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轟拍展 讓台灣看見移工
身材嬌小的Ani，在空無一人的房間架起攝影機，搭配讚頌阿拉的音樂，緩緩地用印尼語對著下個月即將來台工作的妹妹叮嚀：「我在工作之餘會做有意義的事，學中文、電腦、攝影，希望妳也可以。」
Ani參與國際勞工協會（TIWA）舉辦的轟拍工作坊，決心以攝影的方式拍一部「家書」給妹妹。Ani拍了中正紀念堂、101大樓、美麗華摩天輪等景像。她對妹妹細數台灣有哪些地方可以逛街、購物，也拍攝自己參與台灣政府舉辦的印尼國慶與國際移民日的活動。
「即使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台灣，能和朋友一起過、唱回教的歌，我就覺得很開心了。」Ani拍下台灣美好的畫面，卻不要妹妹只懂得享受。她在畫面中不斷叮囑妹妹要好好上班，才可能像她一樣存錢、為家裡蓋房子。
Ani說自己很幸運，雇主每周都讓她休假，讓她看到台灣許多美麗的地方。希望這支片子能讓即將來台的妹妹了解台灣的現況。相對於幸運的Ani呈現出的富饒台灣，在樹林一家工廠工作的Boyet則展現另一種台灣的面貌，也是他每日的生活處境。
來自菲律賓的Boyet原本是高中老師，因為菲律賓經濟狀況極差，和妻子討論後決定來台工作，明年1月就滿6年。Boyet說，來台工作是為了讓兒子能讀到大學畢業，存一點錢開一家自己的店。
Boyet來台後成為低階藍領勞工。每日早上得在80度的烤箱旁工作，取出根本不知道要送去哪裡、也不曉得有何作用的金屬產品。他在片中拍攝自 己把金屬換到一個又一個的烤箱、把金屬放進蠟裡、脫水、放進塑膠袋；把產品放進一碰就會起大水泡的滾燙的油，以及會讓眼睛瞎掉的甲苯。
「這就是我每天要做的事。」Boyet戴著一個口罩對著攝影機說，他每天得做到晚上10點，「這個時間就是一直走路可以走到台北而且來回很多趟 那麼久。」Boyet的鏡頭也拍向本勞，同一家工廠的本勞有椅子坐、做輕鬆的工作。領取固定薪水的Boyet卻不只是工廠工人，還兼任清潔工、維修人員。
住在以木板隔間、只有電扇又狹小的房間裡，只有電腦視訊和發薪日安慰他每天的辛勞。「我收到薪水時會立刻寄回家，拍這支片子也是要讓家人知道要好好理財：因為我真的很辛苦。」
為了拍攝影片，Boyet幾乎沒時間睡覺，為了呈現工廠狀況，還得偷偷躲著老闆。老闆發現他在拍東西之後，不許Boyet拍攝工廠一些勞動條件不好的地方。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吳靜如說，這支片子根本可以送勞動檢查單位，因為對移工的保護措施極差。
像Boyet這樣處境的移工很多，她們卻無法訴說自己的勞動狀況。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休假與語言不通。前中時工會幹部甘冠智在轟拍工作坊中扮演著有趣的映對角色，他說：「平時口齒流利的我遇到無法溝通的狀況，真的很痛苦。」
甘冠智原想拍攝母親住院時看到的移工，在TIWA的鼓勵下，將片中主角設定為Boyet。甘冠智說，Boyet很高興自己參加工作坊，因為這麼多年來語言不通，他交不到台灣朋友。透過拍片，甘冠智才知道要和「外國人」交朋友真是難。
甘冠智的片子很爆笑。因為Boyet的中文能力只會講一些菜名如洋蔥，而甘冠智的英文程度只能講「yes」。片中有一段是甘冠智問Boyet的 名字，居然聽成「摩亞」；又如問到Boyet的家庭，Boyet拿出兒子照片說「My son」，甘冠智卻誤以為Boyet的兒子叫「梅山」。
甘冠智曾一度火大到不想拍片，但在妻子和兒子的協助下仍然完成。雖然妻子視障，兒子英文程度也不到頂尖，但甘冠智一家人以開放的心邀請Boyet到家中包水餃、到碧潭玩，英文不太通就比手劃腳，漸漸地產生了友誼。
紀錄片導演郭明珠說，甘冠智的片子看起來爆笑，但背後反映的卻是挫折。雖然溝通過程很累，但在拍攝過程中，甘冠智也對Boyet願意離開家人長達6年感到不可思議，「阿甘是家庭美滿的人、什麼事都和家人分享，這是很好的對照。」
轟拍工作坊希望激盪出更多本勞與移工對話的空間，從滿堂掌聲、有笑有淚的回應中，轟拍影展已成功踏出第一步。甘冠智說，Boyet回菲律賓時，他打算要跟著去拍另一個版本的「雞同鴨講」。
Ani參與國際勞工協會（TIWA）舉辦的轟拍工作坊，決心以攝影的方式拍一部「家書」給妹妹。Ani拍了中正紀念堂、101大樓、美麗華摩天輪等景像。她對妹妹細數台灣有哪些地方可以逛街、購物，也拍攝自己參與台灣政府舉辦的印尼國慶與國際移民日的活動。
「即使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到台灣，能和朋友一起過、唱回教的歌，我就覺得很開心了。」Ani拍下台灣美好的畫面，卻不要妹妹只懂得享受。她在畫面中不斷叮囑妹妹要好好上班，才可能像她一樣存錢、為家裡蓋房子。
Ani說自己很幸運，雇主每周都讓她休假，讓她看到台灣許多美麗的地方。希望這支片子能讓即將來台的妹妹了解台灣的現況。相對於幸運的Ani呈現出的富饒台灣，在樹林一家工廠工作的Boyet則展現另一種台灣的面貌，也是他每日的生活處境。
來自菲律賓的Boyet原本是高中老師，因為菲律賓經濟狀況極差，和妻子討論後決定來台工作，明年1月就滿6年。Boyet說，來台工作是為了讓兒子能讀到大學畢業，存一點錢開一家自己的店。
Boyet來台後成為低階藍領勞工。每日早上得在80度的烤箱旁工作，取出根本不知道要送去哪裡、也不曉得有何作用的金屬產品。他在片中拍攝自 己把金屬換到一個又一個的烤箱、把金屬放進蠟裡、脫水、放進塑膠袋；把產品放進一碰就會起大水泡的滾燙的油，以及會讓眼睛瞎掉的甲苯。
「這就是我每天要做的事。」Boyet戴著一個口罩對著攝影機說，他每天得做到晚上10點，「這個時間就是一直走路可以走到台北而且來回很多趟 那麼久。」Boyet的鏡頭也拍向本勞，同一家工廠的本勞有椅子坐、做輕鬆的工作。領取固定薪水的Boyet卻不只是工廠工人，還兼任清潔工、維修人員。
住在以木板隔間、只有電扇又狹小的房間裡，只有電腦視訊和發薪日安慰他每天的辛勞。「我收到薪水時會立刻寄回家，拍這支片子也是要讓家人知道要好好理財：因為我真的很辛苦。」
為了拍攝影片，Boyet幾乎沒時間睡覺，為了呈現工廠狀況，還得偷偷躲著老闆。老闆發現他在拍東西之後，不許Boyet拍攝工廠一些勞動條件不好的地方。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吳靜如說，這支片子根本可以送勞動檢查單位，因為對移工的保護措施極差。
像Boyet這樣處境的移工很多，她們卻無法訴說自己的勞動狀況。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沒有休假與語言不通。前中時工會幹部甘冠智在轟拍工作坊中扮演著有趣的映對角色，他說：「平時口齒流利的我遇到無法溝通的狀況，真的很痛苦。」
甘冠智原想拍攝母親住院時看到的移工，在TIWA的鼓勵下，將片中主角設定為Boyet。甘冠智說，Boyet很高興自己參加工作坊，因為這麼多年來語言不通，他交不到台灣朋友。透過拍片，甘冠智才知道要和「外國人」交朋友真是難。
甘冠智的片子很爆笑。因為Boyet的中文能力只會講一些菜名如洋蔥，而甘冠智的英文程度只能講「yes」。片中有一段是甘冠智問Boyet的 名字，居然聽成「摩亞」；又如問到Boyet的家庭，Boyet拿出兒子照片說「My son」，甘冠智卻誤以為Boyet的兒子叫「梅山」。
甘冠智曾一度火大到不想拍片，但在妻子和兒子的協助下仍然完成。雖然妻子視障，兒子英文程度也不到頂尖，但甘冠智一家人以開放的心邀請Boyet到家中包水餃、到碧潭玩，英文不太通就比手劃腳，漸漸地產生了友誼。
紀錄片導演郭明珠說，甘冠智的片子看起來爆笑，但背後反映的卻是挫折。雖然溝通過程很累，但在拍攝過程中，甘冠智也對Boyet願意離開家人長達6年感到不可思議，「阿甘是家庭美滿的人、什麼事都和家人分享，這是很好的對照。」
轟拍工作坊希望激盪出更多本勞與移工對話的空間，從滿堂掌聲、有笑有淚的回應中，轟拍影展已成功踏出第一步。甘冠智說，Boyet回菲律賓時，他打算要跟著去拍另一個版本的「雞同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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