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可能

福島核災事發迄今三年餘，以此為題的劇情片所在多有，但沒有一部如今日上映的《家路》那樣溫厚又具備勇氣。不同於多數文本將焦點鎖定在咎責或核電的毀滅性，《家路》關照的是如鬼魂游離的受災者。所謂受災者，並不單指實質意義上因核災被驅離，或因此喪失家人、財產、生活方式的人，這裡的受災者，囊括曾參與核電政策的共犯。導演觸及了幽微自恨的情緒，使對話與和解變得可能，在此基礎上，為閱聽眾揭露一個必須面對的事實：受災者的何去何從，不僅是個人的，亦是全日本的。

劇情圍繞著一個家庭展開。故事開啟於一個逃離家鄉的男人次郎在核災後歸返，於禁止進入住居的雙葉町中生活。次郎埋葬因核災而枉死的家畜，這死亡之骨骸名為「夢子」。覆土後，次郎為這孤墳掛上木牌，上頭寫著死亡日期，福島核災發生前三天：三月八日。不合常理。這日期的雙葉町仍有人煙，而一個離家若此久遠的人何以得知牲畜名姓？

導演沒有解釋，直至片尾旨意才靜然浮現。在答案揭示前，他讓次郎遇見一位回來載土的鄰居，短短的對話揭示了以土地維生的農民在核災後的處境。次郎助其完成工作後，次郎央求鄰居切勿告訴家人他的歸返，雙方互道再見，次郎獨自在荒蕪之地開墾耕作、吃食。然後遇見了往日同窗北村。

北村曾是班長，因寫出「核能發電讓我們的生活更繁榮」的標語於競賽中奪冠，他的人生順遂，與次郎不屬同一道路的人，但北村也回到雙葉町。他在災後因著想贖罪的念頭至福島電廠救災，卻不到一個月就因輻射劑量過高而被資遣。

「我以為你可以成為很厲害的人。」北村說：「因為以前老師問，如何保護自然，大家都說了很冠冕堂皇的話，只有你說得不一樣，你將答案說出後，大家都沈默了。你記得自己說什麼嗎？」「不記得。」「你說，要保護自然，唯有人類滅絕。」

翌日，他們騎著車，在紀錄片出身的導演的鏡頭下，掃描災後的福島現況。次郎與北村回到學校，黑板上仍有「三月十一日，畢業快樂」的字樣。北村好疑惑地問次郎為何歸返？他哽咽著說：「次郎說他要回來。我們可以丟下他一個人在這裡嗎？」次郎眼神靜定說著沒有關係：「正是因為這裡都沒有人了，我才回來。」

次郎的答案，鋪陳哥哥總一的窘境與複雜。

總一與妻子美佐、女兒與瀕近失智的母親一同搬至避難所。在這裏，導演藉由家庭空間破碎的窘迫展現人的高度不自由。總一在災後遺失記憶，不解為何不能狀告政府與東電？他拒絕賠償，一心想回福島耕種，卻遭到村民排擠：「你破壞了人家的水路，有資格說這些話嗎？」那正是次郎為何離家：總一為了討父親歡心，於一場選舉中破壞了政敵田間的水路。次郎為其擔罪，誓言再也不要歸返。

兩條支線，在次郎初始遇見的鄰居葬禮後交結。總一回到雙葉町，因次郎一句「是你不要這塊土地的」而痛揍了正在犁田的次郎。「你懂什麼？」總一痛哭。他要求次郎離開，但次郎不肯。「母親怎麼辦？她快要失智了。」即便兩人尚未真正和解，但因著母親，次郎暫離雙葉町，一家人終於團聚。

當晚，總一本要帶著次郎去東京，為死去的鄰居完成生前未完成的事。但次郎阻止了總一，並央求總一讓他帶著母親回到禁區耕種。總一應允了，並決定至他處重新開始新的生活。

歸返途中，次郎與母親走至岔路：「該往哪裡走呢？」「這裡。我以前嫁過來的時候走的就是這條路。」「妳真的有失智嗎？」「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母親說話呢？」兩人都笑了。

母親不會遺忘。母親等待。等待和解，爾後才能重新孕育。

《家路》這部電影，象徵四伏。家是國的縮影，父親是國家統治者，母親是土地。總一是被宰制的町城或管理者，次郎則曾是政治的冷漠者。導演藉由描繪受災者的各種面貌，以及一無所有卻想重振的困頓，提點了困頓不僅源於國家的壓制，更來自疏離，乃至於不敢直面的遺忘。

「如果真的都沒有人了，一切才像真的沒有發生。」次郎在電影裡這樣說。現實裡的受災者遭歧視，遷居困難、生計莫可維持，但葬死迎生不能奠基於報復、憎恨與逃避。核電是政治裡的一顆毒瘤，無可迴避。至於受污的土地誠然難以在短期內復原，但所謂的重建，勢必要脫離人類既有的時間框架。若不以此為修復的視角，人類終將孤獨地死去。

《家路》的劇情說來平淡。但其高明之處，在於它不老掉牙地僅談人與自然，而更觸及複雜的社會運作機制與人的雙重性。在觀看時，不斷地想起那些在福島遇見的受訪者，他們不願捨棄與遠離土地，恐怕不僅因為現實或情感，而是責任。是曾有的沈默共犯的贖罪，更為了見證，毀滅性的災難後，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