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24

尾牙



天晴日好,暖陽映冬。阿達正唱歌,所有人都擠在小小棚裡陶醉,我走入磚房上階,一樓,二樓,三樓。對著張木村家祖宗牌位虔誠敬拜,拉開有塵、拉軌不靈光的門,走至粉色的陽台向下俯瞰。好快,一年,又一年。兩年前站在這裡,遠望送葬隊伍拉成一條龍。去年站在這裡,焚燒寫有張木村名姓生辰的魂帛。那兩年的天都好陰,風好冷,空氣裡游移震驚、不甘,滿滿的哭。今年,愁緒猶原在,但日光熨燙,不平已服貼。還是懷念,但所有人已齊心照看──看向還休耕的地,看向擴張有機村莊不得不堆累滯銷的蕃薯,看向一本又一本撰述農業的書,看向仍受徵收之苦的被迫遷戶,看向倖存,轉化孤獨。

前提是飽食。油飯、米粉,雞酒。配菜還沒上,眾人已拿碗狂吃。洪箱等人哎咿呀叫:「菜還沒來!菜還沒來!」花枝芹菜、現宰肥鵝、臘腸、蘿蔔乾炒肉絲、客家小炒、高麗菜、青江菜還有貢丸湯。豐豐盛盛一列掛,大家沒想等。依舊偏好油飯和米粉。「抗爭時,艱苦呷;抗爭煞,歡喜呷。」會長陳幸雄不是自圓其說,那三年多的街頭,都由米食陪著走。

「今仔日幾點起來攢?」我問會長夫人洪貴。
「亦是早早起。親像鵝,五六點就愛起來煠。」
「真辛苦。是講今日妳面紅紅,真古錐。」
「欸呀敢真?我只是佇咧灶腳煮食熱到欲死啦。」

相視而笑。抗爭時,抗爭息。痛苦或歡喜。作息同樣被宰制。有些同,有些不同。擺盪的空白是生活。是活。是掙扎與幽默。

「真笑虧,我叫逐家來食來鬧熱,他們問我『敢是欲辦尾牙』?我這个人較無禁忌,就講:『阮翁就是辦了尾牙無去,這馬敢是想我亦無去?』」洪箱邊講邊笑:「伊(張木村)彼个人從來毋捌辦尾牙,就是彼年辦,辦八桌,逐家攏來,坐滿滿。我想,伊可能家己有感覺,想欲甲逐家聚作伙,當相辭。」

說完這話洪箱依然泛淚。但時間很短。眨了眨眼,她又開始吃油飯,吆喝誰去取來桂圓紅棗地瓜甜湯。她的招牌。

起身去逛她的田。湯匙菜、油菜花、芥蘭、小白菜,一牆之隔有雞有鵝。冬來無米,但枯田有菜,綠亮亮,迎春的前奏。過去都不如是想,憂心忡忡。想來真傻。去年結爐,天方亮,洪箱早早在田裡,就算一人沈默。

蹲在稻埕前,洪箱的孫兒正玩耍,水泥地上有新鮮的蘿蔔曝曬。想起她和張木村訂婚時攝於洪家門前的一張照片。拙樸的春聯,落款人是洪箱:

「良好家庭多幸福,文明世界共維新。」


她們都好年輕。
年輕至今。



20150120

讓家禽變成哨兵



禽流感捲土重來。日前嘉義養鵝場檢出台灣首度出現的H5N8病毒,至於雲林、台南、屏東則出現新型的H5N2病毒。過往只會帶原病毒的鴨與鵝,這次出現鴨產蛋率下降,鵝爆發高死亡率的狀況。由於農委會過往曾被指責「隱匿疫情」,且H5N2又在2004年時即曾於台灣發現,農委會是否失職,再度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農委會指出,這次爆發的H5N2病毒,其實早在2004年就曾出現。當時農委會判斷H5N2是低病原病毒。相隔十年,病毒進化。農委會指出,新發現的H5N8跟新型H5N2H5,都與南韓有99%相似,認為這次首度出現的高病原性病毒,可能是候鳥所帶進的。

為了防堵疫情,農委會主委陳保基在立院備詢時表示,「2003H5N2侵入台灣時,就是沒有清除乾淨,『這次爆發我一定要清除乾淨。』」目前預估撲殺的家禽數量,恐將超過一百萬隻。

疫情一來再來,撲殺數量愈來愈大,中華民國養鴨協會理事長林政德氣憤地說:「禽流感每年固定時間都會爆發,每次政府都治標不治本,應優先撲殺帶原的候鳥,而非找鴨農開刀,如果不從根頭解決,這次禽流感絕非最後一次。」林政德的邏輯,是業者「對流感習以為常」,亦「配合所有防疫制度」。他還援引國外案例:「歐洲畜產業者擔心疫情,選擇在室內養鴨,仍逃不過禽流感疫情,顯見問題不在業者養鴨技術或環境維護,而是身為禽流感帶原者的候鳥。」

乍看之下,林政德的說法頗有道理。但陳保基在備詢時,並未拿出任何科學證據證明「候鳥說」,僅不斷強調今年世界各地流行H5N8,而台灣本土禽場監測並未發現該種病毒,因此「推論」一定是「候鳥」。事實上,就算病毒真的來自候鳥,我們恐怕也不得不認清一項事實:「流感病毒原本就存在於整個水鳥界,在水鳥身上通常只造成輕微的感染,因此,除非地球變成一塊乾燥、無生命的岩石,否則我們是絕對沒辦法將這個具有潛在致命性的病原給去除的。」(註一)

今天上午,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舉辦記者會指出,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疫學研究組研究員李敏旭於2008年曾發表一份報告,報告針對20032004年的禽流感病毒基因進行分析後發現:「病毒株之主要抗原基因屬美洲病毒群,與1994年墨西哥爆發H5N2病毒株有高度相似性,內部基因卻屬於歐亞洲病毒群,這樣的基因組合顯然不符合短期的自然演化,推論病毒應是藉由不活化不完全(不活化疫苗又稱滅活疫苗或死疫苗)或是活病毒的劣質疫苗所傳入台灣 。」

無獨有偶,台大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研究所教授金傳春與香港大學管軼教授團隊共同研究的報告也指出,20122013年研究團隊從台灣北部一家屠宰場採集雞鴨糞便、血液,分別進行病毒與血清監測,發現16株雞的H5N2病毒的表面基因來自2003年的H5N2病毒,可溯源自墨西哥H5N2疫苗株;雞血則有八成檢出H9N2抗體陽性,有些甚達高力價(1280)但台灣過去從未監測到H9N2病毒,研判可能是農民私打非法禽流感疫苗所致。

無論施打疫苗,或是撲殺家禽,表面上來看,似是為了食品安全,以及避免疫情轉傳人的公共衛生問題。但這些行為的初衷,其實都奠基於畜牧工業化的層次之上。比起大量屠殺,在這波疫情裡,較引起我關注的,其實是屏東一家五星級蛋雞場淪陷的新聞。報導指出,這家雞場採用的是恆溫水簾式禽舍。不僅能自動化控制雞舍溫溼度,還能自動將雞糞拖出、消毒。牧場主人翁頂翔雖坦言,雞隻罹患流感與牧場設計不良有關,但最後卻將疫情指向小型養雞場,認為小型養雞場是病原溫床。

翁頂翔的說法,與我過去的採訪經驗大異其趣。某年採訪動物福利的專題,曾拜訪中寮新畜蛋雞場主人李新強。李新強採用完全放牧的方式,飼養規模遠遠小於大型蛋雞場(約大型養雞場的十分之一),而他的雞隻幾乎不曾出現流感甚或球蟲感染等疫情。

放牧有別於傳統的集約、格子籠飼養模式。格子籠是密集圈養法的一種。密集圈養法最早始於1950年代,當時僅用於家禽與酪農牧場的飼養;1960年代後,密集圈養法開始用於肉用家畜的飼養上。這樣的飼養方式,是畜牧工業為了將肉品產量極大化的結果。畜牧革命可生產大量價格低廉的肉品,但同時也帶來許多問題。比如,業者需依賴基因控制與品種改造的科技,以圖避免在非自然的圈養環境中勢必會發生的結果,比如同類相殘、健康衰退等問題,其中影響層面最廣的,即是病毒性疾病。

李新強養雞,師法自然,除飼料外,每天採集新鮮草藥給雞吃。「這些草藥,有很多都是流感的藥。像是三葉毒葡萄或咸豐草,這些東西都很賤,但雞吃了,經過雞體的作用,卻是對人體最好的東西。」李新強說,自然放養,對雞好一點,跟雞有感情,雞就不會驚嚇,根本不易生病。李新強的雞從不投藥,雞隻數量低,若雞生病,就讓雞死亡。挑選健康的雞育種,小雞自有抗體,也幾乎不必施打疫苗。

李新強的觀察與實驗,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健康一體」(One Health)的觀念不謀而合。健康一體的核心概念是:造成人體疾病的病原有百分之六十源自動物,而動物福利與動物健康息息相關。就像人類一樣,健康的環境與體質,自然會有較高的疾病免疫力。 事實上,在這波大舉撲殺的過程中,防疫人員也證實,飼養環境良好與家禽健康有密切關係。

然而,從養鴨協會乃至於翁頂翔的回應,不難發現,動物福利並不被他們納入降低疫情爆發可能的思考邏輯中。再加上病毒的變化難以掌控,使得非法禽流感疫苗得以流竄。事實上,不僅是業者,就連農委會也相對鼓勵集約飼養,而截至目前為止,農委會仍未公開承認H5N2病毒來自非法禽流感疫苗,缺乏有效執法與防堵措施,顯見是非法禽流感疫苗被持續濫用、導致疫情擴張的主要根源。若再持續缺乏檢討,恐將造成更封閉的惡性循環。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建議,面對疫情,農委會除應儘速公開台灣禽流感所有病毒八段基因序列及完整分子流行病學報告,供各界分析研判病毒演化機制與趨勢外,更重要的,是得正視台灣經濟動物飼養的環境背景。若農委會能分析並公佈所有檢出各亞型禽流感病毒養禽場的飼養型態,搭配生產系統(室內密閉、籠養、放牧、有無圍網等)、養殖場地點分布圖,分析飼養型態與感染源的關連性,並調整以產量為本的畜牧政策,才可能建立相對完整的防疫措施,從源頭減少疫病爆發與傳染的風險。

因為,面對禽流感疫情,撲殺並非唯一且最重要的事。諾貝爾獎得主彼得.杜赫提所撰寫的鳥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一書中,對禽流感一事著力甚深。杜赫提在最後幾章特別強調,其實,正是人類影響了鳥類的族群和健康。

在撲殺之前,若我們能暫緩並回顧鳥類與人類互動的歷史,我們將發現:「對於警告我們有危險到來這方面,哨兵鵝與人類歷史有長遠的關聯。鵝如果發覺有外物入侵領域,便會進行攻擊,並發出巨大的噪音。安撫之道是餵養牠們,讓我們的領域變成牠們的領域。」

讓我們的領域變成牠們的領域。而非把牠們擠壓入「我們打造」的領域。人類不可能與自然隔絕,而撲殺絕非安撫之道。相反的,那是阻礙我們理解並找尋和平共處的途徑,召喚更不可測的病毒恐慌。

註一:引自鳥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衛城出版


















20150113

核安難安



上週末,正在歲修的核一廠傳出事故:有史以來,台灣首度發生爐心內燃料束金屬把手卡住事故,導致燃料棒取出過程受阻。儘管原能會與台電出面保證燃料束並未損傷,但事故發生近兩週後,台電與原能會才在媒體追蹤下出面先發制人。儘管如此,燃料束是否順利取出仍不清楚,在此情況下,台電如何保障世界獨有的「核燃料棒延役」安全無虞,實在讓人存疑。

2008年,環保署通過台電提出的核一乾式貯存場開發案,但因水保計畫遲遲未能審查通過,台電在20146月表示,因核一廠存放燃料棒的貯存空間不夠,為避免核一廠因此停機,導致供電不足的後果,首創「核燃料棒延役」的政策。

此政策推出後,立刻被環保團體罵翻。核工專家賀立維特別指出:「燃料棒應退而未退,如和其他正常燃料棒放在一起,恐使燃料匣嚴重變形,若控制棒因燃料匣嚴重彎曲被卡住,反應爐在瞬間將無法急停。」這次事故,是否即為賀立維當時所推測的狀況,台電目前也仍未給出說法。

為了把手卡住事故,台電必須從國外聘請專家協助解決,這顯示台灣並為足夠專業人才面對老舊核電廠的各種可能事故。在此情況下力推燃料棒之延役,不僅在為台灣製造更多風險,更是製造社會對立。

自福島事故發生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一直積極地提出各種節能政策,證明台灣不須核電,也不缺電,但其論述一直遭到官方否定,或遭「停核電、要提高火力發電、違背減碳目標」等論述的攻擊。如今,它們根據工研院研發的「臺灣2050能源供需情境模擬器」進行分析後發現,若能進行積極的節能政策,台灣確實可以停掉核電,也不缺電。

工研院「臺灣2050能源供需情境模擬器」是行政院核定的能源情境研究計劃,它將台灣需求面的節能目標分為level 14四個等級,level 4(極限情境)表示需要突破所有限制,窮盡所有資源及技術極限的發展才可能達成之目標。至於官方目前訂定的節能政策目標大都落在level 2(積極情境,但普遍稱之為基準情境)。而level3(前瞻情境)表示目標可行,但尚缺推動決心排除政策限制之前瞻節能目標。

綠盟根據這套模擬機制,採取政府主張2011-2025GDP年平均成長率為3.14%的經濟成長目標進行規劃,試圖模擬,若台灣將節能情境從level2提高到level3,是否可行。實際模擬後發現,2025年時全國電力需求量將為2,899.0億度(台電系統約2,390.3億度),較2010年時增加17.3%,意即在20112025年間,每年用電需求成長率1.07%。」

綠盟進一步使用level2情境、同樣官方主張的GDP成長率去計算,得出來的用電需求率,是1.90%。而這兩個模擬方案的差別,竟在於核電廠的除役與否:官方對節能政策的停滯,將使台灣必須留著三座老舊核能電廠。但若積極節能,台灣可以將所有核能電廠都除役,甚至連許多規劃中的火力電廠如深澳、彰火等都能停建。

由此來看,當初台電提出核一燃料棒延役政策的支持論據根本站不住腳,同時也再度拖延台灣社會正視核廢料最終貯存場難覓的終極困境。這些面向未被釐清,或刻意誤導,恐將使得月底登場的能源會議結論遭到扭曲。

長期以來,核電政策存有爭議的其中一個重要關鍵,就在於官方對於資訊的掩蓋與不透明。2012年底,法國核能管制局前局長拉柯斯特來台,有幸與他進行長達超過一小時的訪談。拉柯斯特一再強調:「獨立、透明是相當重要的事,如果無法完全獨立、不受任何權威或壓力的影響,就無法行使監督的責任。」

當時,拉柯斯特特別指出,「核安最直接應該負責的單位應該是電力公司。它可以,也應該根據國際核安的規範去執行安全性的措施。至於管制單位的責任,則是去確認電力公司是否真正執行。」

然而,從核四封存前的壓力測試,我們便見證了核安管制單位的不獨立、不超然。當時核四進行壓力測試時,拉柯斯特就不客氣地批評:「目前原能會還是聽命行政系統,形同授權台電黑箱作業,無須接受外界檢驗。而今,核一燃料棒延役,燃料束卻發生把手卡住風波;自由時報更披露,鹽療反核自救會總幹事楊木火追查發現,核一廠一號機早多次「燃料鎖緊裝置受損」,二號機在上次大修時,也發生鎖緊螺栓斷裂事件,懷疑老舊核一廠出了系統性問題。紕漏盡出,原能會的立場依舊曖昧。 在不缺電、社會信任破碎、福島事故仍未平息的狀況下,台灣究竟有何能耐高喊擁核?

福島災後,核電議題不再如過往被專家與學術壟斷。這並不意味否認科學理性的必要,而是,能源的使用牽涉生活,生活的想像隸屬每個公民,當一能源可能涉及全面性的毀滅,如何在可負擔的想像中選擇未來的生活模式,將比鞏固過往的發展模式更為重要。


可惜的是,政府從來不願這般思考,導致「部分具核工專業」與持有傳統發展想像的「核能流言終結者」與不斷提出樸實生活可能的綠色公民行動聯盟之對立。甚且,還試圖透過行政程序的窄化設計,使全國能源會議之討論重新限縮於專業與官方的一言堂裏。此種操弄,意味對民主的否定。這正是20144月林義雄先生絕食的背景,亦是反抗的基底:台灣社會,揚棄威權。若執政者看望2016,卻未引2014暮春動盪,導致2014年底選情徹底逆轉為戒,再次吃彆的景況,將不遠矣。

20150106

在記者焦慮拉扯間我們忽略的事

來源:苦勞網


最近,在非主流媒體工作的朋友們,流行拿著一張寫著「我是陳曉宜六姑媽外甥的小學同學,誰敢攔我跑新聞?」的A4紙拍照。陳曉宜是誰?自由時報記者、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近十年採訪生涯,印象中同業間很少出現如此高調的針鋒相對,現今會有這樣針對性的攻勢,原因無他,在於陳曉宜是台北市警察局於201511日起設置採訪區、箝制新聞自由的始作俑者。

11日一早,台北市警察局舉辦記者會,宣布未來採訪將設置「採訪區」,若採訪者不願進入,將被視為抗爭者被帶離。警方持操的理由,是其早與各媒體代表開會討論,並由記協「確認」結論而決定執行。獨立媒體工作協會隨後對此發出譴責聲明,學者與許多新聞從業者,也進一步發起連署反對記協的粗暴做法。

誠如獨立媒體協會該篇聲明中所指出,此政策是由於去年三、四月的動盪而起。當時部分獨立媒體工作者曾自行舉辦一次捍衛採訪權的工作會議,陳曉宜得知後,表示她也要出席。會議中,獨立媒體工作者對記協希望透過佩戴臂章供警方是否為記者一事一致表示反對,並希望藉由司法程序抵擋警方的違法濫權。但當天陳曉宜的態度,擺明不願聽取獨立媒體工作者的看法。

這事過了半年,記協卻私自與台北市警察局做出共識。事實上,在警方表示同意其做法的八個團體中,紀錄片工會並未「同意」,也從未出席會議。而紀錄片工會代表李惠仁,正是陳曉宜第一次與各獨立媒體工作者開會的代表之一。

參與與警方協調的記協代表遭受質疑後,紛紛跳出來緩頰,如新頭殼莊豐嘉美國自由亞洲電台駐台李志德,但無論這兩位記協代表如何陳述,其意見都反映了他們對新聞自由的無知或誤解。

無論莊豐嘉或李志德,在其貼文或相關回覆中,都可看出其對抗爭場合發生衝突後,警方無法辨識抗爭者與傳統定義下的「新聞從業者」的焦慮。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去年抗爭頻傳的香港。有趣的是,無論港台兩地,這樣的焦慮,多半是資深、出身傳統媒介的記者才有。觀看台港兩地論述,約可粗淺地將焦慮歸類為兩者,一種,是去年台灣四月忠孝西路反核活動後,蘋果日報記者警方驅離後,主動提出臂章制度,希望能夠「順利完成工作」;另一種,則是香港學者擔憂的客觀與否

香港知名獨立記者陳曉蕾在看到明鏡這篇新聞後,曾來信與我討論。我的回覆是:港台兩地的反應,是社會(窄化來看,或新聞學界)面臨傳統媒體可信度崩解、社會議題蓬生,但卻仍想信靠媒體的一個過渡期。這樣的混亂,是記協聲明中保守態度的重要關鍵。保守無關緊要,修正即可。但當諸多獨立媒體工作者起而討伐,記協卻選擇自我捍衛,此舉則徹底違背知的權利人人皆有與言論自由的憲法基準,並反映傳統媒體工作者的傲慢。

公民記者與獨立媒體的出現背景,源於傳統媒體的可信度,因政治力與資本的介入而低落。晚近,新聞界也開始對客觀意理作出反思。新聞學強調客觀,其實源於資本(廣告)的介入,長期以來,客觀在實際的技術操作上,卻被扁平化為「正反立場論述共同呈現」的樣態。但若牢記新聞學開宗明義的提問:「一棵樹倒下而沒有被報導,它究竟倒下沒有?」便知道,若新聞意味著我們對事實的追求、藉由事實被呈現而弭平爭議的渴求,其過程勢必需要不同視角的「主觀」而來。這即是相互主觀性的精神(或稱為相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在我踏入媒體近十年的這段期間,主流媒體與獨立媒體交錯崩壞與興起,傳播媒介與社交媒體也開始相互作用造成龐大影響力。粗略分析,其關鍵正在於這十年間,主流(商業)媒體若非在各式爭議議題因政商勢力退守,如樂生、松菸,即是因恪守形式客觀造成爭議未能解決,而引發更多衝突產生。

猶記得20052006年,樂生爭議高峰時,我經常被揶揄且冠上「樂生記者」的名稱。主流媒體的同業如此稱呼我,是因我報導的立場與抗爭者相同。但這樣的指稱,忽略了報導立場的一致,並非主觀價值的喜好判斷,而是透過各種事實證據反覆辯證而得。樂生這場運動,某程度印證可靠資訊在網路傳播的加持下,造成政策翻轉的可能性,這使得國家開始對資訊與傳播的掌控慾愈發加強。當時,獨立媒體一詞還不流行,非主流媒體的從業者,幾乎一概被貼上「假記者」的標籤。

國家的壓制與否認理所當然。因為資訊愈釐清、愈被理性論辯,其獨裁的空間愈小──這正是第四權的精神,意即,新聞從業者本當站在國家的對立面。若我們同意,反抗是新聞的本質之一,那麼記協在這次事件中的聲明,幾乎否認了新聞之於民主的必要存在。

我願意相信,走過戒嚴時期的資深記者們當然不可能做此論斷。但其同意國家劃設採訪區的論點,卻不可避免地走向這樣共同毀滅的結局。這之中存在的落差來自於李志德文中所提,對於抗爭者隨意變化身份的不苟同。然而,公民記者採訪權之所以獲得大法官釋憲保障,正來自於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密切相關。換言之,記者與一般人並無二異。記者二字若有任何象徵,代表的是,在這名稱之下,寫作者對新聞倫理必須遵從。因而,隨意變化身份對警方執法造成的困擾與記者根本無關,那是執法者的事,不該由記者擔憂。

如上所述,於我而言,記者就是、也必要是抵抗者。記者並不比任何一個普通人更沒有理由被抓走「介入抗爭報導就不可信」的界線並不存在。如果在採訪現場,警察毆打抗爭者,在繼續拿著攝影機、相機記錄與衝過鐵馬保護抗爭者,我將理所當然選擇後者。這幾乎是所有唸新聞出身的人在學校都會被問到的問題:有一個女人在你眼前被強暴,你會記錄,還是救她?那和專不專業無關,其指向的是人的信仰跟價值:「你得先當人,才能當記者。」

事實上,當離現場越近,才能看到更多細節。細節幫助事實的重組。這是協助採訪者建立專業的關鍵。只要這個採訪者(無論是機構記者或公民記者)不只是、不只想反應「現場狀況」,而能有意識、能力拉開觀察距離,它就有可能試著拼湊結構的困境。由此來看,劃設採訪區,將徹底抵消我們接近真正事實的途徑。

不同於攝影記者對於無法順利完成工作,或李志德等人對於抗爭者的身份變換之焦慮,公民記者興起後的諸多現象之於我僅一種困擾:公民記者在採訪上逾越新聞意理的界線,將造成溝通的斷裂乃至於溝通的無效。

對我來說,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有其分別。此分別不在於是否待在機構裡、是否被認證,而是自許為採訪者的人,勢必要認知,記者的定義是第四權、是社會改革的推進力量。要能推進,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在採訪、研讀資料,在不同觀點間思辨然後判讀出一個「暫時的」結論。若此結論引發後續討論、政策的改變,他還得繼續重複前面這些複雜艱辛的過程,直至「制度不再箝制、壓迫人」。

一般而言,公民記者因受限於生活的多重角色,應可暫時狹義定調為某事件發生時的傳播者。因此,其所能發揮的改革推進力量,往往在前端,或身體的抵抗,較少能達到後者。但能真正做到理想新聞傳播的記者,卻又因大環境崩解,導致政策的更形壓迫與資訊的不流通,並誘發各式街頭抗爭。這使得抗爭者為打破資訊流通的困境,會在現場爭相傳播第一手畫面、訪問,試圖把運動再往前推

正因為了讓運動「快速」推進,以抗爭為職志的傳播者,勢必無法做到上述我所提的周全分析。近幾年的台灣,這種快速、大量的資訊傳播愈發加劇,如去年三、四月的佔領運動,在街頭長期觀察後,之所以寫下「島嶼畸人」,憂心的正是,倘若參與式的報導缺乏拉開距離的能力,它將淪為情感動員,並進一步被當成政治的操弄符碼。那將不止導致我們期盼的社會改革推進的不易發生,可能還會造成許多人不必要的犧牲。

回頭來看這次的採訪區劃設事件,可以說,「假記者」的問題從2005年至今,不但毫無進步反而退步。說來諷刺,這樣的退步,竟由自稱新媒體、獨立媒體的機構 ╱從業者主張。他們能夠掌握發言與詮釋權,意味閱聽眾的媒體識讀能力低落。低落所指的是,閱聽眾的觀看,尤其在社會議題(特別是捲動龐大動能的議題)上,總是傾向薄弱、缺乏辯證的選擇性閱聽。換句話說,是只支持立場(心中的正義),而無拓展、認識議題複雜性的能力。當主流媒體 / 媒體機構環境愈加敗壞,而社交媒體、傳播媒介愈發方便的狀況下,這樣的扭曲會更形加劇。

當無法辨識上述的複雜過程,社會便容易因新科台北市長柯文哲對劃設採訪區一事表示暫緩而鬆懈新聞自由仍被壟斷的事實。

誠如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所說:「對於去和警方合作製造出遊戲規則的人來說,透過這個遊戲規則在記者同業間區分『我者』和『他者』,以人為方式製造出兩者與執法當局之間不相等的合作和對抗距離(關係),或許只是個微不足道的日常政媒遊戲,但是,從藉由這個遊戲規則把不從眾的他者直接送進威權統治的高度法律風險中這個角度來看,真的那麼確定不進採訪區者的採訪權益,一定不會受到影響嗎?這種只繞著自己的利益打轉的邏輯,未免太輕鬆、太粉飾太平了。」

劉靜怡這番話雖以採訪區為批評的出發點,但仍適用於媒體聯絡人的概念。其發言中點出的「政媒遊戲」,也是為何非主流媒體工作者特別揶揄陳曉宜或新頭殼的原因。

柯文哲在十一月受訪時表示:「公開透明是個概念,我希望將來警察在處理這種群眾抗爭,所有警察後面要清楚編號,很大的字號編號;但我也要求所有的記者也要掛很清楚的名牌,不可以現在說我是記者,等下名牌拿掉變抗爭民眾,被抓到說我是公民記者,沒有那回事。」但採訪名單由誰認定?誰有權力認定?柯文哲如今的退讓並不完全,因其仍設定了「媒體聯絡人」的機制。回歸憲法保障採訪權的架構底下,此機制根本不需存在。

我無法武斷地說,同意劃設採訪區乃至於媒體聯絡人是刻意扭曲新聞自由,畢竟,公民記者的出現,確實對傳統的媒體工作者造成適應上的衝擊。但有一事,陳曉宜與記協必須清楚交代與說明:

陳曉宜一家,包括母親與胞姐,與肝病防治基金會董事長許金川交情匪淺,陳曉宜的姊姊、三立談話性節目主持人陳斐娟出書時,許金川便為其寫序。肝病防治基金會受到不少財團贊助,如東帝士、永豐餘。而肝病防治基金會也因購買仁愛路精華地段整棟大樓引發爭議。無巧不巧,許金川正是柯文哲的恩師。而在柯文哲當選後,於新竹高中舉辦感恩茶會時,陳斐娟還擔任主持人。



指出上述的記者人際網絡與政商關係,目的在於說明,目前陳曉宜以記協代表身分企圖代表全體記者意見,乃至於不惜忽視非主流媒體從業者的意見,甚至捏造出紀錄片工會同意採訪區劃設的謊言,並不能以單純爭奪業界權勢的角度觀之。

在夏秋交接之際,北市市長選戰態勢逐漸明確。陳曉宜仍然選在此時,以理當監督政客的記者成員身分,堅持作為溝通窗口,代表「記者」群體與警方進行溝通。我們可以想像她以背後的政商關係為個人人身的戒護,對警察暴凌記者事件進行公開抗議;或至少在維護記者基本尊嚴的前提下,帶領記協與其他記者團體成員開拓出新的方向...... 最難以想像的,當是如現在這樣,與警方協商出集結記者專用的固定或流動採訪區,專設聯絡人等中央控管制度,對多數抗議聲浪迴避或噤聲,甚至回頭對記者們宣稱這種制度會增進記者保障。

這種高度貼近體制性維穩邏輯的思維,說是戒嚴或許太過,但說是維護新聞自由則顯然無稽。而柯文哲近日對採訪區的反感,對比去年十一月間所提臂章精神的不協調,則更顯得對新聞自由的堅持,在弄權者們手中是何等脆弱鬆散的小事。

再次強調:柯文哲目前的退讓並不意味新聞自由的被確認。當記協一天不把協調過程、動機清楚交代、仍持續自我捍衛、辯護、扭曲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關聯,為社會帶來的,將是民主的全面潰敗。新聞自由從來就是難以止息的鬥爭,每一次,我們都不能輸。


20150103

海巢


一、

諾基亞鈴聲在公園路的書店嚎哭
怒氣、酒意、焦躁。有人飲藥自殺
不能寫字,不能讀書
當他要我愛他如一張網

捷運站前落車,一人統聯
行經三義,一條鱗片閃亮的蛇
很多年後,十五歲從蛇口逃離的老人會客死異鄉
老人不曾復返
他有家,也沒有
毒液麻痺赤土
熱情都虛假

朝馬,全家便利商店
紅色無語,喜美黯淡
大雨潑上車窗,CD唱歌
擁有秘密
做愛即是強暴
喘息與淚不成星芒
山壁不曾鑿穿

山壁蘊雨
城南的地下室,哀傷無法硬化
壁癌蜷曲、剝離,籠罩口鼻
如鬼附身
有鬼附身
所以降生之始我便嗜吃冷食


二、

五股,好漢坡頂,燈火熠熠
善相的軍中同袍信誓旦旦
愛恨分明
面相預寫結局
分析因此成立
愛是發明而誤解是真理


夏日,我們在榕樹下螞蟻數隻
一個陌生的胖女孩喚我媽媽
他將草地上的鐵罐拉環套入我的指間
虎尾糖廠甜氣瀰漫
我們都被麻醉

他寫了生平第一封情書
字跡凌亂醜怪,有幼稚的圖
月光,餐桌,暖燈,沙發
「我好想妳。」他在哭。
「我好想妳。」

騎車在長長的成泰路
一段、兩段,段段荒涼
我迷路。一向迷路
抵達夏日的憲兵學校已近黃昏
後門口鐵牆重重
在夾縫,我遞給他一根七星
菸燃盡,他叫我回家

但我沒有鑰匙


三、

冬日,南方澳海面朦朧
蘇花斷崖的芒草招魂
木房,營火,瞭望台
壽豐的海
海面我看見我死掉的狗終於復生
我想留在這裡
朝向太平洋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他說。
一秒 一分 一日 一週
好多年好多年
我決定孤身見我的狗

他終於把鑰匙扔向她
用一台機車逃亡
南投山區,淡水小鎮
最後落腳大甲海濱
「妳愛我嗎?妳愛我嗎?」
「妳記得嗎?妳記得嗎?」
鐵柵欄裡,他的疑問比星星還多
囁嚅的我無法開口
木房已經頹傾
只剩海

沈默裏,他開始恨我


四、

很久以後
他有狗,有貓
即將有妻,有兒
雪國裡的紅豔婚紗
幼稚的圖像美夢成真

有,情人終成眷屬
塵世裡他很幸福

我會寫一張明信片
從白雪靄靄的海濱寄出
「我愛你」
人言為信

但我們早已失去彼此的地址
© 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 2012 | Blogger Template by Enny Law - Ngetik Dot Com - Nu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