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潛在的被拘留者

上個星期，台北城連日暴雨。在陰陰鬱鬱的氣氛中拎著雨具出門採訪樂生干擾捷運的行動。目的地：捷運迴龍站，集合時間是五點。約莫四點半就到，於是坐在月台前寫字，邊探頭探腦防備捷運站務人員。手機在近五點收到一封訊息：「聽說江子翠站發生持刀傷人事件，請大家務必小心。」這樣一則訊息，在數小時後化為「捷運屠夫殺人事件」的頭條標題。

大約有二十五名聲援者，在傍晚從盆地各處來到捷運迴龍站集結。態度篤定，有條不紊，確認人全齊了，安靜迅速地走進捷運車廂坐著，並沒有任何更改行動的意念。即便這趟行動的終點是忠孝新生站——那個「屠夫」佔據的捷運藍線。開始採訪，無法滑動手機、接收捷運傷人案的任何訊息，身體充滿緊張感，隨著列車搖晃，來到捷運丹鳳站。

車門開了又關，聲援樂生者開始拿出背包裡「郝龍斌公開辯論」、「樂生安全危機」的手舉牌掛在身上，彼此協助繫上「捍衛樂生」的亮黃布條，過程依舊保持安靜無聲。準備就緒，起身列成一排，戴上口罩。等待下一站的捷運車門開啟時，對乘客展示訴求。

戴上口罩，原源於國家蒐證與避免衝突時，國家張狂地逾越法律進行羈押。但在捷運殺人案發生後，口罩被解讀成「羞恥所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中國時報則以快訊方式處理成：「捷運出命案樂青還鬧場 民批：冷血」的新聞。在這些負面咒罵出現之前，有一插曲：輔大站門開啟，一位婦女走進，破口大罵：「你們在幹嘛！抗議什麼！你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婦人怒瞪著樂青走過手持相機的我的身邊。

當下，心生怒意，為了她輕忽國家對待樂生之可見或不可見的殘暴。

樂生抗爭迄今十年，用十年戳破行政官僚所有謊言，這群年輕學子在知道捷運發生兇險，仍搭上列車為住在走山地質上的樂生院民發聲。若非將己身的生命與他者扣連，若非清楚認知，樂生院民的命運是宰制我們生活的政治權力縮影，他們可以不必。

不同於我對婦人的嫌惡，樂生聲援者無一回應。鎮定地讓捷運列車載著他們越過三重來到台北城區。這之中經過無數車站，下班時間乘客不少，卻無一人好奇探問甚或正視這二十五名聲援者一眼。他們或假寐或滑手機或與熟識的人彼此交談。就連捷運公司好不容易發現樂生這靜默的陳抗派來駐警驅趕，乘客依然無動於衷。

忠孝新生站到了。二十五名聲援者走出車廂，於月台呈兩縱隊站立，持續靜默。駐警與保全前來驅趕：「你們妨礙了動線！快點離開！」我終於口氣兇惡地對保全說：「空間那麼大到底擋到誰？我警告你，不要在這裏阻礙記者採訪。」在那瞬間，無法再將捷運駐警或保全視為「個人」。儘管清楚知道他只是執行國家命令。但當他不願思考命令合理與否，在衝突浮現時，他便沒有名姓。他不是「我們」，對他兇惡，當下無法產生愧疚。

這不是第一次。好幾次樂生院遭強拆與迫遷時，警方總是殺紅了眼。扯破樂生院民的衣裳、打斷院民的肋骨⋯⋯，在親眼目睹惡暴的每一次迫遷，我都真正生出足以摧毀這世界的恨意。在捷運局的謊言被一一戳破而捷運局仍不悔改、強詞奪理時，是的，我，其實不只我，多少關心樂生的人都曾冒出炸了捷運局炸了新莊捷運機廠的念頭。倘若我們做了，那也將釀成無差別殺人之慘劇。

強諸在他者身上的暴力是否能解決焦慮？楊儒門當時抗議WTO影響台灣農業，放置十七顆「詐」彈，無人傷亡，但在社會對WTO認識不深，及對安定秩序的恐慌，楊儒門被視為殺人不眨眼的恐怖份子。經過社會各界聲援，釐清其犯案動機，前總統陳水扁最終以「良心犯」為由特赦。然，社會仍有人給予楊儒門極負面之評價。幾乎毋庸置疑：若楊儒門真的誤傷了人，只要一人，輿論勢必再沒有任何討論WTO負面衝擊的空間。

暴的進退無路，是人間缺乏理解所帶來的窘境。於是樂生聲援者始終未曾真正思及暴力手段。除此之外，是在走進樂生的過程，領悟到「我們」的可能性。

「我們的可能性」並非確信翻轉這世界的頹敗終必實現，而是理解：儘管邊緣也能存活。樂生，痲瘋院，無有之人之所。一個個虛無的、被社會擲棄、標籤化的「宅男」、「同志」、「遊民」、「政治犯」、「少年傷人犯」⋯⋯哪怕僅是個性孤僻者、尋找未來方向、家庭和樂的好學生，樂生都歡迎。他們進入樂生，理解自己的「被拋荒感」從何而來，發現宰制他們的，是本應「共同生活」的「社會集體冷漠」。因此，樂生的抵抗才能持續至今：那不僅僅是為了院民，更是為了尋找「我們共同可活的現世」。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在傳媒的壟斷、錯誤傳播，教育的窄化，權威的胡濫評價，乃至於消費世界所創造的脆弱人際紐帶，皆一再阻礙我們認清、接近「無有之人之所」的可能性。

無差別殺人所展示的，正是社會重複宣告可能性消亡的必然結局。那不單是毀人／自毀，那是感到現世之不可活、無從期待。當採訪完畢，好友Ｙ傳訊告知：「已有四人死亡。」當下心全涼了，因為卡繆的《異鄉人》勢必上演——

「他說自己曾就近觀察，但沒有任何發現：事實上，我沒有所謂靈魂，沒有一點人性，沒有任何維繫人心的道義準則能讓我有所共鳴。『或許，』他解釋道：『這不能怪他。我們不能埋怨他沒有自己無法擁有的東西。但是在法庭上，我們必須捨棄寬容這種消極的美德，以或許有失人情、卻更為崇高的公平正義來取代；尤其是當我們發現，像被告這樣欠缺一切普世價值的匱乏心靈對社會造成了危害，更應如此。』」

「屠夫」鄭捷自述犯案動機：「由於自己生活壓力大、又沒交過女朋友，自認是個沒有未來的人，因此不想活但又不敢自殺，多殺幾個人才會被判死刑。」此言一出，人人喊殺。無意於此論辯死刑存廢，只是在那瞬間，漫畫《死亡筆記本》的律則出現在腦海——必須先知道對方的真實姓名，寫名字的時候，一定要看過該人的樣子，死亡筆記本的效力才會發生。

我們真的認識鄭捷嗎？沉迷電動玩具、曾宰殺烏龜等「去脈絡化」的片段報導，是否可以代表鄭捷的全貌？當新聞一播出鄭捷之名，鄉民開始人肉搜索，結果，揪出的是同名同姓、同住板橋、大學名稱同有「東」字的「陌生人」。那個瞬間清楚知道，就算媒體連播一週的鄭捷新聞，我們與他，仍是陌生人。

人，並不易對陌生人抱持同理，遑論同感。

於是我們不僅與鄭捷永遠陌生，也將永生對「下一個鄭捷」的可能現身而惶惶不安。

回頭來看《死亡筆記本》這部充滿殺戮與機心的漫畫，《死亡筆記本》持有者夜神月是富家子弟，聰明絕頂，且有女友的「人生勝利組」。但此文本告訴我們的難道是人生勝利組的喊殺為是？它拋出的其實是再尖銳不過的質疑：夜神月實踐的並非真正的正義，那樣簡易地殺，抹除了重新鍍造他者與己身連結及相互理解的空間，更帶來反噬，以及終極的恐懼。

恐懼正在佈局。

鄭捷殺人後，台北市長郝龍斌先是宣布警察將配槍巡視兩周，之後又宣告捷運將無限期駐警。週末，宣布特勤員警持MP5衝鋒槍巡邏捷運，將視情況看是否有繼續施行的必要。對此措施，有民眾表示「安全感破表」，並有民眾對警察道以感謝。對照不過一個月前，全民因佔領立法院、行政院與忠孝西路事件時，對警察權威的憎恨，實在天差地別。

兩個事件，因民眾「構成己身安危與否」的觀感成為分別的「獨立事件」，但當初之所以對抗警察濫權，難道不是因為國家污蔑抗爭為「暴」？難道不是源於國家拒絕對談、溝通與理解人民的訴求？我們必須特別警覺：並非「集體」的人民訴求才夠資格稱為訴求。就算集體，也是個人的總合。在樂生受到輿論關注之前，在福島核災引爆核電爭議之前，有多久多長的時間，這些其實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事，僅被視為「個人」的運命。我們都應該記得洪仲丘，洪案引發同情是因為被凌虐致死，但倘若洪仲丘如248農學市集創辦人楊儒門在軍中受虐時，曾想拿鎗掃射學長，當他執行並波及無辜，整個社會是否仍願無條件支持他？

上述不同提問的思辨之抹除，體現的正是社會對警察權力擴張的差別觀感。不同於一般民眾，對國家統治者來說，捷運殺人與佔領行政機關的本質齊一，那皆是違背國家安定的「例外狀態」——儘管恨意若此薄瘦，每日每日輕巧蟄伏在我們生活的角落蓄勢待發，它是常態，差別在於引爆與否——國家只消運用我們對常態的誤解，便能宣稱恐慌的特殊性，進而以更強悍的方式，掌控詮釋權並創造近乎獨裁的國度。

郝龍斌宣布荷槍駐警進駐當天，友人Ｈ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真是便宜他，應該正愁沒機會對付干擾捷運行動吧。」是的，只是穿戴有標語的手舉牌、綁布條如同參與演唱會手持螢光棒、涼風扇，安安靜靜地在車廂站立，並不違反任何律法。但推翻一切謊言的樂生迄今仍遭誤解，而在媒體過往長期對抗議者貼上「暴民」的標籤，我們如何期待，國家不會藉此兇殺案擴張行政權來打壓過往與其對抗、但對抗有理的群眾？

「路過中正一」分局，洪崇晏遭遇威力上銬即是一例。就在書寫這篇文章時，傳出有身穿迷彩裝的生存遊戲玩家出沒捷運，而被警方強制壓地搜身。前者因著集體對佔領行動的狂熱與愛戴而有了一面倒的、對國家的批評，但後者不然，後者支持與反對的聲浪皆有，想當然爾，在捷運兇殺案仍風聲鶴唳的情況下，個人自由已逐漸遭到打壓與抹除。

長期以來，台北捷運塑造的密閉潔淨感（不准飲食、小聲交談、推崇博愛座），再再強化了我們對秩序的推崇，將其視為社會文明的表徵且引以為豪，直至鄭捷這個原先符合社會文明想像的人，化身為兇手，用無辜者的鮮血打破潔淨神話。鄭捷揭示出社會的真實瘡疤，但社會反而更汲汲走向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以掃蕩和排除，重建我們想像的「文明」。

那天，樂生聲援者走出忠孝新生站，準備在人行道開記者會向記者說明為何要干擾捷運時，我正從手扶梯要往人行道走去。正當邁開腳步，有人扯我衣角，一回頭，是個舔著冰淇淋的忠孝國小學生。

「他們在做什麼？」男孩問我。

「嗯⋯⋯他們在抗議。」啊，我該如何對一位小學生說明新莊捷運機廠與樂生的複雜爭議？「我們搭的捷運，有一個站叫樂生，那邊很可能會發生問題，山會塌下來蓋到捷運。所以這些人想來告訴大家。」

我答得坑坑巴巴，男孩眨了眨眼，似懂非懂。此時一位聲援者走了過來，遞給男孩一本記載樂生爭議的「樂生戰鬥手冊」。那絕對是一本小學生難以讀懂的手冊，但冰淇淋男孩接過手冊，走下階梯，站在聲援者召開記者會的人行道上，安靜地聽完他們的訴求，等聲援者都解散了，冰淇淋男孩才離開。

我知道，理解恐怕永遠難以企及，它的曲徑彎曲，佈滿荊棘。但冰淇淋男孩的聆聽讓我激動不已。冰淇淋男孩無意間的駐留，不僅為自己打下抵抗卡繆筆下《鼠疫》的疫苗。那雙閃著好奇、疑惑而不急於批判與評價的眼，在那一刻，解放了我對叫囂婦人、冷漠乘客以及駐警保全的不滿。那使我相信，這社會仍蘊藏理解他人的潛力，它正等待出土，以讓我們衝破仇恨與虛無的牢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