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齒輪


年初,收到今年終於發行的紀錄片「寶島曼波」,卻在將近年尾,才能慢慢寫出什麼。一部分,是卡在生活形態的變動;另一部分是,這部紀錄片非常貼近這兩年來,紀錄莫拉克風災時,那個被視為不太中立的媒體工作者的心情。儘管,片中所紀錄與提點的,多半是遷村中,整體行政部門麻木、居民的起伏;儘管,片中主要人物許清波,那麼讓人眼睛一亮、牽引視線。導演黃淑梅穿插的一句旁白,卻讓我無法忘懷。她說,她在紀錄的現場,總是憤怒。


可是,黃淑梅在片中的訪問聲音,大部分時間,都是冷靜的。於是她盡可能紀錄到各種想法。那讓片中不僅能夠呈現,重建中很重要的,行政部門的怠惰,也帶出,重建中衝突的幽微之處。


這部紀錄片,是921大地震之後,中寮清水遷村的故事。關於921的紀錄片太多,動人的情節也不少,比如熟為人知的「生命」。黃淑梅這部片,沒有那麼多搧情的內容,甚至可以說,在921大地震已經過去12年的這個時間點,來看「寶島曼波」,對一般人來說,可能不那麼有吸引力;它不是關於人面對巨大撕裂後的感傷,也不全是,人從傷痛中站立起來的力量。片中圍繞的主題,是巨大災變中,最生硬、最被媒體忽略的,卻也是最重要的,重建的齒輪。


紀錄片的背景很單純。清水村民原本的家,在地震當天沒事,之後土地卻開始龜裂,在山上居住的她們試圖搬遷,自力找到了位於山下一塊國有財產局的苗圃地。接下來的情節,也很容易想像,居民爭取—挫折—如何改變—結果。


居民的挫折,在紀錄片剛開始沒多久,黃淑梅就已經明白地破題點出。她剪了陳玉峰老師相當長的一段話,這段話基本上可以視為台灣災難循環的註腳。當然,也是整部片的縮影。


陳玉峰老師形容,清水村民的原鄉猶如「一個人拿著鋸子,坐在樹枝上,一邊鋸樹枝」。因為這塊地歷經各個年代的移民對山林進行大規模砍伐,然後居民選擇「靠山吃山」,而住宅與耕地鄰近。


有人,就需要路;有路有房舍,路的規模就更大,在不穩定的地質上,就要進行保全。於是各種工程進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陳玉峰老師說:「三十年來投下去的錢不知道多少,如果可以拿來給這些人,讓住的地方與耕地分開,不是很好?」但現實是,這對多數人來說很難,除了資源,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模式與習慣。


變動與遷徙,在台灣這塊島上,過於快速。導致上至政府,下至庶民,對於腳踏的土地一知半解或渾然不覺;有趣且諷刺的是,一旦人生了根,變動卻變得相對困難。「生根」,不只是生活,更是固有的觀念與行事模式。


在「寶島曼波」,固結的是公部門的行事模式;在莫拉克風災的重建過程中,則是文化僵化的想像,與對安全的偏執想像而忘了—島,是變動的。


「寶島曼波」中,居民相中的苗圃地因隸屬於國有財產局,而過往沒有相關法令可以釋出,因而導致遷村作業的延宕;好不容易確定了遷村地,接著面臨的是居民對家的想像。


這一段的內容,很長,但相當精彩。雖然充滿了工程中的技術名詞,但卻用了很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也剝洋蔥式地帶出重建中的細節與難題。


從不安全的山上移居而下,清水村民的共識是「不破壞環境的安全空間」,但美好的想像,卻在房屋的細節慢慢設計出來後,遭到肢解。片中紀錄,為了不破壞原有地形,有些居民的房屋位於地下,得走樓梯才能出到門口。在傳統的觀念中,這會導致「有財也會變沒財」;於是原本團結的居民,開始分裂;之後加入公部門的運作,分裂,愈來愈大。


公部門這部分,我覺得黃淑梅鋪了一個非常長的哏;這個哏是指控,卻因鋪陳得很長而不那麼尖銳。她先用了縣長換人做帶出公部門如何介入居民的分裂;然後透過一段又一段,專業監工與建築師的監督與質疑,一層又一層地加強公部門以及包商行事不合理之處。


這些不合理看得讓人憤怒,但黃淑梅無意只讓情緒充滿全片,她讓人激賞地剪入了包商等人的叫屈。包商的喊冤,讓整起重建之所以困難重重變得立體;包商的困難,是為了對比出清水村遷村落成時,縣長林宗男拉票那一幕。這不只是重建的現實,更回到了最初,陳玉峰老師那番話的起點—齒輪的推動,是政治。


政治,不只是公部門,主角許清波、記者陳卉宜、建築師徐光華等人在遷村過程裡的投入,也是政治。這之中的角力,就是重建最細微的面貌,也是陳卉宜多次在影片中問的:「重建到底改變了什麼?」


莫拉克風災後,輔大新聞傳播系教授陳順孝、溪底遙學習農園召集人馮小非,成立的莫拉克新聞網,基本上是延續著這樣的疑問。


在風災過後一年內,陸陸續續和莫拉克新聞網合作,寫了一些新聞。關於永久屋的爭議與問題,莫拉克新聞網毫無疑問是最早呈現與發難的。那些揭露,引發了主流媒體的後續追蹤與曝光,延續了社會對莫拉克重建的關注;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大愛村那一系列的尖銳文章,重建狀況可能更糟;但相對的,對於記者介入的分寸,以及自我質疑,也在那一段時間不斷困擾我。


因為和黃淑梅一樣,在現場的我總是憤怒的。


儘管目前為止仍然可以問心無愧地堅持當初的質疑,但在處理重建,針對公、私部門的困擾時,我的憤怒顯然太外顯。


應該是莫拉克週年的專題,在回顧大愛村系列時,向慈濟約訪。慈濟基金會沒有意外地說了想像中的說法。事後透過轉述,得知當時受訪的對象得知我要訪問時竟然哭了。原因是,她很怕我。


另一個例子,是訪問重建委員會副主委陳振川。在所有重建環節裡,他幾乎屬於「有問必答」的官員,不論多晚,都會回電;基本上,撇開重建這件事,他到底做得好不好,光認不認真,我很願意給陳振川肯定。那一次的訪問,我在他的辦公室待了一個多小時,訪問完後寫出了稿,卻在某天半夜接到他氣急敗壞的來電。


陳振川在電話那一頭,否認他接受過我的訪問。質疑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寫(關於慈濟的部分),並且說:「我看過很多年輕記者,你在寫什麼我知道…」大略的意思是,記者可以透過這樣具爭議性的新聞,獲得知名度。


掛掉電話很難過地和E講了非常久的電話。不是氣憤,因為所有熟知我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書寫與陳振川的指控無關。難過的是,為什麼我的報導會讓事情走到這樣的地步?為什麼傷害了人,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報導,「又可以改變什麼?」


後來才知道,我忽略的是政治。各種慈善團體在重建中,有政治角力;921重建基金會對莫拉克重建委員會的指責與質疑,也是政治角力。當記者過於貼近現場,並只單純地呈現事件,很容易,讓角力的兩方陷入它們固有的僵化直覺,而記者也將更難從中,呈現更多重建的難處。讓人失望的是,日前媒體處理總統馬英九的「桃花源」,或是「普羅旺斯」言論,更是讓重建偏離了原有軌道,陷入政治角力的窠臼。


十二年與兩年,台灣對於重建的認識,顯然還在「從一開始」。
媒體也是,我也是。




1 則留言:

匿名 提到...

讀這篇文章,有想哭卻哭不出來的衝動....
災後重建,有多少人能有這樣細微而又深刻的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