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的齒輪

年初，收到今年終於發行的紀錄片「寶島曼波」，卻在將近年尾，才能慢慢寫出什麼。一部分，是卡在生活形態的變動；另一部分是，這部紀錄片非常貼近這兩年來，紀錄莫拉克風災時，那個被視為不太中立的媒體工作者的心情。儘管，片中所紀錄與提點的，多半是遷村中，整體行政部門麻木、居民的起伏；儘管，片中主要人物許清波，那麼讓人眼睛一亮、牽引視線。導演黃淑梅穿插的一句旁白，卻讓我無法忘懷。她說，她在紀錄的現場，總是憤怒。

可是，黃淑梅在片中的訪問聲音，大部分時間，都是冷靜的。於是她盡可能紀錄到各種想法。那讓片中不僅能夠呈現，重建中很重要的，行政部門的怠惰，也帶出，重建中衝突的幽微之處。

這部紀錄片，是921大地震之後，中寮清水遷村的故事。關於921的紀錄片太多，動人的情節也不少，比如熟為人知的「生命」。黃淑梅這部片，沒有那麼多搧情的內容，甚至可以說，在921大地震已經過去12年的這個時間點，來看「寶島曼波」，對一般人來說，可能不那麼有吸引力；它不是關於人面對巨大撕裂後的感傷，也不全是，人從傷痛中站立起來的力量。片中圍繞的主題，是巨大災變中，最生硬、最被媒體忽略的，卻也是最重要的，重建的齒輪。

紀錄片的背景很單純。清水村民原本的家，在地震當天沒事，之後土地卻開始龜裂，在山上居住的她們試圖搬遷，自力找到了位於山下一塊國有財產局的苗圃地。接下來的情節，也很容易想像，居民爭取—挫折—如何改變—結果。

居民的挫折，在紀錄片剛開始沒多久，黃淑梅就已經明白地破題點出。她剪了陳玉峰老師相當長的一段話，這段話基本上可以視為台灣災難循環的註腳。當然，也是整部片的縮影。

陳玉峰老師形容，清水村民的原鄉猶如「一個人拿著鋸子，坐在樹枝上，一邊鋸樹枝」。因為這塊地歷經各個年代的移民對山林進行大規模砍伐，然後居民選擇「靠山吃山」，而住宅與耕地鄰近。

有人，就需要路；有路有房舍，路的規模就更大，在不穩定的地質上，就要進行保全。於是各種工程進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陳玉峰老師說：「三十年來投下去的錢不知道多少，如果可以拿來給這些人，讓住的地方與耕地分開，不是很好？」但現實是，這對多數人來說很難，除了資源，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模式與習慣。

變動與遷徙，在台灣這塊島上，過於快速。導致上至政府，下至庶民，對於腳踏的土地一知半解或渾然不覺；有趣且諷刺的是，一旦人生了根，變動卻變得相對困難。「生根」，不只是生活，更是固有的觀念與行事模式。

在「寶島曼波」，固結的是公部門的行事模式；在莫拉克風災的重建過程中，則是文化僵化的想像，與對安全的偏執想像而忘了—島，是變動的。

「寶島曼波」中，居民相中的苗圃地因隸屬於國有財產局，而過往沒有相關法令可以釋出，因而導致遷村作業的延宕；好不容易確定了遷村地，接著面臨的是居民對家的想像。

這一段的內容，很長，但相當精彩。雖然充滿了工程中的技術名詞，但卻用了很淺顯易懂的方式來呈現；也剝洋蔥式地帶出重建中的細節與難題。

從不安全的山上移居而下，清水村民的共識是「不破壞環境的安全空間」，但美好的想像，卻在房屋的細節慢慢設計出來後，遭到肢解。片中紀錄，為了不破壞原有地形，有些居民的房屋位於地下，得走樓梯才能出到門口。在傳統的觀念中，這會導致「有財也會變沒財」；於是原本團結的居民，開始分裂；之後加入公部門的運作，分裂，愈來愈大。

公部門這部分，我覺得黃淑梅鋪了一個非常長的哏；這個哏是指控，卻因鋪陳得很長而不那麼尖銳。她先用了縣長換人做帶出公部門如何介入居民的分裂；然後透過一段又一段，專業監工與建築師的監督與質疑，一層又一層地加強公部門以及包商行事不合理之處。

這些不合理看得讓人憤怒，但黃淑梅無意只讓情緒充滿全片，她讓人激賞地剪入了包商等人的叫屈。包商的喊冤，讓整起重建之所以困難重重變得立體；包商的困難，是為了對比出清水村遷村落成時，縣長林宗男拉票那一幕。這不只是重建的現實，更回到了最初，陳玉峰老師那番話的起點—齒輪的推動，是政治。

政治，不只是公部門，主角許清波、記者陳卉宜、建築師徐光華等人在遷村過程裡的投入，也是政治。這之中的角力，就是重建最細微的面貌，也是陳卉宜多次在影片中問的：「重建到底改變了什麼？」

莫拉克風災後，輔大新聞傳播系教授陳順孝、溪底遙學習農園召集人馮小非，成立的莫拉克新聞網，基本上是延續著這樣的疑問。

在風災過後一年內，陸陸續續和莫拉克新聞網合作，寫了一些新聞。關於永久屋的爭議與問題，莫拉克新聞網毫無疑問是最早呈現與發難的。那些揭露，引發了主流媒體的後續追蹤與曝光，延續了社會對莫拉克重建的關注；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沒有大愛村那一系列的尖銳文章，重建狀況可能更糟；但相對的，對於記者介入的分寸，以及自我質疑，也在那一段時間不斷困擾我。

因為和黃淑梅一樣，在現場的我總是憤怒的。

儘管目前為止仍然可以問心無愧地堅持當初的質疑，但在處理重建，針對公、私部門的困擾時，我的憤怒顯然太外顯。

應該是莫拉克週年的專題，在回顧大愛村系列時，向慈濟約訪。慈濟基金會沒有意外地說了想像中的說法。事後透過轉述，得知當時受訪的對象得知我要訪問時竟然哭了。原因是，她很怕我。

另一個例子，是訪問重建委員會副主委陳振川。在所有重建環節裡，他幾乎屬於「有問必答」的官員，不論多晚，都會回電；基本上，撇開重建這件事，他到底做得好不好，光認不認真，我很願意給陳振川肯定。那一次的訪問，我在他的辦公室待了一個多小時，訪問完後寫出了稿，卻在某天半夜接到他氣急敗壞的來電。

陳振川在電話那一頭，否認他接受過我的訪問。質疑我為什麼要這樣子寫（關於慈濟的部分），並且說：「我看過很多年輕記者，你在寫什麼我知道…」大略的意思是，記者可以透過這樣具爭議性的新聞，獲得知名度。

掛掉電話很難過地和Ｅ講了非常久的電話。不是氣憤，因為所有熟知我的人都知道這樣的書寫與陳振川的指控無關。難過的是，為什麼我的報導會讓事情走到這樣的地步？為什麼傷害了人，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報導，「又可以改變什麼？」

後來才知道，我忽略的是政治。各種慈善團體在重建中，有政治角力；921重建基金會對莫拉克重建委員會的指責與質疑，也是政治角力。當記者過於貼近現場，並只單純地呈現事件，很容易，讓角力的兩方陷入它們固有的僵化直覺，而記者也將更難從中，呈現更多重建的難處。讓人失望的是，日前媒體處理總統馬英九的「桃花源」，或是「普羅旺斯」言論，更是讓重建偏離了原有軌道，陷入政治角力的窠臼。

十二年與兩年，台灣對於重建的認識，顯然還在「從一開始」。
媒體也是，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