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活著》看人權
圖博事件延燒一陣子了。看新聞與訊息四面八方湧來，一直未能好好說些什麼。一方面是雖寫過幾篇在台藏生流離的新聞與專題，但嚴格說起來，對圖博與中國的糾葛仍相當陌生；另一方面則是，很難找到一個穩定而確切的位置去談「人權」—當我未曾生長於「中國人」的脈絡之中。
於是一直擱著不談。直到上週截稿後和How、雨漣及阿潑一同看了遊牧影展播映的《自由城的囚徒》及《我雖死去》。在暗黑的台北藝術村播映室中，阿潑了然地拍了我一下頭因為我掉淚了—任誰看了都會驚悚不已以為看見老大哥以及拿破崙。
《我雖死去》裡每次相機聲音出現一次心就抽痛一次；《自由城的囚徒》裡胡佳的喃喃敘述平板得讓人心跳漏拍…究竟是什麼東西掐住了人類原有的柔軟？而當曾金燕在五月五日的日記中寫著胡佳請她「一定要有尊嚴、完全自由地活著」，霎時間想起最近重讀的余華作品，《活著》。
余華的《活著》讓一位浪遊者遇上了主人翁福貴。透過浪遊者的聆聽為福貴一生中的每個階段做串連。福貴本是少爺，但因花天酒地而將百畝田地敗光，轉眼間成了落魄窮農戶。丈人更把太太連同腹中的胎兒一同帶了回家，剩福貴與老母和年幼的女兒相依為命。
身份轉變後福貴懊悔了，努力而辛勤地工作著；好不容易盼得妻子帶著出生的兒子與他團聚，卻在母親生病時趕去城裡找郎中然後便無緣無故給國民黨抓去當兵。幾年後大難不死回了家，母親卻早已病死、女兒也因生病成了啞巴；但福貴和一家人認命吶，就這樣過著窮困而努力地生活。
福貴一家歷經土地改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中國重要階段，余華藉福貴的經歷說出當時中國人的難堪面貌。《活著》其實是死人的故事。如電影《綠色奇蹟》裡的湯姆漢克，福貴看著親人一個個死去：先是醫院為了挽救縣長妻子的生命而活活將福貴兒子的血抽乾、再來是女兒因難產過世、妻子跟著死去、女婿被石板壓死、最後是孫子生了病，福貴讓孫子吃難得吃到的豆子，然後孫子便活活噎死。
許多人批評余華這部作品過於虛偽、不符人性。試想誰能這麼倒楣地「活著」，簡直不通情理；但余華自己認為：「活著一詞在中國語言中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對余華而言，《活著》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
《活著》確實缺少魯迅《祝福》或《狂人日記》的那種尖銳批判，但這部作品卻有趣地成為現下中國人為抵制奧運的表現，以及被軟囚中的胡佳、《我雖死去》中的王晶堯寫照。
通篇故事充滿原諒，一切仇恨苦痛都被掩蓋於「道德」之下，比方福貴的兒子有慶是為救縣長的妻子而活活被抽乾血，福貴和妻子家珍明明恨透了，卻在知道縣長是福貴被國民黨抓去時的同袍而選擇寬容。
這之間的轉折太淡薄，虛弱得讓人莫名其妙。就如同中國青年抗議、抵制家樂福的說法一樣。從沒有人質疑，明明國家最基本的因子是「人」、接著是「家」，為什麼從小我們唱著「沒有國，哪裡會有家」？「愛國」兩個字似乎無須被辯證而自然成為一種道德。
因著這種教育，漸漸衍生出唯有壓抑、犧牲、為他人著想，才叫「講道德」的鐵律。道德成為純然的利他主義。然而究竟什麼是利他？
國際奧委會運動員委員會發佈「抵制奧運是荒謬的」聲明中指出，「體育促進了中國與世界、世界與中國的相互理解。最近成功舉行的三項世界錦標賽是奧運會賽前的測試，全世界數十億觀衆和北京數百萬觀衆觀看的奧運會是通過體育鼓勵中國發展和促進積極措施的最佳手段。」
這樣的說法便隱含著「利他主義等於利已」的概念，並且將進一步把贊成與抵制奧運輕而易舉劃分成為能以三段式論證解釋的簡單議題。也就是，對中國來說，因為現階段勢必與國際接軌，而體育是最好的選擇，因此抵制奧運是絕對錯誤的。簡言之，不抵制奧運將使中國人因無形或有形對他人造成利益上的獲得，目前不過是作順水人情給他人而達到自我所想要的目的。
然而面對這樣的說法，我總會想起大學課堂上教授說的一句話：「合乎邏輯者，未必為真。」並記起英國詩人約翰˙但恩說的：「莫問鐘聲為誰而響，不是別人，正是為你。」
時報出版的《EQ》中，不斷談論「同理心」，透過許多例子詮釋為什麼會有像德雷莎修女這樣的人竟甘願犧牲奉獻，也點出自私與無私並非敵對概念。確實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很多事的做為都先以利益為考量，利他，似乎僅為了利已。但利他主義若缺乏同理心，則將難有清楚的作為界線，演變到最後，便是赫胥黎筆下的《再訪美麗新世界》。
現下中國的群起激奮，不正是換了方式地走向過度組織化的狀況？
利他主義被無限上綱與簡化，使得無論是奧運、胡佳、王晶堯那既遙遠又近身的文革議題，約翰˙但恩那句詩中的「你」就此悄然消失。幸虧胡佳與其他少數中國人仍清醒著，於是胡佳撐著虛弱的身子拿著攝影機奪回一點詮釋與發言權，而其他人為他剪輯並將片子散佈；如同王晶堯近乎病態地逼仄自己在太太卞仲耘死去後立刻買了相機紀錄，甚至收起了沾染她糞便與血跡的衣物—她們都試圖走出道德認識的誤區：把自己當成跟別人一樣重要的人。
胡佳和王晶堯現在體現著余華講述的「絕望的不存在」。然而不同於福貴的是他們確切地抗拒著，實踐人之所以有別於動物，是由於除了非理性情感之外，更多了對科學的探究、對精密的堅持以及對一切事物批判並勇於承認更改的理性精神—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對於身為一個人所需有的「人格」的最小要求。
理性之所以值得推崇，則源於一切理性都發基於情感－對人的關懷，因為有關懷才需要介定一套普世概念使其盡善盡美。然而怕的是，在缺乏辯證及潮湧而來的迷思下，這微小而基本的概念就要被抹殺了。
張愛玲說：「多數的年輕人愛中國而不知道他們所愛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唯一的危險就是：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如果同理心消失了，撞著現實的中國人，你們將何去何從？
延伸閱讀：
回歸信念：為什麼我們該關心人權
八月，我們紀念文革受難者◎ 王友琴
留言
ilya還有阿潑的文章、〈道德，從何時開始變得可怕和虛偽？〉的連結都沒貼好喔。。。
(我想妳該好好睡個覺哩)
感謝糾正，一早改了連結，確認過應該是沒問題的，如果還是不能連結請跟我哩～
（我也想好好睡覺但是不行哩Ｔ︿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