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區筆記（七）

「從動土到今天（11日）入住，一共是88天的時間。」永久屋落成典禮暨圍爐儀式上，主持人的聲音自信與驕傲地透過麥克風，清楚地傳遍永久屋每一角落。雖然宴會桌明明就在如工地旁的房子旁邊，但鎂光燈似乎全然忽略那些飛揚的塵土、高聳的鷹架，任憑「短短兩個月左右我們讓災民有幸福的家」的宣傳語句飄揚。


鏡頭對向政府官員和穿著制服的慈濟人們（噢，還出動大機器手臂像拍片現場），掛在半空的螢幕播放著十日部分居民入住時，慈濟的訪問片段。影片裡有一位我訪問過、大同大學一年級、布農族女孩李孟佳。她說很高興可以住進大愛村，會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我相信，因為她也是這樣對我說的。李孟佳歷經在土石流中翻滾而後被驚險拉起的過程，她說再也不敢回去了。


但是她的媽媽Abin，卻說著截然不同的話。Abin很想回山上，因為山下「除了房子什麼也沒有。」沒有謀生能力、文化難以適應；Abin說，「只有像女兒這樣到山下唸過書、生活過的才可能習慣。」而慈濟也忘了把李孟佳的擔憂說出來。李孟佳渴望安全、希望不要再擠在營區了，但她也同樣擔心「慈濟是佛教，我們信主耶穌，我們生活其實被干擾。」


李孟佳說的話一點不假。慈濟說，我們不會排擠其他宗教，我們為災民建教堂，我們請秘書處的劉星妤上山去把長老教會的教堂模樣帶下山來。外觀一樣，但是教堂多了門聯─「人間有大愛，天堂有曙光」。問李星妤原本的教堂「真的長這樣嗎」？她坦承確實沒有門聯。再問那為什麼要加上去而且有「大愛」兩個字？她支吾無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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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災區第幾天了？從上周六開始至今剛好一周。除了第一天到那瑪夏、第二天和重建委員會副座陳振川「喝咖啡談心」、第三天到縣政府外，其餘時間都在大愛村。而幾乎每天來到這裡，都會有讓人氣血攻心的新發現。


比如，第一次只是看到四根木柱和刻上慈濟大愛園區的巨石陣（慈濟語）；第二次，則發現大愛路上的石頭被刻上了災後景像與感恩的話。以為，看見「一早就看見浮屍在大馬路」已經很誇張了；沒料到第三天再去，看見了「大家一起看大愛電視，叫一家人感恩」，甚至還有「我願我微薄財產能賣掉一半捐大愛台」。第四次，看見慈濟打造一尊尊慈濟人像立在公共空間的草皮上，看見災民從營區搬進工地。第五次，也就是今天，看見蝗蟲過境般的慈濟人擠進大愛村，有領隊像進香團一般舉著「請往這走」的牌子，看她們的捐獻變成房子、社區有著「她們的」信仰與符號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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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為了不讓有人再誤會我真是一個偏激又不客觀的記者，十日部分災民入住當天，慈濟秘書處的人竟在廣大的園區中找到我（而當時我已經在一戶災民家中了）。來也好，就訪問。於是和Ｅ花了將近一下午的時間，訪問秘書處鍾易叡、李星妤與簡東源（噢這是學長）。


我們問，怎麼會有這麼誇張的語句在石頭上？難道慈濟的人完全不知道「災民選擇進大愛村就是不想再回想山上那些可怕的景況嗎？」簡東源先是說「真的嗎我們要再了解一下，這真的不太好」；但隨後的回覆又是：「那些都是災民上人文營時發表的心得，也是災民『自己選擇要刻上去』的。」


但當問「是哪些災民」，慈濟人無法回答我。她們不知道自己溝通的對象是誰，是嗎？於是我訪問了不下二十名災民，她們的回覆一律是「我們沒有說過這個啊」；居民說「都沒錢了還捐一半給大愛喔？怎麼可能，妳會嗎？」也有災民說「寫什麼浮屍真的太可怕了吧！」更有災民說「我國小沒畢業，連字都不會寫…」


為了再繼續平衡，我訪問了營建處顧問陳瑞源，他是整個大愛園區的設計者。陳瑞源說：「那些話的確都是災民說的，但是是我選出來放上去的。」啊哈，謝謝陳老師的誠實。但再問，景觀專業的他不認為這樣的呈現不當嗎？他卻說「那些意見畢竟是災民在慈濟人文營自己寫的心得，我只是mix抽出幾個。總不能有人的不想放就都不要放吧？」陳瑞源繼續補充：「如果那些不想看的災民，她們可以ignore嘛。」


我該告訴陳瑞源人文營的狀況嗎？當慈濟人要求她們說出心得時，很多災民說「我一輩子沒講過心得。」學過訪問的、參與組織的，也就能很輕易了解，要引導式問話多容易。即便沒有辦法引導，我也很難排除慈濟會自圓其說，畢竟在這篇筆記裡，李星妤就是這樣對幾乎一句話都沒說，只有點頭搖頭的妹妹引導啊。


面對陳瑞源和善的臉，我無法生氣，但感到深深深深的無力與哀痛。我不認為他是故意的，他是真的覺得這樣也無妨。但我不知道，究竟要抽取多少人的意見才能叫做「基礎樣本數」以做出「這樣放也沒關係，不想看的人就忽略」的決定？


畢竟當問起有哪些災民想放、我想了解他們的意見，整個慈濟高層沒有人能回答我這個問題；更進一步來說，如果真的懷著慈悲心，不要讓人觸景傷情，不是比較好嗎？想要記得災難的人，難道沒有這些字句提醒就會忘了嗎？想要捐錢給慈濟、天天看大愛台的人，難道不刻在石頭上，就會不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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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下午，主持人的聲音依然嗡嗡嗡地響著，宗教音樂也輕柔地流洩。開始動筷。這時候打著燈光的舞台上，有莫拉克的災民跳著傳統舞蹈，底下的每一桌，都有至少一位慈濟師姐陪著災民吃飯。這一餐，是素食。三百桌宴席還未坐滿，所謂「主人」的災民也還沒完全上坐，最前方的官員如立法院長王金平、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吳敦義、立法委員候彩鳳等人，已經被國安人員保護得好好地開始吃飯。




我不知道該怎麼直視這一幕。原住民根本沒有圍爐這件事，好嗎？原住民們告訴我：「我們開心也烤肉、不開心也烤肉！」問災民可不可以烤肉？災民們說，「是沒有禁止啦，但慈濟會一直叫我們盡量不要；我們住人家房子就是寄人籬下，好像就要『尊重』。」災民的家，尊重的卻不是原住民的傳統與文化。


為了要有一個安棲的屋子，她們必須簽下一張契約與生活公約，那張公約上頭寫著：「不能亂丟煙蒂、亂吐檳榔」、「不能養家禽、家畜，養寵物必須不妨礙安寧」（不是說尊重動物權所以吃素，山上的狗都亂跑的知道嗎？）宗教信仰或活動要經管委會同意（這裡住了布農、魯凱還有平埔族要如何統一？）…




十號那天，災民告訴我們，要先入住的人得先進教堂，有牧師嗎？沒有。但有和上人的Live連線，上人再次告誡三不，希望災民住進的大愛村成為國際示範村，災民可以不聽嗎？不行。不聽就不給交屋。


我其實相信宗教最後終歸統一。善、愛、包容、同情…也因此在災後，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林碧玉告訴我，有原住民加入慈濟了，我並不意外，宗教本是寄託。但這終究還是要靠個人的選擇，並且是在自然的情況下。慈濟有些理念，若非在災區宣揚，我會樂見。比如吃素，確實較友善動物、較節能減碳；比如少一點欲望，確實就少掉許多破壞。但我還是強調，不能在災區，或，不是在一切尚未安定的這時候─拿人手短、吃人嘴軟，這道理是不變的，災民怎麼拒絕？當慈濟不斷強調「你們受災，但受接濟，是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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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實我最生氣的是，大愛村根本還不能稱為家而是工地。目前進到大愛村，宛如在參觀工程作業：整地、打地基、蓋房子、貼磁磚、裝潢一直到入住，每一階段都有。這些災民多數都有孩子，多半年紀都很小。還在施工作業中，卡車進進出出，孩子就在這樣的路上奔跑。不須經環評的這塊園區，恐怕也不必有任何監督作業，揚塵嚴重的程度根本無法住人。


南沙魯居民田美菊的孩子才一歲，就要住家沙土飛揚的房子裡。我問她們「會擔心嗎？」沒有一個不搖頭。問她們希望整體園區好了再入住嗎？她們說是。但她們無法選擇。因為慈濟告訴她們：「如果不在過年前搬進來，那家具（加上生活用品共88樣）就不給妳們。」



況且，營區也不再給她們住了。缺乏中繼的她們能怎麼辦？她們真的有選擇權嗎？更別說除了部分永久屋已經蓋好，這裡一點生活機能也沒有。連晚餐都要到車程三十分鐘遠的地方買。而為了符合十一日這天剛好是「動土後第88天」，前一天搬進來的田美菊、先生中風、一家人沒有工作的田美菊，還得應慈濟要求接受訪問，在考慮揚塵太可怕、要打掃家裡的情況下，把孩子託給保母帶，且自己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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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高官和慈濟人自high的宴會上，我和Ｅ等人轉身離開，忽然聽見一位女性抱怨的聲音：「慈濟都照自己想幹嘛就幹嘛…」我走近她，聞見她身上的酒氣；不久後她的未婚夫來了，對我說她們的故事。




蔡高利，甲仙大田村人，他家離寶隆大橋很近，全毀。蔡高利88歲的父親在八八風災後，因驚嚇過度入院，家中全毀的他把父親帶下山後沒多久，八月二十五日，就過世了。在那之前，他的哥哥也在約兩個月前過世，按習俗，他不能娶妻入門。


就在這時候，入住大愛屋的決定迫在眉睫，他想住進來，因為蔡高利肝癌才剛開完刀，掀開衣服，好長一條疤痕，他說：「我也不知能活多久，但我有小孩子兩個，加未婚妻，卻因還沒結婚不能算戶籍。」


於是一家四口抽到14坪的房子，慈濟打電話通知他明天（十二號）交屋。蔡高利去看房子，鷹架還在外頭，連磁磚都沒貼，工人告訴我們：「明天大家就都去過年，最快也要三月才好。」打電話問慈濟，慈濟的人說「只是先交屋，還沒有要他住」。我們搞不清楚誰說得才對。


蔡高利的事整個甲仙鄉都知道，鄉長也替他寫了陳情書，他不斷地陳情但沒人理他，簡直像《不能沒有你》裡面的武雄。他眼神黯淡地告訴我：「我去縣府，縣府叫我找慈濟；去找慈濟，又叫我找縣府。」


捂著開刀的傷口位置，在黃昏裡他站在水泥都未乾的永久屋下：「我抽到這房子根本睡不著。」蔡高利不解，永久屋不是要讓災民一家團聚嗎？他有實際困難，不是真的要都豪華，只要四個人住得下就好，但連這一點卑微的聲音都不被聽到。


不，其實慈濟聽到、縣府聽到，但沒人理他。只說，依法行事。因為依法就是戶籍只剩蔡高利一人，哪管他不可能一人住進永久屋，誰來照顧無法工作的他、未結婚登記的妻兒怎麼辦？他似乎只能選擇租屋，但以後誰來賺錢工作養家？這些煩憂都沒人理他，慈濟與縣府只管一件事：「蔡高利，今天落成，來參加典禮噢！」


蔡高利用「被糟踏」來形容自己。鎂光燈照著高官照著樣板的災民，他卻不被看見。


而，感恩大道（大愛路）上依然有石頭刻著：「感謝慈濟讓我有新的房子住，讓我有溫暖的家。爸媽你們終於有新房子，不用擔心後半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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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要怎麼樣才不會因批評慈濟而叫反慈善、反慈濟，或攻擊真的在服務他人的慈濟人？當災區筆記系列總是受到慈濟人的炮火攻擊時，我該說，我曾經去訪問過天母國小的靜思語教學，並且認為靜思語部分內容透過教師引導，確實可以陶冶品格嗎？


我該說，我敬愛的高中老師是虔誠的佛教徒，在高中時，我們天天都要抄靜思語，而畢業時高中老師親手抄下的靜思語卡還被我妥善保存嗎？我該說，我認為慈濟回收保特瓶做成賑災的毯子真是太好的發明了，我畢竟是跑環保這條路線的啊。我該說，報社業務部的同事就是慈濟人，而我多喜歡這位大姐，因為信念善的她總是那樣和善嗎？


我想問：我們要怎麼樣才能站在另一邊卻不被視為只是眼紅的消極的無聊的諷刺的批評？我不了解。這和我所理解的善那麼不同。我理解的善是「觀看每個人的需要」，是「同理心」，不是，不是現在大愛村裡被我看見的這些啊。


這些這些這些這些這些不利於慈濟的負面發言為什麼總是只有我聽見呢？因為，我懂得在我訪問時卻有慈濟人面帶微笑站在災民與我旁邊聆聽並想補充時對她們說：「不好意思，我訪問時不喜歡有人在旁邊聽，而且災民有『主體性』，可、以、請、妳、走、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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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讓人不憤怒。這些被一般社會視為正面而良善的教條，當遇上異文化與災難後所可能帶來的創傷，若在單方面意願下不斷行銷（不論軟硬），都已經造成一種隱性暴力。


於是我說這是一場表演。慈濟說，中繼屋不好，幾年就要拆了，給她們永久屋。但是永久屋既然是要住一輩子的，怎麼會必須被冠上慈濟的一切？於是我說，這裡非得叫大愛村不可。我說，這裡怎麼可以不充滿任何關於慈濟的非語言符號與圖騰？畢竟這裡，是「這些慈濟人的錢」蓋的啊。只是我不明白，付出，就要看到實質的、歸根性的回饋，真正是佛教教義所欲傳遞的真理嗎？


紀錄片導演Mayaw Biho（馬躍對不起我知道你不喜歡人家叫你導演）曾經這樣說：

「如果用漢人所學的知識去作原住民的東西會滿危險的，因為漢人所唸的課本滿多是刻板的複製，如果帶那樣的心情，既使你擁有愛心，你很有熱忱，卻很容易作錯的事情。」

慈濟所做的不僅重覆馬躍的憂慮，同時也包含了慈濟以此進行宣揚自己的目的，而我甚至認為，宣揚自己的目的早已大過幫助災民，否則，不會如此強硬的，就為了示範村而利用各種手段逼人入住、就為了趕在「88」這個有意義的數字，要人住進工地...


從災區筆記系列一我就說過：「每一張臉，都要盡力使她們清明。」這也是民間團體在災後立刻要求中繼屋的原因。不管多困難，每一種聲音，都該盡可能地被聽見。今天離開災區，在高鐵站欲購票時，手機響，是蔡高利。他問我：「胡小姐，妳明天可以陪我去縣政府嗎？」我卻已經必須離開，無法陪他到縣府，無論是於私地行政程序協助，或是於公的紀錄或訪談。


於是我只能繼續寫著這樣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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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0/02/12）：

中午左右，莫拉克新聞網的夥伴Ｅ打電話來說，這篇筆記中的蔡高利，今天去慈濟之後，換到了28坪的房子，不用擔心跟妻子孩子分開了。這裡要特別謝謝自由時報記者蘇福男大哥，昨天他在截稿前被我吆喝來採訪，蘇大哥承諾追蹤，不曉得是否因此達到溝通的目的？不論如何，謝謝蘇大哥，也很開心蔡高利可以安心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