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之所以製造影像,最初是為了像變魔術一般讓已經消失的某種事物重新顯現。慢慢的,我們注意到,影像顯然比它所再現的事物更能禁得起時間的摧磨。」約翰.伯格在《觀看的方式》裡這樣寫道。但與時間匹敵的特質,在影像簡易取得、詮釋權發散的現今,「重新顯現」的意義變得曖昧。當紀錄片做為一種被認定為重現「真實」的工具,其所面對的挑戰更加巨大。

島嶼在三、四月歷經前所未有的動盪,小川紳介的作品勢必成為今年TIDF的選片焦點。但若注意到策展概念是「再見.真實」,恐怕不能忽略「比紀錄片還陌生」這一系列。這系列撞擊著台灣紀錄片長久以來的些許毛病,同時以獨特的手法拋出對「真實」的質疑,乃至於試圖拆解閱聽眾對影像如此容易勾動情感的慣習,逼仄影像從事者與觀看者辨識「究竟什麼才真正超越時間的摧磨」。

《我認為這是最接近的樣子》這部長約九分鐘左右的短片,極為靈巧地展現此種意圖。導演Yuval Hameiri 與Michal Vaknin以顏料、小天使玩偶、手搖磨豆機與門把替代家庭的成員,並以各式物件重構導演母親逝世前的空景,以音聲、一隻手、旁白這些紀錄片的基礎要件,重現父親曾拍下卻遺失的映像內容。 Yuval Hameiri 與Michal Vaknin並非以物件重現場景的第一人。流離法國的導演潘希提(Rithy Panh)便曾以泥偶重現紅色高棉暴力史。在赤柬銷燬所有歷史影像的窘境下,透過任何可能方式再現成為一種必須。《我認為這是最接近的樣子》則不,這部片的映像消失是事實,但其重現卻不僅是為了彌補記憶之缺憾。

「我認為那就是最接近觀看的樣子。前所未見。」當導演的父親手持攝影機錄下愛妻生前最後的身影,導演曾如此喟嘆父親觀看死亡的勇氣,並視其為一種愛的展現。然而,此種特具力道的影像,極可能因觀看距離的缺乏或層次,而產生「難以直視」的困境。 藉著物件的再現,以及映像消失後同一膠卷所錄下的空景,導演透過極為清晰的剪接方式,簡要、溫柔卻又銳利地展現影像的難以捉摸,以及人類記憶之脆弱。同時,從導演在空景裡尋揀足以再現的物事,並使該物成為現時的存在,也能窺見影像記錄者如何取捨的敏銳度。

但最讓人心折的,是片尾的處理。導演在最後未被取消與新攝的空景畫面間不停來回倒帶、重播,並讓聲音從有到無,提點了「寂靜與空,並非真正的消失或不存在」。如此詩意地展示修復與重生的可能,使得「記錄」既憂傷又美麗地,重新活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