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做活

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馬來西亞和大家見面。老實說，受邀來此座談，有點惶恐。一方面是沒想像過《黏土》這本書可以跨地域——因為這幾年香港也有土地徵收案件，前兩年因此到香港去採訪跟觀察。出版前，曾把書稿給香港的獨立記者陳曉蕾看過，邀她寫序。因為香港爆發的雨傘革命，除與中國的矛盾關係外，也與新界東北的農地開發有關，作為曾到訪當地的記者，希望這本書可以串連兩地。但她看完後認為，《黏土》雖然像透過香港菜園村的抗爭寫香港農業史，但中間真的太多台灣史，對香港讀者來說，仍然有些距離。

另一方面，是我對馬來西亞的了解非常粗淺，儘管曾經到過邊佳蘭採訪，也很喜歡雅絲敏．阿莫，但仍然覺得自己對這社會幾乎無知。所以，答應邀請後一直很緊張。在跟各場主辦人討論後，訂定了今天要談的題目「做活」，儘管如此，因為馬來西亞跟台灣的發展過程跟土地制度不同，所以我不太確定台灣經驗能夠提供多少幫助，但希望至少這場講座可以促進我們對彼此的了解，也許可能有一些對話發生。

灣寶這個社區在二〇〇八年的時候，遭到苗栗縣政府通知，說要徵收他們的土地，當作後龍科技園區的開發預定地。苗栗縣政府宣稱，這是一個高產值的開發案，可以創造四萬個就業機會，但必須徵收三六二公頃土地，其中九成都是私有地跟民宅。這個案子雖然號稱「科技園區」，可是去看苗栗縣政府的說明，就會發現這個案子如果開發，進駐廠商大多是傳統的污染產業。

當時，所有人都不知道這個案子是什麼時候跑出來的，甚至，這個案子都還沒確定可以開發，苗栗縣政府就已經和廠商簽約。苗栗縣長劉政鴻還說，園區動土那天，就要免費供應全縣的國中小營養午餐。而簽約廠商，是一家叫做「總瑩建設」的公司，這家公司的執行長，是剛從台灣土地開發公司退休的總經理。從這公司的名稱，完全看不出它跟高科技到底有何關聯。

總之，開發的消息傳開以後，灣寶居民就在地方上開始抗爭，但地方媒體因為受到地方政府壓力，沒有太多報導。幸好當時村莊裡一個年輕人，也是書中主角之一，畫家洪江波，因為他長期觀察灣寶的鳥類，和一些生態團體有接觸，透過這層人脈，找到環保團體來幫忙。灣寶居民的抗爭軸線，才從地方轉到中央去。

他們第一次來台北抗爭，已經是二〇〇九年的春天。他們來抗議的場合，是環評委員會。在台灣，開發案大概都要經過兩道程序，一個是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一個是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前者審環境衝擊，後者審土地變更。環評會議分為一階環評和二階環評，一階環評是書面意見審查，不會到現場去調查，基本上，除非是重大爭議的案件，不然一階環評很少沒有過關的案子，因為開發的原則就是，只要開發單位可以提出降低環境影響的方案，大多可以過關。

他們來抗議那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印象很深。他們舉的標語裡有幾個重點，一個是有機西瓜，環境優良，鳥類品種上百種，以及劉政鴻大讚灣寶西瓜，如今卻要滅農。那天，環評委員第一次聽到當地居民跳出來反對，也質疑苗栗縣政府在政府編定為適宜種植農作物的特定農業區，且是發展有機農業的地區，進行高污染產業開發是否適合，加上有土地徵收的爭議，就先把這個案子退回專案小組再審查。

那之後，因為一直沒有開審查會議，所以他們沒有來台北抗爭，只在地方上抵制縣政府召開的說明會，就這樣一路擋到六月。六月，是西瓜收成的季節，所以灣寶當時做了一個決定，就是要擴大辦理西瓜節，讓大家知道這塊土地多優良。而也正是這個舉動，吸引了大批的外援。

灣寶社區可以引發社會大眾關注，有幾個關鍵因素。第一，是二〇〇八年底，有一個開發案，叫中科四期園區，這個案子因為政治壓力急著通過，有科技廢水不知道往哪裡排的問題，也有為了開發要剷除一座叫做相思寮的小村莊的議題，當時，這件事曾經引發社會關注，因此灣寶整座庄里受迫遷的議題，在環評會上受到委員重視。

第二，是苗栗縣政府用了含糊的科技園區名稱進行開發，試圖讓社會大眾有「高科技業可以帶來繁榮」的印象，但二〇〇八年左右，台灣陸續爆發高科技業的污染疑慮，近一點的，是剛剛提到的中科四期，遠一點的，是已經開發七、八年左右的兩家光電廠，友達和華映。這兩家公司在桃園龍潭的山坡上開發，把光電廢水直接排入境內一條溪流霄裡溪，這條溪貫穿桃園和新竹，是新竹重要的飲用水體，但它的污染事件卻在開發後多年才被揭露，讓社會十分震驚。

工業污染引發社會重視，與台灣在二〇〇四年後陸續爆發一連串食品安全問題緊緊扣連。二〇〇四年，台灣爆發重組牛肉事件；二〇〇五年有鎘米、孔雀綠石斑魚、毒鴨蛋；二〇〇八年有劇毒農藥殘留的毒茼蒿；二〇〇九年底還爆發有毒茶葉、戴奧辛鴨等事件。這些事件，多半都跟土地受工業污染，以及慣行農法息息相關，因此引發了很多中產階級關注。這些中產階級，可以以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為代表。

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是從主婦聯盟基金會脫胎而來。主婦聯盟基金會的成立時間，是台灣解嚴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當時，台灣還在亞洲四小龍之列，但這漂亮稱號的背後，有很多悲慘的環境代價。如同馬來西亞，台灣在二戰後，也被拉入冷戰體系，但不同於馬來西亞，台灣在美援的協助下，半被動，半主動地推動了土地改革。台灣的土地改革，至今仍被認為是相當成功的範例，因為這全面性、齊一的土地改革政策，才奠定了日後的工業與現代化發展。

透過土地改革，地主資金得以轉移到工業，成為台灣得以進行許多基礎、勞動密集的工業開發的支撐力。加上政府透過壓低糧價的手段，一面維持人民基礎生活，一面將勞動力一一輸送到城鎮裡來，讓台灣在當時的貿易情境下，得以大幅提升經濟發展。但於此同時，糧食生產環境受到了嚴重破壞。這是因為，台灣早期就是農業島，儘管日本人殖民時期開啟了現代化，但台灣當時被日本人當成糧食基地，因此日本時代所建設的水圳與土地資源規劃，基本上並不以工業發展作為思考軸路。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台灣的灌溉渠道跟排放渠道沒有分離，因為上游的水使用完後要順著渠道讓水尾的人使用。

日本時代，開啟台灣農業的現代化耕作，但一直到一九二六年，日本政府才開始倡導使用化肥。一直要到戰後，台灣被拉進美國的經濟圈裡，才開啟了大規模的慣習農業生產。除了更大量地使用化學肥料，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台灣也第一次引進德國拜爾的農藥。根據統計，二〇一〇年，台灣農藥銷售量共三四七九〇噸，其中有效成分是七八五二噸。而台灣耕地平均每公頃農藥的有效施用量，是十二．六公斤 ，為世界第四高，平均下來，台灣人每人每年大約分到一．五公斤的農藥使用量。（前三名分別為哥斯大黎加二〇．四公斤，哥倫比亞十六．七公斤，南韓十二．八公斤 ; 另：美國二．三公斤，中國〇．七七公斤，世界平均三．一二。）

農藥與化肥的使用，對當時刻意被壓低糧價的農民來說，是很大的負擔，而當時台灣因為缺乏適宜的國土規劃，以及環境法令的管制，環境的破壞相當嚴重：河流七彩，空氣充滿濃霧，高雄的石化廠區的地下水污染更是嚴重到點火就會燃燒的可怕地步。種種的環境衝擊，讓很多農民開始抗爭，但當時他們的抗爭，因為戒嚴的關係，缺乏曝光管道。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台灣發生反杜邦運動，加上反對黨，也就是民進黨，在一九八六年成立，環境問題被知識份子用來成為爭取民主的基礎之一，這些問題才慢慢形成一股沛然不可擋的力量。

台灣的有機農業發展，正是在一九八六年開始推動的。最初想要推動有機農業的，其實是政府機關，也就是農委會。農委會在該年先邀請一些學者進行評估，隔年成立「有機農業可行性之觀察試驗計畫」，之後的有機農業政策，才陸陸續續上路。

為什麼農委會要發展有機農業？很重要的原因，是台灣農業環境在當時已走到崩壞階段。台灣的農村勞動力，因為工業發展的趨勢而大量外流。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在農村活躍的農民已非青壯年，最年輕的大都有五十歲以上，而農村勞動力銳減帶來的間接影響，是農業雇工工資上漲，增加農業支出，進而削減農作收入，使更多人必須走入城市。這件事，代表台灣過往傳統家庭小農制的深層瓦解。

其次，是台灣的都市化在一九七〇年代後就急速發展，生活方式連帶受到轉變。傳統以米飯、蔬菜為主食的生活方式，受到美國的影響，逐漸轉為西式、高蛋白質的飲食習慣。當時，台灣進口的玉米、大豆、小麥，已經超過全台食物需求量的一半。而一九八四年，台灣受到美國壓力，簽訂「中美食米協定」，更使台灣稻作嚴重生產過剩。一九六七年，台灣人均稻米食用量是一四一公斤，但一九八五年已經降到八一公斤。一九九四年時是六〇公斤、二〇〇三年甚至只剩四九．〇五公斤。

一直以來，為了維持台灣農村社會的不崩解，政府祭出很多補貼政策，但這只是苟延殘喘。台灣從日本時代就以米糖為主要經濟，美援後，雖種植物種稍有變化，但中美食米協定，宣告了未來自由貿易市場來臨後，台灣要面臨更大挑戰，因此，農委會在看到世界的有機農業發展趨勢下，開始進行推廣。然而，著手推廣有機農業的農委會，在台灣的現實環境下，卻註定難以落實有機的真正定義。

「有機農業」在當代學界包含多層意義：第一，有機農業是順乎自然的農業生產方式，意即讓農作物在自然環境中生長，減少人為干預；第二，因著有機農業的農作方式順乎自然，比較可以合乎生態循環規律，對自然環境造成較少的負面影響；第三，有機農業是相對於以科學主義為導向的「慣習農法」（conventional agriculture）的反彈，有機農業強調混合栽培、自然選種、拒用化學產品等。也就是不做大規模商品化的農業生產，作物多元化、強調人工以及拒絕工業化學產品來維持高產量。這一切的施作，基本上是著眼於土地的多元價值，而農地基本上至少就兼具生態保育、糧食供應，近年更被認為有調節氣候的功能。

然而，就像剛剛所提，台灣推動有機農業雖是基於擔心農村崩解，但農委會在台灣的政府機關算是很小的單位，加上一九九〇年代，歐美國家的電子業開始轉型，在國內朝研發發展，因為環境成本的理由，讓高污染的代工產業出走，在當時的科技官僚主導下，台灣決定成為這些國家的代工基地。由於高科技業是產業密集度很高的產業，所以需要大片農地。加上新的都市規劃，會隨著科學園區的發展而來，為了降低徵收的困難度，台灣的法令因此規定都市計畫都要採用區段徵收，好讓居民可以透過土地地目的轉換而獲得相對較高的補償。

從這就可以看見，農業很難翻轉。因為台灣沒有放棄傳統重工業，而重工業發展的污染問題，科技產業一樣會有，甚至，高科技業經常會為了保有機密而不願透露工業製程，這讓污染管制變得更加困難，農業生產條件如果沒辦法維護，土地就不可能留住，加上開發的補償誘惑，以及有機農業必須養地，學習新的技術、要有很多人工，這種種投資跟成本都太高又不保險，因此台灣的有機農業進度推展一直很慢。也是因為如此，有機農業在台灣早期的發展，幾乎都以認證為主要目的，以此區隔它和其他農產的差異，讓農產有較高價格。但認證只是最末端的一環，無益於改變整體生產環境。

一九九三年，台灣爆發鎘米事件，農藥殘留問題層出不窮，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消費者品質委員會」的一群媽媽，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尋找安全的食物。她們跑遍台灣，希望找尋新鮮、無農藥的米，但因為沒有能力負擔送檢費用，只能一本一本地查人家的帳冊，後來，她們決定集合一百多個家庭，用「共同購買」方式向農友訂購農產，讓農友可以用她們需要的方式生產安心食物。而這個最初由一百多個家庭組成的綠主張公司，在二〇〇一年時，已經擴張了將近十倍，因此，她們將公司轉為合作社，透過合作社的運作方式，可以進一步推廣有機的多元概念，甚至包括社會參與。

一九九三年其實是台灣很重要的社會轉捩點。除了剛剛提過的產業變化，因為社會的型態過度，當時的執政者李登輝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勢力，開始推動所謂的「社區營造」政策，來穩定農村跟籠絡地方頭人。而台灣也在這一年加入GATT。加入GATT，宣告台灣將正式面向自由市場，傳統的農業面臨存亡之際。灣寶就是在這時期，跟合作社相遇。

灣寶會接觸社區營造，是基於他們在一九九五年時曾遭遇一場徵收戰爭。當時的里長，是後來當時擔任立委的劉政鴻的樁腳，所以他們在抵抗時，一直被抵擋在行政程序外。灣寶後來並沒有被成功徵收，但他們很擔心以後還會遭遇到同樣的事，因此去創辦了社區營造協會，當時有輔導有機農業的方案，灣寶就去申請，合作社剛好是陪伴的單位。

當時主張要學習有機農業的，是這本書的主角張木村與洪箱。除了考量經濟效益外，很關鍵的一點是，農藥的使用，並不只是傷害消費者，農民其實是第一個受害者。張木村是個很愛種田的人，他平日上班，假日回灣寶耕種，有一次為了要趕著把工作做完，他在田裏灑農藥直到晚上。張木村撒的農藥叫好年冬，這是一種劇毒農藥，會透進皮膚，人經常中毒而不自知。但這個農藥，一直要到二〇〇九年才被列為劇毒，且至今沒有完全禁用。張木村撒完回家後立刻昏倒，幸好緊急送醫，救回一命。洪箱事後回想，幸好張木村沒有倒在田裡，不然根本沒人知道。這件事發生後，洪箱就覺得農藥非常可怕，下田時還戴著防毒面具。而張木村因為中過毒，引發肝臟毛病，從此成為Ｃ型肝炎病患。這個經驗，讓他們夫妻覺得，人不要寧可多割幾百斤稻穀卻賠上性命。

在這個場次裡，我將灣寶當成談有機農業的一個破口。關鍵在於，戰後這些東南亞後進國家，都勢不可免地被拉進美國的經濟體系。過往，我們認為那是唯一的發展途徑，但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也清楚知道，緊緊跟著這樣一個超級大國是危險的。當美國的經濟一動盪，後進國家就跟著倒霉。以台灣為例，因為嚴重依賴跨國公司低附加價值的出口加工業的關係，台灣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和一九九〇年代，都必須屈服於國際社會對貨幣操控所施加的壓力，當時，台灣開始解除金融管制，國家失去透過銀行實施發展政策的能力，在整個世界政經環境的變化下，迎來了金融風暴。而金融風暴並不是一次性的，如果發展政策不轉型，不試圖脫鉤、降低依附度，它會一來再來。二〇〇八年，台灣就再一次受到金融風暴的衝擊，台灣政府為了因應高科技業代工蕭條，創辦了無薪假，台灣的勞動條件就此退步。而這次覆滅的不只是工業，該年，剛好也是能源危機年，因此糧價飆漲，農人，乃至於全體消費者，都受到很大影響。

台灣剛好是在這複雜的情勢下，冒出了一連串的土地開發議題，而灣寶又正巧作為一個有別於其他農村，相當清楚自己地理特性的村莊，因為了解地理特性，以及人的能為與不能為，使他們可以成為成功抵抗徵收的社區。換言之，對我來說，與其說書寫灣寶是要彰顯農業的重要性，不如說，我的目的在於如何透過凝視灣寶理解人地互動的別種可能。

對我來說，灣寶及其一系列土地徵收抗爭，其實某程度反映了政治上的問題。二〇〇八年是台灣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執政的第八年。這短短八年內，民進黨讓社會清楚地看見，它的經濟發展策略，和過去我們所討厭的威權國民黨並沒有太大差異。甚至，民進黨可以為了執政，背棄它跟選民，或過去戰友的承諾，比方核四停建。而民進黨的背棄甚至不僅止於環境政策，包括陳菊擔任勞委會時的彈性工時政策，以及曾經震驚國內外的高捷外勞暴動事件。在我看來，正是因為曾經歷經了這樣的政治破滅，使得民間的凝聚力相對紮實，我認為，這可能是馬來西亞社會運動抵抗現在必須關注的重點之一。也就是，除了政治破口外，更草根的力量，到底怎麼凝聚。

凝聚草根力量跟共識，正是灣寶在抗爭後持續進行的事。來到馬來西亞前，洪箱參加了一場講座，談城鄉交流。在這場講座裡她說，「每到一個場合，就要重新說一次抗爭的過程，其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洪箱的感嘆，也是我書寫時的惶恐。因為對一個記者來說，這寫下的十六萬字，是為了召喚行動再起。而這勢必形成綑縛與詛咒，因為報導文學，某方面是殘忍的，它要求所有涉事者回憶與投入。

回憶跟投入，是等同痛苦的事。那天洪箱談抗爭，不免提起張木村。他都已經過世快三年了，但洪箱一講到他因為害怕土地被徵收，想抱瓦斯桶跳樓時還是忍不住哭。可是洪箱很快地把眼淚擦乾，她說，抗爭成功後，張木村一直在想，好不容易保留土地，不種，也只是休耕。自己已經有十多年的有機種植經驗，經過抗爭，更知道農業的價值，怎麼可能不繼續發展？因此，她們才召集一些里民一起做共耕，希望把整個村莊發展成有機村。但是，她們的發展並沒有一帆風順，因為改變種植習慣本來就是很難的事，有時候，那並不見得是土地是否私有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可能賣得出去，如何讓更多人了解這件事的價值的問題。

張木村死後，洪箱的孩子本來叫她不要再種了。但洪箱說，她還是想試看看。所以她跟孩子約定三年，如果做不到再放棄。那天講座，她一直重複說著一個詞：「認命。」她說，她只會種田，就好好種田。雖然老了，但還想繼續種田，因為有工作就有尊嚴，何況現在她努力的方向，是讓工作有更好價值的方向。我在想，洪箱不見得知道路在哪裡的。但因為認命，因為一心一意想做好這件事，所以關關難過關關過。聽起來很不踏實，但對看著她們走過抗爭，聽著灣寶百年史的我，卻覺得再也沒有比這更踏實的事。認命就可能做活，這是我在洪箱身上學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