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UNDO



我可以辨識那些段落、文本與指涉。不論人的原型,結構的剖析。是距離太近的緣故,既是本身的涉入,或也包括導演與編劇的關注。相較柳春春五月製作的《貓狗》,《解UNDO》離文學性較遠,新聞或社會科學較近。架構工整、清晰,為了剖析時代病灶。當然,也想包含我們其實應該共有的憂傷。
 
「其實應該共有」,但沒有。初始就說了,誰好像識得誰,但匆促行走擦肩而過,「認識」在現今實為奢侈的詞彙。「我們」不存在。自我解離,他者隨之消逝。便利商店作為濃縮的象徵,全家就是你家,小七24小時為你點燈。由此輻射而出理論:泰勒式資本主義使人對勞動疏離,內在壓抑、扭曲,人不再完整;再從個人到家庭,家庭至社會,投射出每個人都是他人復刻的影像。是弔詭的幸運,復刻製造完整的可能性——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歧異裡有歧義,paradise or paradox?社會學永恆的古典命題,為了叩問人之可能。

喜歡舞台與道具設計試圖穿梭虛實。紙板是人,演員是道具。但道具受苦、道具哽咽,道具近在眼前吶喊掙扎,試著跟陌生人(觀眾)溝通但可能失效而引起訕笑;一二三四五六七,生活循環的基礎,而他們打一開始就複聲同調。虛實也含括網路的元素。人對媒介的混淆,既是角色原型的經歷,也是現下所有人的真實——眾聲喧嘩呼應自我與他者存有的命題,其間的拉扯是「解」的子宮。稍有不慎,擺置人的沙盒裡,連道具都會死亡。

始終相信,人是憑藉著陌生人的善意而存活。近日讀亞歷塞維奇,《我還是想你,媽媽》裡一故事名為〈現在你們就是我的孩子〉,地表上最殘酷的分離莫過於戰爭,但戰爭亦有資產,當時六歲的尼娜.舒恩托這樣體會:「戰爭給我留下了什麼?我只知道沒有人是陌生人。」若死是常態、殘酷是空氣,而苦痛成為所有人的基因,那時候,沒有人是陌生人。

所有被魔化者的平反之所以崎嶇,牽涉了人的想像在社會情境下之限縮與窄化。警察是合情理的體制象徵,但同樣的,字詞有歧義,儘管劇本在解構體制影響之虞,也盡可能顯現個人之懦弱,但話語太多,述說過於篤定,使這努力無可避免染上為對抗主流論述的腔調。而揉合眾多角色特徵的主角,對我這樣的觀眾來說,面貌反而更加模糊。

散場時踩在雨窪,走入忠孝公園,想起一直未能書寫的《貓狗》。鄭智元所試圖捕捉的是蒲公英吹散後那樣無重量的事物,是不被當真,構不成理論的碎屑,是動物的慾望,痛苦的原型——一直到今晚,才恍然大悟,人如貓狗,詞彙卻是強硬的分類,於物理上、時間上,都粗暴撕裂,人因此失語。當時主角失語狂顛的狀態迄今印記——看《貓狗》時我方探完曾文欽,從探視、訪問及迄書寫完成,都不落眼淚。不因未曾解答任何一件事,而是曾文欽的失語近似轟炸後在泥地上製造的坑洞,我不知何時跌落,並蜷縮其中,思索,這是哪裡,這是什麼,擺盪,無法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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