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30

全聯好鄰居?



地溝油事件尚未平息,新一波風暴疑似醞釀。今年一月,綠色和平發佈超市的農藥管理調查,六大超市中,全聯的管理不但最差,也不願提供農委會公告的劇毒農藥。有趣的是,全聯總裁徐重仁卻在出席「企業社會責任論壇」時指出,台灣有機食品認證過於鬆散,未來可能出現「有機風暴」,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全聯已建立第三方食品安全檢驗技術研究中心作把關。

隨著徐重仁的發言,農委會透露有兩家檢驗單位驗證過的蔬果被發現有農藥而遭停權。除此之外,徐重仁主張,「只要是符合安全標準產生的食物,就是安心選擇。」巧的是,農委會繼續呼應,過於嚴格的農藥零檢出標準「傷害有機小農」,半年內將提出檢討。

值此同時,徐重仁正著手打造「農產銷售公益平台」。未來將收取管銷費用,讓小農在全聯的賣場陳列自家農產品,自訂產品價格、提供產銷履歷;而為避免天災造成農產品價格波動,全聯也規劃投入科技農業,預計明年將設立5800坪的無毒農場。

乍看之下,徐重仁或農委會的發言並沒有錯,但這些發言與其提出的解決方式,都抹除了結構性的根本問題。是以這一連串新聞引發對有機農業稍有關心的人的詫異與憤怒:有機農業是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在過去政府無心協助扭轉的情況下,資本逐漸滲透,如今,政府與資本齊而聯手,意欲完全毀滅抵抗的種苗。

有機一詞,蘊含的是尊重生命、崇法自然發展和有效率管理生命體等特質。換句話說,是希望透過含括這些宗旨的耕作方式,使人與環境平衡並能永續。而因工業發展荼毒農地過久,從慣行到有機耕作,需要過渡期,國外許多產品,容許「無農藥」或「減農藥」的標示,並透過政策支持,逐步輔導慣行轉向全然有機。

但台灣的有機農業推廣,卻缺乏考慮有機農業的相關配套,註定將一路崎嶇與邁向失敗。原因之一,我們從未見到台灣農地有可能倖免於工業的污染與剝奪。二、可耕地小,田與田距離近,除非集體推動有機耕作,否則不免有被污染的疑慮。三、農委會規定:「凡經過轉型期(短期作 2 年、長期作 3 年)未使用農藥、化肥的土地,同時經過驗證機構驗證所種植出來的作物,才叫做有機產品。」但轉型期間,作物不上不下,認證費用又高, 加以流通體系上,又缺乏國外的過渡標識,都使農民容易放棄,間接導致有機農業的成長極慢(二十年來,面積只從千分之一增加到千分之七)。而此定義造成最嚴重的問題,是鞏定消費者認為「不用農藥,不用化肥」才是有機。

目前,台灣政府根本無力一手把關有機認證,認證任務幾乎全部外包,可以想像,未來農委會對有機檢討後,企業只要擁有「公正第三方驗證」的招牌,極可能全權掌握食品安全的詮釋權。

當國家將把關責任讓渡給企業,永續概念難以翻轉,而這也將進一步促使消費者追求全然「無毒」、「純有機」的「無塵室狀態的食物」。這樣的結構因素,最終將導向極端強調硬體科學的植物工廠現身。

根據聯合國估計,2050年人類需要額外開發10億公頃的可耕地,才可免於糧食短缺的問題,科技農場的出現,某程度是為了因應糧荒問題而出現。然而,台灣的糧食自給率不足,源於開放市場而壓抑雜糧種植,而非腹地或環境不適耕作,基本上並不需要植物工廠。此外,植物工廠需要大資本,為了回收,便需要一定規模才能設廠,換言之,植物工廠仍是集約的變形,未來勢必走向農企業,壓抑小農生存。

事實上,國發會已明確指出,植物工廠的利多,除了可在颱風季節採逆勢操作方式,提供全年生產非季節性作物來創造獲利,更應利用國內種原優勢,以及位於東南亞的轉運樞紐地利之便,搶進大陸,東南亞與中東國家市場;同時以具半導體等高科技技術,來加速並改善生產流程。由此可見,科技農場一旦蓬勃發展,將加速台灣農村的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農場的開發與半導體產業息息相關(LED照明),在電子產業沒落的趨勢下,不少廠房便借此轉型為科技農場。因此,國發會建議,因植物工廠投資成本高昂,能夠投入植物工廠之建置與經營者為現行之大企業,「尤其是有閒置電子廠房之企業。」

這樣的建議讓人心驚。畢竟,在中國,因有提高糧食自給的需要,中國政府鼓勵企業投資,凡投入者,每一百公頃的土地可有10%~15%的開發空間,吸引中國建設業者,變相開啟炒地皮風氣。在台灣雖然未有這樣的政策支持,但在光電產業沒落,台灣仍不願產業轉型、且持續開發,未來是否藉由食品安全、穩定糧況的理由,續以支持科學園區擴張而圈地炒作,未必是杞人憂天。

前幾周的阿原肥皂爭議,到現今的全聯事件,再再顯示,若我們將食品安全框限在「消費」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下,我們將永遠成為自己的加害者。有機絕不能僅剩抹除人與環境永續平衡的單薄定義,有機農法,僅是永續農法的重要途徑,若我們不能反省,將永遠讓有資本的廠家,藉由消費者對「毒」的恐懼,阻斷小農與農地永存的可能。

20140925

尋靜



在貓與狗成為寵物之前,馬應稱得上是與人類互動中最為複雜而又親近的一種動物。相較於上萬年前就馴服雞鴨牛羊等家畜,人類圈養馬匹的歷史約在五至六千年前,相對較晚。早期,馬匹的主要功用是提供馬肉與簡易運輸,直至圈地畫境的鬥爭由部族擴張到國家,馬才躍升成為戰爭機器。馬匹、人類、刀劍,組合而成精良的騎兵,那是冷兵器時代戰爭中的必要存在。若說,沒有任何一種動物如馬匹那樣深深影響人類歷史,並不為過。

不同於其他記錄者在福島災後觀照的是牛或同伴動物,導演松林要樹選擇記錄馬匹,便顯得有些意思。原因之一,馬在福島的農產地位,並不亞於稻米。每年日本大約要消費4876噸的馬肉,屠宰匹數超過12000頭,其中福島的輸出量位居第二,佔總消費量約四分之一(1038噸)。然而,這不是松林要樹選擇馬為拍攝對象的唯一原因。

在這些馬匹成為食物之前,牠們的另外一項功用,是在每年夏日的「相馬野馬追」祭典中擔任座騎與被追趕、捕捉的對象。這個祭典,源自於日本平安時代末期。11801185年這六年間,源氏和平氏兩大武士家族為了爭奪權力,展開一系列戰爭,史稱源平合戰。相馬野馬追,便是為了應付這系列戰爭而進行的武術訓練。源平合戰開啟幕府時代,象徵武士集團權勢的躍升與國家制度之敗壞。而幕府財閥,正是日本西化後,借由船堅炮利侵略他國的支撐;二戰失利後,幕府財閥並未消逝,相反地,他們成為核電製造商,繼續爭奪、壟斷利益。因而當《祭之馬》第一個畫面出現,實在難以不讓人對應起冷戰與核電。

然而,松林要樹並未只處理如此單薄的象徵意象。他敏銳地注意到,日本政府面對毀壞後急欲重生的焦慮,那樣的焦慮,展現在對所有表象敗壞事物的抹除與表象歡騰的建立。2013年,前往福島採訪,身上攜帶的輻射偵測器在福島市區噠噠噠噠地響個不停,輻射數值一如核災發生時一樣驚人,但日本政府傾盡全力打造福島早已復興的假象,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手段,即是聯合了東北受災區域,展演東北六魂祭(各區各展出一祭典)。

三一一後,距離核電廠半徑20公里的南相馬遭到嚴重的破壞與摧毀。第三代牧場主田中先生的馬匹全被海嘯沖走,這些馬幸運地全數存活。可惜的是,逃過海嘯的馬匹,沒能逃過南相馬被列為管制區後的幽禁,部分馬匹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下死亡,之後又接到了政府的屠宰令。田中先生不願將倖存的馬匹殺掉,他進入禁區照顧這些受創的馬,這意味著他們的命運共存。原先,牧場飼主希盼這些馬可以輸出食用,但終究因為核災的關係落空。

松林要樹便是在這過程中認識了「鏡尋」。鏡尋是一頭屢戰屢敗的馬,被送到南相馬的唯一命運,就是等待被屠殺。鏡尋因核災躲過被吃的運命,但牠的生殖器因細菌侵蝕而嚴重腫大,且迫於核災而承受無法獲得良好照顧的困境。隨著受災時間拉長,失去生計的牧場主人也逐漸無力負擔,幸虧為了振興,相馬野馬追的祭典仍要辦理,這些馬匹因而有了相對良好的照料空間。松林要樹的鏡頭依序記錄這些,使這部片子乍看之下平凡無奇。然而,松林要樹其實幽微地戳刺著守序背後的掌控。

紀錄片裡,松林要樹經常將焦點放在馬匹的雙眼與鏡尋那嚴重外露,腐壞,像一朵炸開蕈狀雲的生殖器上。

我認為那別有深意:馬的眼睛,是陸生哺乳動物中最大且視野最為遼闊的。松林要樹未曾替代馬兒說出任何一句話,他要我們注視牠們的眼裡情緒的變化、環境的差異與劫難的更迭,進而意識到,我們幾乎未曾聽見鏡尋的聲音。「如果是人早就痛死了。」田中先生這樣說。但鏡尋從未因生殖器的疼痛而嘶吼,且在生殖器神經幾近壞死的情況下,鏡尋仍想繁衍。

總覺得,松林要樹是刻意讓鏡尋安靜無聲的。一直要到鏡尋被送往北海道休養,而能肆意奔跑時,他才讓鏡尋發出鳴叫。在沒有核災威脅的空間裡,在人們願意治療鏡尋的情況下,鏡尋因自由而顯得俊逸美麗,疼痛遠離,彷彿一切都有可能。

野馬追,字面上看來是活動內容,實則是人類的文明進行史。於是,與其說松林要樹是拍攝福島「相馬野馬追」這個無形民俗文化材在災後的重現,不如說,松林要樹轉化馬匹作為經濟意義上可消耗物的意涵,讓其承載生命與歷史的雙重意象與思辨。

從平安時代至今,野馬相馬追由軍事訓練轉化為祝福與文化的存續,但征戰是否能夠真正遠離?《祭之馬》片尾裡鏡尋的命運是解答,端看我們能否隨其而行,找到和靜的真正所在。




20140923

家路



週末,鳳凰展翅,由南貫北,影響未知。眾人嚴陣以待。有些人想起了日期,九月二十一。但想起的不過是極少的人。九二一銘誌於台灣的意義,在十五年後,似乎因時間太久而淺淡。意外的是,二〇〇九年的莫拉克,不過是十五年的三分之一而已,其帶來的傷痕,竟也幾乎如煙消逝。當年在電視畫面重播中不斷轟然頹傾的台東知本金帥飯店,在獲得上千萬國賠後,往河堤多退兩百公尺,美輪美奐地重建,信心滿滿地迎戰鳳凰。然而今年七月,麥德姆颱風來襲,原鄉部落的連通道路再度毀斷,而被遷居至所謂「安全平地」的杉林大愛園區,卻淹起水來。

這不是大愛園區首次淹水。事實上,這塊地過去原就有淹水記錄。而在政府與慈濟急著要災民在災後八十八天就入住,更加註定大愛園區淹水的命運難以翻轉。原因在於,大愛園區實用連鎖磚來鋪設道路,排水系統不能符應所需;加上工程未完成、政府就要居民入住,在土方堆積的情況下,導致排水功能更不佳。如此急就章,使大愛村的居民每逢大雨就遭受淹水之苦。

今年五月,為了在重建會解編前將預算消耗完成,高雄市政府斥資一億五千萬刨除這些連鎖磚改鋪柏油。市府養工處雖說,會利用這次機會將園區內的排水系統重新建構,但遭下游杉林地區居民質疑,因為市府最初的動機,是為了鋪柏油以利大型遊覽車出入。大愛園區是莫拉克災民遷村的「家」,為何會有大型遊覽車的進出需求?關鍵原因,在於政府將重建外包給慈濟,而慈濟將其打造成「示範村」供各國來賓與集團人員「參觀」。

以大愛村為首的永久屋移居政策充滿拉扯與抵抗,但多數災民最終還是被迫入住,反觀金帥飯店,則好整以暇仗著觀光旅遊之名復興。大愛村與金帥飯店,明明是同一事件中的「重建」,現階段,卻展現了不同的重建結果。這些重建結果,來自於權力關係的運作:政府透過重建條例、危險區域勘定乃至於重建的外包,對原鄉住民展開了一連串的宰制與支配,上述提及大愛村的環境問題,不過是外顯的硬體災難,在重建過程中,施者與受方間斷裂的溝通,拔除了受災者原先的生活紋理與脈絡。

是的,永久屋政策充滿排除:目前好茶部落還有九戶的族人沒有拿到永久屋,其中有一個老人家的房子被沖走,但因「資格不符」無法申請永久屋。而這樣的排除又隱含毀滅:五年來,好茶部落的道路難以貫通,住民無法回去耕種,失去耕地,使好茶族人將今年的豐年祭定名為「沒有小米的豐年祭」。

這樣的狀況,早於九二一大震時就曾發生。九二一重建中爆發的硬體弊案,便是各種利益組織經由政府變形的重建政策而從中牟利的結果。這樣的弊端,在莫拉克風災更形擴大。排除原住民對自然的草根知識,透過重建政策驅趕他們下山後,政府在原先他們所居住之地展開(或預計展開)的並非生活,而是各式觀光發展設施。如阿里山纜車,如行水區溫泉重建。表面上,安穩似乎重返,事實上,我們只是將自己重置在風險當中。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丘延亮與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領導學系助理教授陳永龍日前共同出版《防天災 禦人禍:原住民抗爭與台灣出路》一書,除了細細梳理這五年來莫拉克風災後重建的各式問題,更重要的是,提醒我們省視「風險社會」如何生成:

「在雙進會計(Double-Entry Accounting)6 的基本原則上,強調的就是、『應收』的全數最大化和正值化、『應付』的全數最小化和負值化。在這個原理的『強制』(imparative)下,經營中所遭遇和產生的『成本』、『風險』、『不確定性』、『再生產補貼』……等一干『負值』的東西要怎麼辦呢?當然、最好是能夠轉嫁或投放在別人的『firms/Inc.』或下游的依賴單位身上…………職是之故,最簡單的作法就是將這些負值的東西『外化』及『轉嫁』到(理論上並不存在的)『firms/Inc.』間的地帶──叫做『社會』、或『自然』的東西」。

在台灣,土地利用幾乎窄化成工業與觀光(事實上是飯店乃至於閉鎖的娛樂資源)兩個方向,這兩個方向都是資本主義下的產物。丘老師警醒地質問:當風險社會那樣生成,而踏入資本主義的社會必得「全球化」才能生存,又,全球一體的「市場」壟罩了地球村的全體社會和自然──它還有它的「外面」,那個可以供這個唯一的「世界行號」(Global Firm/Inc.)「外化」或「轉嫁」、實質是嫁禍和以鄰為壑的地方嗎?

這本書由九二一與莫拉克談起,辯證時輻射至紐奧良風災與南亞海嘯等案例,警告我們「產造風險者所生產的各種災衍,轉個彎回頭必定終使自己受害──如此地反撲,最終也令加害一方身陷其中。」因為,危機正是發展的必然結果。

今年八月,莫拉克重建委員會步入歷史。記者會中,重建委員會自認「將近百分百」完成重建任務,陳永龍觀察日前立法院舉辦廢止重建會的檢討公聽會後則認為,「嚴格來說,到現在還只是某種程度的『安置』階段。」

儘管有著落差,但這並非全然壞事。莫拉克風災五年之際,原鄉再度發聲:

(一)要求政府應以各族群文化為主體,重新監測評估原鄉山河大地,改正限制返鄉的「劃定特定區」與「安全堪虞區」政策!

(二) 要求政府應承認「永久屋」政策衍生的問題,政府以「莫拉克颱風災後民間住宅贈與契約書」(俗稱「三方契約」)剝奪人民基本的遷徙自由,企圖淨空原鄉,使原住民生計陷入困境,部落文化斷裂,請政府儘速謀求補救之道!

那樣的呼聲,含裹著九二一的銘記:社區自主力量應崛起。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或許才是重建真正的開始。

20140919

永不言敗的絕望




你聽過黃春窕嗎?

第一次見到她,是2009年的冬天。一頭及肩長髮被她俐落地束成馬尾,臉上無妝,面色肌黃。若不是她身上那件粉色上衣增加了暖厚感,若不是她無視攝影機將忠實攝錄她嘴角無法關守的口涎而她依然努力說話,黃春窕給人的感覺就像隨時會消失的幽魂。

事實上,她曾經離死非常非常近。但她沒有。黃春窕要「討活」。用必須努力吞嚥口水才得以吐出不清楚字句的喉與口,向她曾經工作將近20年,如今已關廠、脫產的RCA,催討一個瀕死者的尊嚴,為死去的姐妹索取公道。同時,也為仍在電子產業汲汲營營的生產線上工人,建立能活著勞動的可能。

我曾祈禱,黃春窕的苦難與掙扎能不再重演。但當看見韓國導演洪里烱紀錄片《貪欲帝國》裡記錄的女工Hyegyeong Han,卻立刻想起罹患鼻咽癌的黃春窕。

Hyegyeong Han在紀錄片出現的第一道身影,是在醫院裡復健。她無法好好站立,四肢正逐漸癱瘓,年邁的母親陪她日復一日練習,但無用。罹患腦癌的Hyegyeong Han日後將成為必須倚靠輪椅才能行動的廢人,並且與黃春窕一樣,她也將失去聲音、好好說話表達的能力。Hyegyeong Han與她的母親看著自己肉身的衰退長達七年,而Hyegyeong Han不過在三星公司服務了六年(1995-2001 )。

「我們將致力於人力資源及技術,創造卓越的品和服務,從而促進更好的全球社會。」這是三星公司的口號。在這裏,有超過五萬名員工為其勞動。 它是獨霸韓國的產業龍頭,但一如我們熟悉的財團發展過程,三星的成功與崛起,並非憑藉超群的創意或技術,而是國家資源的獨厚。

三星的前身,是在1938年成立的三星商社,主要從事貨運業務,進口鋼材、醫葯品、白糖、化肥等戰爭資源。在北韓戰爭時期,三星於釜山成立三星物產株式會社,同樣靠著貿易戰爭物資,才成立半年就盈利10億元。1961年,朴正熙發動政變奪權,使南韓的經濟比北韓在共產主義領導下的情況更為疲弱不堪。朴正熙上台後,勢必得振興經濟。初期,政府的管控力仍很強大,但隨著美軍退出朝鮮半島,朴正熙必須自籌武裝軍備,便不得不向財團傾斜。三星靠著政府的全力扶持,於1969年成立三星電子公司。一開始,賣家電,那正是海外市場興盛的時刻,一如台灣的大同公司。

不久後,歐美將半導體產業外包,台灣、日本與韓國都在競爭行列,台灣設立竹科,一路業績長紅,直到亞洲金融風暴。同樣被金融風暴掃到的三星電子雖負債累累,但一如台灣,三星亦有政府扶植,不怕。於是三星利用韓圓大幅貶值的優勢繼續擴充市場,研發電漿體顯示(電漿,PDP),終至成為企業龍頭。

那是1998年。往回推10年,是半導體如火如荼生產的1980年代。往前走56年,則是你我手中持有的智慧型手機的電子歲月。而無論半導體或電子業,都需要許許多多青春的女工協助才能順利生產。女工們只穿著簡單的防護措施,拿著電子芯片浸入化學藥劑、挑出劣質品。她們只知道工作環境沒有窗,只知道即便洗完澡在宿舍睡覺,依然嗅得到自己身上從工廠帶回的藥水味,卻全然不知,那些味道是數以千計未公佈危害的化學毒性物質所組成。

《貪欲帝國》的記錄素材是近7年的景況。但女工的工作場域與條件狀況,卻與1970年代後期並無二致。當時美國勞工職場安全的倡議者便清楚指出,製造晶片需要一千種以上的化學原料,這些原料因當時勞動安全法令與環境法令落後而缺乏管制,導致工廠的女工受到極大危害,尤其是適值生育年齡的女性勞工。1981年,美國聖荷西南部的快捷半導體公司旗下工廠污染了飲用水供應系統,一名住在工廠附近的婦女羅絲(Lorraine Ross)產下一名心臟有嚴重缺陷需要進行多項手術的女嬰。

羅絲的遭遇,使聖荷西水星報展開調查,繼而揭露了一項駭人事實:快捷半導體公司與IBM未針對有毒化學物質進行適當處理,加上地下儲存槽外漏,使得當地飲用水遭受嚴重污染,受影響的地下水層超過3英里長、深達180英呎,飲用水中的三氯乙烷超過當地允許標準29倍。為了防堵同樣的憾事發生,社區居民、政策倡議者等,於1982年共同組成「矽谷毒物聯盟」監督高科技產業,要求高科技產業將外部成本內部化 。

但在東亞國家,高科技產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始終緩慢。在台灣,友達與華映兩家公司仍持續排放高科技廢水至貫穿桃園與新竹的霄裡溪,它們否認新竹新埔鎮民因飲用了這些廢水導致病害。「因為,我們的廢水並未超過國家管制標準。」儘管,廢水裡的毒性物質與重金屬管制其實遲至2009年才被列入管制,而未管制的廢水早已排放超過7年。《貪欲帝國》裡的三星公司亦然。洪里烱記錄的一位女工在工作場所病發,她被送到醫院後,醫院叫她別再去,公司塞錢,要求不得張揚。她不是個例。而在這樣的隱瞞裡,一個又一個女孩死了。死於白血病、乳癌,死於自己曾相信這個如帝國強大的公司會保護她們、庇蔭她們,說著「公司即家」的三星公司手裡。

不久前,曾有一部改編真人真事的電影《另一個承諾》上映。電影裡的主角,正是《貪欲帝國》裡也出現的一位受害者Hwang Yu-mi的父親。Hwang Yu-mi高中畢業後,便進入三星工作,但22個月後,Hwang Yu-mi便因急性髓細胞白血病而過世。黃父是一位教育程度不高的計程車司機,但懷疑自己女兒的死與三星有關,他拒絕賠償,開啓獨立調查,鏈接了許多受害者,那正是《貪欲帝國》裡其他主角。他們抗議、提告,卻備受打壓與否認。南韓政府甚至在2009年駁回工人的索賠。紀錄片裡有一幕,是坐在輪椅上、手持抗議舉牌的Hyegyeong Han,她在三星公司門口坐了好久,無人回應。洪里烱問她有什麼感覺?

Hyegyeong Han說:

「我感到憤怒。回顧以前我為公司的努力,再看見自己的真實處境,我感到怒火中燒。」
「妳的真實處境是什麼?」
「我的真實處境?我是個白癡。我無法好好表達。我的聲音不正常,連唱一首簡單的歌都無能為力。我不能行走。這就是我的現實。」

但她沒有屈服於現實。一如黃春窕。儘管那之後,Hyegyeong Han將愈來愈虛弱、離不開病床,但這些各自破碎的家庭聯合努力上訴,今年6月,三星公司終於承認過失。

紀錄片裡有一幕:開庭前,Hyegyeong Han的母親推著她對一語不發的三星公司副總說:

「我們已經過了這樣的生活7年。你的公司招募年輕的女孩卻這樣對待她們。請別這麼做,請別假裝你沒看見她們。」

她們,不只是三星公司的勞工。她們是洪里烱在片中剪輯一張又一張穿著防塵衣、只露出一雙眼睛的模糊照片裡,一個又一個全球電子業裡默默無名、被迫噤聲的勞工。這樣的勞工,在三星公司承認過失後,日前轉而出現在台灣知名企業家郭台銘於深圳設立的富士康廠內

當然,一如三星,郭台銘否認。並威脅提告。

「沒有科學舉證!」郭台銘說。但從RCA到霄裡溪到三星,事實顯然清楚明瞭:科學證據是那些未被管制的化學物質,而它們被深深藏在帝國的陰暗、閉鎖與冷酷裏。

「要死多少人你們才肯接受這就是三星的錯?」紀錄片裡這句沈痛的吶喊,恐將不斷輪迴——當死亡之於貪慾,如此無足輕重。


延伸閱讀:

20140916

掙脫餿水油事件的共犯結構



近年食安問題頻繁爆發,最新一波是日日有新進度的餿水油。同業哀嚎每天都有處理不完的新狀況,業者哭訴自己也是受害者、消費者憂心「究竟還有什麼可以吃」?阿原肥皂創辦人日前貼出一篇文章,義正嚴詞地說:「沒有人是無辜的!」大致內容,是認為商家根本明知故犯。好產品如雜糧麵包,一塊的成本、包裝乃至於行銷通路,確實可能賣到兩百至兩百五十塊。至於消費者不可能如此無知,而是明知有好的選擇卻欲貪便宜。阿原的這篇文章,在社群網站被熱烈轉載,但仔細想想,即便消費者不想成為共犯結構,在現今的生產結構下,是否可能?

多年前,某出版社找我與某退休教授合寫一本糧食危機的書籍。全書架構由教授規劃,他主分析,而我則在他分析完全球與台灣的困境後,主筆「福爾摩沙的機會」。此章節,希望提出台灣農業發展的總體策略為何。當時,我是個剛開始關注農業問題的菜鳥,對教授的架構沒有提出太多質疑。但在開始田野與訪談後,認為那樣的發展路徑,無益改變台灣的現實困境。多年來,食安問題不斷爆發,也與此有關。

該教授認為,台灣農業應往高品質、亞洲頂級食材中心、農產品發酵與加工、農業經理人等方向努力,在此架構下,要分別介紹農業專區、無毒農業、有機農業推廣、古坑咖啡行銷、斗南農會、支持友善大地的小農與富麗米認證等故事。這些事分開來看,都是好事,但當它們被放置在戰後犧牲農業的發展體系來看,不但會產生互相排擠的問題,也無法永續或改善現狀。

以斗南農會為例。斗南農會是農委會推廣「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模範,農會過往在國民黨政權把持下,使信用部成為派系小金庫而忽略農會與農業發展間的關聯,斗南農會能發現日本的胡蘿蔔市場,並結合政策、活化土地利用,實是好事。然而,這種經營模式難以輕易複製。除了農會改革以外,還牽涉到台灣西半部糧食生產地的同質性高,若要外銷,作物的選擇就是一道限制,在此限制外要找到市場,也是挑戰。此外,這也忽略了農企業的問題。大規模耕作,排除了「在農村生活」的可能性,同時阻礙了小農復興。

小農復興與近年流行的農夫市集不無關係。農夫市集的核心精神是地產地銷。透過與消費者面對面溝通的方式,使得生產者得以扭轉消費者長期以來被扭曲的食物觀念,同時更重要的是,讓消費者有機會看到生產者如何生產、產地狀況何如。但這樣的精神,首先就先受到產物同質性高的挑戰。因此,我們普遍可以看到,農夫市集裡販售的產品,多半以「有機」、「認證」、「無毒」為主打,因此,這也相對使得農夫市集真正核心精神,在推行時便受限。

有機無毒的生產,普遍來說缺乏政策支持,這使得生產者的生產成本提高,又回過頭來區隔消費市場的可擴張性。地產地銷變得更不容易。此外,市場多集中在北部或都市地區,促使農業生產者必須倚靠物流販售,在這過程中,物流往往又成為生產者最大的壓力,而反映在價格身上。事實上,也不乏生產者仗著有機、無毒生產之名,大幅提高售價。

那麼,有政策支持的何如?多年前,花蓮曾推廣無毒農業,獲得普遍讚賞。但這並非普及性的推廣方式,基本上,皆是具有一定資本者才能獲得資源,而非一般小農。以富里的富麗米為例,因牽涉農會政治權力轉換,農人生計並不因種植有機米高漲而有實質回饋。傅崐萁上任後,進一步取消花蓮無毒農業的補貼,改以全面農業補貼。既是收買政治勢力,也安撫一般農民。由此來看,無毒、有機農業被視為中產階級才能「長期」消費得起的品項,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沒有工業破壞,經濟禿鷹依然得以殘害土地為生產健康食物而永恆存有的可能性。

當時,這位教授認為花東應打造成為健康村,主打在地農產、配合溫泉等觀光資源走出特色,很巧,傅崐萁的想法相去不遠,但養生村的重點不在台灣農業,而是自然資源。花蓮因此冒出了各式各樣大型的溫泉特定區規劃。而眾所週知,特定區是炒地的盾牌,犧牲的,被炒作的,就是農地。

那時候,才想起一開始見面晤談時這位教授曾說:「WTO大門關起來是不可能的,註定是有錢者吃最好的食物,窮人只能吃差一點的食物。(非原文,類似語意)」至此,才理解「福爾摩沙的機會」的內容為何如此安排,而我書寫時為何不適。

戰後一連串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農地與我們「渾身是毒」,那正是食品安全屢屢爆發的根源,但塑造此等環境的問題,從未被好好解決。未能好好解決,很大一個原因在於我們只將食品安全納入現實生活,卻抹除了食品安全與農業生產間的關聯。

過去幾年來,新農夫、新產銷平台的出現,在媒體推波助瀾下,很容易塑造出「反攻傳統農業發展」的想像,但現實框架沒有改變,這些努力無可避免必須仰賴行銷與公關而僅非農作物本身的「好」。依賴行銷與公關包裝的弊端,是這種操作模式如此容易複製,小農或友善通路間相互產生競爭。而擁有資源、得以依附中產階級對怕死想像而將食品徹底市場化、商品化,排除你我一般薄弱受薪階級的雄厚勢力者,則具備更大優勢與能耐,將剩下的市場囊括其中。

統一集團的「虛擬牧場幽靈蛋」不就是顯例?一盒十顆裝的蛋將近百元,比起真正看得見雞隻生養狀況的走地雞農場貴上不知幾倍。即便我們有足夠的經濟條件買下認為友善環境與動物福利的食品,我們依舊可能買到假貨。朋友W則舉出一更諷刺的說法:「看來餿水油應該是比麥寮高麗菜跟雲林快樂豬還要更嚴重的。」難道不是?麥寮高麗菜與雲林快樂豬皆是摩斯漢堡的廣告口號,眾所週知麥寮正是六輕所在地。麥寮高麗菜吃了沒問題,因為符合「標準」。那麼,經過處理後符合「標準」的地溝油問題何在?

事件中的矛盾提醒我們,當農業的生產問題被擺置到看不見的遠方時,我們只能依賴所謂的制度去把關。但那條界線在科技的進步下如此容易超越,更別提我們的灌溉渠道與工業廢水放流承受水體是同一條河,而放流水體永遠不需滿足灌溉水標準。

不過是去年七月的事件而已: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公佈市售生鮮蔬果檢驗結果發現,被視為安全標章保證的吉園圃蔬果,十五件中有五件驗出農藥殘留。

農業的核心,該是「食養」而非農「業」。一旦農業被窄化為「業」。它就可消除、可替代,那將與它是否能為我們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有關,而與生活本身無關。餿水油的現身與消費者是否為共犯即便有關,但那不意味問題不再重演,畢竟在那樣簡易地以價格等同品質,乃至於選擇責任的方式思考,我們永遠會排除某些人。事實上,也許是許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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