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半年】永久屋不是最重要的事
「成人不穩定,孩子怎麼可能穩定?」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心靈重建教育與輔導組長瑪達拉‧達努巴克感嘆,救災混亂、重建政策讓災民不知所措,加上學校急著開學,安置所雖緊急送入輔導人力,但其實無法解決問題!
風災一發生,社福團體進駐服務但助益不大。達努巴克以營區安置為例,災民需要托育服務,雖然兒福聯盟協助照 顧工作,但因未能緊急成立托育點,無法減少父母照顧負擔。爸媽不知道小孩何時會被送回來,她們也無法去工作。一般來說,歷經災難會有分離焦慮症,這不是學 齡兒童的特有表現,就連國、高中學生也會擔心父母不要她們。「原民地區普遍較窮,孩子會擔心父母是否會去外面工作就不回來。」達努巴克說。
「穩定不是給房子。災民重視的是永久謀生問題與文化,但這沒被處理,只叫災民去永久屋。」災後,許多民間團體與居民要求中繼屋,主因在於災民對重建想法不同;因永久屋政策明確,為交出重建成績單,要災民入住仍像工地的大愛村,都讓災民有不確定感。
很 多孩子風災後中輟。「因為她們無法掌握自己的生活。」達努巴克透露,國中偏差問題逐漸顯現,「孩子缺乏依賴對象。就連朋友是否在下學期還能保持關係都不確 定。」達努巴克直指:「重建未以災民為中心,而是以外部協助如永久屋為中心,災民被拖著走,沒有多餘理性面對接下來的衝突。」
情緒不穩 心理重建難
民族國小教師謝綺燕以民族村為例,雖然如期開學,但是孩子的情緒都很不穩定、學習狀況不理想。「民族的孩子還能跟爸媽住在一起,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部落。」與他校合併上課,環境有很多侷限,就連老師都無法自在。謝綺燕表示,在不安穩的環境中,連幼稚園孩子都有浮躁易怒傾向。她帶的2年級學生自我控制力已偏低。「我們被安置在工兵學校,家庭功能其實消失,此時外面的團體來諮商,效果不大。」
諮 商效果不良,不只因為環境不安穩,更牽涉文化差異問題。謝綺燕班上一位學生小偉(化名)被列為個別輔導,「我嚇一跳,孩子自己也覺得很奇怪。」輔導專家認 為小偉沉默寡言,可能有心理創傷。諮詢幾次後無結果,詢問謝綺燕才發現,小偉一開始確實被嚇到、但已平復,「沉默寡言則是布農族的倫理教育,我們會教孩子 不要多話、做好自己的事。」
配套不足 輔導效用小
謝綺燕認為,外來團體進入學校,應先與導師懇談以了解孩子狀況。外來團體停留時間短,體制內應建立協助,「輔導老師那麼少,導師發現問題後,要申請協助又是繁複流程…這樣很難幫助孩子。」
依市立療養院在九二一災後進駐災區為為例,因重建任務編組以一年為最多,無法進行長期追蹤輔導,此時學校輔導老師更形重要。
九二一大地震後,校園輔導人力問題也被提出;但10年後教育部訓委會坦承輔導人力依然不夠。產生的效應就是更不重視輔導。
達努巴克進一步指出,社工專業化後,社福協助變相成為「只為案主找資源」;即便有學生接受個別輔導心理師、評估臨床心理師的協助,也會因分工而被視為「這麼多人幫忙,應該沒問題了。」而輕忽了孩子的狀況。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原住民健康組助理教授高靜懿也說,災後輔導人力為任務編組不是最大問題,心理輔導篩選機制過於粗糙更該重視。「有的孩子第一時間不會表現出來,但隨環境變化可能會有突然爆發的狀況。」校園應建立長期追蹤篩選機制。
此外,孩子的問題可能不只有情緒。達努巴克以災後服務個案小軍(化名)為例,風災後小軍父母過世,祖母照顧他;小軍舅舅在離島當兵,為就近照顧,希望將舅舅從金門調回本島,需與國防部溝通。「這事情不是個別老師做得到的,可能需要跨部會協助。」有必要建立順暢有效的協助管道。
專業輔導人力是當務之急,但理解異文化更為重要。高靜懿表示,災後心理重建,應先有生活與就業重建的良好配套,輔導機制應配合原民文化。
文化治療 助傷口復原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理事長高正治表示,原民習慣向部落長老請益,藉以得到面對生命困境的人生智慧與勇氣,並藉由參加部落集會及儀式得到療傷。
高靜懿希望結合青年會與衛生署的「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健康營造」。她說明,「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健康營造」的特色在於「由下而上」,因部落族人凝聚力強、原有一定福利網絡,災後心理重建藉此推動,會比外來介入者有效。但衛生署卻不信任「原民做得到」。
心理治療有瓶頸,加上部落面臨永久屋紛爭,恐將加劇災後創傷。高正治指出:「青少年被帶離部落、接受外人教育、男人失去獵場、失去保護部落的神聖角色,才是原民遭受的最大創傷。」
高正治感嘆,漢人長久以來殖民式地壓迫原民、在部落輸入專賣式酒精飲料、灌酒文化等,造成原住民酒癮者酒精依賴及濫用的後果,「而今要她們住進永久屋再戒酒?這是本末倒置。」
「你 要來關心人家的議題,一定要成為部落的一份子。她們不是傻瓜、不是殘廢;她們是台灣自然環境的一個勝利者、信主者。」高正治認為,外來的人透過政府、自己 的學識想教原民如何生活,「都是太超過了。」高正治呼籲,心理輔導與自主重建無法切割,協助者必須學習尊重異文化,才能真正達到協助效果。
生活變動 孩子不安定
達努巴克表示,處於變動的孩子很難安定,對孩子來說「讀書不會是最重要的事」。他直指,老師相對依賴家庭的穩定。風災一發生,社福團體進駐服務但助益不大。達努巴克以營區安置為例,災民需要托育服務,雖然兒福聯盟協助照 顧工作,但因未能緊急成立托育點,無法減少父母照顧負擔。爸媽不知道小孩何時會被送回來,她們也無法去工作。一般來說,歷經災難會有分離焦慮症,這不是學 齡兒童的特有表現,就連國、高中學生也會擔心父母不要她們。「原民地區普遍較窮,孩子會擔心父母是否會去外面工作就不回來。」達努巴克說。
「穩定不是給房子。災民重視的是永久謀生問題與文化,但這沒被處理,只叫災民去永久屋。」災後,許多民間團體與居民要求中繼屋,主因在於災民對重建想法不同;因永久屋政策明確,為交出重建成績單,要災民入住仍像工地的大愛村,都讓災民有不確定感。
很 多孩子風災後中輟。「因為她們無法掌握自己的生活。」達努巴克透露,國中偏差問題逐漸顯現,「孩子缺乏依賴對象。就連朋友是否在下學期還能保持關係都不確 定。」達努巴克直指:「重建未以災民為中心,而是以外部協助如永久屋為中心,災民被拖著走,沒有多餘理性面對接下來的衝突。」
情緒不穩 心理重建難
諮 商效果不良,不只因為環境不安穩,更牽涉文化差異問題。謝綺燕班上一位學生小偉(化名)被列為個別輔導,「我嚇一跳,孩子自己也覺得很奇怪。」輔導專家認 為小偉沉默寡言,可能有心理創傷。諮詢幾次後無結果,詢問謝綺燕才發現,小偉一開始確實被嚇到、但已平復,「沉默寡言則是布農族的倫理教育,我們會教孩子 不要多話、做好自己的事。」
配套不足 輔導效用小
謝綺燕認為,外來團體進入學校,應先與導師懇談以了解孩子狀況。外來團體停留時間短,體制內應建立協助,「輔導老師那麼少,導師發現問題後,要申請協助又是繁複流程…這樣很難幫助孩子。」
依市立療養院在九二一災後進駐災區為為例,因重建任務編組以一年為最多,無法進行長期追蹤輔導,此時學校輔導老師更形重要。
九二一大地震後,校園輔導人力問題也被提出;但10年後教育部訓委會坦承輔導人力依然不夠。產生的效應就是更不重視輔導。
達努巴克進一步指出,社工專業化後,社福協助變相成為「只為案主找資源」;即便有學生接受個別輔導心理師、評估臨床心理師的協助,也會因分工而被視為「這麼多人幫忙,應該沒問題了。」而輕忽了孩子的狀況。
慈濟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原住民健康組助理教授高靜懿也說,災後輔導人力為任務編組不是最大問題,心理輔導篩選機制過於粗糙更該重視。「有的孩子第一時間不會表現出來,但隨環境變化可能會有突然爆發的狀況。」校園應建立長期追蹤篩選機制。
此外,孩子的問題可能不只有情緒。達努巴克以災後服務個案小軍(化名)為例,風災後小軍父母過世,祖母照顧他;小軍舅舅在離島當兵,為就近照顧,希望將舅舅從金門調回本島,需與國防部溝通。「這事情不是個別老師做得到的,可能需要跨部會協助。」有必要建立順暢有效的協助管道。
專業輔導人力是當務之急,但理解異文化更為重要。高靜懿表示,災後心理重建,應先有生活與就業重建的良好配套,輔導機制應配合原民文化。
文化治療 助傷口復原
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理事長高正治表示,原民習慣向部落長老請益,藉以得到面對生命困境的人生智慧與勇氣,並藉由參加部落集會及儀式得到療傷。
高靜懿希望結合青年會與衛生署的「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健康營造」。她說明,「原住民族部落社區健康營造」的特色在於「由下而上」,因部落族人凝聚力強、原有一定福利網絡,災後心理重建藉此推動,會比外來介入者有效。但衛生署卻不信任「原民做得到」。
心理治療有瓶頸,加上部落面臨永久屋紛爭,恐將加劇災後創傷。高正治指出:「青少年被帶離部落、接受外人教育、男人失去獵場、失去保護部落的神聖角色,才是原民遭受的最大創傷。」
高正治感嘆,漢人長久以來殖民式地壓迫原民、在部落輸入專賣式酒精飲料、灌酒文化等,造成原住民酒癮者酒精依賴及濫用的後果,「而今要她們住進永久屋再戒酒?這是本末倒置。」
「你 要來關心人家的議題,一定要成為部落的一份子。她們不是傻瓜、不是殘廢;她們是台灣自然環境的一個勝利者、信主者。」高正治認為,外來的人透過政府、自己 的學識想教原民如何生活,「都是太超過了。」高正治呼籲,心理輔導與自主重建無法切割,協助者必須學習尊重異文化,才能真正達到協助效果。
留言
這句話講得真有力,是經驗,也是事實。我住在花蓮市郊的原住民社區,我們社區小學的家長會會長也說過類似的話:「父母是根,孩子是葉,根系弱了,葉子怎麼長得好?但是,許多福利政策都好像捨不得幫助父母…。」
謝謝您紀錄、累積地方人士的話語。這些經驗慢慢累積為知識,會幫助我們的行動更正義、更有效率。謝謝您紀錄金峰鄉衛生所高正治主任等人的思想,他們從經驗出發所做的思索真是強而有力,我學很多。
再次謝謝您的熱情與活力,對正義的追尋,讓我敬佩,要跟您學習。
持久志願工作者 楊淑秀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