍛鍊。」是開頭那段回應的延續,他像是問我,又彷彿自問:「如文物歸返的爭議,或是一隻鳥的遣還。鳥是屬於你的嗎?即便牠叫福爾摩莎,牠真的屬於台灣島嗎?因為政治流動,他們究竟屬於哪個文化體系?」
  

吳明益沒有再回答了。遷徙與流動皆是演化的一環,而「妳不覺得每一種生物的發現,都關係到人的命運,有時候是一個人,有時候是一群人。」寫作如此危險,卻是人之獨特所能。他將未竟的思考散置、埋伏於小說,讓它們成為彼此的峰巒與海溝,在人與其他物種或自然間,投影出一處抱有微弱希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