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


攝影:Maru Chan


本文為北海岸諾努客營講稿


大家早安,這麼早要聽課辛苦了。可能大家會發現,講題跟列給大家的長得不一樣。原本《拾荒者》這個題目所談內容,是我為何會當記者、新聞與文學對我來說的意義,乃至於我不同階段的寫作方式選擇。但想了一下,覺得這樣的題目對於即將要有實際產出以及日後可能要投入報導寫作的大家來說,實用性相對低。因此換了今天這個題目,《行路難》。
 
這幾年,我其實不接編採課的邀請。這跟我自己對整體新聞環境的思考有很大的關係,其次是因為,若真要談新聞寫作,我依然可以列出新聞系裡的教戰守則,但老實說,我認為一個採訪者最重要的儲備,是聆聽,是聽懂別人說話,而不是其他。而採訪者的專業精進,更不是靠著坐在課堂裡聽講。事實上,當進入採訪世界後,會發現面對不同的受訪者與事件,可能需要完全不一樣的準備。
 
講課前我一直在大家身後亂繞,大致偷看了一下大家做的東西,我想,多數的內容應該是在地素描。因此,等一下的分享,可能會跟大家想像的有落差,加上稍後就要成果展了,我的分享也無法幫助你們調整採訪內容。可是,如果大家日後會一直在田野裡活動,今天所分享的內容,我想多少還是有些可參考的地方。因為對我來說,私人和公共的界線其實並不明顯,所有面向公共的尖銳批判,都會茁長於大家實地走過所領略的厚實情感。
 
《行路難》這題目要談的是,我從事記者十一年來,面對媒體環境變遷、個人關懷導致倫理拉扯的心境與感受。簡單來說,我想跟大家談所謂的新聞倫理。新聞倫理是什麼呢?所有傳播系的學生,都一定背誦過客觀意理、查證、保護新聞來源、不可以新聞審判等原則,但這些原則在進入實際的新聞場域時,經常面臨衝突、拉扯,所以記者現在幾乎成為全民公敵。然而,正是因為傳播環境的快速變遷,我認為新聞倫理已經來到必須面對調整與正視崩壞的混沌時期,所有有志於從事媒體的人,都必須重新去定義與實踐它。
 
記得我在高中考大學時幾乎沒有準備。高三還在玩社團、辦畢業舞會,被老師抓到辦公室痛罵我考不上大學。會那樣不是因為我成績很好很厲害,而是我從小就非常有自知之明。不曉得各位是否接受過智力測驗?小學我做過一次,智力測驗只有七十,若大家看過電影《阿甘正傳》,主角阿甘便是這智商。但當時我的成績不算差,所以老師把我喚到全班面前說:「這就是勤能補拙。」
 
國小老師的安慰效期很短,有些拙真的怎麼補都補不起來。國中時因為數學成績太差,數學老師封我一外號胡爛;高中也絲毫沒有進步,六個學期全被當,並且經常三修,當時有二一制,若不是老師看我可憐,把三修考卷出得跟重修一樣,我大概畢不了業。總而言之,人貴自知,當時即便有聯考壓力,我還是決定不把時間浪費在挽回數學這件事上,而空出來的時間,就是拿來玩社團跟讀課外書。
 
聯考前,我去問國中數學老師要填什麼樣的傳播科系?新聞嗎?他卻回我:妳去填世新口傳。那時候完全沒聽過這個科系,查了一下,發現全台灣只有世新有這一科,學什麼呢,演說、辯論等等,新聞系該學的東西,選修也選得到,因為自小就常參加這些比賽,想說也好啊,第一志願就填這科系,然後就唸了。進去口傳系以後,才知道進來的同學,除了一個辯論界的高手黃執中,其他人大多都是分數到才進來的。進到世新就讀後,口傳的課程讓我很驚艷。口語傳播是傳播最早的模式,最早的核心精神,就是希望透過資訊傳播,達到相互理解然後推進社會前進的目的。之後發展出傳播的媒介像報紙、電視,也都奠基在這個基礎之上。而系上除演說、辯論、談判這些偏技術的學門,很重要的基底是各式溝通理論、說服理論、社會學、心理學、修辭學甚至語言與邏輯等學門。 
 
我從國中左右就想當記者。但當業界前輩回來分享媒體現狀,加上考量我自己的個性後,便對記者一路開始打退堂鼓。當時媒體環境愈來愈糟,各個媒體都在搶獨家,可是獨家幾乎毫無意義。在網路的時代,這一秒的獨家,下一秒就變通稿,為什麼要搶獨家?在時效的壓力下,那些獨家真的有價值嗎?另外是我難相處,慢熟,又對迂迴回話很不耐煩,光想到要八面玲瓏就好累,同時也不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受訪者身上偷故事,然後就走了,於是畢業以後,我沒有選擇當記者,而是去當了執行製作,拍藝術節目。
 
但三個月不到,還是覺得好想當記者,因為想寫東西、想聽故事。當時剛好台灣立報在招考,雖然薪水福利條件並不好,但完全沒有商業壓力,所以就去考了。還記得面試時,副總編張約翰問我「報導和報導文學有什麼不同?」那時候答了什麼我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自己答完以後覺得答得很爛超懊悔。這個悔恨的感覺一直伴隨著我,使我覺得一直到現在,自己都還在持續回答這個提問。
 
當記者第一次寫新聞稿,是去採訪當時很夯的中文熱,編輯看完稿很想殺我,因為完全不懂剪裁。在大學四年裡,雖然上過一學期的編採課,但訪問的是人物,又是熟人,根本不需要什麼技巧,新聞系會學的倒金字塔寫法,在當記者前其實完全沒聽過。後來那篇稿子當然沒上稿。日後我大概練習了一個多月,看別人怎麼寫,才慢慢抓到新聞寫作的基本形式與技巧。
 
我在立報一共待了五年。離開後,印象一次在臉書上看到約翰提及這件事,說我離開立報他覺得可惜,但他也說,其實立報所有的記者裡,我不是寫稿寫最好的。這句話非常中肯,因為我的稿子從來不符合新聞系的傳統訓練。儘管如此,目前的我,應該算是這個世代裏還算被信任的記者之一。換言之,稿子符不符合訓練格式不是「能不能成為好記者」的重點。那麼什麼才是?我認為,是對新聞倫理的恪守跟追求。
 
這張照片是Lucie,她現在已經過世。我剛進報社時曾聽同事抱怨,說千萬不要跟社長Lucie開會,因為一開會稿子都不用寫了,下班都要超過十一點。大概到報社一個月後,有一天社長來了,那是我第一次跟她開編前會。開的過程當中,臉上全是斜線。社長不罵人,但她不斷問妳為什麼?「為什麼你選擇這樣寫?」、「這是我們的讀者應該看到的嗎?」
 
被她逼問到不知道怎麼回答的是一個很簡單的採訪。所謂簡單,就是充滿故事,大家愛看,翻開報紙地方版經常會看到的好人好事。我就照著那樣的邏輯寫了那樣的新聞。但社長問:「所以是這些人要負責學校經費不足的問題?遊民沒飯吃的問題?」那次討論長達一小時,社長那樣追問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新聞書寫的是公共議題,公共議題應對的是社會,而社會的組成除了新聞故事裡的這些人,最牽動一切的,其實是政府,也就是結構和制度。
 
那一天因為討論太久,沒有時間另外補訪放到新聞裡,讓新聞呈現不同觀點,但我寫了特稿。那讓我學到的是,如果我在這一次的採訪沒有辦法完整,應該要想辦法尋求其他方式呈現,或者,把這件事記下來,發展成另外一則新聞。而更重要的是,這個過程讓我知道,真實的意義有非常多層次。而這會牽涉到新聞寫作,到底有沒有用的問題。
 
在繼續分享之前,我想先問有人知道這張圖片是什麼嗎?知道的人可以為我們講述一下這個故事?故事的要素不外乎人事時地物與脈絡(在故事裡我們更稱呼它為情節)。在英文裡,我們稱它為story,而新聞,除了大家熟知的news以外,其實story也是它的別稱。
 
但小說、寓言和新聞,雖然都是story,卻又各有不同。寓言短小,有簡單的情節,這些情節要呈現的,是一個中心主旨,這個主旨通常會帶有「教導」意味,比如伊索寓言裡大家熟知的龜兔賽跑。而小說大致上,是透過許多細節的完整描述,以及情節安排,去呈現現象或概念。最重要的是,小說和寓言,基本上多半是虛構的,但新聞講求真實,必須是確實發生過的事情。
 
粗略理解了小說和寓言,在談新聞之前,我還要問一個問題:communication和media兩者有何不同?
 
新聞在大學的學門隸屬於大眾傳播。英文稱做public communication,可是,communication所代表的意思比較不是「傳播」,而是溝通,要達到這個溝通的目的,必須仰賴另一個字,就是我剛問的,也就是media,媒介,我們現在所憑藉的媒介,就是大家所說的,電視、報紙、雜誌、廣播,網路。透過這些媒介傳播訊息,去達到溝通的目的。
 
在我們所知的媒介出現之前,最原始的傳播工具,其實是嘴巴。當你說話的時候,就已經在傳播。所以傳播的最原始,是口語傳播,也是我大學就讀的科系,它的定義,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時代,當時的人民會透過演說、論辯,去相互說服,對彼此不同意的事,進行溝通,然後獲得共識。這是所謂,民主的雛形。但就像大家所知道的,無論是東方或西方,我們的歷史有相當長一段君主獨裁的階段。這樣的階段代表什麼?代表人民沒有完全順暢的溝通管道,更重要的是,許多攸關人民生活的資訊,是被掌握在君王手中的。這樣長期下來,對人民產生了壓迫,因此在民主思潮席捲世界的時候,我們重新思考掌握資訊的重要性,進一步創造出「新聞」工作的存在。
 
也就是說,新聞出現的背景,正是民主社會。它的存在,基本上是為了制衡於過去有權者掌握資訊的這件事,藉以監督政府是否做出有損於人民的行為,並且透過媒體的傳播、激起輿論,進一步促成公共政策的改變。這正是為什麼新聞被稱為第四權,它所關注的,必須,記住,是必須,必須是所有社會中發生的議題;也由於要監督,它也被要求必須客觀、真實。而記者就是必須忠實地描述並且傳達他所看到的一切的中介者。
 
可是,問題來了,大家覺得現在的新聞客觀嗎?忠實地描述記者所看到的,就叫做客觀嗎?而這樣做,是否就等於接近真實?
 
從剛剛那兩張圖,我們可以很清楚得出一個結論,也就是:新聞並不是訊息的組成,縱然它產製的過程像是訊息的傳遞。但事實上,新聞是更為複雜的一件事。所有新聞系學生,應該都聽過這個提問:一棵樹如果倒下,卻沒有被紀錄,那它算不算倒下?實際上有,但如果沒被報導,它的倒下就不被知道。因此我們平常的生活裡,就會缺乏這項「真實」的現身,換言之,新聞是一個再現的事實,不等同世界的全部真實。
 
新聞的再現有一些標準。重要性比如總統大選、即時性比方桃機淹水。爭議性比方輔大性侵疑雲。影響力比方十二年國教到底要不要推行、學生該不該穿制服,等等。而這四點又有一個共通的特質,就是公共。因此,對我來說,凡是與公共有關的事物,都可以成為被書寫的對象。
 
以上,是我對新聞寫作的原則,從這個原則看下來,大家會比較能夠理解我是怎麼去構思採訪的。剛剛說過好人好事的代表,我寫了特稿,並且同時把疑問跟提醒留在心中。有一次,我採訪到很類似的新聞。那是台新金控辦的一場活動,希望大家可以捐錢幫助南投國姓空手道的小朋友們。那場記者會,找了這些小朋友來,他們都有可憐的身世,許多孩子家庭自從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就家庭破碎,很多人選擇中輟,要不是這對空手道教練舉家遷到南投,帶他們練空手道,孩子大概就回不來了。小朋友講他們的故事時,我哭得要命,當天先發了一則新聞。還是很主流的,但我決定,應該要規劃專題。
 
那時候產生幾個疑問:災難跟中輟的關連?練空手道就一定不會中輟?空手道給孩子們帶來的,除了形式上的家,還有什麼?給錢就可以解決一切嗎?從這裡另外發展出其他的疑問:中輟的預防機制到底落實得如何?中輟的孩子究竟需要什麼?準備好問題意識,查資料,然後,去現場。
 
我的訪問以這對教練舉家搬遷為中心,去討論空手道所傳達的教育概念是什麼,為什麼中輟的孩子可以由此重建自己的生命。這是我們一般愛聽的故事。大部分的記者,只處理到這裡,但我當時問了一個問題,讓專題的走向不一樣,我問:那麼這麼多年來,國姓國中因為孩子練空手道的零中輟,還是繼續維持嗎?因為那一年,國姓國中開始又出現中輟生。於是我去訪問學校。一般來說,中輟生都和家庭問題息息相關,那麼國姓國中有什麼不一樣?它的不同,在於它是一座受到九二一地震侵襲的學校,災後的創傷,和一般家庭分崩離析的原因還是有差異。
 
去採訪的前一天,其實國姓國中差點發生命案。有一個男學生爬到頂樓想跳樓,因為他說看見奶奶在叫他。這個孩子目睹自己的奶奶在九二一的時候被壓死,他的心理狀況沒有復原,是讓孩子沒有辦法繼續就學的很重要原因。從這裡,我抽拉出另外兩條支線,一條是去談災後重建的問題,這個重建,不是硬體,而是心理輔導措施,細問才知道,災後的心理重建中心,為期三年就撤,當時服務的方式是,有需要,你來找我。三年看起來很長,但對受災者其實很短,尤其在一開始可能根本無法意識到自己需要幫助;其次,以我們的文化來說,不太容易自己去尋求援助;災後重建有經費限制,當然可以理解,但不能都放著不管。如果學校在偏遠地區是一個資源中心的定位,那麼學校的輔導機制就應該更強,所以第二條支線是去探討學校裡的輔導機制。從這個學生的個案,發現了什麼?第一,是我們的輔導機制很僵化,規定要幾個學生,才能配一個老師;第二個是,像這樣有精神疾患的學生,沒人能管。一般來說,中輟生和社福有關,學校會轉介給社會局,但社會局卻只處理經濟有問題的學生。
 
當這樣的架構被看見,空手道教練的行為才有了支撐,而我們可以從這個支撐再去看,在那麼龐大的架構還不能扭轉時,目前可能可以做什麼?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進一步發現,中輟生缺乏的是升學的機會,所以這對夫妻一直去爭取把空手道列為全中運的比賽項目,讓孩子能夠透過比賽獲得成績,去申請升學的機會。但這條路也一直被教育部堵死。採訪完以後,我並沒有就放棄追蹤,只要沒事,就會打電話問教育部,這件事情進度如何?後來終於有一年,空手道確定列為全中運的項目。
 
以前立報每個月都會開一次月會,主管、記者和編輯,甚至行政同仁都要一起評比當月的新聞,那一次有人選了這一則,被選到的人要講解,結果講一講我就哭了,當時覺得「哇,好囧,居然在社長面前哭。」結果社長只是笑瞇瞇地說:「沒關係,哭很好。對妳的受訪者有感情是好的。」這是因為,當你把感情擺到一邊去的時候,你就無法理解、同理他人的處境,就不容易看到個人被什麼宰制。這個個人不是一個人,它所代表的是我們許多的一般人。所以,先是人,才是記者。這樣的概念,我一直放在心裡。
 
這張照片,是位於新北市新莊跟桃園龜山交界的樂生療養院的舊照片。樂生是由日本人所興建的,當初日本在侵略其他國家的時候,每到一個國家,第一個興建的公共設施,就是醫院。這是因為戰爭要付出的代價非常高昂,那個高昂的代價,就是人命。為了讓士兵好好休養,所以日本人對醫療設施非常重視。大約一百年前,癩病,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痲瘋病,還無藥可醫,當時國際對痲瘋病的措施,遵循著第一屆國際癩病會議的指導,就是隔離,所以日本人來台灣以後,就興建了隔離所。樂生大約在一九三〇年代設立,是台灣第一所公立的癩病隔離機構。
 
以前的樂生,只有一個入口。一個入口在建築的意義上,形同監獄,意即你的出入都必須遭到控管,那時候院區甚至都設置鐵絲網,避免院民逃跑,以前在行政大樓第一進,甚至會有荷槍的憲兵看守。因為當時癩病被當成一種無藥可醫的可怕傳染病,為了不讓這些病人出去「污染正常人」,所以把她們關到這裡來。來到這裡的居民,從此失去了身分,她們沒有身分證,不管你是澎湖人、新莊人、台南人,妳的永久地址,都叫做中正路七九六號。
 
這張照片裡石碑上的字非常模糊。我一開始不知道為什麼,後來才知道,這碑旁原本掛著公共電話,那是樂生院民跟外界唯一的溝通管道。他們邊講電話,手就一邊撫摸石碑,所以字有磨損。這是時間的表現,也是人被囚禁的狀態的展現。
 
他們為什麼這麼封閉?因為生不是樂生人,但政府要你死為樂生鬼。以前若進樂生大門往中山路走,就會看到一塊大石碑,寫著以院作家,大德曰生。意思是,你們就把這裡當成家吧,我們會負責養你到死。只要你不要出去傳染他人,這就是最高的德性了。也因此,這個院區,如同一個獨立的小社會。在這裡有菜市場、合作社、澡堂、餐廳、靈骨塔,以及精神病院。
 
名為療養院,說是請院民以院作家,但當時他們被隔離時根本無藥可醫,因此院民經常接受人體實驗、被護士歧視,甚至要求他們強制墮胎。哪裡有療養呢?在院裡最高齡的院民林卻阿嬤說得生動:「當初來到這裡,就是一個碗、一個銅杯、一斤被、一張椅子。」於是許多院民熬不過,就自殺。院民總是這麼說:樂生的每一棵大樹、行政大樓的懸梁,都吊死過人。
 
一九九四年,新莊捷運確定興建。一九九五年,這塊療養院的地,被賣給捷運局規劃作為捷運機廠。當時政府對外的說法是,一九八二年後,癩病的特效藥問世,而且大家也發現,癩病的傳染率比感冒還低,就算要被傳染,也還需要一些特殊的因素,所以從此不再強制隔離院民。政府認為,院民可以融入社會,正常生活,如果這樣,那療養院最後都要關閉,不如現在就把地拿來活化利用,剛剛好。但就我前面所提,院民其實很害怕跟外界接觸。而在一九九三年時,當時的省政府衛生處就有計畫把樂生整建為公衛中心,因為它是一座見證台灣公衛百年史,以及醫療人權推演、疾病防治時醫療人權的最佳空間。當時要賣地時,院長陳京川曾經反對,在樂生院內發問卷,但後來被降職,院民的意願,根本不被重視,也埋下了後來和捷運規劃的衝突。
 
上述的樂生背景我本來都不熟悉。因為一開始進立報我跑小教育,儘管知道同事在寫報導,但沒有真實接觸這些人,感受的差異非常大。二〇〇六年,同事離職,我接替社運這條線,開始接觸樂生。當時爭議愈來愈白熱化,院民跟樂青一天到晚去抗議,第一次遇到他們是在立法院,院民述說他們的痛苦,我好感動,為他們傳遞;隔天又遇到院民,院民又重複同樣內容;第三天,同樣場景重演,我開始感到反感,覺得「為什麼你們老是說同樣的事,這樣我怎麼幫你們?」
 
一直要到我看了紀錄片導演張文馨的作品《樂生》以後,我才知道自己的無知。張文馨在片子裡處理了一個歷史狀態,也就是,原本新莊機廠的預定地不在樂生,而在輔大後方的農地。她在片子裡坐在計程車後座訪問司機,司機說:「因為捷運來沿線地皮漲,政客早知道,運作一下機廠便搬了家。」那一刻,我才清楚意識到,受訪者的重複是記者的無能。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只是記錄現場衝突雙方的說法,兩方可能毫無交集。院民被錯誤隔離的人權很重要,那麼新莊居民的交通人權難道不重要?但公共政策可以因為政客的土地利益而決定嗎?當初捷運通到輔大,考量的不只是場址適宜性,還包括捷運投資的自償率,這是全體社會的事。但這些,日本時代不太可能受教育的院民、十幾歲就被隔離於社會的院民,怎麼可能論述得清楚?他們唯一能說的,就是他們的遭遇。但記者不一樣,記者被賦予探問的權力,那些沒被說清楚的,是記者這個角色該做的。
 
那一年,樂生要舉辦大遊行,我決定要做專題。這四篇專題完整地交代了爭議脈絡,由爭議回前看,也提出可能的解答。這個解答不一定正確,但它一定不會錯。因為社會未來的想像需要討論,我只是丟出其中一種想法。這幾篇專題,一開始沒有引發太大的迴響,直到政大的郭力昕老師在中時,針對砂石利益的事投書,電視台狂打電話搶著要訪問。那一次,讓我意識到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下,想要書寫的人應該怎麼突圍。
 
在這裏,也是我第一次面臨到所謂中立客觀的挑戰。當時我遭到投訴,報社接到電話,說讀者認為我很「偏激」。聽到這投訴心裡很火。一般讀者就算了,但要看到立報必須是訂戶,訂立報這種左派報紙的也在質疑,心中真的冒出十萬句髒話。我後來怎麼平復自己的?主要是,報社完全沒有給我任何壓力。社長一直說,立報應該要去平衡其他媒體的觀點。此外,則是我在大學受到的訓練。也就是相互主觀性。你的主觀與我的主觀相互碰撞後,才可能有客觀。因此,我的原則只有一點,當我問清楚事件中「誰得利、誰受害、誰支持、誰反對」這四個問題,找出資料判斷以後,我就有了立足的立場。
 
在樂生之後,我開始大量地接觸環境新聞議題。而剛跑環保署時,遇到了一件事,就是公關禮券。當時,不拿這禮券的只有我、朱淑娟與林靜梅。這件事反映出的,不僅是記者個人素質的問題,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的媒體環境。
 
有段時間在立報跑小教育,有一次看到跑教育局的記者,因為拿不到月餅對新聞聯絡人大發脾氣。而教育部也多的是記者因為技職學校研發了產品,比方面膜等,就要求教育部公關室必須呈交禮品給記者。類似的行為,都是行政部門為了與記者維持關係的行為,而這些主動的、例行記者會,雖然也都是公共事務,但較少是尖銳的,而會比較偏向政策宣導(這裡以環保署為例)。
 
這樣的曝光為了什麼?為了部分學校或行政體系有媒體曝光、宣傳的需求,同時,藉由這樣的過程,記者每天都會有新聞可以回報給長官,在這些無關痛癢的記者會及日常交關,禮品有時像是預防針,政府部門會想像,日後若有大事發生,記者下手可以較輕。因此,說起來十分吊詭,若記者至今仍想追求獨家,這種方式幾乎很難跑到什麼獨家。因為獨家新聞不可能靠著坐在記者室被餵養而生,那樣框架裡出來的新聞,基本上只是落在安全範圍值內,甚至可能是等而下之的內容。
 
剛開始跑教育時,我曾經遇到一件事。當時我沒有筆電,聽同事的建議,到教育部記者室的公用電腦寫稿,結果寫到一半被資深的記者叫起來罵,問我是誰,說不知道這是她的座位嗎?要寫稿不會自己去買電腦嗎?這個經驗對我來說是羞辱,因此日後除非必要否則絕不待在教育部記者室。這也養成我日後跑環境新聞的習慣,基本上是不加入記者聯誼會的,只跟行政單位的公關室維持最低限度的互動,比方記者會通知。那麼,我怎麼跑新聞?我去聽每一場有興趣的環評。
 
為什麼要去跑環評?因為環境開發涉及的面向繁多,包括空汙、水污、廢棄物、社會經濟評估、地質等各種面向,而這些都是傳播科系背景出身的我所陌生的,換言之,如果「專業」是我們對記者的基本要求之一,去理解你所主跑的領域的各種面向的知識是一個基礎工作。然而,光聽環評並不能完全達到真正的專業,也不見得可以幫助你找到新的切入點。
 
這裏我想以懸浮微粒當例子。商周在國光石化開發的時候寫了一篇封面故事,引發轟動,造成國光石化這個開發案的大扭轉。但二〇〇七年台塑大煉鋼廠開發時,我去聽莊秉潔老師演講,就已經寫了當時沒人寫的PM2.5。某個程度我們可以說,這是獨家。但是基本上,這並不能算是真正的「新發現」。
 
為什麼這麼說?這必須回到記者的工作意義做思考,也就是監督跟推進改革。因此,只寫出某個事件存在的事實,比方開發火力發電廠會製造多少空汙,這是做到前者,但寫出這個面向並沒有抵達改革的領域。要做到這一步,記者必須花費更多功夫,而這件事,是必須要到現場去才可能得到的。
 
這張照片,是一條貫穿桃園和新竹的溪流的照片。會認識這條河,是因為在我決定去台西進行台塑大煉鋼廠採訪的時候,有一個台大公衛系的女生,她輔修新聞,老師指定要跟著一個記者採訪,學長介紹她,她來找我,所以我們就一起去。因為認識了她,讓我間接對科學園區的議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當時這女生在ptt貼了一則訊息,想募集一群人到新竹新埔鎮一條叫宵裡溪的河流做踏察,為什麼要踏察?因為宵裡溪是一條貫穿桃園和新竹的河流,它非常乾淨,是台灣少數的甲級水體,水質優良到簡易處理就可以喝,霄裡溪,灌溉夾岸農田,也是居民生活用水的所有來源,他們稱宵裡溪為母親河。
 
可是二〇〇一年左右,這條河的上游出現了兩家電子公司,一家叫友達,一家叫華映,它們興建後,把光電廢水排到宵裡溪裡,長達七年後,因為稻米和居民健康出現問題,他們才發現,原來自己喝了七年的光電水。這個用水調查,就是希望去了解這件事,這個訊息,讓我想起了二〇〇六年爭議的中科三期,由於科學園區是台灣重要的發展政策,我直覺水的問題日後會變成關鍵爭議,所以就去參加了兩天的踏察,後續跟著他們做了一整個夏天的用水調查。
 
在這樣的踏察裡,我開始對台灣的環境問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不只是知道環境怎麼被污染的,也包括制度到底有哪些缺失的問題。比如我們在用水調查的過程中,發現了溪水裡有少見的重金屬銦鎵鉬,以及會溶於血,難以排出,歐盟早已禁用的物質PFOA和PFOS,這些物質,都不在政府的管制範圍內。 
 
之所以不在政府的管制範圍,主要是因為台灣各項環境管制都晚於工業發展,這顯示的是,政府並沒有把工業發展中對環境或人造成的影響轉化成實際成本讓工業負擔。工業靠著低成本賺到錢習慣了,當然不願意受管制。時間愈拉愈長,所在地的民眾可能因工業產生的健康危害,很難被釐清。比如日前的世紀污染案RCA在臺北開庭,RCA的女工認為RCA沒有告知他們化學物質的危害導致他們罹癌,這宗爭議已經十幾年了,至今RCA公司都以因果關係不明不願承認。
 
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就發現電子業至少有上千種化學物品。而到今天為止,目前全球已知化學物質高達上千萬種,流通使用的有六萬多種,經常使用的超過二萬種,毒性比較明確的有六千多種,每年還會新增上百種化學物質。台灣目前只管制二九八種,其中友達、華映兩家廠商受管制的物質,分別只有三種與十三種。後來因為這個踏查提出的證據,我們迫使環保署修改了飲用水質標準,同時,也迫使政府針對光電放流水訂出管制標準。
 
從上述的案例,我想說的是,專業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專業的養成,改變是不可能抵達的。但同時,從我的歷程也可以發現到一件事,就是許多人在罵記者「不專業」,指的是記者對某一領域的知識的無知,這有一部分確實跟記者不夠用功有關,但另一方面,其實是專業這件事是一個慢慢累積才可能達到的事。記者不同於某一領域的專業者,他可能終其一生只需要懂得物理或化學領域的知識就好,但記者的專業在於把各個跟公共有關的事情轉譯成一般人聽得懂的話,記者的任務在於為讀者構築社會的面貌,必須涉獵廣泛。因此,用一般想像的專業來指責記者,並不是太公平的事。
 
霄裡溪發生的時間,大概是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左右。當時,是我認為台灣媒體最有可能改變的關鍵時刻。主要原因,是因為社群媒體與獨立媒體的蓬勃發展。當時有一群部落客,像是我們現在所稱的公民記者,運用自己的專業,比方政治、機械、建築、城鄉規劃,去訪問記者不訪問的學者或工程師,再把他們寫成文章,放上部落格,利用推特傳送,進行串聯。這個完整資訊的被揭露跟理解,影響了政治,促成了樂生的保留。
 
二〇〇八年是民進黨執政的最後一年,因為各種風波影響,想繼續執政的民進黨,開始祭出各種大開發案來進行綁樁,值此同時,因為成本關係,媒體大量裁撤地方記者,更讓地方聲音消失,產生更多抗爭。除了人事削減,那幾年也是台灣媒體置入性行銷非常嚴重的時刻。
 
政府開始搞置入性行銷,始於民進黨執政時期。當時媒體經營困難,民進黨政府趁虛而入,對挺綠的媒體,扁政府就不斷買廣告,做置入性行銷。比方當時監察院即曾糾正新聞局動用第二預備金,迴避公開招標,搞入聯公投的置入性行銷。而自由時報正是最大受益者之一。至於不聽話的媒體,則恫嚇、處罰,甚至關台。二〇〇八年政黨輪替,馬英九簽署了拒絕置入性行銷的承諾,但很不幸地,這件事並沒有真的落實,二〇〇八年,發生陳雲林來台的衝突事件,釀成所謂的野草莓運動,運動的其中一個原因,也包括紀錄片工作者在記錄時被阻擋甚至強行拘捕的情況。
 
這些狀況,可以看見,媒體原有、最基礎的監督機制幾乎崩潰,同時有新聞自由被限縮的情況。因此,二〇一一年時,卓越新聞獎跟曾虛白新聞獎,史無前例地把三大獎頒給當時從聯合報離職,開始獨立記者生涯的朱淑娟。朱淑娟獲獎後,開始以獨立記者與公民記者兩個身份自居。但對我來說,這其實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身份,不過朱淑娟沒有特別對此進行區分,並且開始鼓勵許多對媒體不滿的人出來當公民記者。這和二〇〇八年底開始,社群媒體蓬勃、傳播媒介快速進展,以及公共電視當時對公民記者的培訓扣連,使得許多人開始加入所謂公民記者的行列。
 
公民記者的現身,一般來說,會認為是落實資訊平權的途徑。也就是在媒體壟斷的情況下,透過網路跟各種傳播媒介,來打破地理或權力阻隔造成的界線。在這個前提下,閱聽人就是傳播者,任何人都能透過網路主動創造屬於自己的媒體。比較理想地來看,公民記者的蓬勃發展有助於我們掌握更多資訊,以趨近真實,但很可惜的,在台灣,目前這件事的效用很小,甚至反過頭來使政府限縮了媒體的採訪權。
 
我前面提過,一般傳播學院背景的「傳播專業者」,其書寫很難完全達到「新聞專業」要求。因為新聞關注社會事件,社會事件中先備知識之多元與深廣,不可能在一學院的訓練達成。換言之,新聞的「專業」與「倫理」雖常被並置,細分下卻可以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事。在新聞專業裡,我們常提到「查證」,但查證與其說是專業技術,它其實更貼近倫理的範疇。查證的執行,是為盡可能在現實限制裡避免失誤,但查證仍不必然保證各方觀點的綜合確立與完美。因此,一領域的新聞書寫專業養成,從來就是動態的過程並且永無止盡,因為社會各領域的變動,從未停滯。而如果公民記者是在他本職之外抽出時間做報導,從客觀條件上來看,他可能也要花費比專職記者更多力氣才可能累積出專業。
 
此外,台灣公民記者的蓬勃發展背景之一,是為了抗爭。換言之,多數公民記者的立場是非常固定的,而這個立場的固定,會阻礙記錄者去看到更多真實,甚至疏於查證。比方立法院佔領事件的三二四當晚,曾傳出有人被警察打死。這個訊息立刻在臉書被廣傳,幸好前苦勞網(現為焦點事件)記者孫窮理進行查證,這件事才打住。大家可以想看看,如果沒有經過查證,在當下的氛圍,會不會引起更多激憤?會不會有更多流血衝突?會不會到最後,本來沒人死,卻變成真的有人會被打死?
 
除了肢體傷害外,我認為這種立場先行的狀況,還會使得媒體變成抗爭的工具。也就是它的意義不再是揭露真實,而是會強化某種觀看視角,一不小心,就會生恨。這就像是發生抗爭衝突時,警察總是會對準抗爭者,錄下抗爭者的反擊。同樣的,以抗爭為第一優先的公民記者,也往往會略去自方的缺失。這兩者記錄的,確實都是真實。但這樣的框定範圍,能不能促進溝通跟對話則有待檢視。而為了讓對我方有利的紀錄可以順利進行,很多抗爭者會以公民記者的身份進到抗爭場合,但同伴被打時卻又去打警察。基本上,這也違反了新聞的倫理。
 
然而,這樣倫理的逾越,很少在公民社會裡被檢討。凡是政治正確的都叫好,比方前大愛台記者黃聖智的不當解僱事件。(請參考:〈匿名與真實〉
 
黃聖智找媒勞權開會時,曾表明不確定是不是組工會被打壓,但報導還是那樣出,直至後來我去查證。但在現在這個時代,查證的更新遠遠跟不上放話。讀者收到錯誤的資訊,收到的只有情緒,而沒有解決問題的路徑,因此目前為止,我們只能討厭著慈濟並且因此讓慈濟人也討厭著討厭他們的人。除了情感衝突以外,別無其他,這是新聞要追求的嗎?
 
上述種種對新聞倫理的沒有恪守,讓政府有理由一再地對媒體的採訪權進行限縮。提出穿背心以及新聞採訪區的規定。這樣的提出,對主流媒體來說,十分困擾。因此為了能夠確保新聞在即時壓力下的產出,主流記者往往不得不妥協。換言之,缺乏倫理守則的公民記者的作為,變相地加重媒體環境的惡化,使得握有廣大影響力的主流媒體記者,必須跟行政單位更加靠攏。但這樣的對立對社會來說並沒有好處,因為主流媒體的觸擊率怎樣都比非主流媒體廣,兩方其實不需要對立。
 
現在,幾乎所有人對於問題的了解都是片面。為什麼?我認為可以歸納出幾個因素,第一個,是我們認為新聞一定是「新」的事件。可是實際上,公共議題裡有許多結構是互通而反覆的,因此如果我們只是追逐新的事件,看到的永遠都會是表面上的資訊進度。
 
第二,即便有記者認知到這一點,在現在的媒體環境裡,他也很難施展手腳。早期媒體剛解嚴時,記者的彈性很大,可以只跑一條線。也可以不必跟很多媒體競爭,所以沒有每天都必須衝出新聞量的壓力。但大概在我大學時,蘋果來台,加上媒體集團化,讓原本就不大的閱聽市場壓縮,因此大大改變了台灣的媒體產製生態。
 
就以環境新聞為例,主流媒體同業曾經自嘲,很黑或很菜的記者才會被派去跑環保線,因為環境議題從發生到有結果是很漫長的歷程,中間經過很多審議,但可能沒有爆點,或進度很慢,或觀點重複,這些都會不受青睞,沒辦法上版面。但事實上,如果這些審議過程不每次去聽,你很難清楚之間的政治折衝,甚至在某些以為無聊的討論裡,會牽涉到制度的缺陷跟需要的變革。此外,記者還有對路線的偏好問題,以及,現今多數記者都要身兼多線,所以他很難只追著一個議題不放。雖然曾經有一度,也就是我前面提的,社群媒體扮演了正向矯正的力量,可是公民記者場域的混亂,加上日後臉書這個以人際關係為主要核心的社群媒介竄起,又把這盤棋打壞。
 
臉書因為有隱私設定的緣故,會使得真正的對話很難發生。有時候我的臉友在臉書上發出評議,情緒很大,但老實說很多時候我根本不清楚他們在罵誰。由於記者訓練的緣故,我很難在那樣的發言下跟進發言,因為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事。
 
此外,目前在台灣,臉書成為各個媒體傳播新聞的主要介面,這使得新聞的產製,某程度也會受臉書影響。因此誰在臉書上的發言受到關注、瘋傳,就可能成為新聞,可這種新聞的產製模式,會讓查證的時間被壓縮,或是變成以擷取點閱率為主的新聞設定。這種錯誤百出或有倫理問題的內容,使得閱聽眾對媒體的信任度不斷降低。
 
信任度不斷降低,意味的是大家不會願意花錢支持媒體,這會讓媒體工作者得以製作出好新聞的勞動條件被壓縮,甚至必須依賴資本家或政府的公關預算。因此,做深而廣的新聞變得愈來愈不可能,只能集中在表面上的資訊傳播。而當媒體無法撼動結構,抗爭自然也會不斷出現。因此,我們怎麼可能因為媒介的存在,傳播的快速,就以為可以離真實世界愈來愈近?
 
以上說這麼多,是因為好的報導、專業的報導、乃至於社會可以共同前進,都需要足夠的採訪資源。
 
今年三月,是我第二次去福島採訪。為什麼要去報導?因為福島能否復興,會牽涉我們對於是否還能繼續使用核電的看法。而今年是福島第一期復興工程的到期年。因此,在行前規劃,我的報導有兩大重點,一個是再生能源的推廣,以及復興現況。在去日本之前,我私下收到一個消息,是日本對台灣施壓,希望可以放寬福島的產品進口。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因為台灣內部的反彈聲浪很大,一直沒有進行,可是,因為政黨即將輪替的結果,我私下收到政府官員的消息,說日本有意與蔡英文溝通,以不驅趕在釣魚台附近活動的漁民為開放進口的交換條件。
 
但這件事政府官員不願意多談,畢竟當時新政府還沒上任。他也沒有給什麼直接證據,因此我沒有打算要把這問題放進來這次的海外採訪。但當我到了日本採訪時,收到一位現在住在日本的朋友的訊息,跟我說他看到台灣媒體在災區快樂吃喝宣傳災區食品很安全,他看了覺得很生氣,因為災區根本還沒有真的復興。當時,我請他把看到的新聞連結傳給我,他說好,而當天,因為我自己進了禁區浪江町所以感受很深,加上對這位朋友的信任,在還沒有拿到這位朋友給我的連結之前,就在報導者寫了一篇專欄。結果,這篇專欄,使我跟主流媒體記者大吵。
 
同業跳腳的理由很清楚,其中一個,是他們覺得自己被寫成在福島快樂吃喝的記者,十分不爽。但如果回頭去看我的原文,卻可以發現,我並沒有指涉就是這一團在福島快樂吃喝。一開始,我非常不明白同業在跳腳什麼,覺得根本神經病,直到林秀姿的聲明才理解,原來是,林秀姿所收到的資訊,是三一一期間日本官方與地方政府沒有邀請台灣媒體前往採訪。於是,公關團在這樣的前提下,認爲我是影射與抹黑他們。
 
對於這樣的聲明,我覺得十分荒唐,姑且不論聲明裡有許多錯誤,其次是,除了他們,到底有誰知道是他們拿著公關經費去採訪?最不爽的是說我影射,從業十一年來,我從不影射,不管文章是刊載在公眾媒體或自媒體,我所書寫的公共議題,絕對都拿得出證據。因此過去所有涉及敏感不免被要脅提告甚至也對簿公堂的案子,我收過環保署、友達、中科、立委、縣長的存證信函,卻從來未有一人告成功。我不影射,拐彎抹角不是我的強項。也不是記者該有的作為。
 
但當時,我仍願意對這團記者所感到不爽的地方做出更正,因爲名譽很重要,因為我認為,主流媒體的記者不該因為他們身處在主流媒體就理所當然地不被信任。因此,就算沒有指名道姓,我在原文作出修正,但這群人的追殺沒完沒了,要求報導者不斷更正,使我最後發怒寫下了九千字的說明文,並因為報導者的退讓,使我沒有繼續跟報導者合作專欄。
 
報導者的退讓我並非不能理解。因為我一時提不出我朋友看見的新聞連結。找不到的原因,是我朋友才剛隨太太到日本定居,日文不流利,一時之間搜尋不到。而他會看到,是在做早餐時分心下的閱聽,因此在公關團跳出來抗議時,他自己還曾跳出來解釋。但他的解釋不被接受,甚至還出現各位同學剛剛看見的羞辱言詞。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使我覺得必須抗議。因為過去我們所受到的新聞訓練,受訪者是不需要出來面對這些事的。甚至,就算我不提出任何證據,可能也都還在傳統新聞倫理保障的範圍內,因為我並沒有指名道姓,同時,因為受訪者是當事者,也就是福島核災的受害者,當這採訪團是日本政府下重本的公關手段,這些持反對意見的居民,會不會因此受到什麼權益上的損失或侵害?
 
其次,是我認為,倫理這兩個字,代表著你跟人應該如何互動的基礎與守則,而新聞倫理,則是再加入公共性的概念後的基準。因此,當身處災區的人告訴你,日本政府的公關行為讓他們很不滿,身為記者,為什麼可以容許自己在行政部門的框架下寫新聞?記者不是應該站在權力者的對立面嗎?
 
事實上,我之所以會篤定寫下那樣的專欄文字,也不是單憑受訪者的片面之詞,在確定要到福島採訪前,我跟福島縣許多單位連絡,他們確實都表示因為各種邀約採訪顯得很忙,甚至明確表示他們要接待台灣採訪團。後來在澄清與說明的過程中,也有網友找出我受訪者看見的新聞內容。裡面的台灣媒體確實快樂吃喝,而他們也真的進到災區去吃災區食物。重點是,這網友人還在台灣。換言之,這樣的傳播影響,不只是影響日本當地,也來到了這個傳播媒介可以觸及的每個地域。
 
整篇專欄的重點,在於日本政府希望宣傳災區復興,災區食品沒有問題。當公關團替日本政府做宣傳,並不只是讓核災食品有可能銷售到台灣來,背後最大的關鍵點,在於這會型塑出「核災是可以解決」的假象。而這對台灣的能源走向,會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在解釋後,同業的跳腳讓我非常挫折。這個挫折在於,同業也覺得委屈,因為他們自認沒有完全美化災區。
 
若去看他們的報導,沒錯,他們確實寫了災區很多地方還沒有恢復。但涉及到福島災區食品問題時,他們只能擷取日本政府給他們的所有說詞。這就回到我們最一開始講的,專業與真實的問題。若看眼前的標準,確實,這些食品符合標準,但,輻射標準是什麼時候出來的?是在發生核災後,也就是說,在這之前,我們沒有做過任何科學上的比對,去釐清受到人工核種影響的食物究竟會對人產生什麼影響?而也因為標準被訂定出來,使得日後人體發生問題,很難去釐清因果關係。這些問題,並不是只在核災裡出現,包括台灣的RCA案,以及六輕的污染等等,都是同樣的結構。
 
因此,如果深入探問,這些記者寫出的東西是不是真實?我們可能很難說不是,但這個真實的把握,顯然不可能像我說「這是一張桌子」這樣的篤定。並且,如果同意這樣的自我設限,很可能會阻止我們(包括記者與閱聽眾)探究更多的真實。所以,對我來說,這起事件其實在對記者提問:記者要站在真實的哪個光譜?
 
原本以為,在我寫完九千字的回應之後,可以溝通到這個概念,結果沒有。這群記者不分報系,聯合在自由時報寫了專欄。依然認為他們寫的東西沒有錯。甚至,因為我在回應文裡特別提到公關一事,反而讓他們更加團結捍衛,他們感覺委屈,因為認為,參加公關團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張截圖,是公關團記者寫在自由時報上的話。老實說,我從不認為參與公關招待的記者心裡會不記得放尺,因為身為記者,其實很難拒絕公部門的邀請活動或餐敘。但去過的人都應知道那之中會有什麼糾結。選擇去,因為不去可能會漏新聞(餐敘間的隨意聊有時很容易讓你問到一些同業不知的眉目),又或那是你平日寫新聞太尖銳與公部門相互理解或和解的喘息空間。換言之,參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為建立記者這一行業最需要的人際網絡。而若像這次交流協會舉辦的活動,則更具吸引力,換成是我受邀,可能也會二話不說參加。原因就是,因為現今媒體環境多艱困,媒體企業主可能讓你在島內好好做專題的空間都沒有,何況國外?如果我不是跟公共電視合作,我也去不了。而福島的現況,該是所有自詡為記者的人都想去看的景象。但問題就在這裡,為什麼是這含括學者的十六名成員,而不是其他?而這新聞裡有公關的曖昧地帶,是不是藉由其他表面上的客觀中立平衡寫作,就可以抹除?
 
的確,福島的食品符合輻射食品安全容許量,但誠如我前述所提,這標準是經過怎麼樣的層層建構?的確,目前日本超過每公斤一百貝克輻射值的食物絕對不會外銷,山林的野菇禁採,福島電廠二十公里海域的魚禁捕。米全袋檢查、牛全頭檢驗,核災發生時,與五年後的今天,量出超過一百貝克的只有十八件。比例降得好多好多。這些都是「事實」。但為什麼選擇報導這些「真實訊息」而不是其他?在對方全程付費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不寫對方想要你寫的「任何一個字」?公關團是什麼樣的性質,不需身為記者都心知肚明那是怎麼一回事。別人為什麼要負擔你的食宿交通替你安排一切取材內容,無非希望你替他傳遞他想說的話。
 
而更大的提問是,為什麼要呈現這些給台灣的閱聽眾?呈現的理由與基礎是什麼?你相信你所見的多少、多深?再次強調,我並不認為交流團罪該萬死、寫出來的新聞不可信靠,但,究竟基於什麼樣的理由呈現你所寫下的事實?你所述說的理由,比如福島成功復興,是否是你所呈現的事實內容可以支撐?而當這樣的書寫回到台灣,並造成實際上的改變,如開放進口,記者是否願意承擔這書寫之後帶來的責任?
 
也因如此,當時交流記者團抓著「查證」二字咄咄逼人使我的情緒交雜難過與盛怒。憤怒的一部分,源於在台灣讀者已不信任主流媒體的氛圍下,這樣即便沒有指名道姓的書寫,會讓他們的媒體信任度更低。然而,僅針對「仙台友人看見的參訪團不是我們」進行最追根究柢的釐清,是否就足以挽回讀者信任?
 
參加公關團再正常不過。但誰可以成為這必須耗資龐大的公關團成員?當大報記者一次又一次自我說服參加公關團是一常態,只要我心中有一把尺、寫的是所見的事實就一切無事,那新聞與公關究竟還有多少差別?從頭到尾,我沒看見公關團成員對參雜公關性質的行程有反省。然這因我未查證的怨憤,難道沒有一點是因著社會其實反對、不接受這種類似置入性行銷的新聞書寫?而要翻轉那樣有色眼光的檢視,對我來說沒有他途,而是要清楚認知,若要讓自己在那行程裡所寫下的字擁有信任,不是單純寫下真實資訊就可得。還是老話,記者值不值得被信任取決於你究竟寫下什麼字,你是否揭露你的字,受到哪些因素影響而寫下。
 
這是最後一張投影片。
 
每當在現場,比起事實證據,我第一想感受到的,其實是事件關係人的情緒。情緒是人情感的反應,那是事件關係人的生活的延伸。媒體從業者,何德何能可以窺探他人情緒?悲傷、憂懼,其實都是很私密的事,如果不是因為公共性,這些東西不必暴露。因此,要對得起事件關係人生命切片,是我寫作的原則。
 
因為你寫,你就介入。事情從來就是這樣,無從選擇。這是記者這一行最困難之處。而我至今依然相信,「當記者之前要先當個人」,這新聞學一再復述的古典律則,希望記者同理、把自己當成你所凝視的對象,之後抽離解析,如此艱困卻美。那是記者這一職業有別其他存在的原因。
 
那次公關團的風波讓我十分傷心,不是因為他們的攻擊,而是原來媒體環境敗壞至此。但傷心裡,我記著一段訪問畫面——一位目前已經放棄種植三十七歲的二本松農民說,因二本松不是撤離區,所以當年發生核災時他依然種稻並販售,他種出的稻米是每公斤二十貝克的輻射值,合乎日本政府規範,但大家不敢買,「所以我就讓自己的孩子吃。」我問他不擔心嗎?他說當然擔心,「但自己孩子不吃的東西,消費者不敢吃。」他的孩子,當時只有八歲與五歲。而時至今日,二本松許多孩子的脖子,卻需戴著輻射值記錄器。儘管他們從頭到尾沒被撤離、日本政府以數字規範告知安全,但他們所居住的環境背景值的一年容許量,會超過ICRP的規定,而有孩子已經確認有甲狀腺癌前徵兆。
 

我記得了,或說我無法忘記。因此必須窮盡一切努力對得起。這就是我認為的倫理。謝謝大家。

1 則留言:

姜盈如 提到...

謝謝你分享這麼重要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