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當公民不冷血



應該是大二,系上有一堂傳播史,夏春祥老師播了《紅葉少棒》的紀錄片,看完以後我心想,哇,我也好想拍紀錄片。很巧,那年暑假就看到當時還在世新教書的管老師發出的營隊訊息,於是報名參加。當時沒有拍成任何一部片,因為覺得不太適合影像,但和管老師的緣分沒有斷。因為後來進了當時是用實際出版做媒體改革的立報工作,和時任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的管老師,一路有著夥伴情誼。

我畢業那年是二〇〇五年。主管雲章在我工作很多年後才透露,其實一開始面試時覺得我很瘦弱,一副吸毒犯的樣子,一直懷疑這人到底能不能夠好好跑新聞。誰料相隔一年多,我卻因為採訪樂生療養院迫遷事件,大拍捷運局的門,從此被冠以「胡恰」之名。

說這段是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一個記者為了弱勢者慷慨激昂是很自然的事。但我進入媒體,從來就不是因為擁有「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的正義感。我當記者的理由很個人——我想聽故事,我想寫故事。因為故事可以讓人感知他人如何努力掙扎求存,對我而言,那是極為寶貴的力量。

儘管如此,畢業以後,立報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為學長姐回校分享,都讓我意識到媒體產業的崩壞。加上個人特質,不太容易跟人快速建立關係,於是打退堂鼓。所以,一開始我跑去當執行製作,做藝文節目。但三個月一到就走人,因為想聽故事的慾望還是很強烈,且立報剛好在找記者,沒多考慮,就去了。

一開始的路線不是環境議題,也不是社運,而是教育。立報的教育版分大教育和小教育,大教育比較談政策,小教育則比較常接觸校內活動,公共性相對來說較少。加上立報規模小,所以無法清晰看見另類紙本媒體與社會的連結,一直要到開始跑社會運動,才意識到另類媒體的重要性。而啟發我的就是樂生療養院。

當時樂生的保留爭議衝突很大,在政治勢力的影響下,使得主流媒體對樂生的報導相對偏頗,同時也因為樂生的抗爭太頻繁卻沒有進度,使主流媒體的從業者對樂生這個議題產生厭惡。但立報因為沒有壓力,組織化雖扁平但自由度大,所以給予這樣幾乎無法發聲的議題很大空間。很巧的是,二〇〇五年差不多也是網路力量開始積極介入公共議題的時候,在樂生之前,一群部落客其實就開始透過網路支持綠黨的選舉,這顯示的是國家的治理愈來愈失靈,加上主流媒體監督效力低落而引發的社會反彈。

在綠黨選舉之後,這群比較關心公共議題的部落客,轉而關注的就是樂生議題,我在這時候跟他們相遇,發現了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力量。

在網路這個飄渺的媒介裡,其實有很多分層,有些人是嚴肅的觀察者、研究者,有些是掌握大眾或次文化的發言權者,這兩者因著人際關係多有交疊,相互影響,當時樂生就是因著這個相互影響的作用而有了破口。也就是一部分關心公共議題的部落客成為行動者,他們去訪問主流媒體不訪問的學者,去補足田野的功課,透過大眾化的語言書寫,再透過社群媒體傳播。由於社群媒體介於私人與公共間,這使得傳播效應有加乘的漣漪效果。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瓦礫發起這個活動,透過貼貼紙這種降低門檻的方式吸引人介入,但這只是入門,這後面有弱慢分析軌道或建築方案,有Wenli畫平面圖解構保留方案,有How去訪問城鄉所的老師,有豬小草做成廣播擴大傳播渠道,而這些人因為與工頭堅、凱洛、米果等人都有交情,這些人發揮了影響力,讓樂生保留運動得以捲動。當時,政府一直宣稱民間提出的保留方案不可行,在管老師的協助下,我們甚至發起了一人一百登廣告,讓Wenli畫的保留版本,可以登上蘋果頭版。

那時候,開始意識到網路是個可以回攻主流媒體的媒介。於是把新聞放上部落格,去追蹤有大眾影響力的人為友,讓他們知道我的媒體身份,剖析我的介入角度,取得信任,讓他們願意傳播。因為對我來說,新聞始終是人的行業。不是寫人,是要與人溝通,沒有信任,任何改變都不可能。當這些報導累積到一定程度後,主流媒體真的回頭來重視樂生議題,當時寫了砂石利益的報導,本來沒人看,但郭力昕老師讀到後投書,主流媒體開始討論。回頭來看,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主流媒體抄臉書的狀況,早在部落格時代就開始,差別在於,當時寫部落格的人不是情緒評論,而是切實地去補足了更正制度所需要的理性論述。

樂生之後有另一場運動,叫野草莓,Wenli帶著網卡跟電腦去做網路直播,這是台灣首次有公民做這件事。這比平面報導更讓閱聽眾可以看到現場。而在政府跟資本對媒體的掌控愈來愈強的情況下,日後幾乎所有運動,都會採取直播形式。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是很好的方式,為什麼,因為所有抗爭都避免不了身體抵抗,過去只讀到「衝突」的閱聽眾,會透過直播看見人被國家機器欺壓的結果,而那會引發情緒,情緒是人會前往集結的一個重要破口。但回頭來看,這其實埋下了公共討論解消的種子,因為情緒被誘發時,人會希望發洩,發洩會讓你的對立面也有情緒,雙方的情緒不斷交疊,將使得解決結構問題這件事被弱化,或被轉移。這件事在三一八可以說是集大成,從黑箱到監督機制到國家暴力,至今沒有人或再沒有那麼多關注目光在服貿的議題上。

在這十年內,另類(獨立)媒體好像愈來愈重要,但我覺得社會對媒體的看重,並未讓媒體的素質更提升,且這狀況在反國光石化運動後,更為明顯。

國光石化堪稱近年除樂生保留以外,捲動最多階層參與的社會運動,小至小學生(寫信給馬英九),高至幾不表態的中研院且為經濟領域的學者,乃至於醫生。二〇一一年四月,馬英九宣佈「國光石化不在彰化大城興建」,為爭議多時的國光石化開發案暫時劃下休止符。由總統親自宣示,凸顯議題爭議的普及性,普及的推手,當然是媒體。

眾所週知,環境議題牽涉層面廣泛,又與政治、經濟力量息息相關,理應成為媒體關注焦點。然而開發案需要經過環評程序,期間又必須進行各項環境衝擊的討論,從提出到定案,往往耗時冗長;這對競爭激烈的主流媒體(包括平面報紙與電視)而言,難以搶到版面。在現今記者必須身兼多線的情況下,環境議題往往只有開發案冒出、有重大衝突以及作成決議,才有主流媒體的關注。主流媒體甚至有此一說:被懲罰的記者才會被派去跑環保。 由此可知,環境議題要受到普遍關注,有相當難度。

其次,主流媒體零星、點狀的報導方式,對於經常被冠上「經濟與環保對立」的環境運動來說,往往無法產生正面力量。經濟,普遍被社會認知為開發單位或政府機關提出的產值與就業機會;環境則只被認知為生態或污染。事實上,環境與經濟都應有更寬廣的解釋,如社會衝擊(如開發後對原倚賴開發地生存的居民的生活衝擊),或成本分析。在這些問題都沒有釐清的情況下,環境與經濟的對立,實際上是虛空而無立基點的。

綜上所述,環境運動在初始發跡,會因為主流媒體點狀而零星的關注,無法獲得社會普遍認知,其次,又會因為缺乏脈絡而無法對議題全面瞭解,進一步對議題冷感,或依既定偏見選擇,長久下來,環境運動只變成是「少數人」、「圈內人」的事。

國光石化(八輕)早從一九九〇年代就喊出開發口號,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宣稱八輕是為取代二〇一五年三輕、四輕和五輕遷廠所需。但石化業在高雄製造的土壤、地下水與空氣污染歷歷在目,使得八輕歷經十七年,遭到桃園觀音、嘉義鰲鼓、高雄大林蒲以及屏東蘭州農場的民眾拒絕。

二〇〇五年,全球暖化議題日趨嚴重,行政院永續會決議八輕案應該進行政策環評,但直到八輕二〇〇七年在雲林提出開發計畫,政策環評還沒有出爐。二〇〇七年,因六輕興建後、農漁業大受影響的養殖業者起身反抗;當時的環評委員多半出身環保團體,經專業評估八輕興建後對環境的衝擊,也抱持不同意開發的態度。行政院卻透過媒體表示,國光石化等高耗能開發案應該盡速通過環評,並譴責環評委員是「開發的絆腳石」。

從這一階段可以看出,石化業從一九五〇年代發展至今,已經面臨需要全面檢討的時刻;不僅如此,二〇〇七年除了國光石化案,台塑也打算在台西投資大煉鋼廠,兩種傳統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同時建置,更凸顯了,空污、水資源分配甚至海岸消失的問題。然而大部分媒體在處理這兩宗爭議性環境案件時,依然只將其視為單一環境個案。雖有報導露出,但也只強調其開發遭受抗爭、環評委員的反抗等內容。

不同於主流媒體,非主流媒體沒有經濟因素的壓迫,得以在適當的時間點進行全盤式的體檢。二〇〇七年,仍在台灣立報服務,也是我從教育轉戰環保線的分水嶺,台塑大煉鋼廠是第一宗採訪的環境大案。當時一連做了系列專題,分別從高耗能、高污染工業引進至雲林台西後的衝擊、經濟效益評估、水資源分配以及另類發展想像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報導,其中針對空氣污染,特別提出了當時媒體普遍未曾關注的懸浮微粒(PM2.5)。

之後,國光石化轉戰大城,立報也規劃了系列報導,除了空污,也從水污、水資源、溼地保育、白海豚以及另一種發展的想像進行分析。這些,全是日後反國光石化的各領域戰場。

PM2.5,是反國光石化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商業週刊在二〇一〇年六月,以封面故事的方式,針對PM2.5進行大篇幅報導,指出國光石化一旦興建,其製造的PM2.5將導致全台民眾平均壽命減少二十三天。當時在立報所刊載的內容,和商業週刊差別不大,也指出台灣在缺乏管制下不斷開發大量製造空污的產業問題。但立報閱聽眾遠比商業週刊少,當時無法引起民眾迴響,對政府及開發單位產生壓力。

這樣的結果是非主流媒體的困境,但並非對運動毫無助益。舉例來說,該篇報導露出後,環保署立即做了回應,表示已開始針對懸浮微粒進行管制研究。也就是說,非主流媒體對反對運動的「短期效應」貢獻不如主流媒體,但對環境運動最終要達到的境地,甚至是媒體本責,監督政府的部分,確實有顯著影響。

這是因為,非主流媒體在運動初期,可以針對議題微小進度進行詳細報導,而這可以提供運動團體傳播訊息,擴展運動的可能性。此外,主流媒體的報導,雖然都會上網公開,但通常在運動告一段落,甚至運動還沒完結,就撤掉報導;相反的,非主流媒體通常會完整保留所有資訊,在一般民眾愈來愈習慣使用網路收集資料的情況下,運動結束後,非主流媒體所保留的資訊,可擴大散播,進一步成為研究者、教育者的工具,補充主流媒體在「教育」這一環節上的不足。

許多人總說,主流媒體很爛。但其實還有很多好記者在體制裡面努力。且雖大媒體一部分跟著風向走,但若沒有在體制內的記者耕耘、與長官博弈,在目前政治仍著重主流媒體聲勢、以及主流媒體仍具備廣大傳播效果的狀況下,非主流媒體再怎麼報導,也難以取得政治影響力。因此,在國光石化一案以後,我認為獨立媒體和傳統媒體不該相互排擠,而應該尋找彼此合作的可能。同時,社會也不該以為,否定主流媒體就可以奪回公共監督權。

公民社會在國光石化之後,愈來愈更看重獨立媒體,或此,獨立媒體不斷成立。表面上來看,這是好事,但眾所週知,好報導需要資源,但目前台灣對獨立媒體的支援並不足夠,這會變相使得獨立媒體人寫的報導沒有太多差異。另一方面,對我來說有點奇怪,可能因為論壇消失的緣故,臉書在台灣被當成一種公共媒體,因此有發言位置的人,開始選擇在臉書發言,而這成為主流媒體的取材來源。甚至,也逐漸變成獨立媒體的取材來源。

換句話說,獨立跟主流的界線其實早已模糊。並且,因為臉書成為新聞媒體,這也使得運動者會自己操作這項媒體。加上新聞來源變成臉書,某程度而言,議題的設定框架改變了。議題設定框架的改變不是大問題,問題在於媒體從業者有沒有機會跟時間去檢視這個框架裡的細節,在即時新聞的壓力下,顯然不可能,因此媒體從業者只能去拿社群媒體篩選過的內容來報導。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可怕的,因為那樣的內容相對來說,是固定單一價值的,在臉書上又容易形成同溫效應,阻斷溝通可能。而溝通斷裂,情緒增高,這又回到我最一開始所談的,人只會想辦法去解決情緒,而相對忽略根本的制度問題如何解決。

管中祥老師表示,日前,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將多年來的報導歷程集結成《公民不冷血》一書(編按:第二集即將出版),這本書銷售量將近四千本,「顯現社會很想找回應」。換句話說,現下社會運動與媒體間的關係,顯現的是社會的焦慮——欠缺有效監督機制。

這個焦慮,加上媒介的發達,讓人人都可成為記者。「可是人人是記者,就像人人有嘴巴,然後呢?記者是個身份,讓你講話比較大聲,透過網路,訊息可以傳遠一點,但這樣之後,可以幹嘛?若我們把『人人是記者』當成『人人都有嘴巴』的概念,就知道那是一種很個人主義的想法,也就是,它只成為眾聲喧嘩,卻無法連結彼此,人人把嘴巴當武器,但,這是我們要的溝通環境嗎?」

管中祥以大埔為例,大埔案之所以廣為周知,是因為怪手開進稻田這部影片的傳播。「大家以為那是大暴龍拍的,不是,這是當地民眾去拍的,大暴龍只是重新剪輯再上傳。」大暴龍是誰?他原先只是個奶爸,2007年,因為媒體觀察基金會開設公民記者課程,大暴龍才開始接觸媒體。

管中祥笑說,一開始大暴龍拍的東西很無聊,「剛拍的人都會學侯孝賢,一鏡到底。然後加很多特效跟轉場配樂。」大暴龍的第一部片是拍自己帶小孩去附近玩,拍完後加的配樂,是「你說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腳。」第二部,拍附近的志工做垃圾分類,拍完後,大暴龍向管中祥借投影機,在中秋聯歡晚會放給社區居民看。第三部,是把攝影機綁在腳踏車前面,用很主觀、立體的鏡頭拍攝。原因是,當時各地方政府都宣稱腳踏車道又直又長,但常騎腳踏車的大暴龍認為「縣市政府根本唬爛,路常常180度大轉彎或有一堆路障。」

訴說大暴龍的拍攝進程,是為了說明,公民記者的特質與重要性,在於「在地與個人經驗」。管中祥說,大埔事件發生時,媒體都被阻擋在外,而苗栗因為台灣的報社跟電視台人力精簡,所以沒有地方記者,因此大埔案爭議前期,地方記者也很少關注。就算地方記者願意關注,地方媒體跟地方政府關係又很密切,常有利益糾葛,也會影響公共討論的可能性。

大埔案發生隔年,農民重返凱道,夜宿,這一連串的農民運動,跟大暴龍剪輯的怪手剷田影片有一定關聯。「換句話說,媒體即是公共領域。但也是因為這樣,大家開始『圈地』,以前是政府,現在是資本,近年來,社會愈來愈認知媒體要有公共性,換民眾想著如何奪回媒體。」管中祥指出,奪回媒體,包括讓商業媒體變得更好、創辦公共媒體,此外,才是所謂的獨立媒體跟另類媒體。但近年台灣社會的目光跟力氣著重在最後者,「並且,台灣常常會把『公民』、『獨立』跟『另類』媒體的概念相互混淆。」

管中祥說明,公民記者,就是非專職媒體工作者。至於獨立媒體的說法其實很有問題,「你跟外國人講『獨立媒體』,他會問,『媒體不就要獨立嗎?』」一八三〇年代,媒體多由政府或政黨控制,因此促使英美的媒體開始收廣告,希望自給自足。「換句話說,聯合報也可以叫獨立媒體,蘋果日報也是。」目前台灣認知的獨立媒體的名稱,是源於一九九九年,WTO部長級會議在西雅圖召開時,社運者透過網路動員群眾抗議所設立的媒體中心名稱。「當時那中心就叫『獨立媒體中心』,台灣的引用,只是想要跟主流區隔。」

「所以,獨立媒體未必是另類媒體。」管中祥指出,資源獨立只是另類媒體的必要條件之一,「另類媒體最重要的是,它們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個政治不是傳統藍綠,而是踩在階級、性別等意識形態上,推動社會改革,對抗主流價值跟公共授權,並具備內部民主跟多元財源的特質。」

近幾年,台灣出現很多「獨立媒體」或「獨立媒體人」,比方集體作戰的苦勞網、焦點事件、上下游,朱淑娟、李惠仁。同時,因著「獨立」二字,也出現很多轉播者,比如音地大帝。像音地大帝這種竄紅的人其實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因為社會認為直播在這時代變得很重要。但直播,是否等同新聞?當我們批評主流媒體的SNG,我們是否曾經回頭思考直播的意義?

管中祥認為,現今許多「公民記者」或「轉播者」需要受到批評。「因為記者,不是只有技術就好了。」管中祥表示,當時之所以培養大暴龍,是希望做在地的培力,因為商業媒體考量成本漠視地方的議題的缺漏,可由公民記者補上。「所以『在地』的『公共性』很重要,公民記者不是『拍想拍的東西』,而是具備『社造』的概念,藉此參與公共事務。」管中祥說,近年他一直在問:「人人是記者,然後呢?」前陣子,因為國民黨辦了公民報導獎,許多人在臉書上不斷tag他,他心想:「這又不是第一次,且藍綠都有培訓『公民記者』,主流政黨早就都在做這件事。因此,我們應該回頭思考,『公民記者』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他進一步以國際旅展也曾出現公民記者的案例提出質疑。「那是一個承包花博活動的業者找來的寫手。這是典型的政商結合。所以公民記者的重點,在於使用記者的身份以後,應該遵守記者的倫理。」管中祥說,臉書成為新聞主要來源後產生一種現象:很容易自嗨。「我都不會刪除不同意我政治主張的人,甚至會去按讚,因為這樣他才會看到我的政治主張,否則人只會在同溫層自己嗨。你就無法對話跟聆聽,甚至,這種狀況其實會走向社會極化。」管中祥尖銳地問,當直播、臉書書寫都只是為了講,卻不願意聆聽,最後只會變成自言自語,「這是我們要的嗎?」

香港佔中期間,也出現一波獨立媒體,比如《熱血時報》。《熱血時報》在政治光譜上被管中祥歸為極右派,它們宣揚香港本土主義,經常攻擊香港運動中強調土地正義等左派,稱這些人「左膠」,「而這樣稱呼的原因,只因為他們不去面對中共問題。」因此,《熱血時報》這批人為了吸引反中的人,最常做的是挑釁港中之間的關係,甚至到上水(編按:上水多有走私交易)打陸客,然後自己做直播,「這是不是公民媒體,是啊,但這是我們要的嗎?這是我們要看到的社會關係嗎?」

「我們要回頭思考,記者跟媒體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對公民媒體、獨立媒體與主流媒體的要求,應該相同。」管中祥說,一旦自稱為記者,掌握記者的權利跟特質,也該遵守記者的專業倫理。「這專業不是會拍會剪,不是平衡訪問,而是事實。」

但什麼是事實?《熱血時報》的報導是不是事實,是。因此,事實不是「看到什麼就告訴大家,這種行為,不過是網路的風傳。」管中祥強調,立場可以很多,但真實只有一個。而真實的呈現,需要脈絡,此外,在選題上也要具備公共性,「重要的是,內容是要能夠跟社會對話,使立場無損於公共領域。」

管中祥笑說,每次看自由時報跟中國時報的讀者投書他都會懷疑「這兩家的讀者投書跟社論是否都是同一人寫的?」也就是說,這兩份報紙只想表達立場,不想對話。「它們在傳教,但媒體要傳教嗎?很多國家的媒體不會宣稱自己沒特定立場。他們的社論總是有立場,但會有相對意見版。甚至允許記者用個人身份去批評自家報紙的社論。立場可以保存,觀念可以宣揚,但必須容許對話跟挑戰。」

回顧三一八佔領事件,讓許多獨立媒體的粉絲頁或新聞網站瞬間爆紅,「比方公庫的粉絲從兩萬多爆到六萬多。台大新聞壹論壇從一千變成十三萬,但壹論壇現況早就走下坡。」壹論壇的粉絲爆量,只是因為大量提供現場「訊息」,實際上沒有太多對話空間。相反的,公庫是當時除了主流媒體第一個刊登批評佔領運動的媒體,「因為我們覺得它有很嚴重的內部權力問題。我們支持社運,但也要監督社運,因為我們不是傳聲筒。」

管中祥說,這幾年社運團體很愛佔領,但怕被發現,往往不先發消息,只給信賴的媒體,特別是獨立媒體。「公庫一開始收到覺得開心,因為有獨家,但慢慢覺得奇怪,他叫我去我就要去喔?如果這樣,媒體的自主性在哪裡?」新聞學裡常會批評主流媒體跟政府間的關係,像是舞會裡的男女,十分曖昧。「回頭來看,公民社運跟獨立媒體,其實也有曖昧不明,利用對方的狀況。」

我認為,管中祥所提,可以宋小海等記者採訪教育部佔領事件為代表。事發當時,眾人撻伐政府戕害新聞自由,確實。但,「為什麼是他們三個被抓?」、「為什麼警方一口咬定這三人與學生同夥?」警方的判定,顯然有別於數年前政府不識獨立媒體的情況,也就是,無關是否主流、獨立的差異,警方的判准,正在於媒體工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站在那曖昧不明的場域。

反課綱後期已經演變成大事,有經驗的記者都知道,不太可能不循著三一八的模式走(且反課綱者也宣稱要佔領)。雖佔領者要佔不佔可能使媒體厭煩,但再怎麼厭煩,蘋果的突發不可能不守在現場。另一同業表示,其他媒體記者是在這三人跟著學生衝進教育部後才跟進,顯示了被抓三人與其他記者的時間差。這時間差,正是這三名記者收到反課綱學生通知的結果。而這也不是特例。反課綱成員黃燕茹之前衝總統府時,也只告訴宋小海、林雨佑兩人。甚至,在宋小海不能前往,代請苦勞網成員王顥中前往採訪時,對方還暗驚「怎麼會是王顥中?」

怎麼會是王顥中的驚訝其實有趣。在新聞素材的處理上,目前小海與顥中都未曾逾越界線,但在他們與人的私交,或書寫切入的立場,他們各自被社運者分類——什麼樣的議題由什麼樣的人來寫可能對我有利。而若回顧這幾年馬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加強箝制,並非在於媒體報導者揭露了制度上的問題,而是在現下的傳播模式裡(即臉書成為新聞製造場域),現場是被創造的,當記者的報導生產源於被抗爭者「欽點」,其寫作或攝影,就很容易被欽點者用以成為動員工具,也是在這個程度上,欽點者的對立面會視記錄者為仇敵。從公民記者,到獨立媒體工作者,最後,來到主流媒體的立足也終究困難的境地。這是採訪區、穿採訪背心的荒謬處,是整個想要捍衛公民社會的人,閹割了公民社會存在的重要基底。


管中祥最後以香港的主場新聞作結。主場新聞單靠五六個員工,以內容農場方式經營反國教與部分社會運動,就成為香港網路新聞點閱率第二高的網站。但在佔中前一個月,主場新聞以點當突兀的方式結束。為何結束,主場新聞並未說明。只在網站上寫著「恐懼」。佔中結束後,主場新聞捲土重來,成立立場新聞。「但如今大家覺得它再也沒立場了,因此點閱率一直上不來,這就是群眾信任喪失的結果。」相反的,二〇〇四年成立的香港獨立媒體,雖然成長緩慢,但靠著民眾捐款跟國外基金穩定存在,就算在佔中期間網站受到駭客攻擊,有黑衣人到辦公室砸碎記者電腦,但這些報導者都還活著,至今也還持續報導著,因為它們緊守著倫理界線。

唯有緊守界線,媒體才有資格成為丈量公民社會的尺,也才可能成為公民社會的茁長基底。不是眾聲喧嘩,不是自我表態,恰恰相反,是脈絡的探究與自省,溝通、對話與共存,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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