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做活





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馬來西亞和大家見面。老實說,受邀來此座談,有點惶恐。一方面是沒想像過《黏土》這本書可以跨地域——因為這幾年香港也有土地徵收案件,前兩年因此到香港去採訪跟觀察。出版前,曾把書稿給香港的獨立記者陳曉蕾看過,邀她寫序。因為香港爆發的雨傘革命,除與中國的矛盾關係外,也與新界東北的農地開發有關,作為曾到訪當地的記者,希望這本書可以串連兩地。但她看完後認為,《黏土》雖然像透過香港菜園村的抗爭寫香港農業史,但中間真的太多台灣史,對香港讀者來說,仍然有些距離。

另一方面,是我對馬來西亞的了解非常粗淺,儘管曾經到過邊佳蘭採訪,也很喜歡雅絲敏.阿莫,但仍然覺得自己對這社會幾乎無知。所以,答應邀請後一直很緊張。在跟各場主辦人討論後,訂定了今天要談的題目「做活」,儘管如此,因為馬來西亞跟台灣的發展過程跟土地制度不同,所以我不太確定台灣經驗能夠提供多少幫助,但希望至少這場講座可以促進我們對彼此的了解,也許可能有一些對話發生。

灣寶這個社區在二〇〇八年的時候,遭到苗栗縣政府通知,說要徵收他們的土地,當作後龍科技園區的開發預定地。苗栗縣政府宣稱,這是一個高產值的開發案,可以創造四萬個就業機會,但必須徵收三六二公頃土地,其中九成都是私有地跟民宅。這個案子雖然號稱「科技園區」,可是去看苗栗縣政府的說明,就會發現這個案子如果開發,進駐廠商大多是傳統的污染產業。

當時,所有人都不知道這個案子是什麼時候跑出來的,甚至,這個案子都還沒確定可以開發,苗栗縣政府就已經和廠商簽約。苗栗縣長劉政鴻還說,園區動土那天,就要免費供應全縣的國中小營養午餐。而簽約廠商,是一家叫做「總瑩建設」的公司,這家公司的執行長,是剛從台灣土地開發公司退休的總經理。從這公司的名稱,完全看不出它跟高科技到底有何關聯。

總之,開發的消息傳開以後,灣寶居民就在地方上開始抗爭,但地方媒體因為受到地方政府壓力,沒有太多報導。幸好當時村莊裡一個年輕人,也是書中主角之一,畫家洪江波,因為他長期觀察灣寶的鳥類,和一些生態團體有接觸,透過這層人脈,找到環保團體來幫忙。灣寶居民的抗爭軸線,才從地方轉到中央去。

他們第一次來台北抗爭,已經是二〇〇九年的春天。他們來抗議的場合,是環評委員會。在台灣,開發案大概都要經過兩道程序,一個是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一個是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前者審環境衝擊,後者審土地變更。環評會議分為一階環評和二階環評,一階環評是書面意見審查,不會到現場去調查,基本上,除非是重大爭議的案件,不然一階環評很少沒有過關的案子,因為開發的原則就是,只要開發單位可以提出降低環境影響的方案,大多可以過關。

他們來抗議那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印象很深。他們舉的標語裡有幾個重點,一個是有機西瓜,環境優良,鳥類品種上百種,以及劉政鴻大讚灣寶西瓜,如今卻要滅農。那天,環評委員第一次聽到當地居民跳出來反對,也質疑苗栗縣政府在政府編定為適宜種植農作物的特定農業區,且是發展有機農業的地區,進行高污染產業開發是否適合,加上有土地徵收的爭議,就先把這個案子退回專案小組再審查。

那之後,因為一直沒有開審查會議,所以他們沒有來台北抗爭,只在地方上抵制縣政府召開的說明會,就這樣一路擋到六月。六月,是西瓜收成的季節,所以灣寶當時做了一個決定,就是要擴大辦理西瓜節,讓大家知道這塊土地多優良。而也正是這個舉動,吸引了大批的外援。

灣寶社區可以引發社會大眾關注,有幾個關鍵因素。第一,是二〇〇八年底,有一個開發案,叫中科四期園區,這個案子因為政治壓力急著通過,有科技廢水不知道往哪裡排的問題,也有為了開發要剷除一座叫做相思寮的小村莊的議題,當時,這件事曾經引發社會關注,因此灣寶整座庄里受迫遷的議題,在環評會上受到委員重視。

第二,是苗栗縣政府用了含糊的科技園區名稱進行開發,試圖讓社會大眾有「高科技業可以帶來繁榮」的印象,但二〇〇八年左右,台灣陸續爆發高科技業的污染疑慮,近一點的,是剛剛提到的中科四期,遠一點的,是已經開發七、八年左右的兩家光電廠,友達和華映。這兩家公司在桃園龍潭的山坡上開發,把光電廢水直接排入境內一條溪流霄裡溪,這條溪貫穿桃園和新竹,是新竹重要的飲用水體,但它的污染事件卻在開發後多年才被揭露,讓社會十分震驚。

工業污染引發社會重視,與台灣在二〇〇四年後陸續爆發一連串食品安全問題緊緊扣連。二〇〇四年,台灣爆發重組牛肉事件;二〇〇五年有鎘米、孔雀綠石斑魚、毒鴨蛋;二〇〇八年有劇毒農藥殘留的毒茼蒿;二〇〇九年底還爆發有毒茶葉、戴奧辛鴨等事件。這些事件,多半都跟土地受工業污染,以及慣行農法息息相關,因此引發了很多中產階級關注。這些中產階級,可以以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為代表。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是從主婦聯盟基金會脫胎而來。主婦聯盟基金會的成立時間,是台灣解嚴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當時,台灣還在亞洲四小龍之列,但這漂亮稱號的背後,有很多悲慘的環境代價。如同馬來西亞,台灣在二戰後,也被拉入冷戰體系,但不同於馬來西亞,台灣在美援的協助下,半被動,半主動地推動了土地改革。台灣的土地改革,至今仍被認為是相當成功的範例,因為這全面性、齊一的土地改革政策,才奠定了日後的工業與現代化發展。

透過土地改革,地主資金得以轉移到工業,成為台灣得以進行許多基礎、勞動密集的工業開發的支撐力。加上政府透過壓低糧價的手段,一面維持人民基礎生活,一面將勞動力一一輸送到城鎮裡來,讓台灣在當時的貿易情境下,得以大幅提升經濟發展。但於此同時,糧食生產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這是因為,台灣早期就是農業島,儘管日本人殖民時期開啟了現代化,但台灣當時被日本人當成糧食基地,因此日本時代所建設的水圳與土地資源規劃,基本上並不以工業發展作為思考軸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的灌溉渠道跟排放渠道沒有分離,因為上游的水使用完後要順著渠道讓水尾的人使用。

日本時代,開啟台灣農業的現代化耕作,但一直到一九二六年,日本政府才開始倡導使用化肥。一直要到戰後,台灣被拉進美國的經濟圈裡,才開啟了大規模的慣習農業生產。除了更大量地使用化學肥料,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台灣也第一次引進德國拜爾的農藥。根據統計,二〇一〇年,台灣農藥銷售量共三四七九〇噸,其中有效成分是七八五二噸。而台灣耕地平均每公頃農藥的有效施用量,是十二.六公斤 ,為世界第四高,平均下來,台灣人每人每年大約分到一.五公斤的農藥使用量。(前三名分別為哥斯大黎加二〇.四公斤,哥倫比亞十六.七公斤,南韓十二.八公斤 ; 另:美國二.三公斤,中國〇.七七公斤,世界平均三.一二。)

農藥與化肥的使用,對當時刻意被壓低糧價的農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而當時台灣因為缺乏適宜的國土規劃,以及環境法令的管制,環境的破壞相當嚴重:河流七彩,空氣充滿濃霧,高雄的石化廠區的地下水污染更是嚴重到點火就會燃燒的可怕地步。種種的環境衝擊,讓很多農民開始抗爭,但當時他們的抗爭,因為戒嚴的關係,缺乏曝光管道。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台灣發生反杜邦運動,加上反對黨,也就是民進黨,在一九八六年成立,環境問題被知識份子用來成為爭取民主的基礎之一,這些問題才慢慢形成一股沛然不可擋的力量。

台灣的有機農業發展,正是在一九八六年開始推動的。最初想要推動有機農業的,其實是政府機關,也就是農委會。農委會在該年先邀請一些學者進行評估,隔年成立「有機農業可行性之觀察試驗計畫」,之後的有機農業政策,才陸陸續續上路。

為什麼農委會要發展有機農業?很重要的原因,是台灣農業環境在當時已走到崩壞階段。台灣的農村勞動力,因為工業發展的趨勢而大量外流。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在農村活躍的農民已非青壯年,最年輕的大都有五十歲以上,而農村勞動力銳減帶來的間接影響,是農業雇工工資上漲,增加農業支出,進而削減農作收入,使更多人必須走入城市。這件事,代表台灣過往傳統家庭小農制的深層瓦解。

其次,是台灣的都市化在一九七〇年代後就急速發展,生活方式連帶受到轉變。傳統以米飯、蔬菜為主食的生活方式,受到美國的影響,逐漸轉為西式、高蛋白質的飲食習慣。當時,台灣進口的玉米、大豆、小麥,已經超過全台食物需求量的一半。而一九八四年,台灣受到美國壓力,簽訂「中美食米協定」,更使台灣稻作嚴重生產過剩。一九六七年,台灣人均稻米食用量是一四一公斤,但一九八五年已經降到八一公斤。一九九四年時是六〇公斤、二〇〇三年甚至只剩四九.〇五公斤。

一直以來,為了維持台灣農村社會的不崩解,政府祭出很多補貼政策,但這只是苟延殘喘。台灣從日本時代就以米糖為主要經濟,美援後,雖種植物種稍有變化,但中美食米協定,宣告了未來自由貿易市場來臨後,台灣要面臨更大挑戰,因此,農委會在看到世界的有機農業發展趨勢下,開始進行推廣。然而,著手推廣有機農業的農委會,在台灣的現實環境下,卻註定難以落實有機的真正定義。

「有機農業」在當代學界包含多層意義:第一,有機農業是順乎自然的農業生產方式,意即讓農作物在自然環境中生長,減少人為干預;第二,因著有機農業的農作方式順乎自然,比較可以合乎生態循環規律,對自然環境造成較少的負面影響;第三,有機農業是相對於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慣習農法」(conventional agriculture)的反彈,有機農業強調混合栽培、自然選種、拒用化學產品等。也就是不做大規模商品化的農業生產,作物多元化、強調人工以及拒絕工業化學產品來維持高產量。這一切的施作,基本上是著眼於土地的多元價值,而農地基本上至少就兼具生態保育、糧食供應,近年更被認為有調節氣候的功能。

然而,就像剛剛所提,台灣推動有機農業雖是基於擔心農村崩解,但農委會在台灣的政府機關算是很小的單位,加上一九九〇年代,歐美國家的電子業開始轉型,在國內朝研發發展,因為環境成本的理由,讓高污染的代工產業出走,在當時的科技官僚主導下,台灣決定成為這些國家的代工基地。由於高科技業是產業密集度很高的產業,所以需要大片農地。加上新的都市規劃,會隨著科學園區的發展而來,為了降低徵收的困難度,台灣的法令因此規定都市計畫都要採用區段徵收,好讓居民可以透過土地地目的轉換而獲得相對較高的補償。

從這就可以看見,農業很難翻轉。因為台灣沒有放棄傳統重工業,而重工業發展的污染問題,科技產業一樣會有,甚至,高科技業經常會為了保有機密而不願透露工業製程,這讓污染管制變得更加困難,農業生產條件如果沒辦法維護,土地就不可能留住,加上開發的補償誘惑,以及有機農業必須養地,學習新的技術、要有很多人工,這種種投資跟成本都太高又不保險,因此台灣的有機農業進度推展一直很慢。也是因為如此,有機農業在台灣早期的發展,幾乎都以認證為主要目的,以此區隔它和其他農產的差異,讓農產有較高價格。但認證只是最末端的一環,無益於改變整體生產環境。

一九九三年,台灣爆發鎘米事件,農藥殘留問題層出不窮,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消費者品質委員會」的一群媽媽,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尋找安全的食物。她們跑遍台灣,希望找尋新鮮、無農藥的米,但因為沒有能力負擔送檢費用,只能一本一本地查人家的帳冊,後來,她們決定集合一百多個家庭,用「共同購買」方式向農友訂購農產,讓農友可以用她們需要的方式生產安心食物。而這個最初由一百多個家庭組成的綠主張公司,在二〇〇一年時,已經擴張了將近十倍,因此,她們將公司轉為合作社,透過合作社的運作方式,可以進一步推廣有機的多元概念,甚至包括社會參與。

一九九三年其實是台灣很重要的社會轉捩點。除了剛剛提過的產業變化,因為社會的型態過度,當時的執政者李登輝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開始推動所謂的「社區營造」政策,來穩定農村跟籠絡地方頭人。而台灣也在這一年加入GATT。加入GATT,宣告台灣將正式面向自由市場,傳統的農業面臨存亡之際。灣寶就是在這時期,跟合作社相遇。

灣寶會接觸社區營造,是基於他們在一九九五年時曾遭遇一場徵收戰爭。當時的里長,是後來當時擔任立委的劉政鴻的樁腳,所以他們在抵抗時,一直被抵擋在行政程序外。灣寶後來並沒有被成功徵收,但他們很擔心以後還會遭遇到同樣的事,因此去創辦了社區營造協會,當時有輔導有機農業的方案,灣寶就去申請,合作社剛好是陪伴的單位。

當時主張要學習有機農業的,是這本書的主角張木村與洪箱。除了考量經濟效益外,很關鍵的一點是,農藥的使用,並不只是傷害消費者,農民其實是第一個受害者。張木村是個很愛種田的人,他平日上班,假日回灣寶耕種,有一次為了要趕著把工作做完,他在田裏灑農藥直到晚上。張木村撒的農藥叫好年冬,這是一種劇毒農藥,會透進皮膚,人經常中毒而不自知。但這個農藥,一直要到二〇〇九年才被列為劇毒,且至今沒有完全禁用。張木村撒完回家後立刻昏倒,幸好緊急送醫,救回一命。洪箱事後回想,幸好張木村沒有倒在田裡,不然根本沒人知道。這件事發生後,洪箱就覺得農藥非常可怕,下田時還戴著防毒面具。而張木村因為中過毒,引發肝臟毛病,從此成為C型肝炎病患。這個經驗,讓他們夫妻覺得,人不要寧可多割幾百斤稻穀卻賠上性命。

在這個場次裡,我將灣寶當成談有機農業的一個破口。關鍵在於,戰後這些東南亞後進國家,都勢不可免地被拉進美國的經濟體系。過往,我們認為那是唯一的發展途徑,但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也清楚知道,緊緊跟著這樣一個超級大國是危險的。當美國的經濟一動盪,後進國家就跟著倒霉。以台灣為例,因為嚴重依賴跨國公司低附加價值的出口加工業的關係,台灣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和一九九〇年代,都必須屈服於國際社會對貨幣操控所施加的壓力,當時,台灣開始解除金融管制,國家失去透過銀行實施發展政策的能力,在整個世界政經環境的變化下,迎來了金融風暴。而金融風暴並不是一次性的,如果發展政策不轉型,不試圖脫鉤、降低依附度,它會一來再來。二〇〇八年,台灣就再一次受到金融風暴的衝擊,台灣政府為了因應高科技業代工蕭條,創辦了無薪假,台灣的勞動條件就此退步。而這次覆滅的不只是工業,該年,剛好也是能源危機年,因此糧價飆漲,農人,乃至於全體消費者,都受到很大影響。

台灣剛好是在這複雜的情勢下,冒出了一連串的土地開發議題,而灣寶又正巧作為一個有別於其他農村,相當清楚自己地理特性的村莊,因為了解地理特性,以及人的能為與不能為,使他們可以成為成功抵抗徵收的社區。換言之,對我來說,與其說書寫灣寶是要彰顯農業的重要性,不如說,我的目的在於如何透過凝視灣寶理解人地互動的別種可能。

對我來說,灣寶及其一系列土地徵收抗爭,其實某程度反映了政治上的問題。二〇〇八年是台灣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執政的第八年。這短短八年內,民進黨讓社會清楚地看見,它的經濟發展策略,和過去我們所討厭的威權國民黨並沒有太大差異。甚至,民進黨可以為了執政,背棄它跟選民,或過去戰友的承諾,比方核四停建。而民進黨的背棄甚至不僅止於環境政策,包括陳菊擔任勞委會時的彈性工時政策,以及曾經震驚國內外的高捷外勞暴動事件。在我看來,正是因為曾經歷經了這樣的政治破滅,使得民間的凝聚力相對紮實,我認為,這可能是馬來西亞社會運動抵抗現在必須關注的重點之一。也就是,除了政治破口外,更草根的力量,到底怎麼凝聚。

凝聚草根力量跟共識,正是灣寶在抗爭後持續進行的事。來到馬來西亞前,洪箱參加了一場講座,談城鄉交流。在這場講座裡她說,「每到一個場合,就要重新說一次抗爭的過程,其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洪箱的感嘆,也是我書寫時的惶恐。因為對一個記者來說,這寫下的十六萬字,是為了召喚行動再起。而這勢必形成綑縛與詛咒,因為報導文學,某方面是殘忍的,它要求所有涉事者回憶與投入。

回憶跟投入,是等同痛苦的事。那天洪箱談抗爭,不免提起張木村。他都已經過世快三年了,但洪箱一講到他因為害怕土地被徵收,想抱瓦斯桶跳樓時還是忍不住哭。可是洪箱很快地把眼淚擦乾,她說,抗爭成功後,張木村一直在想,好不容易保留土地,不種,也只是休耕。自己已經有十多年的有機種植經驗,經過抗爭,更知道農業的價值,怎麼可能不繼續發展?因此,她們才召集一些里民一起做共耕,希望把整個村莊發展成有機村。但是,她們的發展並沒有一帆風順,因為改變種植習慣本來就是很難的事,有時候,那並不見得是土地是否私有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可能賣得出去,如何讓更多人了解這件事的價值的問題。


張木村死後,洪箱的孩子本來叫她不要再種了。但洪箱說,她還是想試看看。所以她跟孩子約定三年,如果做不到再放棄。那天講座,她一直重複說著一個詞:「認命。」她說,她只會種田,就好好種田。雖然老了,但還想繼續種田,因為有工作就有尊嚴,何況現在她努力的方向,是讓工作有更好價值的方向。我在想,洪箱不見得知道路在哪裡的。但因為認命,因為一心一意想做好這件事,所以關關難過關關過。聽起來很不踏實,但對看著她們走過抗爭,聽著灣寶百年史的我,卻覺得再也沒有比這更踏實的事。認命就可能做活,這是我在洪箱身上學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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