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可能



福島核災事發迄今三年餘,以此為題的劇情片所在多有,但沒有一部如今日上映的《家路》那樣溫厚又具備勇氣。不同於多數文本將焦點鎖定在咎責或核電的毀滅性,《家路》關照的是如鬼魂游離的受災者。所謂受災者,並不單指實質意義上因核災被驅離,或因此喪失家人、財產、生活方式的人,這裡的受災者,囊括曾參與核電政策的共犯。導演觸及了幽微自恨的情緒,使對話與和解變得可能,在此基礎上,為閱聽眾揭露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受災者的何去何從,不僅是個人的,亦是全日本的。

劇情圍繞著一個家庭展開。故事開啟於一個逃離家鄉的男人次郎在核災後歸返,於禁止進入住居的雙葉町中生活。次郎埋葬因核災而枉死的家畜,這死亡之骨骸名為「夢子」。覆土後,次郎為這孤墳掛上木牌,上頭寫著死亡日期,福島核災發生前三天:三月八日。不合常理。這日期的雙葉町仍有人煙,而一個離家若此久遠的人何以得知牲畜名姓?

導演沒有解釋,直至片尾旨意才靜然浮現。在答案揭示前,他讓次郎遇見一位回來載土的鄰居,短短的對話揭示了以土地維生的農民在核災後的處境。次郎助其完成工作後,次郎央求鄰居切勿告訴家人他的歸返,雙方互道再見,次郎獨自在荒蕪之地開墾耕作、吃食。然後遇見了往日同窗北村。

北村曾是班長,因寫出「核能發電讓我們的生活更繁榮」的標語於競賽中奪冠,他的人生順遂,與次郎不屬同一道路的人,但北村也回到雙葉町。他在災後因著想贖罪的念頭至福島電廠救災,卻不到一個月就因輻射劑量過高而被資遣。

「我以為你可以成為很厲害的人。」北村說:「因為以前老師問,如何保護自然,大家都說了很冠冕堂皇的話,只有你說得不一樣,你將答案說出後,大家都沈默了。你記得自己說什麼嗎?」「不記得。」「你說,要保護自然,唯有人類滅絕。」

翌日,他們騎著車,在紀錄片出身的導演的鏡頭下,掃描災後的福島現況。次郎與北村回到學校,黑板上仍有「三月十一日,畢業快樂」的字樣。北村好疑惑地問次郎為何歸返?他哽咽著說:「次郎說他要回來。我們可以丟下他一個人在這裡嗎?」次郎眼神靜定說著沒有關係:「正是因為這裡都沒有人了,我才回來。」

次郎的答案,鋪陳哥哥總一的窘境與複雜。

總一與妻子美佐、女兒與瀕近失智的母親一同搬至避難所。在這裏,導演藉由家庭空間破碎的窘迫展現人的高度不自由。總一在災後遺失記憶,不解為何不能狀告政府與東電?他拒絕賠償,一心想回福島耕種,卻遭到村民排擠:「你破壞了人家的水路,有資格說這些話嗎?」那正是次郎為何離家:總一為了討父親歡心,於一場選舉中破壞了政敵田間的水路。次郎為其擔罪,誓言再也不要歸返。

兩條支線,在次郎初始遇見的鄰居葬禮後交結。總一回到雙葉町,因次郎一句「是你不要這塊土地的」而痛揍了正在犁田的次郎。「你懂什麼?」總一痛哭。他要求次郎離開,但次郎不肯。「母親怎麼辦?她快要失智了。」即便兩人尚未真正和解,但因著母親,次郎暫離雙葉町,一家人終於團聚。

當晚,總一本要帶著次郎去東京,為死去的鄰居完成生前未完成的事。但次郎阻止了總一,並央求總一讓他帶著母親回到禁區耕種。總一應允了,並決定至他處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歸返途中,次郎與母親走至岔路:「該往哪裡走呢?」「這裡。我以前嫁過來的時候走的就是這條路。」「妳真的有失智嗎?」「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母親說話呢?」兩人都笑了。

母親不會遺忘。母親等待。等待和解,爾後才能重新孕育。

《家路》這部電影,象徵四伏。家是國的縮影,父親是國家統治者,母親是土地。總一是被宰制的町城或管理者,次郎則曾是政治的冷漠者。導演藉由描繪受災者的各種面貌,以及一無所有卻想重振的困頓,提點了困頓不僅源於國家的壓制,更來自疏離,乃至於不敢直面的遺忘。

「如果真的都沒有人了,一切才像真的沒有發生。」次郎在電影裡這樣說。現實裡的受災者遭歧視,遷居困難、生計莫可維持,但葬死迎生不能奠基於報復、憎恨與逃避。核電是政治裡的一顆毒瘤,無可迴避。至於受污的土地誠然難以在短期內復原,但所謂的重建,勢必要脫離人類既有的時間框架。若不以此為修復的視角,人類終將孤獨地死去。

《家路》的劇情說來平淡。但其高明之處,在於它不老掉牙地僅談人與自然,而更觸及複雜的社會運作機制與人的雙重性。在觀看時,不斷地想起那些在福島遇見的受訪者,他們不願捨棄與遠離土地,恐怕不僅因為現實或情感,而是責任。是曾有的沈默共犯的贖罪,更為了見證,毀滅性的災難後,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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