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






「只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


上個月,和P、R、N與C一起在生態綠,為著沐子的新書《我們》而聚。那是陽光挺好的下午,廣場上還有草莓等著長大;暖暖長長的談話,值得記下許多,而其中「只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這句話,一直在心裡腦裡徘徊不停。


想起四月飛往菲律賓的經驗,若沒有P的提醒,或許將忽略機場、報紙裡的許多訊息─而我那時在菲律賓呢。想起來是慚愧的。當時,我,一個他者,卻被不斷看見─被乞者、被車伕、被警衛、被異鄉人─與在台灣的「他者」,如此不同。


於是「光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其實是警惕。




不該洩露《我們》的內容,為著不能談得更生動、更好;也為著那之中的細節,實不該再藉由轉述去了解了。私自揣摩,這或許是沐子在首章抄寫:「我們是鏡。/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彼此注視並為對方呈現,/你可以看到我們,你可以看到自己,/他者在我們的視線中觀看」的用意。


1990年大學畢業後就投身勞工運動至今的沐子,應是深刻體會唐諾在序裡寫的「很難免於長期一事無成的失望」之感。這不僅僅是勞工,而是所有弱勢的困境。它們的話語、形象,必須藉由媒體轉述;但未曾親自靠近、體認的傳聲筒,卻往往將這些該傳遞的,碎裂、扭曲。


那天下午沐子看見我們,輕輕笑了。絲毫沒有「怎麼人這樣少」的失望表情。除了C,其他人她都接觸過,於是她說那就不用像帶領初學者一樣述說為何要關注移工,直接發問吧。我們拿著「中山拜拜」,回到可以且如此容易親近的道路上。我們談彼此在書中的感觸,以及生活上實際遭遇、注視過的那些。




懂得觀看,或與家庭背景不無關係。大阿姨嫁給日本人、外公是客家人、外婆是閩南人、小阿姨嫁給德國人、菸酒麻將賭博失婚等各種社會狀況,很早,就環伺我的童年。孩子是白紙,只要成人不亂染色。於是對「與我不同」的人,就依著好奇與天性摸索、認識,也因此和抽菸打架喝酒的所謂「了尾仔」有良好互動,一直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絡。


於是一直不那麼理解許多人為何漠視或踐踏與自己不同的人;直到舅舅娶了來自越南的舅媽,才知道,不是漠視,而是不知道。不知道他者與自己,其實一樣。而有時候則是,我們知道「他們」和我們一樣,但若衝突,就不免被階級意識擺佈。


是這樣啊。一直到寫下《手》之後,才愈發明白即便有著親密的關係,照見依舊困難。


說來有趣,台灣其實一直是移民社會,但或許陷於內部的矛盾太長、太久,綿密的對立情節,宛如鎖國。鎖國,於是只能看見自己,久了便只願看見自己。幸福啊,幸福的路多難?因著關注自己幸福與否,關注相對優勢的人如何幸福自然而然。至於發展總是遠遠落於我們的,就沒有觀看的必要了。




沐子那天再度談起TIWA甫進駐中山北路時社區排斥的情況,「我們鎖國太久,不知道怎麼跟跨國界的人溝通」,TIWA於是耗費許多心力設計軟性活動,以銜接鎖國以來的斷裂。但這些仍然不足的。於是同樣是移民者,配偶跟移工卻得面對兩套不同法律;同樣國家的移民因其移動條件不同,竟也得被迫安置在或優或劣的階級地位。而新移民與「台灣人」間的落差,似乎只要冠上「新台灣之子」或「台灣媳婦」就可弭平、不用追究...。那天不知道誰開玩笑說:「台灣人這三個字在現在真是太可怕,簡直就是髒話。」


一陣大笑。但笑聲過後,卻是濃得無法化開的哀傷。
被排除在「台灣人」三個字之外的,是否就該安於沒有臉孔的狀態?




得知《我們》出版時,自然是高興的。我相信故事的力量,以及紀錄述說的必要。但這傳道之路實在漫長。我是說,當激烈的抗爭都無法引起好奇,在閱讀逐漸勢微的現今,《我們》的觸角該往哪兒延伸?


不同於我的悲觀,沐子已然瀟灑地看待那一事無成的失望之感了。她淡淡地說,被看見的方法如此之多,對她來說,最好的教育當然是抗爭。但當媒體不友善、社會大眾對「不得不的『暴力』」沒有認同,「就只好以文化包裝、說故事」;用衝撞之外的另一隻手,編織起另一個認識的管道。


沐子坦承這是緩慢的歷程。正如她開宗明義說的:「只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但她也理解,高舉理想旗幟過於傲慢,運動者不能脫離現實,甚至是「非緩慢不可」,否則就會犧牲最邊緣的人。聽著聽著,寬心地笑了起來。是啊,總得先知道擁抱的基層長什麼樣子,方能「直視、靠近、生存,而不踐踏」。


我們,永遠不是單向。而這也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基石。



延伸閱讀:

國際勞工協會
《我們》的讀後感書籤收集
仍然想像幸福是可能的
把自我和千絲萬縷的移動者故事綁在一起─訪《我們》作者顧玉玲


2 則留言:

阿潑 提到...

我是P
胡恰你這懶鬼
多個o昰累到甚麼

Chyng 提到...

其他人的名字很多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