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三十一號台大公館店的分享，是七月份的最後一場座談。這場座談，我並沒有什麼要多說的，時間是要預留給世新大學社發所助理教授，也是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蔡培慧與研究員陳平軒的。認識他們兩位已經五、六年的時間。培慧出道得早，她曾在九二一地震發生後入基金會幫忙，但當時我還是高中生，要一直到〈農村再生條例〉想在立法院闖關時，我才與她認識。至於平軒，年紀比我小，娃娃臉，認識他是因為大埔案，那是白賊義院長原承諾原屋原地保留又反悔的隔天，大埔張森文等人北上立法院陳情，張森文如鬼，魂不守舍，看他的狀態，不敢多問。平軒這娃娃臉的男孩聲音冷靜，為張森文敘述一切，而後土地徵收條例修法，農陣與時任內政部長的江宜樺逐條協商，平軒即是代表。不多說，既是不能說得更好、更清楚，也因為離徵收修法事隔多年，閱聽眾恐怕已遺忘前線的人。讓他們與閱聽眾重新連結，是未來修法的重要一步。

培慧一年多前因車禍腦傷，穩定復健，但不能過於疲累，一上台她便說，其實一直很躊躇該說什麼比較好。她記得《黏土》新書發表會那天她很慌亂（話甫出口便哭），「原因是，我們很多事沒有做到。我們曾在2011年要拚命修法，但政府提出的調整很少。只有願意答應市價徵收，但至於聽證會，卻有很多限制，比如開發案得要位處特定農業區、要有重大爭議才願意舉辦。」培慧自責農陣有許多事要做但沒做好，耿耿於懷。

有那麼一瞬間，以為培慧的眼淚要落。但她輕輕吸吐後平穩敘述自己如何撫平發表會那天的慌亂：「有件事很重要，我們生活在這裡，我們就得去思考自己跟土地的關係。這幾年，大家都認為『土地就是地產』，這意味著大家只看到價格。房價一直漲，所以大家想買土地蓋房子來賣。但我一直在想：『難道只能這樣嗎？』」

「難道只能這樣嗎？」既是培慧投身農業運動的初衷，也是她在自責中重新站立的基礎。培慧小時候成長於日月潭的頭社村，距離日月潭熱鬧區域車程僅五分鐘。冬天的日月潭在下午會起霧，頭社村會被煙霧飄緲籠罩。「我往往站在霧中，等我阿公從田裡忙完農事回來，一起吃飯。」

種地、吃食、歸鄉，這是培慧的成長經驗，讓她體認「土地是生命的根基」，是土地賜給人一口飯吃。「農業種作當然有風險，但人透過插秧收割換取的收益，卻生生不息。」培慧直言，如今大家之所以忘記生生不息的循環意象，是因人類已習慣以都市跟現代專業的角度看待土地與農地，「所以才會發生灣寶、大埔，或台北港這種假借響亮名義說要開發的案件。」她以灣寶為例，其開發名稱是「後龍科技園區」，很多人看到科技兩字，就認為一定是大好建設，「但若去詳查，事實上根本不是，那只是縣政府要做工業區。但為了說服一般老百姓或營建署審查，特別取了一個看起來有重大經濟價值的開發名稱。事實上，去檢視進駐廠商，那全都是污染廠商。」

「從這角度來看，可以知道土地不只具備生生不息的意象，也包括人如何運用土地獲取經濟利益的想像。但當我們檢視後者，往往會發現，這些開發案對開發所在的居民毫不在意。」培慧細數《黏土》裡記載的段落，比如洪箱開始做有機農業的課程，卻發現沒人願意報名，發現農民就算想要改變，也不知道該從何改變起，「換句話說，長期以來的工業發展，不只是影響都市人對農村的想像，就連農村的人對未來的想像，也都被限制。」

對此，培慧相當感嘆，「因為台灣的農業發展歷程，坦白說還不錯，不管品種改良、耕種方式，都有很好的基礎。但也因為這樣，政府讓它形成一種平衡——長期以來，國家對農業有兩個原則，第一，低糧價，第二，保價收購。低糧價不是因為農民種的不好，是刻意壓低糧價，這糧價三、四十年來幾乎沒有多大調整。民國六十幾年蔣經國當政後推動保價收購三十幾年來，稻米一公斤只有十八塊（有三種收購原則，十八元為最低）到今天是一公斤二十三塊。你問問自己十年前吃的麥當勞，價格也變了吧，但稻米幾乎不變。台灣特別壓低稻米、蔗糖跟基本蛋白質的價格，為什麼？因為一來是忽略農耕可以維生的可能，另一則是政府的盤算，維持低糧價就有兩個政策效益，種田沒前途，就得有人去台北做工。政府是這樣創造都市勞動力人口的源源不絕。而也因為低糧價，所以工作賺到的錢，不用付出太多即可基本生活，繼而維持低工資。」

從台灣加入ＷＴＯ至今，我們進口稻米的消費量有百分之八，多達十四萬多公噸的稻米混入公糧。這不但讓大家無法分辨自己吃的究竟是什麼米，生產狀況如何，「還變相造成五十六萬公頃農地中，有二十八萬公頃的土地因而休耕。」休耕的土地每半年可領四萬五的補貼，既然低糧價，何必種？因而荒廢的土地，就成為政治人物的主張，拿來作為開發的理由。「整個國家的政策對農業是不當的！」培慧直言，這種種疊加形成的現象，會讓主張開發土地賺取利益的人無往不利。

不同於許多農民領取休耕補助，洪箱努力種作，不僅如此，孩子週末回家，也要求孩子跟著務農，「這不是像以前要多工才可以生活，而是洪箱跟張木村很清楚知道，要透過這種實在的歷程、腳踏土地的實踐經驗，孩子才能紮實了解土地跟自己的關係。」培慧綜合個人經驗與運動歷程，認為整體國家政策幾乎把農地限縮在極狹隘的層面，農地只剩價格，是台灣幾十年來線性發展，將農村空洞化的結果，「當一代人離開農村，無法深耕，遺忘土地的價值，我們就必須做一件事：讓農村的價值重新被看到，讓農村生活有自己的走向，才會讓人回到農村。」

回鄉，是培慧這幾年來一直努力的事，比如莫拉克風災後協助小農復耕，又如創辦農夫市集，許多參與反對土徵運動的年輕人，也都進入農村學習耕作，甚至灣寶在抗爭成功後，想的也是盡可能開放農地讓都市人參與農耕，一方面平衡收入，一方面讓遺忘農村多元價值的人，有腳踩土地的機會，知道留有土地，就是讓生命得以循環。

「我們往往會以為人類是世界中心，什麼事都要為人類服務來思考。但務農的人常常是退一步的。因為他們知道人跟環境是對等的關係，知道收穫來自土地的滋養。」培慧說，透過農耕，人才會發現都市生活往往被效率跟利潤左右，「唯有回到農村，我們才會知道生活是一個圓，投入、紮根、收穫，人只是其中一員，而非核心，人必須在這週期中找到協力的方式跟夥伴。」

延續著培慧對農村的剖析，平軒進一步以實例深入描述農業對農民的意義。「《黏土》這本書書腰上『今天農民的職業不是種田，是抗爭。』這句話至今都是不斷發生的事實，這不是噱頭，是農民的處境。農民賴以維生的田地，至今仍被政府浮濫徵收。很多人說徵收不得已，國家為了要進行公共建設、經濟發展，必須動用土地徵收，國家不能滿足所有人，所以經濟效益不好的農民要被犧牲。但若我們認同培慧剛剛述說的農業價值，就會知道農業不可或缺。但在政府扭曲的論述下，政府並不把每個土地徵收個案裡的人當成活生生的人。」

平軒表示，一般人很難相信被徵收戶為何不要錢。「但他們真的不要，他們想的是，『我生活在這裡，這件事到底有沒有被尊重、被肯定？』」農民在工業發展的進程下，心中存有許多矛盾，既要自己的孩子好好念書做大官，不要回鄉種田，但當面對他人稱讚他的作物，農民又會驕傲地說「只有我種得出來。」這種尷尬的拉扯，正是外界常常指責農民死要錢的原因，「但對政府來說，對我們觀察或關心這些議題的人來說，這些都可能是個案；但對生活在當地的人來說，土地就是他的全部。我們在面對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這裏有他們一輩子的生活痕跡。但我們的土徵條例相當不慎重。所以可以輕易發動徵收。」

平軒說，不管農民是否想賣地，回歸土地徵收條例精神來看，現行徵收過程，被徵收人的基本權利並沒有被保障，2011年底的修法儘管逐條修正，但公共利益審查無法實質落實，公民參與權力依然被剝奪，「換句話說，土徵修法是一個未完成的戰役。」平軒坦言，修完法後他覺得很挫折，「因為我們獲得的很少。而且即使我們沒有放棄，繼續提修法，現在這時刻，我們提的版本，還是躺在立法院內不得動彈。」

學習法律的平軒認為，法律不該對人沒有關懷，而經濟建設大旗不該冰冷地將人埋在歷史的洪流與瓦礫堆裡。來這場講座前的早晨，平軒在雲林一位農民的玉米田裡採筍，協助農民出貨。農民將許多平軒認為長得很漂亮的玉米筍挑出，使他忍不住說：「你知道自己挑出來的都是錢嗎？」而農民不以為杵，只說：「這樣的東西，我們鄉下人吃就好。但我要給幫我買玉米筍的人好的。」出貨時，農民給的量往往比訂量更多，「當下我覺得，這世界上，除了母親，沒有人會這樣對待我們。農民種作不是單純的生產行為。台灣農民是以母親的心態面對台灣土地，面對被他餵養的人。」

當平軒說起他的經驗，我想起張木村。原來所有農民都一樣，寧可自己吃小虧，也要讓消費者不嫌棄他們的作物。想起今年夏天認養灣寶西瓜，一次南下除草，洪箱的女兒嘉玲說：「我們照顧認養者的西瓜比照顧自己要賣得更認真。」「為什麼？」「當然啊！可不能種不好，太丟臉了！」

耕耘可以長出尊嚴。耕耘是將我們串成圓的重要一步。我也是在踏入土地後才知道，並想透過書的寫作，讓其他人也成為圓的接點之一。

是座談進行約三分之一時，律師詹順貴與惜根台灣的秘書長林子淩帶著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安靜進場。看到本全老師時內心激動，忍著沒有喊叫。我們將講座緩緩地行進完成。結束分享後，許多人提問，是目前延伸座談中最踴躍的一次。人們是讀過的。翻開的書頁有螢光筆筆記的痕跡；甚至有讀者說他反覆唸著其中的台語字句二十多次。他們離鄉，但透過文字以為自己歸返。那瞬間，我以為本全老師可以繼續安心靜養。第一次放心認為這十六萬字有所作用，運動者的挫折與生理之傷，因為讀者，有了去處，有了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