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潛在的被拘留者



上個星期,台北城連日暴雨。在陰陰鬱鬱的氣氛中拎著雨具出門採訪樂生干擾捷運的行動。目的地:捷運迴龍站,集合時間是五點。約莫四點半就到,於是坐在月台前寫字,邊探頭探腦防備捷運站務人員。手機在近五點收到一封訊息:「聽說江子翠站發生持刀傷人事件,請大家務必小心。」這樣一則訊息,在數小時後化為「捷運屠夫殺人事件」的頭條標題。

大約有二十五名聲援者,在傍晚從盆地各處來到捷運迴龍站集結。態度篤定,有條不紊,確認人全齊了,安靜迅速地走進捷運車廂坐著,並沒有任何更改行動的意念。即便這趟行動的終點是忠孝新生站——那個「屠夫」佔據的捷運藍線。開始採訪,無法滑動手機、接收捷運傷人案的任何訊息,身體充滿緊張感,隨著列車搖晃,來到捷運丹鳳站。

車門開了又關,聲援樂生者開始拿出背包裡「郝龍斌公開辯論」、「樂生安全危機」的手舉牌掛在身上,彼此協助繫上「捍衛樂生」的亮黃布條,過程依舊保持安靜無聲。準備就緒,起身列成一排,戴上口罩。等待下一站的捷運車門開啟時,對乘客展示訴求。

戴上口罩,原源於國家蒐證與避免衝突時,國家張狂地逾越法律進行羈押。但在捷運殺人案發生後,口罩被解讀成「羞恥所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中國時報則以快訊方式處理成:「捷運出命案樂青還鬧場 民批:冷血」的新聞。在這些負面咒罵出現之前,有一插曲:輔大站門開啟,一位婦女走進,破口大罵:「你們在幹嘛!抗議什麼!你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婦人怒瞪著樂青走過手持相機的我的身邊。

當下,心生怒意,為了她輕忽國家對待樂生之可見或不可見的殘暴。

樂生抗爭迄今十年,用十年戳破行政官僚所有謊言,這群年輕學子在知道捷運發生兇險,仍搭上列車為住在走山地質上的樂生院民發聲。若非將己身的生命與他者扣連,若非清楚認知,樂生院民的命運是宰制我們生活的政治權力縮影,他們可以不必。

不同於我對婦人的嫌惡,樂生聲援者無一回應。鎮定地讓捷運列車載著他們越過三重來到台北城區。這之中經過無數車站,下班時間乘客不少,卻無一人好奇探問甚或正視這二十五名聲援者一眼。他們或假寐或滑手機或與熟識的人彼此交談。就連捷運公司好不容易發現樂生這靜默的陳抗派來駐警驅趕,乘客依然無動於衷。

忠孝新生站到了。二十五名聲援者走出車廂,於月台呈兩縱隊站立,持續靜默。駐警與保全前來驅趕:「你們妨礙了動線!快點離開!」我終於口氣兇惡地對保全說:「空間那麼大到底擋到誰?我警告你,不要在這裏阻礙記者採訪。」在那瞬間,無法再將捷運駐警或保全視為「個人」。儘管清楚知道他只是執行國家命令。但當他不願思考命令合理與否,在衝突浮現時,他便沒有名姓。他不是「我們」,對他兇惡,當下無法產生愧疚。

這不是第一次。好幾次樂生院遭強拆與迫遷時,警方總是殺紅了眼。扯破樂生院民的衣裳、打斷院民的肋骨⋯⋯,在親眼目睹惡暴的每一次迫遷,我都真正生出足以摧毀這世界的恨意。在捷運局的謊言被一一戳破而捷運局仍不悔改、強詞奪理時,是的,我,其實不只我,多少關心樂生的人都曾冒出炸了捷運局炸了新莊捷運機廠的念頭。倘若我們做了,那也將釀成無差別殺人之慘劇。

強諸在他者身上的暴力是否能解決焦慮?楊儒門當時抗議WTO影響台灣農業,放置十七顆「詐」彈,無人傷亡,但在社會對WTO認識不深,及對安定秩序的恐慌,楊儒門被視為殺人不眨眼的恐怖份子。經過社會各界聲援,釐清其犯案動機,前總統陳水扁最終以「良心犯」為由特赦。然,社會仍有人給予楊儒門極負面之評價。幾乎毋庸置疑:若楊儒門真的誤傷了人,只要一人,輿論勢必再沒有任何討論WTO負面衝擊的空間。

暴的進退無路,是人間缺乏理解所帶來的窘境。於是樂生聲援者始終未曾真正思及暴力手段。除此之外,是在走進樂生的過程,領悟到「我們」的可能性。

「我們的可能性」並非確信翻轉這世界的頹敗終必實現,而是理解:儘管邊緣也能存活。樂生,痲瘋院,無有之人之所。一個個虛無的、被社會擲棄、標籤化的「宅男」、「同志」、「遊民」、「政治犯」、「少年傷人犯」⋯⋯哪怕僅是個性孤僻者、尋找未來方向、家庭和樂的好學生,樂生都歡迎。他們進入樂生,理解自己的「被拋荒感」從何而來,發現宰制他們的,是本應「共同生活」的「社會集體冷漠」。因此,樂生的抵抗才能持續至今:那不僅僅是為了院民,更是為了尋找「我們共同可活的現世」。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在傳媒的壟斷、錯誤傳播,教育的窄化,權威的胡濫評價,乃至於消費世界所創造的脆弱人際紐帶,皆一再阻礙我們認清、接近「無有之人之所」的可能性。

無差別殺人所展示的,正是社會重複宣告可能性消亡的必然結局。那不單是毀人/自毀,那是感到現世之不可活、無從期待。當採訪完畢,好友Y傳訊告知:「已有四人死亡。」當下心全涼了,因為卡繆的《異鄉人》勢必上演——

「他說自己曾就近觀察,但沒有任何發現:事實上,我沒有所謂靈魂,沒有一點人性,沒有任何維繫人心的道義準則能讓我有所共鳴。『或許,』他解釋道:『這不能怪他。我們不能埋怨他沒有自己無法擁有的東西。但是在法庭上,我們必須捨棄寬容這種消極的美德,以或許有失人情、卻更為崇高的公平正義來取代;尤其是當我們發現,像被告這樣欠缺一切普世價值的匱乏心靈對社會造成了危害,更應如此。』」

「屠夫」鄭捷自述犯案動機:「由於自己生活壓力大、又沒交過女朋友,自認是個沒有未來的人,因此不想活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才會被判死刑。」此言一出,人人喊殺。無意於此論辯死刑存廢,只是在那瞬間,漫畫《死亡筆記本》的律則出現在腦海——必須先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寫名字的時候,一定要看過該人的樣子,死亡筆記本的效力才會發生。

我們真的認識鄭捷嗎?沉迷電動玩具、曾宰殺烏龜等「去脈絡化」的片段報導,是否可以代表鄭捷的全貌?當新聞一播出鄭捷之名,鄉民開始人肉搜索,結果,揪出的是同名同姓、同住板橋、大學名稱同有「東」字的「陌生人」。那個瞬間清楚知道,就算媒體連播一週的鄭捷新聞,我們與他,仍是陌生人。

人,並不易對陌生人抱持同理,遑論同感。

於是我們不僅與鄭捷永遠陌生,也將永生對「下一個鄭捷」的可能現身而惶惶不安。

回頭來看《死亡筆記本》這部充滿殺戮與機心的漫畫,《死亡筆記本》持有者夜神月是富家子弟,聰明絕頂,且有女友的「人生勝利組」。但此文本告訴我們的難道是人生勝利組的喊殺為是?它拋出的其實是再尖銳不過的質疑:夜神月實踐的並非真正的正義,那樣簡易地殺,抹除了重新鍍造他者與己身連結及相互理解的空間,更帶來反噬,以及終極的恐懼。

恐懼正在佈局。

鄭捷殺人後,台北市長郝龍斌先是宣布警察將配槍巡視兩周,之後又宣告捷運將無限期駐警。週末,宣布特勤員警持MP5衝鋒槍巡邏捷運,將視情況看是否有繼續施行的必要。對此措施,有民眾表示「安全感破表」,並有民眾對警察道以感謝。對照不過一個月前,全民因佔領立法院、行政院與忠孝西路事件時,對警察權威的憎恨,實在天差地別。

兩個事件,因民眾「構成己身安危與否」的觀感成為分別的「獨立事件」,但當初之所以對抗警察濫權,難道不是因為國家污蔑抗爭為「暴」?難道不是源於國家拒絕對談、溝通與理解人民的訴求?我們必須特別警覺:並非「集體」的人民訴求才夠資格稱為訴求。就算集體,也是個人的總合。在樂生受到輿論關注之前,在福島核災引爆核電爭議之前,有多久多長的時間,這些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僅被視為「個人」的運命。我們都應該記得洪仲丘,洪案引發同情是因為被凌虐致死,但倘若洪仲丘如248農學市集創辦人楊儒門在軍中受虐時,曾想拿鎗掃射學長,當他執行並波及無辜,整個社會是否仍願無條件支持他?

上述不同提問的思辨之抹除,體現的正是社會對警察權力擴張的差別觀感。不同於一般民眾,對國家統治者來說,捷運殺人與佔領行政機關的本質齊一,那皆是違背國家安定的「例外狀態」——儘管恨意若此薄瘦,每日每日輕巧蟄伏在我們生活的角落蓄勢待發,它是常態,差別在於引爆與否——國家只消運用我們對常態的誤解,便能宣稱恐慌的特殊性,進而以更強悍的方式,掌控詮釋權並創造近乎獨裁的國度。

郝龍斌宣布荷槍駐警進駐當天,友人H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真是便宜他,應該正愁沒機會對付干擾捷運行動吧。」是的,只是穿戴有標語的手舉牌、綁布條如同參與演唱會手持螢光棒、涼風扇,安安靜靜地在車廂站立,並不違反任何律法。但推翻一切謊言的樂生迄今仍遭誤解,而在媒體過往長期對抗議者貼上「暴民」的標籤,我們如何期待,國家不會藉此兇殺案擴張行政權來打壓過往與其對抗、但對抗有理的群眾?

「路過中正一」分局,洪崇晏遭遇威力上銬即是一例。就在書寫這篇文章時,傳出有身穿迷彩裝的生存遊戲玩家出沒捷運,而被警方強制壓地搜身。前者因著集體對佔領行動的狂熱與愛戴而有了一面倒的、對國家的批評,但後者不然,後者支持與反對的聲浪皆有,想當然爾,在捷運兇殺案仍風聲鶴唳的情況下,個人自由已逐漸遭到打壓與抹除。

長期以來,台北捷運塑造的密閉潔淨感(不准飲食、小聲交談、推崇博愛座),再再強化了我們對秩序的推崇,將其視為社會文明的表徵且引以為豪,直至鄭捷這個原先符合社會文明想像的人,化身為兇手,用無辜者的鮮血打破潔淨神話。鄭捷揭示出社會的真實瘡疤,但社會反而更汲汲走向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以掃蕩和排除,重建我們想像的「文明」。

那天,樂生聲援者走出忠孝新生站,準備在人行道開記者會向記者說明為何要干擾捷運時,我正從手扶梯要往人行道走去。正當邁開腳步,有人扯我衣角,一回頭,是個舔著冰淇淋的忠孝國小學生。

「他們在做什麼?」男孩問我。

「嗯⋯⋯他們在抗議。」啊,我該如何對一位小學生說明新莊捷運機廠與樂生的複雜爭議?「我們搭的捷運,有一個站叫樂生,那邊很可能會發生問題,山會塌下來蓋到捷運。所以這些人想來告訴大家。」

我答得坑坑巴巴,男孩眨了眨眼,似懂非懂。此時一位聲援者走了過來,遞給男孩一本記載樂生爭議的「樂生戰鬥手冊」。那絕對是一本小學生難以讀懂的手冊,但冰淇淋男孩接過手冊,走下階梯,站在聲援者召開記者會的人行道上,安靜地聽完他們的訴求,等聲援者都解散了,冰淇淋男孩才離開。

我知道,理解恐怕永遠難以企及,它的曲徑彎曲,佈滿荊棘。但冰淇淋男孩的聆聽讓我激動不已。冰淇淋男孩無意間的駐留,不僅為自己打下抵抗卡繆筆下《鼠疫》的疫苗。那雙閃著好奇、疑惑而不急於批判與評價的眼,在那一刻,解放了我對叫囂婦人、冷漠乘客以及駐警保全的不滿。那使我相信,這社會仍蘊藏理解他人的潛力,它正等待出土,以讓我們衝破仇恨與虛無的牢籠。

1 則留言:

BukowskiBukowski 提到...

實在寫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