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11

以愛之名



電影從精神病院開始。一名愁眉苦臉的老人馬哈穆德與病友交換彼此為何來此的原因,「我心愛的狐狸死了。」他說。他在家裡豢養許多動物,其中狐狸是他最鍾愛的朋友。醫生在他入院一陣子,確認他暫無自殺念頭後,讓馬哈穆德出院,醫生建議他別再迷戀動物,必須回歸社會常軌:擁有正常工作、做瑜伽諸如此類。但馬哈穆德沒有去工作。他去買了驢子、尋找烏鴉以及誘捕一頭狐狸。馬哈穆德想拍片。

這不是馬哈穆德第一次拍片。事實上,那頭死去的狐狸曾是他鏡頭底下的主角,他還因此獲得幾個獎項——那幾乎是他在正常社交生活裡唯一可以得意挺拔的代表。但出院後的馬哈穆德誘捕狐狸失利,脾氣暴躁,太太終於忍不住爆發與他爭執。馬哈穆德動念以買代捕,但他根本沒有錢。馬哈穆德的正業是個貨車司機,因沉迷拍攝鍾愛的狐狸,加上貨車過於老舊,老闆早也氣得不想理他。儘管如此,發完脾氣的馬哈穆德還是繼續努力。終於在裝設陷阱的第七天,他抓到了一頭狐狸,順利拍攝。

我的狐狸電影夢》就是一部這樣敘事簡單的電影。看起來有些荒謬與莫名。但那荒謬與莫名或許正是導演試圖想傳達的:他以精神疾患在社會想像下應如何康復的故事,戳刺一般人對「理解」與「治癒」的枯乏想像。語言是人類的產物,它的內涵充滿社會建構的價值觀與文化偏見。超乎這些既定框架之外的,即被視為偏斜。但所有人的本質都隱含偏斜的可能。在偏斜難以見容、在情感脆弱之際,人便容易轉而投向可以藉由非語言進行溝通與共存的世界。荷索的《灰熊人》,即是一例。

馬哈穆德也是。事實上,馬哈穆德自覺他的創傷並非源於狐狸的死。而是在許久許久以前,他偷了雞蛋去換巧克力,卻被母親毒打一頓。「她在雪地裡追了我一公里之遠。」而他鍾愛的那頭狐狸,在他的鏡頭底下,恰巧也是個偷蛋者。偷蛋後,狐狸將蛋埋了起來。狐狸還想再偷,卻遭遇母雞狂啄。但狐狸並未吃掉雞蛋,不久後,小雞破殼而出。因此,馬哈穆德積極拍片,或可視為意圖重新讓他人理解、接受自己的橋樑。

然而《灰熊人》也指出,那樣的轉身投向是對自然秩序的過度天真,正如馬哈穆德想要新拍攝的影片一樣:相愛(如何証成?)的兩頭驢結婚,其中一頭死亡後,另外一頭也死了。馬哈穆德的助手問:「有人殺了牠?」「當然不!」馬哈穆德說:「牠是因為悲傷而死。」但善與惡等價值從來與自然界無涉。因此,儘管馬哈穆德試圖安排劇情、控制動物,讓他人,包括醫生理解他新捕捉的狐狸。他人對狐狸依舊懼怕,實際上,這頭狐狸也不是那頭會藏蛋的狐狸。

誘捕狐狸時,馬哈穆德曾說:「拍完片我就會放你回去。」但抓到新的狐狸後,馬哈穆德希望留下牠、圈養牠、為牠組織家庭。但至片尾終了,狐狸始終未曾馴服。


透過馬哈穆德與動物的互動,導演不僅呈現人在溝通上的困頓,同時也呈現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裡,若存著以愛為名的投射,最終也將演變成另一種暴力、束縛與挫局。

20141010

「活」在三里塚




「攝影師也可以加入抗爭嗎?」當活在三里塚》的片尾浮現這個畫面,立刻明白為什麼策展人林木材將此片選為TIDF的開幕片。不僅因為《活在三里塚》以極簡方式進行複雜辯證,更因它展現紀錄片重要的核心精神:撿拾在時光向度裏遺忘的物事,透過鏡頭的篩選,完整曾經破碎的當下。除此之外,也是對記錄者致敬。所有身為記錄者的人,一定都曾歷經在記錄現場是否要介入的掙扎,強迫自己冷靜拿著攝影機/相機/紙筆的經驗異常痛苦,但唯有選擇承受,才可能集結他者的苦難,焠鍊出必須被牢記卻忽略的價值,並且,得以持續召喚。

活在三里塚》運用抗爭時期的部分影像、照片與現存的空景及數個人物訪談組合而成。儘管人物訪談占去的篇幅極多,卻因巧妙的銜接而使冗長訪問有了意義。紀錄片從一開始就破題:「儘管只剩我一個人在這裡,我想他們應該還是希望可以繼續抗爭下去的吧。」從仍住在抗爭小屋的最後一戶抵抗者往外擴散,導演代島治彥與大津幸四郎花了兩年時間,讓那些離去的抗爭者,說出他們為何放棄的理由。

觀看這些訪談,不斷淚流。影像中的人們,幾幾可以代換成樂生保留運動以降,這近十年許多抗爭事件的角色。當抗爭開啟,留下或離開,都是等同苦痛的選擇。每一條路都無法周全,而這樣的碎裂,來自毫無斡旋迴身的空間。

今年三月台灣爆發佔領立法院運動,後因內部權力與路線鬥爭引發佔領行政院事件。行政院強勢鎮暴,為台灣寫下一頁黑暗歷史。當時,曾寫下這樣一段話:「血腥鎮暴的畫面過於驚悚,使得所有人相信,那是島嶼無法天光的癥結。鎮壓為握有權力者添增籌碼,為被權力領導者帶來撕裂。」《活在三里塚》裡也有相同的景況。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將使人化為殺戮機器,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

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 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想起呂德昌。當他放棄抗爭,招來耳語。但他求的僅是夥伴得以繼續住在樂生,儘管院舍不復以往。我想起張森文。想起他女兒轉述張森文的死後托夢。張森文不要解剖,他說好痛,好痛。別再抗爭。我也想起洪箱。灣寶抗爭那幾年,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總是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那些話,因怕孩子擔心而無法傾吐。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著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樣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但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片頭,導演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三里塚事件跨越五十年的時間向度,而仍有人堅持,靈魂是否不死? 答案是必然的。但要結出許多子粒,仍需水源澆灌。

活在三里塚》正是那道水源。在五十年後,回頭銷蝕時間的粗糲,要觀者意識到,台灣、香港、中國、中東……的漫天烽火,都是三里塚的化身。

麥子必須死而重生。那是大津幸四郎為何垂垂老矣,也要顫抖著手繼續拍攝。記錄者貼上「更好的世界」的倒數第二塊拼圖,正等待新的抗爭者,完整最後一塊缺角。


20141007

我要說話



世新大學經營的兩份報紙立報與破報,前者是報人成舍我秉持「我要說話」的新聞精神,堅持不有廣告收益而創立之報紙,後者是已過世的立報前社長成露茜為次文化發聲而創,兩份報紙的收益從來就不好,尤其是立報,拒絕任何廣告。但那是為留一方直挺說話的空間,那樣的空間,讓許多社會議題有轉圜的立基,比如樂生、都原部落、莫拉克風災時的大愛村計劃等。這樣清新的環境,培養出許多耐挫力高的新聞媒體工作者,即便離開破、立兩報,在媒體環境愈趨惡劣的情況下,依舊牢記「新聞為公眾」存在的守則而持續發聲。

立報在獨立媒體尚未蔚為風潮之際,是少數針對各式社會議題深入追蹤的媒體,經常以小搏大,翻轉公眾對弱勢議題的漠不關心。是以這兩份報紙在年初傳出停刊消息,除引發員工不滿,許多關懷媒體的閱聽眾也加入聲援,當時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丘延亮老師告知,許多具社會關懷的老前輩對形象正面、價值相對清晰的立報要停刊感到震驚,希望破、立兩報可以維持運作。儘管學界挺身而出協助破、立兩報員工抗議,但破報終究完全收刊、立報則暫時休刊,於九月重現江湖。但彼時關心立報者看到立報頭版莫不退避三舍,某已離職編輯忍不住評論:現在的立報跟「世間情」一樣沒有極限。



一份原具風骨的報紙如此劇烈轉變,與現行社長、世新傳院院長彭懷恩不無關係,彭懷恩曾大剌剌表示:「士魂商才! 昨晚研究台灣立報,四方報資產負債表,除了嘆氣,還是嘆氣!怎麼如此沒有商業頭腦! 我大學時就不向家裏拿錢,一路走來,投資房地產,創允晨文化(新光投資),擁有風雲論壇,辦休閒雜誌,開彩色盤餐廳,投資亮晶晶快速冲洗照片店,鳳誠音響,經營領域咖啡館,有賺有賠!但是快樂學習到資本主義的邏輯! 我最看不起那些汚國科會,報假帳,剝削工讀生的假道學教授!還有那些用什麼基金會為白手套的吸血鬼!有種,正大光明賺錢!」




房地產炒作是現在政經環境敗壞甚至媒體墮落的根源,世新傳院院長竟還洋洋得意,唯有世風日下可以形容。當時以為這已是立報最難堪的狀態,豈料日前世新校長吳永乾與學生會談的發言更是等而下之。吳永乾首先說明破、立兩報停刊並非他的決定,但因「教學資源」珍貴,在破、立兩報發行量從五、六萬份掉到六百份,且不能提供實習空間,卻還要因此支出兩千五百萬的情況下,必須整頓。他說:「我們是來辦學的,不是來辦報的。辦報是為了能支援我們教學,提供實習機會,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光彩,你如果發行只有六百份,我請問你們增加了什麼光彩?」

若將吳永乾的話放置在立報創立時,以及現今的社會環境脈絡下來看,世新大學確實可以選擇「只辦學不辦報」。但身為一個世新傳播學院畢業,以及在立報服務五年的學生、媒體工作者,乃至於閱聽眾身份的人,萬萬難以接受校方暗示性地以發行份數抹除立報同事曾想努力轉型卻不被接受的過程、推卸經營者的責任。更精確地說,從校方強勢打壓立報的過程來看,只更彰顯世新作為一家傳播起家的學校之失格與無能,因為根本不了解自家發行報紙的優勢。

在我進入立報服務時,台灣的媒體環境已經相當低迷,地方記者頻被裁員,然而那正是弱勢新聞與新聞從事者眼光必須關注之所在。當時,立報發行量已經不佳,其中一個原因,在於發行部門窄化時任社長成露茜對於「教育」的定義,將立報所報導之新聞窄化為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內容。

這樣的窄化,正是為了鞏固數字上的發行量。中、小學經常辦理活動,這些活動必須核銷、必須繳交報告,因而需要媒體露出。業務部只要跑學校,就有基本業績。然而這種看輕閱聽眾市場的行為,卻反噬了立報得以拓展的空間。首先,業務部會要求記者銷假採訪「校慶」並且須有版面露出,這雖是相對輕微的置入性行銷,但卻影響記者的勞動權益,且忽略這樣的新聞並無價值,當這樣的新聞量多,便使得非學校的訂戶對立報的閱讀興趣越低。勞動者成就感低落、福利條件不佳,當其他媒體招手,資深工作者便流動,那讓好新聞出現更不可能。

另一個關鍵原因,是校方「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心態。校方要將立報當成招牌,但編輯部被告知每年出差經費只有五千元。在這樣的情況下,記者根本無法做出質量俱佳的新聞,甚至,為了填版面,必須改編中央社新聞。然而,立報的同事很少埋怨。因為它有相對獨立的空間與版面。為了新聞業最珍貴的版面,為了新聞就是要監督權力的理念,同事多半壓榨自己在工作。

莫拉克風災發生時我仍在立報服務,當時主流媒體受限於慈濟的壓力,完全無法為錯誤的重建政策發聲,但立報沒有包袱,當時立報與苦勞網等媒體開了第一鎗,中國時報後續跟進,大愛村的政策因而稍有轉圜餘地。那一系列報導如何在五千塊的經費限制做出來?北高來回,靠高鐵的救災專車。到了高鐵站後,請災區的友人來載我。吃由自己花費,住則依靠災民,甚至在小林村的路未能暢通時,請災民用小客車送我們進小林村,油錢?災民付。而莫拉克風災只是其中一例,校方所不知道的是,有多少同業羨慕立報的空間,為了閱聽眾該知道的訊息,願意動用自己的資源,協助立報的同事處理交通與住宿的支出。

這些人從來沒有認為我或立報欠負他們,因為他們很清楚,若非如此,那些該被看見、指正的事物便無法被看見。那正是立報最難以取代的價值。它的價值,不是紙張的印刷數之多寡,而是在那樣資源缺乏的限制下,還能鼓動許多人一起合作。那正是為何立報要停刊時,會有吳永乾所厭惡的「來抗議的絕大部分不是員工」。試問,有哪一份報紙要停刊時,可以有無關乎其利益的人願意挺身而出發聲?那不僅是光彩,更是探照燈,只不過校方有眼無珠。

的確,立報紙本發行量低得可笑,但透過立報這個機構所寫出的新聞閱讀率並不低。社交媒體臉書尚未出現時,是部落格的時代,當時我嘗試進行將所寫新聞貼至部落格,再藉由推特轉出的實驗,長期觀察,點閱率都不低,一天的閱讀量可以達好幾千人,遠遠超過發行。且因立報容許記者長期追蹤某議題,透過網路媒介,相當容易培養固定讀者。當時甚至有推特上的網友因此回頭訂紙本報紙。

這顯示的是立報具有存活下去的優勢。其優勢就是有一群仍相信新聞理念的人投身其中,但校方從來沒有想要好好把握這些契機,這使得立報在獨立媒體蓬勃之後,似乎顯得更無存在必要。

然而真是如此?立報停刊前,仍在立報服務的同事提出許多轉型意見,如停印刷專心數位、不再限定教育專業、強化即時,但董事會卻堅持停數位只印紙本、限定教育、完全不作即時。更讓人訝異的一項要求是:明確要求不作國際新聞。要是認真閱讀立報就知道,立報做得最好的一塊版面正是國際新聞,國際新聞在現今媒體幾乎一灘死水,董事會的決定若非無知,便是有意要立報「被自殺」。


成露茜曾說,創設立報、破報乃至於四方報,為得不是存續。它們可以死亡,當這媒介所關心與推進的事務已確實改變。只可惜,典型在夙昔。既然立報未曾認真思索轉型,在獨立媒體蓬勃之際,死不足惜。讓人義憤的從來是校方的立場與發言,那預示未來「辦學不辦報」的世新將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媒體工作者,進而將新聞領向死亡。

20141003

焦島與魯貝爾



印度,神話的國度。

根據《羅摩衍那史詩》記載,君王跋吉羅陀的六萬個祖先,曾被仙人迦毘羅以憤怒眼神射出的神火燒死。這群龐大靈魂因而四處遊蕩,無處安身。為了拯救先祖的靈魂,跋吉羅陀隱退深山,打坐苦行,感動了維護宇宙之權的毘濕奴,毘濕奴同意引恒河入世,使跋吉羅陀先祖的骨灰被恒河淨化。

然而,恆河過於狂野,於人間泛濫成災。幸虧濕婆以髮承接,恆河才溫馴流淌,供予人類孕育米麥、哺養魚蝦。一九七五年,總理尼赫魯聲稱:「大壩是現代印度的新寺廟。」下令興築法拉卡水壩,抹除神話,迎接現代。但這個決定,並未讓大壩所在及其鄰近地區的子民受到庇護。

十多年前,導演蘇拉伏.薩蘭吉來到印度近孟加拉的一座小鎮Pasrashpur記錄法拉卡水壩對環境造成的巨變。初始,地面上只是出現一些小裂縫,但隨著工程行進,裂隙擴大。樹木、建築物與道路逐漸淹沒於恆河底。小鎮滅絕,居住其上的人,無法倖免於難。在記錄裂縫擴增的過程中,薩蘭吉意外發現,儘管徒勞無功,植物的根系依舊試圖與土地緊緊相擁。事實上,不只是植物,原先根著於這塊土地上的住民,也正掙扎求生。

男孩魯貝爾的家在四歲時被恆河吞噬。由於水壩興建計劃缺乏安置,魯貝爾與他的村民失去身份,成為孟、印兩國間的遊魂。數年後,恆河為魯貝爾的村莊孕育了一座被標定在孟加拉與印度疆界的島嶼Char,他們決定在Char定居。但Char不是PasrashpurChar只是水壩興築過程中的意外堆積,它是一座焦島,村民無法倚靠恆河灌溉與漁獵。並且,當興建計劃完成,恆河仍將吞噬一切。

儘管如此,魯貝爾與村人還沒死亡。他們模仿恆河,試圖悄無聲息地貫穿邊界,靠著走私維生。肅殺的邊境守衛,日復一日打擊魯貝爾一村的掙扎求存,但他們無視邊界。因為邊界從未為他們而存在。「人可以重置邊界,但永遠無法尋回一條河流。」薩蘭吉記錄這些擺盪,殘忍地呈現:聲音、美德,乃至於夢想,都是生存的殘渣。

人道關懷濃厚,使這部紀錄片溫厚動人。但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卻是薩蘭吉在片中穿插神祇與廟宇畫面的巧思。

祂們破敗、祂們毀壞。安安靜靜,呈現一種荒涼的美。但那美讓人不安:因為,「印度是神話的國度」。

神話是印度融合時間計算、宇宙觀與末世觀的獨特敘事,它囊括現實與象徵,橋接人類的所知與無知,是以濕婆與恆河並非隨意充數的組合。

神話裡描繪的濕婆,額上長著象徵智慧的第三隻眼。當濕婆震怒,這隻眼睛將釋放出可怕的力量。 抹除神話帶來的災厄,正是濕婆的憤怒產物。藉由神祇的畫面,薩蘭吉不著痕跡地呈現印度的自然史觀。但濕婆的面貌並不單薄。除了懲戒與毀滅,濕婆同時具備創造、保存與包藏的力量,這與焦島的現身呼應,兩相交織,薩蘭吉意欲喚起觀者反視神話的隱喻: 恆河女神之眼,可以穿透過去、現在與未來。

導演的鏡頭,仿若女神之眼,穿透過去,呈現當下。但他不急著告知未來。不只因為魯貝爾的掙扎,而是相信,而是期待:敘事的力量,可以召喚另一個跋吉羅陀。



20140930

全聯好鄰居?



地溝油事件尚未平息,新一波風暴疑似醞釀。今年一月,綠色和平發佈超市的農藥管理調查,六大超市中,全聯的管理不但最差,也不願提供農委會公告的劇毒農藥。有趣的是,全聯總裁徐重仁卻在出席「企業社會責任論壇」時指出,台灣有機食品認證過於鬆散,未來可能出現「有機風暴」,為了保障消費者權益,全聯已建立第三方食品安全檢驗技術研究中心作把關。

隨著徐重仁的發言,農委會透露有兩家檢驗單位驗證過的蔬果被發現有農藥而遭停權。除此之外,徐重仁主張,「只要是符合安全標準產生的食物,就是安心選擇。」巧的是,農委會繼續呼應,過於嚴格的農藥零檢出標準「傷害有機小農」,半年內將提出檢討。

值此同時,徐重仁正著手打造「農產銷售公益平台」。未來將收取管銷費用,讓小農在全聯的賣場陳列自家農產品,自訂產品價格、提供產銷履歷;而為避免天災造成農產品價格波動,全聯也規劃投入科技農業,預計明年將設立5800坪的無毒農場。

乍看之下,徐重仁或農委會的發言並沒有錯,但這些發言與其提出的解決方式,都抹除了結構性的根本問題。是以這一連串新聞引發對有機農業稍有關心的人的詫異與憤怒:有機農業是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在過去政府無心協助扭轉的情況下,資本逐漸滲透,如今,政府與資本齊而聯手,意欲完全毀滅抵抗的種苗。

有機一詞,蘊含的是尊重生命、崇法自然發展和有效率管理生命體等特質。換句話說,是希望透過含括這些宗旨的耕作方式,使人與環境平衡並能永續。而因工業發展荼毒農地過久,從慣行到有機耕作,需要過渡期,國外許多產品,容許「無農藥」或「減農藥」的標示,並透過政策支持,逐步輔導慣行轉向全然有機。

但台灣的有機農業推廣,卻缺乏考慮有機農業的相關配套,註定將一路崎嶇與邁向失敗。原因之一,我們從未見到台灣農地有可能倖免於工業的污染與剝奪。二、可耕地小,田與田距離近,除非集體推動有機耕作,否則不免有被污染的疑慮。三、農委會規定:「凡經過轉型期(短期作 2 年、長期作 3 年)未使用農藥、化肥的土地,同時經過驗證機構驗證所種植出來的作物,才叫做有機產品。」但轉型期間,作物不上不下,認證費用又高, 加以流通體系上,又缺乏國外的過渡標識,都使農民容易放棄,間接導致有機農業的成長極慢(二十年來,面積只從千分之一增加到千分之七)。而此定義造成最嚴重的問題,是鞏定消費者認為「不用農藥,不用化肥」才是有機。

目前,台灣政府根本無力一手把關有機認證,認證任務幾乎全部外包,可以想像,未來農委會對有機檢討後,企業只要擁有「公正第三方驗證」的招牌,極可能全權掌握食品安全的詮釋權。

當國家將把關責任讓渡給企業,永續概念難以翻轉,而這也將進一步促使消費者追求全然「無毒」、「純有機」的「無塵室狀態的食物」。這樣的結構因素,最終將導向極端強調硬體科學的植物工廠現身。

根據聯合國估計,2050年人類需要額外開發10億公頃的可耕地,才可免於糧食短缺的問題,科技農場的出現,某程度是為了因應糧荒問題而出現。然而,台灣的糧食自給率不足,源於開放市場而壓抑雜糧種植,而非腹地或環境不適耕作,基本上並不需要植物工廠。此外,植物工廠需要大資本,為了回收,便需要一定規模才能設廠,換言之,植物工廠仍是集約的變形,未來勢必走向農企業,壓抑小農生存。

事實上,國發會已明確指出,植物工廠的利多,除了可在颱風季節採逆勢操作方式,提供全年生產非季節性作物來創造獲利,更應利用國內種原優勢,以及位於東南亞的轉運樞紐地利之便,搶進大陸,東南亞與中東國家市場;同時以具半導體等高科技技術,來加速並改善生產流程。由此可見,科技農場一旦蓬勃發展,將加速台灣農村的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農場的開發與半導體產業息息相關(LED照明),在電子產業沒落的趨勢下,不少廠房便借此轉型為科技農場。因此,國發會建議,因植物工廠投資成本高昂,能夠投入植物工廠之建置與經營者為現行之大企業,「尤其是有閒置電子廠房之企業。」

這樣的建議讓人心驚。畢竟,在中國,因有提高糧食自給的需要,中國政府鼓勵企業投資,凡投入者,每一百公頃的土地可有10%~15%的開發空間,吸引中國建設業者,變相開啟炒地皮風氣。在台灣雖然未有這樣的政策支持,但在光電產業沒落,台灣仍不願產業轉型、且持續開發,未來是否藉由食品安全、穩定糧況的理由,續以支持科學園區擴張而圈地炒作,未必是杞人憂天。

前幾周的阿原肥皂爭議,到現今的全聯事件,再再顯示,若我們將食品安全框限在「消費」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下,我們將永遠成為自己的加害者。有機絕不能僅剩抹除人與環境永續平衡的單薄定義,有機農法,僅是永續農法的重要途徑,若我們不能反省,將永遠讓有資本的廠家,藉由消費者對「毒」的恐懼,阻斷小農與農地永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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