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21

日月光宣判之後



去年底引發社會喧騰的日月光半導體公司排放廢水案,在歷經九個多月的審理後,高雄地方法院昨天宣判,判處日月光公司罰金300萬元。被告廠務處長蘇炳碩等4人則分別依同法判刑1年4月至1年10月不等,則獲緩刑。另一位被告何登陽因不負責K7廠業務,獲判無罪。這項判決結果,果如去年十二月底寫的文章所預測並不讓人意外。目前,檢方表示將持續上訴,但刻意為之的污染縱容,不能被囿限在司法戰場裡,若不回溯證據力為何薄弱、建立防堵機制,日月光的犯案模式,將依舊層出不窮。

高雄地方法院的判決理由,在於「魚體檢測結果雖有銅、鎳超標情形,但採樣時間距離事發時間已超過40天,且亦無法排除是其他工廠長期排放重金屬物沈積所造成,檢方指控日月光公司排毒廢水致生公共危險的因果關係無法認定」。許多人看到後多半氣憤法院「重罪輕罰,無法嚇阻不法」,然而,重罪輕罰,是因「污染發生後遲至40天後才採樣」,以及「因果關係難以認定」。

將時間推回一年前的十月。當時,日月光工廠內的純水造水製程更換鹽酸再生藥桶止漏墊片故障,導致2.4噸鹽酸流入廢水廠。由於工廠位於六樓,日月光公司只能直接將外溢的水排至位於地下室的污水處理廠。排至污水處理廠後,日月光公司便以自來水沖刷,且未經任何處理,便將廢水排入後勁溪。依照水污法,廢水設備出問題,應立刻通報,但日月光公司並未照辦。日月光公司辯稱,是因設備負責人執行現場緊急應變與處置,才沒有依規定及時通報。

根據環保署掌握,當時廢水外溢事件約是早上十點。縱然日月光公司「因故」無及時通報,下午兩、三點左右,楠梓加工區與高雄市環保局卻早已知情,日月光公司也在晚上六點鐘左右將設備恢復正常。當時高雄市環保局前往開罰,要求日月光公司限期改善,日月光公司約十一月中改善完成並提出改善報告,這項報告,高雄市環保局「已複查」,按照程序,日月光公司只剩繳清罰單就完結。

上述的處理過程,顯現高雄市環保局同意日月光的出包是「意外」。奇怪的是,高雄市環保局卻在12月9日,大動作召開記者會,以日月光「放流水超標」影響後勁溪,以及「偷埋暗管,繞流排放」的理由祭出停工大旗。

日月光放流水超標是事實。但因高雄市環保局先同意「日月光出包是意外」,接著又「同意日月光已經改善完成」。相隔一個多月才追究,加上高雄市環保局對於暗管一事前後矛盾,高雄地方法院很難不同意日月光非刻意偷排,而是「本件肇因於內部人員管理決策失當,使其持續排放超標廢水時間長達7小時30分」。

也因如此,儘管高雄市環保局於10月1日分別在K7廠放流池與後勁溪都有採集水樣(pH值為2.63,且鎳含量為4.38mg/L),但重金屬鎳並非半導體產業的特殊污染物,後勁溪上游許多電鍍廠,也會生產同樣的污染物,高雄市環保局未在當時就半導體廢水中的特殊污染物進行比對,高雄地方法院當然難以就底泥污染作為直接認定污染因果關係的證據。

當時,前任環保署長沈世宏曾要求高雄市環保局向社會公開說明,但高雄市環保局規避不理,以討好性質極高的「停工」轉移大眾對污染得以成形的關鍵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訴訟過程中,高雄市環保局並未提出資料佐證後勁溪中的污染來源與日月光無關。高雄市環保局看似高壓、實則放水的手段,才是使得無良企業在水污法尚未修法完成前,永遠得以繳交不符比例原則的罰金後就繼續營業,甚至還能申請租稅減免的關鍵。

環保署水保處在日月光事件後,已要求進行連續監測,然而,自動連續監測系統也曾傳出數據造假問題。退一步言,就算相信監測系統,後勁溪承受多方污染,若無建立污染指紋,日後的裁罰也依舊會是一攤爛賬。事實上,日月光公司的廢水排放量早已龐大到足以個別監測的程度,加上日月光早是慣犯,高雄市環保局若真的不能接受此判決,就請高雄市環保局有氣魄地單挑日月光進行獨自監測,並提出關鍵證據,支持檢方上訴外,促進水污法的修法進程,而非放任陳菊再度裝扮成慈祥大媽「積極協助廠商」於高雄屹立不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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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4

我們就是水



毋庸置疑,在未來,水資源將會是我們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加拿大導演Jennifer Baichwal的《水風景》,透過空拍掃描與水相關的地景,清晰呈現水與全球經濟的關係,而人類未來將如何因此種不對等的發展模式所形塑出的水,遭到反噬。但Jennifer Baichwal並未囿限於指責的角度,相反的,她運用了文化與科學的象徵,讓人類也一同進入水的循環。

《水風景》的第一個畫面是浩蕩卻無聲的大水,這個鏡頭相當相當長,長到讓人以為那就是永恆,但不久後,畫面轉為乾涸龜裂的土地。那是墨西哥科羅拉多河三角洲,曾經孕養眾多生靈。「『沒問題,我們會再放水』。」一位老婦說:「『河流很快就會有水了』,但說這些話的人再也沒有回來。好個謊言!」她臉上的皺紋,和三角洲的土地一模一樣。婦人已經遲暮。導演接著將畫面轉換至河南的小浪底水利樞紐工程,以及中國永善的溪洛渡水壩。俐落地以畫面解答你,並引誘你,繼續往下探索。

儘管現今我們將農業視為相對友善環境的產業,但人類開始有規模的改變地景,始於農業。由小農走向大規模集約耕作,是工業革命後的結果,導演透過奧加拉拉地下含水層的資源枯竭,以及美國在印度進行皮革加工所造成的化學水體污染兩個地景,拉開目前全球水資源問題的歷史序幕。

接著,導演呈現發展中中國興築的大壩地景,以及科學家在格陵蘭進行的冰層調查,透過這兩個畫面,銜接工業發展與電力需求間的關聯。前工業時代的發展模式未曾死去,相反地,它變本加厲。這種發展不均衡的情況,已造成可預期的惡性循環。而當地下水、河川、海洋,乾淨的水逐漸消失。貧窮的人只能承受。受到工業發展好處而富裕的人,則有權力圈住乾淨的水,不為生活,而為享受。

這些問題,以世界各國不同的水資源地景貫穿而成,除巧妙融合歷史向度、規模經濟、殖民,以及污染輸出等面向。一氣呵成的剪接,極富節奏與層次的對比,更讓人有置身網羅的可怖感。

自然與科技在各式環境議題間,似乎都是永恆的拉扯。但導演不做此想。她讓攝影師Edward Burtynsky帶著我們到英屬哥倫比亞北部的斯提金河集水區,讓觀者身置天空和土地之間,看著雲彩如何化雨入土。此外,她詩意地帶入當地原住民的原始生活經驗,強調「傳說是一切的基礎」。

「沒有這個集水區,它們(動物、傳說)就不存在。如同所有的河谷,每座山脈的背後都有連串的湖泊。因為我們是站在世界的最高點。這是一種循環。水從海洋出發,鹽留了下來,往上升來這裡,遇到了山,一碰上就落了下來。這是天與地的互動,它生出了這片濕氣,回歸海中,並且持續地淨化自己。而我們則融入這個循環。我們就是水,你懂嗎?」

我們就是水。如此文學的象徵。但「我們就是水」並不僅僅是文學。人體內70%都是水分,那些水分,皆透過上述的循環而來。這些循環的水,供給植物、供給動物,我們吃下牠們,也一同吃下含括其中的水分。


同樣的論述,並不只存在於原住民。Jennifer Baichwal訪問科學家時,同樣出現如此動人的語句:

「彗星撞了地球,海洋慢慢形成。地球在生命初期孕育了水,於是有了海洋和生命 。你無法在沒有水的情況下生存,任何細胞都必須在水中分裂。子宮就是海洋的重現,是所有生命的起源。水可以說是無所不在。如果和水斷了連結,細胞裂開乾掉,生命也就結束了。所以我覺得一個很迷人的想法是:我跟你之所以能在這裡談話,是因為我們都代表著水裡各自分裂的細胞間,某種堅不可脆的連結。」

在整部紀錄片中,文學作為科學記錄與訪談的中介,那不僅是溝通的手段,同時也是示範:理性與感性、自然與科技,並不相悖。去年,台灣上映的《看見台灣》,和《水風景》 一樣,皆是透過空拍去呈現人類平常看不見的死角。但與《看見台灣》如此不同的是,《水風景》裏的每個畫面的拍攝與銜接,都是一道論述,那些論述,讓我們看見,問題的形成,源於結構,源於歷史。

讓我最為激賞的,是導演穿插了印度恆河的聖壺節。在恆河沐浴,可以洗淨罪惡,「而這些罪惡,分別來自行為和思想」。在恆河裡沐浴的人,不分種族、性別、年齡、階級,那一幕,是《看見台灣》遠遠跟不上的層次:儘管人類是環境問題的製造者,但問題的現身絕對源於集體,當然,改變也是。唯有如此,美麗與哀愁才有意義。風景也不將是印象,而是銘記。

20141011

以愛之名



電影從精神病院開始。一名愁眉苦臉的老人馬哈穆德與病友交換彼此為何來此的原因,「我心愛的狐狸死了。」他說。他在家裡豢養許多動物,其中狐狸是他最鍾愛的朋友。醫生在他入院一陣子,確認他暫無自殺念頭後,讓馬哈穆德出院,醫生建議他別再迷戀動物,必須回歸社會常軌:擁有正常工作、做瑜伽諸如此類。但馬哈穆德沒有去工作。他去買了驢子、尋找烏鴉以及誘捕一頭狐狸。馬哈穆德想拍片。

這不是馬哈穆德第一次拍片。事實上,那頭死去的狐狸曾是他鏡頭底下的主角,他還因此獲得幾個獎項——那幾乎是他在正常社交生活裡唯一可以得意挺拔的代表。但出院後的馬哈穆德誘捕狐狸失利,脾氣暴躁,太太終於忍不住爆發與他爭執。馬哈穆德動念以買代捕,但他根本沒有錢。馬哈穆德的正業是個貨車司機,因沉迷拍攝鍾愛的狐狸,加上貨車過於老舊,老闆早也氣得不想理他。儘管如此,發完脾氣的馬哈穆德還是繼續努力。終於在裝設陷阱的第七天,他抓到了一頭狐狸,順利拍攝。

我的狐狸電影夢》就是一部這樣敘事簡單的電影。看起來有些荒謬與莫名。但那荒謬與莫名或許正是導演試圖想傳達的:他以精神疾患在社會想像下應如何康復的故事,戳刺一般人對「理解」與「治癒」的枯乏想像。語言是人類的產物,它的內涵充滿社會建構的價值觀與文化偏見。超乎這些既定框架之外的,即被視為偏斜。但所有人的本質都隱含偏斜的可能。在偏斜難以見容、在情感脆弱之際,人便容易轉而投向可以藉由非語言進行溝通與共存的世界。荷索的《灰熊人》,即是一例。

馬哈穆德也是。事實上,馬哈穆德自覺他的創傷並非源於狐狸的死。而是在許久許久以前,他偷了雞蛋去換巧克力,卻被母親毒打一頓。「她在雪地裡追了我一公里之遠。」而他鍾愛的那頭狐狸,在他的鏡頭底下,恰巧也是個偷蛋者。偷蛋後,狐狸將蛋埋了起來。狐狸還想再偷,卻遭遇母雞狂啄。但狐狸並未吃掉雞蛋,不久後,小雞破殼而出。因此,馬哈穆德積極拍片,或可視為意圖重新讓他人理解、接受自己的橋樑。

然而《灰熊人》也指出,那樣的轉身投向是對自然秩序的過度天真,正如馬哈穆德想要新拍攝的影片一樣:相愛(如何証成?)的兩頭驢結婚,其中一頭死亡後,另外一頭也死了。馬哈穆德的助手問:「有人殺了牠?」「當然不!」馬哈穆德說:「牠是因為悲傷而死。」但善與惡等價值從來與自然界無涉。因此,儘管馬哈穆德試圖安排劇情、控制動物,讓他人,包括醫生理解他新捕捉的狐狸。他人對狐狸依舊懼怕,實際上,這頭狐狸也不是那頭會藏蛋的狐狸。

誘捕狐狸時,馬哈穆德曾說:「拍完片我就會放你回去。」但抓到新的狐狸後,馬哈穆德希望留下牠、圈養牠、為牠組織家庭。但至片尾終了,狐狸始終未曾馴服。


透過馬哈穆德與動物的互動,導演不僅呈現人在溝通上的困頓,同時也呈現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裡,若存著以愛為名的投射,最終也將演變成另一種暴力、束縛與挫局。

20141010

「活」在三里塚




「攝影師也可以加入抗爭嗎?」當活在三里塚》的片尾浮現這個畫面,立刻明白為什麼策展人林木材將此片選為TIDF的開幕片。不僅因為《活在三里塚》以極簡方式進行複雜辯證,更因它展現紀錄片重要的核心精神:撿拾在時光向度裏遺忘的物事,透過鏡頭的篩選,完整曾經破碎的當下。除此之外,也是對記錄者致敬。所有身為記錄者的人,一定都曾歷經在記錄現場是否要介入的掙扎,強迫自己冷靜拿著攝影機/相機/紙筆的經驗異常痛苦,但唯有選擇承受,才可能集結他者的苦難,焠鍊出必須被牢記卻忽略的價值,並且,得以持續召喚。

活在三里塚》運用抗爭時期的部分影像、照片與現存的空景及數個人物訪談組合而成。儘管人物訪談占去的篇幅極多,卻因巧妙的銜接而使冗長訪問有了意義。紀錄片從一開始就破題:「儘管只剩我一個人在這裡,我想他們應該還是希望可以繼續抗爭下去的吧。」從仍住在抗爭小屋的最後一戶抵抗者往外擴散,導演代島治彥與大津幸四郎花了兩年時間,讓那些離去的抗爭者,說出他們為何放棄的理由。

觀看這些訪談,不斷淚流。影像中的人們,幾幾可以代換成樂生保留運動以降,這近十年許多抗爭事件的角色。當抗爭開啟,留下或離開,都是等同苦痛的選擇。每一條路都無法周全,而這樣的碎裂,來自毫無斡旋迴身的空間。

今年三月台灣爆發佔領立法院運動,後因內部權力與路線鬥爭引發佔領行政院事件。行政院強勢鎮暴,為台灣寫下一頁黑暗歷史。當時,曾寫下這樣一段話:「血腥鎮暴的畫面過於驚悚,使得所有人相信,那是島嶼無法天光的癥結。鎮壓為握有權力者添增籌碼,為被權力領導者帶來撕裂。」《活在三里塚》裡也有相同的景況。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將使人化為殺戮機器,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

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 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想起呂德昌。當他放棄抗爭,招來耳語。但他求的僅是夥伴得以繼續住在樂生,儘管院舍不復以往。我想起張森文。想起他女兒轉述張森文的死後托夢。張森文不要解剖,他說好痛,好痛。別再抗爭。我也想起洪箱。灣寶抗爭那幾年,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總是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那些話,因怕孩子擔心而無法傾吐。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著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樣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但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片頭,導演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三里塚事件跨越五十年的時間向度,而仍有人堅持,靈魂是否不死? 答案是必然的。但要結出許多子粒,仍需水源澆灌。

活在三里塚》正是那道水源。在五十年後,回頭銷蝕時間的粗糲,要觀者意識到,台灣、香港、中國、中東……的漫天烽火,都是三里塚的化身。

麥子必須死而重生。那是大津幸四郎為何垂垂老矣,也要顫抖著手繼續拍攝。記錄者貼上「更好的世界」的倒數第二塊拼圖,正等待新的抗爭者,完整最後一塊缺角。


20141007

我要說話



世新大學經營的兩份報紙立報與破報,前者是報人成舍我秉持「我要說話」的新聞精神,堅持不有廣告收益而創立之報紙,後者是已過世的立報前社長成露茜為次文化發聲而創,兩份報紙的收益從來就不好,尤其是立報,拒絕任何廣告。但那是為留一方直挺說話的空間,那樣的空間,讓許多社會議題有轉圜的立基,比如樂生、都原部落、莫拉克風災時的大愛村計劃等。這樣清新的環境,培養出許多耐挫力高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即便離開破、立兩報,在媒體環境愈趨惡劣的情況下,依舊牢記「新聞為公眾」存在的守則而持續發聲。

立報在獨立媒體尚未蔚為風潮之際,是少數針對各式社會議題深入追蹤的媒體,經常以小搏大,翻轉公眾對弱勢議題的漠不關心。是以這兩份報紙在年初傳出停刊消息,除引發員工不滿,許多關懷媒體的閱聽眾也加入聲援,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丘延亮老師告知,許多具社會關懷的老前輩對形象正面、價值相對清晰的立報要停刊感到震驚,希望破、立兩報可以維持運作。儘管學界挺身而出協助破、立兩報員工抗議,但破報終究完全收刊、立報則暫時休刊,於九月重現江湖。但彼時關心立報者看到立報頭版莫不退避三舍,某已離職編輯忍不住評論:現在的立報跟「世間情」一樣沒有極限。



一份原具風骨的報紙如此劇烈轉變,與現行社長、世新傳院院長彭懷恩不無關係,彭懷恩曾大剌剌表示:「士魂商才! 昨晚研究台灣立報,四方報資產負債表,除了嘆氣,還是嘆氣!怎麼如此沒有商業頭腦! 我大學時就不向家裏拿錢,一路走來,投資房地產,創允晨文化(新光投資),擁有風雲論壇,辦休閒雜誌,開彩色盤餐廳,投資亮晶晶快速冲洗照片店,鳳誠音響,經營領域咖啡館,有賺有賠!但是快樂學習到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最看不起那些汚國科會,報假帳,剝削工讀生的假道學教授!還有那些用什麼基金會為白手套的吸血鬼!有種,正大光明賺錢!」




房地產炒作是現在政經環境敗壞甚至媒體墮落的根源,世新傳院院長竟還洋洋得意,唯有世風日下可以形容。當時以為這已是立報最難堪的狀態,豈料日前世新校長吳永乾與學生會談的發言更是等而下之。吳永乾首先說明破、立兩報停刊並非他的決定,但因「教學資源」珍貴,在破、立兩報發行量從五、六萬份掉到六百份,且不能提供實習空間,卻還要因此支出兩千五百萬的情況下,必須整頓。他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若將吳永乾的話放置在立報創立時,以及現今的社會環境脈絡下來看,世新大學確實可以選擇「只辦學不辦報」。但身為一個世新傳播學院畢業,以及在立報服務五年的學生、媒體工作者,乃至於閱聽眾身份的人,萬萬難以接受校方暗示性地以發行份數抹除立報同事曾想努力轉型卻不被接受的過程、推卸經營者的責任。更精確地說,從校方強勢打壓立報的過程來看,只更彰顯世新作為一家傳播起家的學校之失格與無能,因為根本不了解自家發行報紙的優勢。

在我進入立報服務時,台灣的媒體環境已經相當低迷,地方記者頻被裁員,然而那正是弱勢新聞與新聞從事者眼光必須關注之所在。當時,立報發行量已經不佳,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發行部門窄化時任社長成露茜對於「教育」的定義,將立報所報導之新聞窄化為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內容。

這樣的窄化,正是為了鞏固數字上的發行量。中、小學經常辦理活動,這些活動必須核銷、必須繳交報告,因而需要媒體露出。業務部只要跑學校,就有基本業績。然而這種看輕閱聽眾市場的行為,卻反噬了立報得以拓展的空間。首先,業務部會要求記者銷假採訪「校慶」並且須有版面露出,這雖是相對輕微的置入性行銷,但卻影響記者的勞動權益,且忽略這樣的新聞並無價值,當這樣的新聞量多,便使得非學校的訂戶對立報的閱讀興趣越低。勞動者成就感低落、福利條件不佳,當其他媒體招手,資深工作者便流動,那讓好新聞出現更不可能。

另一個關鍵原因,是校方「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心態。校方要將立報當成招牌,但編輯部被告知每年出差經費只有五千元。在這樣的情況下,記者根本無法做出質量俱佳的新聞,甚至,為了填版面,必須改編中央社新聞。然而,立報的同事很少埋怨。因為它有相對獨立的空間與版面。為了新聞業最珍貴的版面,為了新聞就是要監督權力的理念,同事多半壓榨自己在工作。

莫拉克風災發生時我仍在立報服務,當時主流媒體受限於慈濟的壓力,完全無法為錯誤的重建政策發聲,但立報沒有包袱,當時立報與苦勞網等媒體開了第一鎗,中國時報後續跟進,大愛村的政策因而稍有轉圜餘地。那一系列報導如何在五千塊的經費限制做出來?北高來回,靠高鐵的救災專車。到了高鐵站後,請災區的友人來載我。吃由自己花費,住則依靠災民,甚至在小林村的路未能暢通時,請災民用小客車送我們進小林村,油錢?災民付。而莫拉克風災只是其中一例,校方所不知道的是,有多少同業羨慕立報的空間,為了閱聽眾該知道的訊息,願意動用自己的資源,協助立報的同事處理交通與住宿的支出。

這些人從來沒有認為我或立報欠負他們,因為他們很清楚,若非如此,那些該被看見、指正的事物便無法被看見。那正是立報最難以取代的價值。它的價值,不是紙張的印刷數之多寡,而是在那樣資源缺乏的限制下,還能鼓動許多人一起合作。那正是為何立報要停刊時,會有吳永乾所厭惡的「來抗議的絕大部分不是員工」。試問,有哪一份報紙要停刊時,可以有無關乎其利益的人願意挺身而出發聲?那不僅是光彩,更是探照燈,只不過校方有眼無珠。

的確,立報紙本發行量低得可笑,但透過立報這個機構所寫出的新聞閱讀率並不低。社交媒體臉書尚未出現時,是部落格的時代,當時我嘗試進行將所寫新聞貼至部落格,再藉由推特轉出的實驗,長期觀察,點閱率都不低,一天的閱讀量可以達好幾千人,遠遠超過發行。且因立報容許記者長期追蹤某議題,透過網路媒介,相當容易培養固定讀者。當時甚至有推特上的網友因此回頭訂紙本報紙。

這顯示的是立報具有存活下去的優勢。其優勢就是有一群仍相信新聞理念的人投身其中,但校方從來沒有想要好好把握這些契機,這使得立報在獨立媒體蓬勃之後,似乎顯得更無存在必要。

然而真是如此?立報停刊前,仍在立報服務的同事提出許多轉型意見,如停印刷專心數位、不再限定教育專業、強化即時,但董事會卻堅持停數位只印紙本、限定教育、完全不作即時。更讓人訝異的一項要求是:明確要求不作國際新聞。要是認真閱讀立報就知道,立報做得最好的一塊版面正是國際新聞,國際新聞在現今媒體幾乎一灘死水,董事會的決定若非無知,便是有意要立報「被自殺」。


成露茜曾說,創設立報、破報乃至於四方報,為得不是存續。它們可以死亡,當這媒介所關心與推進的事務已確實改變。只可惜,典型在夙昔。既然立報未曾認真思索轉型,在獨立媒體蓬勃之際,死不足惜。讓人義憤的從來是校方的立場與發言,那預示未來「辦學不辦報」的世新將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媒體工作者,進而將新聞領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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