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明毅要寫這樣一本書，已是多年前的事。彼時剛離開公共電視的工作，轉至現在所在的鏡傳媒，開拓社會案件的寫作。這個選擇，某程度是告別了長期在環境領域的累積。決定前，不免猶豫、焦慮，及至現在，這個選擇亦帶來前所未有、不曾想像的精神負擔。


精神負擔源自四面八方的艱困：如何找到受訪者、說服受訪者、耐心熬過說服期間的漫長等待、與支付你薪水，不可能無止損底線的公司維持平衡；寫時要考慮溝通的可行性，要像行走於高空鋼索的人挺拔而不傾倒——一旦歪斜，就有傷害，描繪細節有其必要，但消費獵奇與探究苦痛本核有時只是一線之隔。寫作者必須抵抗故事的誘惑、外在環境過於快速遺忘的壓力，而在這一切之中最為艱困的，莫不過是自我質疑：做到了嗎？做對了嗎？有做好嗎？


二〇二〇年六月寫台鐵殺警案，殺人犯鄭再由的苦難之所在，即是明毅長年凝視往返的黑洞。在面對社會案件中，書寫者「我」該如何自持、反身、冷靜甚而迷茫時，明毅的身影總會在我眼前。


《受苦的倒影》與上本她所書寫的《靜寂工人》有所連貫，卻又差異甚遠。同樣都是蹲伏於苦難的田野，上本著作有著比新作更為篤定的姿態。然篤定並不意味進步或全然的正向，僅是反映寫作者對自身角色，乃至語言文字之用的判斷。這反映在書寫的形式，用字遣詞都更為學術與凝鍊，然因作者聲音的「持續在」，讀起來並不顯孤冷難以親近。之於我而言，則是常常讀到泛淚，書頁被我摺了許多耳朵，她的每個提問，幾乎也是過去這幾年來，書寫社會案件時，我對自己的提問。


是對真實、倫理乃至文學寫作間的界線如何拿捏的搖擺與困惑。因此和明毅談話，而她亦提起自己對於諮商師角色及其所處領域的觀察與反思，乃至與相關領域書寫的不足或輕薄。於是她想寫。透過寫，作為抵抗與調整的可能，不免涉及呼告，而這也許會有冒犯。好奇她要如何開闢那條可能窄仄但能穩妥走著的小路？而今，《受苦的倒影》以「備忘錄」的形式作為回答，是從「我」出發的整理，於是有攤開的分類與揀選，也有謹慎仔細的收納與堆疊。

《受苦的倒影》的篇幅看似短小，每一則都是究竟的探問。個案有不同階級、殊異狀況，但他們都非分離的個體。個人終究都有社會的遺痕，每個人都有機會連繫上另外一個人。這樣說，並非意指人的運命會與另一個人全然雷同，而是將所有人視為一整體，透過對不同個體遭遇的發問，去拼湊出苦難的面貌。在這過程，人透過探索與疑問得以相互連繫與承擔。明毅並不奢求解決，因為匆促的解決隱含暴力，甚至抹除，過程會重製甚至新鑄苦痛的框架。人必須謙卑，她在書中一再反覆提醒的是：我們並不全知。


對未知的敬畏亦是我在處理社會案件時謹慎維持的界線。是事件中的反差、隱蔽與模糊，引領我前去下一個案件。報導題目的選擇之於我個人，都有互相關聯的邏輯——如鄭捷案中我的核心終極提問是：臺灣社會到底是怎麼看待「生命」的？一個對社會毫無貢獻的生命，是不是值得被愛？從這個提問開始，以湯姆熊案挑戰大眾對於「惡魔」面貌的想像；接著以北捷案被害者的報導討論死刑與正義的關係；因為這兩起案件都涉及家庭的範疇，才接著透過日月明功去看家庭的苦難可能從何而來。


湯姆熊案牽涉思覺失調的支線。不同於其他精神病症，思覺失調因牽涉多起謀殺而在社會引發各式動盪，其對立在近年來，以臺鐵殺警案作為衝突的高峰，因而這個案件的書寫重點在於監獄處分以及精神鑑定的拉扯。基本的寫作動力，是我對整體社會思考相關案件的不適感——


湯姆熊與鄭捷案寫後，臺灣陸續有不同案件的書寫及文本改編，不同媒介觸及各領域階層的閱聽眾，而使得死刑存廢、精神疾患的污名、社會壓力等製造苦難來源的面相，獲得有別以往的討論。然在臺鐵殺警案後，相關思考空間被輕易地關上甚至推翻，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我們以殺或者永久隔離作為解決方案。因此，我試圖以一位因為思覺失調而縱火，父親死亡、母親重傷的醫學生縱火案作為提問，大眾對她的犯行觀感不一，因為她的階級與身分而願意體諒，或試圖理解，諷刺的是，某程度正是她所欲追求的社會認可為她帶來傷害。


然而，這樣的發問，引發了精神學界不同派系的討論與對抗。精神學界著眼於對思覺失調發生原因的歸納，其背後牽涉整個醫學教育或精神醫學的養成，但那並非整個報導中我所想要討論的核心。


「同理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柔軟可變、讓人感覺良好的情感，也不是一般人使用這個詞時所說的那種溫暖而模糊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你，身為同理者，去想像別人——那個你所同理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同理永遠不可能完全精確。一個人的經驗密度超越了觀察者所能掌握的，也因此同理就好比是人生，在這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事實，每件事實都是由特定的同理者和被同理者的結合中產生。不管你的同理心是多還是少，你同理的方式、你能夠同理一個人生活中的哪些內容，以及如何同理，很大程度都與你是誰、你在那個時空下如何設想自己的任務有關。」​


二〇二一年，左岸出版了《兩種心靈》，討論精神醫療工作者的養成及其在現場的困境，但這本書並不僅對相關領域工作者有用，同時對我這樣的書寫者亦有很大啟發。社會案件的採訪與寫作過程的種種經歷，對我來說亦是某種程度的受苦，因在這些案件裡，社會大眾可能都還沒有清楚理解，就已經試圖「解決」。解決的受詞是「問題」，但人的狀態，該被視為問題嗎？退一萬步言，就算我們要將這些事視為問題，我們真的全知了嗎？


像是套套邏輯的迴圈，一定程度與我們企圖將所有陌生物事以特定概念去解釋有關。於是，與邪教相關的報導全被擠入家庭問題的框架、隨機殺人全都對應至疏離，但個人有個人的面貌，一如家庭或疏離有千百種樣態。


這個提問，在《兩種心靈》中有著對照的解答，我們所應當力行的恐怕不是分類，而是探索並理解人類經驗中複雜的張力。而那亦是明毅沉澱多年後再度著眼於苦痛的原因，她並非要重複強調苦痛與資本主義的關聯——那並非新穎的觀點。多年前時報出版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即將此梳理得相當清楚——相反的，那是她所戒慎恐懼的，在《受苦的倒影》裡蔚為關鍵的並非受苦，而是倒影；遠離顛倒，才可能走出虛妄。她所企圖喚醒的是邁開腳步的動能，要我們提問。

因為這樣的企圖，儘管幽微，《受苦的倒影》字裡行間埋伏了對「全知」的拒絕。明毅以自己長年諮商工作的案例告知閱聽眾「無知」與「全知」的一線之隔，以此提醒與其同一領域工作者所必須的自我要求；同時，也透過她在現場的各種反思，提出對其專業領域乃至寫作環境的質疑。


傳播環境自上世紀開始劣化，尋找新的寫作題材與方法是必然，其中最為艱難的是確立倫理的界線。不可能有一概而論的準則，但過於快速的時間壓榨與行銷手段將使寫作者或創作者難以謹小慎微。


於是，人的苦難很快變成某種已有一套SOP的寫作方式，關鍵字成為類似精神診斷的病症。故事只是為了填充苦難框架的素材，在此情況下，人只獲得已知的解釋。閱聽眾因為看見受苦以為這即是承擔與救贖，寫作者覺得自己拓展理解也獲得提升，但被書寫的人所可能承受的副作用卻很少有能被共同承擔的可能。因為那樣的寫作裡，沒有發問。其所帶來的副作用是情感的磨耗、真誠的消逝與聆聽的掩蔽。甚至，當人的苦難成為可被複製的套路，真實即不存在。


真實不在，才是阻礙苦痛不再生成的根源。因為那讓個人的面貌消逝。苦難固然牽涉社會因子的壓迫，但個體的殊異與境遇的相碰，苦難才會真正發生。《受苦的倒影》裡，明毅寫下一個案小新，她讓小新的存在重複出現，那是全書我最喜歡的一部分。不僅因小新表現出的能動性，更因看見一位作者在已然成形的書寫中，仍企圖調動主客觀與權力的努力及可能。


那使我想起亞歷塞維奇的「有一件事總是非常折磨我，那就是真相無法容納於同一種心聲與同一種想望之中。真相是種零碎的東西，它又多又雜，散布在世界上。」以及黃碧雲的「人的痛苦與人的殘酷都是無邊盡的。文學的工作其中一樣，是要把這些剷出來。 」事件將自己的聲音寫入如留聲機唱盤的槽溝底，而寫作者是探針，轉譯訊號為文字使其傳播。若此複雜，道阻且長，但就算伏低，只要能走，或若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