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離開花園的途徑



在構思花蓮這場講座時,一直想起蘇花高這個開發案。對我來說,蘇花高是一場很特別的環境運動,因為這宗開發案,我結識某任情人,雖然現在分手了,但我因此有了一群至交好友。這些交往時共同擁有的朋友,有好多人都因此與花蓮結下不解之緣。比如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小海,從一個遊牧民族變成在花蓮定居的人;比如蔡中岳從此投入社會運動,比如斐悅因此決定辭掉顧問公司的工作,將戶籍遷回花蓮。相信關切過這場運動的人,應該對「我們不要當台北的後花園」這句口號記憶猶新,這句口號,讓蘇花高這場運動充滿在地人的對立,而消弭對立,正是我那些朋友投入運動或從城市移居的原因。

從2005年至今十年,蘇花高變成蘇花改,傅老爺因著梅姬颱風壓死許多陸客而在這個議題上取勝,但花蓮並沒有因此而不成為台北人的後花園,實際上,自從扁政府宣佈,「只要環評通過,蘇花高就蓋」之後,花蓮的土地公告現值就不斷調漲。2005年的漲幅是2.25%,但到去年為止,漲幅已經是11.24%。去年,花蓮農地價格是每坪1.2至1.5萬,吉安鄉甚至有一坪5、6萬的價碼。而主要買家,多來自北部桃園地區的退休者。這些退休者,正是《黏土》書裏提及的戰後嬰兒潮,他們因著土地改革、犧牲環境的工業發展政策而致富,而成為中產階級。這些買家買下農地,興建名為農舍的別墅,並且不耕田,只豢養園藝盆栽。每次看到這些景象,我就會想起雷貝嘉的《浪遊之歌》。

雷貝嘉在這本書曾引述梭羅的一個提問:「當我們行走,我們自然前往田野和樹林,如果我們只在花園或林蔭廣場行走,情況會如何?」對梭羅而言,進入自然風景的慾望不是歷史現象,而是自然本能。然而,這種進入風景的慾望,卻是這三百年間某些信仰、口味跟價值被特別培養的結果。早期,人並不走入荒野,而是在花園行走。文藝復興時期,花園成為人閒坐、散步的地方,散步對不再需要工作的人而言是運動,大花園是栽培過的風景,它的存在,是為行走其中的人製造身體、精神跟社會刺激。從雷貝嘉的書寫,可以看見自然被花園收編的過程,人們過去害怕荒野,但現今它成為娛樂。花園原有的高牆與籬笆倒下,旅行者不再把觀察局限於城鎮、工廠、礦坑,而開始漫遊英國尋找秀異的地點,這是觀光事業開展的起點。

觀光事業使某些城鎮得以興起,比如英國的湖區。但當經濟發展與觀光事業的關係愈來愈緊密,步行的歷史開始衰弱,那曾被步行打破的界線藩籬又重新出現。

《浪遊之歌》裡有一章〈郊區〉,雷貝嘉提及郊區的產生背景,並論述郊區化所帶來的影響,其中一項,即是郊區的移動以汽車為基礎,而若此郊區的空間太大,公共運輸不發達,人們便會逐漸不再期望步行。這使得步行成為無力或低社會地位的表徵,而這又會回過頭來,使新都市的設計更加排擠步行。

在討論郊區之後,雷貝嘉回頭審視觀光事業與交通建設的關係。早期,歐洲的旅行者乘坐馬車,而後是火車、汽車與飛機。隨著交通建設發展,人的感知也隨之改變。雷貝嘉在書中引述《鐵路旅行:時間和空間在十九世紀的工業化》的段落,書中這麼寫:「火車前進的速度破壞了旅行者和被旅行空間之間的親密關係。」、「火車被體驗為發射體,在火車上旅行被體驗為被射過風景——因此失去對感官的控制。坐在火車內的旅行者不再是旅行者,而成為一件包裹。」

成為包裹,會使得此地跟彼地間的空間和感官聯繫逐漸消散,速度不會讓旅行變得有趣, 相反的,會變得更無聊,而隨著運輸的速度加快,我們終會抵達知覺喪失的邊境。

知覺喪失並不只是旅行有不有趣的問題。它同時牽涉我們如何看待一座城市,乃至於一座島嶼的發展。記得蘇花高爭議期間,吳明益老師寫過一篇文章〈殺人兇手〉,文章提及他在蘇花公路的兩次步行經驗,因為步行,吳明益觀察到蘇花公路的和平崇德段,確實有些路段因海岸侵蝕而路基流失,因著步行與居住的經驗,他從而思考工程需要被討論,但又該關照哪些風景背後隱藏的細節。

這些細節的思考無法脫離歷史。在〈殺人兇手〉一文中,吳明益提及雪隧開通後農舍林立的情況,而那現象,正是台灣過往藉由交通建設拓展郊區的後果之一。而這後果,將使雷貝嘉所謂「步行成為無力或低社會地位」的表徵更明顯,也就是,原居住地的弱勢者並不會因著交通建設而有更多好處。

早期,台灣的經濟發展資源都被投注在西部,但多數城鎮擁有的是工廠,而非城市,而非人可生活的空間。政府透過水、電與稅收的制度,將人口集中在某些地方,那正是林強〈向前行〉裡描述的「我欲來去臺北打拚」的背景。它背後的經濟政策架構,是十大建設。但1990年代股票危機後,人口的遷入遷出有了大變化。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台北在房地產泡沫之後,過去二十多年都是呈現人口淨遷出的狀態,也就是遷出人口比遷入人口多。這一波房地產由2003年起漲,累計過去五年,台北市淨遷出五萬人。這當中還包括2006年因為市長選舉,人口非正常移入,否則社會人口流失更快。這種人口移出的現象就是郊區化。台灣的郊區化背景當然與美國不同,但這郊區化的過程,都同樣使人失去知覺。

在台灣第一波郊區化的過程,政府推動六年國建,在十大建設中未被完全實踐的蘇花高,在此時依舊被含括而進,從這裡便可窺見政府的思維並未更改。碰巧,在這階段,西部的污染情況愈發嚴重,花東因而成為社運運動者對發展翻轉的起點與想像。但就如我前面所提,發展思維的未曾更改,而這未曾更改,並非只是執政者的問題。更多是一般人也服膺著那樣的發展邏輯,因目前掌握最大資源的人,正是享受著1980、1990年代開發果實的人。

有趣的是,台灣跟全世界其他工業化城市並無二致,當工業化伴隨都市化、集中化到一個地步時,人口就會走回頭路往市郊走。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教授李承嘉以美國為例,有能力往外走的,都是工作與收入穩定、 得以安排自己時間的中產階級。尤其在資訊化後,這群知識工作者不再需要集中處理,隨時隨地可以用網路工作,加上隨著年齡增長,渴望的居住品質不再是喧囂、熱鬧,反而是安靜,遠離壓力。這種對郊區的渴求,隨著台灣社會步入老年化會愈來愈強。這正是傅崑萁非要興建蘇花高、蘇花改的原因,而那也是傅崑萁現今對花蓮的規劃,會是養生村、溫泉特定區、遊樂園的原因。

「當我們行走,我們自然前往田野和樹林,如果我們只在花園或林蔭廣場行走,情況會如何?」雷貝嘉的爬梳給了答案,而那答案顯然不是健康的發展。東華大學自資所教授戴興盛,以慕谷慕魚的觀光爭議為分析的引子,對如何可能健康發展給出提示。

戴興盛並不那麼喜歡慕谷慕魚這名稱,主要原因,在於部落居民對此名字並未具有共識。共識,或說如何凝聚共識,是戴興盛認為公共事務能不起爭議、能做好決策的重要原因。慕谷慕魚即清水溪,是台灣少數水質相當乾淨的地方,而這自然資源在龐大觀光壓力下,只要沒好好處理就將毀滅。但清水溪從2000年至今,始終沒被好好管理過。為什麼?因大眾想像,一個地方管不好,理應由政府插手干預,要有公權力,透過嚴刑峻法解決問題。但公共資源的管理並非藉由嚴刑峻法可解決,因很多時候,國家與經濟力量才是最大的破壞者。

前一陣子在花蓮,我們到處可看見貼有清水溪照片的九人座汽車在街上奔馳,最近比較少,是因為鄉公所終於禁止車輛進入清水溪。這是政治力介入的後果,因清水溪在法律上屬於公有財產。但這會面臨一個根本問題:當居民面臨觀光壓力對生活品質造成衝擊,希望政府有所回應時,他們往往會碰釘子——政府會質疑,你們憑什麼要求?這裡都是公有資源呀。

一般社會大眾,有人想法跟國家類似。另一種則是對自然資源抱持太多浪漫想像,認為自然資源是全人類共有資產,大家都可以享用,所以當有人提出進入某地須付費、某地禁漁等等等等,很多台灣人的反應就是:「你為何可以管?這是大家共同享用的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普遍社會存在兩個極端看法,一是國家過度強調國家權力,另一是強調自然資源為全人類共有的想法。這兩個想法都無助於解決現實問題,因為把事實太單純化。

清水溪,就是部落居民反應過多觀光客對部落造成衝擊,而想提出自我管制卻被國家反駁的例子。他們提出收費跟管理制度,國家卻說於法無據;但若要國家出面,國家卻也缺乏人力物力去把這件事做好。花蓮縣府主管觀光事業的科員只有兩三個,但這兩三個人要管所有風景區,他光是處理清水溪上千遊客大小問題都做不到。但他們做不到,又不希望部落去做,那誰做?觀光業者道德勸說嗎?不可能,因為市場化就是在商言商。

從清水溪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所有問題都是扣連在一起的,其核心就是:涉及土地跟環境的資源,到底是誰該負責的問題。我們要先界定這件事,才能去處理跟問,哪些人、有多少權力,可以對某處的自然資源表達主張?比如,我們應該可以確定,住在北極的伊努伊特人大概對清水溪怎麼管理沒興趣,而多數台灣人也不會認為北極的居民有權力處理清水溪的管理問題。但銅門部落與清水溪關係這麼密切,他們就算沒有百分百的治理權,總有一半左右的治理權吧?畢竟,國家也不能不該具有那麼大的管理權限。

理論上,所有自然資源的使用與管理,應有包括國家、利害關係人、學者與公民團體的參與空間。但我們看許多開發案,他們都是一直到政策都做出後才被告知。這就涉及我想說的:今天台灣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缺乏合理的公共參與程序,以至於事情愈弄愈大——因爭議沒辦法在正常的行政程序裡被決定。

今天花蓮有太多事情正在發生,傅崑萁正在主導許多這樣缺乏在正常行政程序裡被釐清的開發。比如上週我與公民團體開會討論193縣道拓寬的問題。這條道路是從七星潭到山棧到濱海大道乃至花蓮溪口的道路,是我覺得台灣最美的道路之一。並且,從現實的經濟利益角度來看,它也是最佳的單車道跟觀光資源,但這條路,卻即將要被拓寬為20、30公尺。我無法想像,為什麼會發生這決策,但它就發生了,且在每個花蓮縣民都不知情的狀況下發生。怎麼發生的?縣議員大力主張拓寬,那正是慕情在《黏土》一書中為何要剖析政經利益的原因。


所以從這角度來講,台灣所有公共議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重建公共政策合理的公共參與。若不,就會有各式各樣的抗爭繼續發生。我們要如何建立合理的公共參與程序?學術上有各種理論,但最重要的事,是如果你關切,請你走入現場並且加入行動。若你自己無從下手,不妨跟著有經驗的公民團體,在花蓮,有黑潮、有地球公民基金會,加入他們,跟他們一起努力,我相信慢慢慢慢,現象會有所轉變。就像銅門一樣,部落居民至今沒有爭取到該有的權利,但他們的抗爭逐漸發生效果。去年他們封山,現在汽車終於禁止進入清水溪,且遊客量也將被限制在六百人內。即便決策過程還是不理想,即便決策缺乏諮詢部落的過程,但我們可以看到改變正在發生,只是或早或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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