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問邊界

日前，在臉書上轉載了同業萬金油對《做工的人》的書評，本來鎖朋友，因上半年實在太忙，已有太多想好好討論的事都只能零碎掛想；但後來還是開了地球，因下面開始有些有趣的回應，主要是李尚仁老師。

李尚仁老師：

❝正在讀這本書，作者是位大學畢業的監工，他的寫作位置和語調讓我想到當兵的經驗，想到軍隊中的「士官」。士官是不是阿兵哥？從軍官（管理階層）的角度看，是，他們生活作息與工作和阿兵哥密切結合在一起，很多工作他們要和阿兵哥一起做，軍官是不用做的，權利也更接近於大頭兵而非軍官。但實際上，在權力位置上與某些待遇上又不完全如此。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工人」這個範疇指的是什麼？可以指稱所有「做工的人」嗎？有一個「工人階級」嗎？有些歷史學者，像是前陣子來台灣訪問演講的英國修正主義派工人史學者Alastair J. Reid，就認為沒有。❞

我：

❝這是我昨晚murmur的原因，我的碎念不是單指向文本，不只出版，包括報導。因多元媒介的作用，對我而言，之於文字的評判與信度，必須納入更多角度來衡量。 

在這本書裡，「做工的人」其實是包裝的雙關，雙關可以無涉評價，基本上中立，既指涉書寫的對象，也是作者本身。但就如同老師所提，作者本身是否可以被歸納成其所凝視的「做工的人」的範疇？進入過勞動現場的都知道，雖人在工地，工頭（此誤植，作者身份是監工）卻是無論如何高於他書寫對象的階級，苦難在這前提上不可能平等。 

然從書名、攝影、乃至於寫作者本身（我不清楚有意或無意）等各個環節，都在刻意抹消這個階級位置；而在行銷的部分，卻又讓階級重新浮現（工人之於其他）。對我來說，這讓書寫原本的純粹與素樸被削弱，使得文字的作用止餘剩「感動」。而作者本人也坦承的，對於行銷帶來的回饋的耽溺（用字稍重，但這是我的感受），則進一步使反身性難以產生。 

這是我提及虛構與非虛構的差異、「代人發言」與「代言」間的懸殊。這本書之所以引發討論，在現世的傳播情境下是很可以理解的，因這件事觸及到，散文、報導、報導文學的界線，在目前媒體平台的愈趨模糊。非虛構寫作（新聞）需要市場支撐，但非虛構（新聞）卻有著不能商品化之處，當這樣的寫作文體，從媒體到出版都缺乏定義，確實可能讓非虛構寫作落到真正無用的地步。❞

不久後，老師又給了另一回應：

❝公平地說，作者的文字是有點出他和工地其他工人身份上的不同（所以我才會說這是我讀到的語調），乃至社會看待這種差異所帶來的好處，例如談罰單那篇（92頁）。至於報導、訪談、評論或行銷，我沒有在追，就不好講了。 

另外， 「工頭卻是無論如何高於他書寫對象的階級」，這點社會學上講是正確的，但我提「士官」的類比，想到的不只是士官階級高於兵，還包括當兵經驗中（我是預官），往往階級是一回事，但實際權力關係有時候會被其他非正式因素所影響（雖然這也是相對的）。例如，在裝檢時有辦法從上級單位學長處拿到料的老鳥士官，往往年輕軍官反而要去巴結討好。這本書提到年輕監工和老師傅的關係，讓我想到這些經驗。對這些「人情義理」與非正式的關係的描述，連同對勞動在工人身體留下痕跡的描寫，是這本書我喜歡的地方。❞

本想在留言處與老師回覆，但這樣的方式其實是不良好的討論模式，因片段回應容易脈絡斷裂，想了想，決定把我對這整件事的思考與對老師的回應，整理成文如下。

▼

前面提及，對於非虛構文本，在現世的傳播模式下我有一套自己的觀看邏輯，尤其，我自己的寫作（無論報導、報導文學與散文）多面向公共，這也會影響我如何閱讀與判斷公共介入性比重較重的文本。這邏輯當然並非要人人認同也接受，但同樣的「並非要人人認同與接受」的說法，卻很難逆推回喜歡這本書的人身上。這回推之難，甚而是拉出萬金油所論的血統都不見得通過，這樣的現象，在我的觀看裡，和以下所談有關。

過去台灣並不熟悉非虛構寫作這一文類，散文被僵化在傳統的文學（或說國文）教育框架裡，但如今台灣的讀者多半可以接受，散文可被歸類於非虛構的範疇。這範疇隨著近年出版的多元、社交媒介與傳播媒介的變化與介入，讀者亦可接受民族誌、文獻梳理、論文改寫（如藍佩嘉、魏明毅）乃至於新聞報導。過去這些文類，有它們各自的傳播體系、對話對象，亦有各自明確的寫作規範與倫理需要遵守，比如報導講求對事實的再確認、抑制個人感受，而民族誌亦會特別關照權力關係與政治再現等問題。這樣的倫理與邊界，對我這樣的讀者與寫作者有它的重要性，因報導與民族誌都極富侵略性，如果背叛是田野裡的天問，克己的行動與持續地修正是我目前唯一想到的回應方式。

然而，文類的邊界從來不是僵化不變，人類學的部份老師清楚，而就報導這件事，亦有嚴肅新聞、黃色新聞、報導文學等各種流變，這些調整對我來說，來自於浸淫其中者對文字與現世關係的反思，而其邊界的重塑，來自於與其互動的對象，這對象，包括政治經濟環境、媒體經營市場乃至於與各階層讀者的互動。而這些因子，又相互牽引（制）。

這裏所談傳播環境的變化，並不單指其存活與營利，有一部分也指涉這個文類原本存在的核心價值；價值會與原先的邊界有關。以報導為例，即便是現在這樣崩壞的世局，我相信多數人依然同意，其存在的功能，是要能監督與改變結構。過往，一個記者寫一篇平鋪直述無動人淚水的新聞報導，可能可以讓官員下台、讓法條改變；但時代變化，這樣的改變引力不再存在；報導殊異於散文，在於它不能是記者的主觀意見，而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又讓「站在雞蛋那一邊」的報導，一直有著存活空間；蘋果日報來台後開闢的人間異語、壹週刊的人物特寫，則拉出了另一條存活的可能路徑。

這個存活模式，既是對記者（寫作者）個人亦與組織有關。因市場的緊縮，媒體組織內的勞動條件與寫作（報導）自由相對壓縮，在幾年前，評論平台承接了這些人（包括我），但這評論平台之所以可能存活，卻也不得不與社交媒體的使用掛鉤；儘管部落格時代已讓每個人都可以是媒體，但「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發言權」的最大值，卻是在臉書實現，因著傳統傳播模式與組織，在此與其交錯，走向死亡。

一直到現在，評論平台依然存活，但其存活無有可能維繫好的，或說穩定的品質。尤其是公共評論，好的公共評論，講究事實的查核與各項領域的積累，但目前評論平台卻只是消耗著這些原出自舊有媒體人的積累，而平台為其本身的存續，則無可避免地會邀約臉書上的活躍份子。這樣的現象一直困擾著我——任何人當然都能對公共議題做出發言，但評論的「用」難道只是各抒己志？平台對於稿件的登與不登，不在於先前與某一曾姓主編交鋒過的民主不民主的問題，而在於，這登與不登的文本能否拉出討論（甚至辯論）空間？公共溝通是否還可能存在？而公共溝通若不存在，結構的指認與改變，是否還有可能？

評論平台之後（或說同期間），另一救亡圖存的是新的媒體組織，顯著案例，是報導者。報導者之所以受到歡迎與認可，在我的觀察裡，有很大一程度，來自於社會對報導之於結構的改變依然有需求，而評論平台無法完全肩負這個責任；報導者成立的口號，是以調查報導為核心，但運作下來，平心而論，調查報導的比重遠遠不及我前述所提，人間異語與人物特寫的寫作調性。

我並不是要說，那樣的東西不稱為報導。但這樣的寫作的「用」有它的侷限，一如純淨新聞有它的侷限，但這些侷限，在現世的傳播環境裡，很少被檢討與反省；我說反省，不是說，「讓我們回到最一開始我所提的那樣的邊界規範吧！」而是，變動已經且必然會（不斷）產生，但我們如何重新融合乃至於定義？這勢必得回到對「寫字」這件事的叩問。寫字不必然要文以載道、懸壺濟世，但亦不可能全然無用。因此若有用，要怎麼有用，要怎麼拿捏我與讀者乃至於被凝視者間的距離？

上述的思考，與我對做工的人的評價有關。

這本書出版時我很快地就去閱讀了。儘管現今工人早有自己的紀錄片影展、攝影展、口述史乃至於移工文學獎，這依然是少見的、珍貴的視角。我在前面回文所提及的，抹除階級的部分，並不在於作者沒有自承他的階級位置，或是階級權力的變動，相反的，正是因為這些自承，以及另一些「我跟他們一樣」的情景描述，抹除了階級差異。「有一個工人階級嗎？」是個好的提問，而對我來說，這亦要併同老師也寫到的「工人這個範疇指的是什麼？可以指稱所有『做工的人』？」這個提問之所以重要，在於，我前述所提的階級的抹除，在行銷端浮現，它之所以賣得動，正在於對「某一種做工的人」的凝視，而這背後，有對老師提問的忽略所導致的全稱代言。

回到前頭的抹除差異，這有什麼不對嗎？沒有，到這裡為止，作者沒有問題，到這裡，仍是素樸的，隸屬於傳統散文的範疇裡，因為被這邊界保護，因而裡面可以存在大量的直觀感受、無需檢驗的經驗甚至刻板化印象。然而，當作品在傳播時，以宣稱對某一議題的介入，它的邊界便變換了，變成出版時的人類學基調（如作者所提，出版社原本所想的書名正是人類學）。當它被以人類學的形象推出，對人類學有邊界想像的人自然會有他的疑惑，比如，這裡頭有匿名的書寫，那麼讀者如何確認你與你被書寫對象的關係乃至於田野的真實性？

第三個層次，是出版後與各個媒體平台的合作刊登，我指的不是作者的被採訪，而是原文照登，報導者便有許多篇，還有風傳媒，以及NPO，在這「新聞平台」上的曝光，其邊界又再度轉換。當進到這與報導有關的範疇，我這樣的讀者就會質疑，那麼，這裡面的書寫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嗎？其應對結構的指認在哪？這可以以引進移工那篇為例，「這樣的結果，使台灣本地無經驗、無技術、無設備的低階年長勞工受苦，在面對年輕力壯的外勞時毫無競爭力，只能勉強去做薪資待遇更低的看板人、舉牌工。台灣的工程往往以低價搶標，能省則省，省到後來就無法保證會有穩定的人員可在工地施工。」這樣「斬釘截鐵」的指控，在報導裡不是不行，但要有事實證據支撐，事實證據不來自於親眼所見，還必須包括數據等其他。更別說「引進移工才讓本勞不想做」這樣的說法，是所有關注移工議題的人都知道的地雷談論方式，本勞不從事這些工作移工或許是一影響因子，但遠不只是移工這樣單一因素。

最踩我地雷的，是出版社請作者手寫信給總統蔡英文。我們都不需要裝傻吧，無論蔡英文回應或不回應，從行銷面來看，這都是雙贏的策略。我沒有要否認這之間有真心誠意存在，但若是要對惡狀進行改善，難道無需先指認結構？但當這疑問被提出，作者與出版社或喜愛這本書的人回應，會是，啊，為什麼一個素樸的寫作者要負擔這麼多呢？或是，啊，改變總是要從感動先開始——這樣的說法，我不愛但我不能說這有什麼錯，只是，那為何不能迎接提問與挑戰，而是遊走在這三種文體的邊界裡？

最後，還是以我原先本來只是碎念的小mur作結，其實歸納起來也就這麼短：

與其說是對寫作者的苛責，不如說是對寫字與用的質疑。這質疑並不源於古老的百無一用是書生，而是，眼見字的散播確實促成改變但那所以動人的素樸卻很快地被商品化。商品化並不是髒字，透過販售作為擴散的管道亦不低俗；然而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確實有一條難以制式化的界線，而這界線某程度來說，是非虛構寫作難於虛構之處，或說，是非虛構之所以必須存在與書寫的理由——其所涉及的是自我探究，是寫作者如何透過事實而非身份的錨定去呈現字的信度、被凝視的主體與寫字者的關係，乃至於，當此寫作的行銷涉及政治正確性議題的動用，這所召喚出的資源究竟歸向於誰。批判不本於文人相輕，批判本身也可以不涉及污衊與毀損，真正引來屈辱的，是寫作者位置的浮盪，並利用這浮蕩的灰色空間逃避戳刺。述說與詮釋因此沒有根基，討論無從實現，也真正取消了被書寫主體再現甚而向前一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