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土 》延伸講座:所在

馬來西亞金馬倫高原開發一景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馬來西亞和大家見面。這一場講座的題目,是「所在」。講題來自於永立和其他主辦單位在協調聯絡時提到,很好奇灣寶的抗爭經驗裡,是否曾有抗爭組織內部的衝突與分裂?畢竟,在長期的抗爭過程裡,因為對經濟利益、土地價值跟文化保存的關懷不同,勢必產生分裂與衝突,但過往馬來西亞似乎比較少去討論如何處理矛盾,希望可以透過這場講座,看能否讓在地居民主動成為行動者,以及擬定內部矛盾與衝突的對話可能跟機制。

這個問題,相信是所有社會運動都會面臨到的困境,但灣寶在抵抗土地徵收的過程中,若看內部組織,也就是自救會的話,分裂跟衝突是不存在的。之所以沒有分裂與衝突,和兩個原因緊密相關,一個是,這地方的地理環境導致的生活狀態,第二,是這個地方的遷徙與組成以宗族為核心,第二加上第一,讓他們得以在漫長的歲月裡凝聚團結力。

進入主題前,想先簡介一下灣寶社區遭遇的徵收案件。2008年底,這個村莊的居民突然接到一封地上物查估通知書,名目是苗栗縣政府要開發「後龍科技園區」,這個開發案的開發面積是362公頃,需要大幅徵收私有土地,佔九成以上。一開始號稱可以創造四萬個就業機會,後來改為一萬五千個就業機會。起初,說要引進四成光電業,跟竹科還有中科做串連。除新招商外,還要輔導違規工廠進駐。

這個換來換去的開發內容,加上開發前居民根本一無所知,以及,灣寶不久前才被再一次宣告是高適宜農作區,他們不懂,為什麼台灣明明有那麼多閒置工業區土地,政府還要開發灣寶。而且,他們得知土地要被開發時,開發案的行政程序已經非常緊迫,當時環境影響評估已經走到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環評大會。

在台灣,開發案大概會經過兩道審議程序,一個是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一個是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前者審環境衝擊,後者審土地變更。環評會議分為一階環評和二階環評,一階環評是書面意見審查,不會到現場去調查,基本上,除非是重大爭議的案件,不然一階環評很少沒有過關的案子,因為開發的原則就是,只要開發單位可以提出降低環境影響的方案,大多可以過關。所以一階環評通常就是三次書面審查,然後送環評大會確認可不可以過關。

當時,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的前三次環評審查,苗栗縣政府都沒有讓居民知道,想當然爾,在環保署裡就天花亂墜說全縣民都支持這個案。所以環評大會那天,居民抗議說他們根本反對,讓委員很錯愕。由於2008年底,台灣通過了一個重大開發案,叫中科四期園區,這個開發案要徵收六百多公頃土地,毀掉一座只剩老農居住的村莊,引發社會關注,所以環評委員特別小心這個案子,要求苗栗縣政府必須回頭補開說明會,並且收集到居民的同意開發書,才要繼續審議這個案子。

還記得第一次冒出「灣寶這個村莊會成功」的感覺,是2010年暮春。那時我剛從台灣立報離職,放自己一個月的假,和一些朋友打算趁這空閑環島一圈,走一走那些環境個案的地點。四月底,剛好是苗栗縣政府要到灣寶重新召開說明會的時間,我們就決定要去參加。那一年,台灣有一齣國片上映,片名叫「艋舺」,艋舺是台北市萬華區的舊地名,早期因為水利交通便利,貿易繁榮,就有很多角頭,艋舺就是在講這兄弟情誼與背叛的片。這部片裡有一句台詞,在電影上映時非常流行,叫做「意義是啥小?拎北只知道義氣!」那天,這句台詞,被灣寶居民改成「同意是三小,拎北只知道抗議!」

布條掛在哪?掛在當地村莊的信仰中心龍雲宮前。龍雲宮跟傳統的宮廟建築不太一樣,因為它曾經整修過,居民讓一樓變成社區活動中心,二樓變成主殿。當天說明會的地點,就是在社區活動中心。當天說明會,縣政府幾乎沒辦法說話,因為這個活動中心放了很多平常廟會熱鬧的工具,比方神轎,鑼鼓,所以,當縣政府一講話,他們就開始敲鑼打鼓,大喊,你下來你下來不給你講。等到把麥克風搶過來以後,居民又會用非常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比方——「各位長輩,你們都有農保對吧?什麼人才可以有農保,是不是農民?今天縣政府要把我們土地拿走,我們是不是就失去了農民資格,你們說,這樣我們還要不要給它徵收?」想當然爾,底下都是不要不要的反應。

如果熟悉台灣農村發展,就會對居民用農保來召喚居民抵抗徵收覺得有趣。因為農保最初的誕生,確實是為了保障農民,但日後農保跟各式與農有關的津貼,卻隨著每次選舉不斷加碼。因為隨著農業蕭條,長者或弱勢者在城鎮缺乏競爭力,只能守住農地,這種殘補式的福利,維持了他們基本的生存可能,使這些安撫得以換為選票。而因為不斷加碼,就以老農津貼為例,現在一個月有七千塊之多。住在農村,這些農民根本不可能花到七千塊,因為只要有一小塊地,平日食物就幾乎滿足。對老農而言,雖然他們不懂台灣的經濟動盪,跟我們處在冷戰體系架構下,隨著美國擺動有關,但至少他們很清楚,孩子在城鎮生活愈來愈辛苦,因此,華人的傳統觀念,使他們對保有農地自足產生了一種基本的捍衛心情。

除此之外,當走進社區活動中心前,會先遇到一扇玻璃門,居民在玻璃上貼了一張紙,紙上有詛咒,大約是誰敢偽裝成灣寶居民參加這場說明會,就不得好死。這個詛咒在多數都市人眼中很荒謬,但這樣的文字,對灣寶來說依舊具有效力。關鍵原因,就在於這個農村並沒有瓦解。也就是,它雖然在台灣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受到牽引,並且隨著這個發展被納入現代的公共行政體制,但村莊在面對公共事務時,依然保有現代國家治理外的自治機制。

過往台灣傳統農村的自治機制,以地方頭人主持的宮廟為核心。宮廟除了進行地方事務的仲裁,它也扮演小型金融中心。比方村里誰欠錢,就會到廟裡擲筊借錢,承諾日後發達還上數倍。廟的鼎盛,多半就是因著這種實際的日常庶務才可能存在。但隨著日本時代乃至於戰後國民黨統治進行農會體系改造,將金融體系拉出,後來又有地方自治選舉,加上城市化的誕生跟加速,很多農村就在地景的快速變化下跟著瓦解。

灣寶跟其他農村處在同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為何它能夠不變,或說,變得很慢,以至於保有自己的步調。這個問題,我也是在開始動筆寫後才思索。在《黏土》這本書的後記我提到,整本書的架構,是在閱讀《地方》這本人文地理學的科普書後才慢慢形成,在書裡,地方感這個詞首次出現在我腦海,使我回頭去咀嚼居民過往抗爭時,不斷重複他們辛苦改良土壤這件事到底意味著什麼。也就是,過往我對他們改良土壤這件事的理解,只停留在「他們改良土壤」這樣的表面意涵,而沒有去追究,這個地方的風土環境究竟怎麼樣影響這裡的人,使得辛苦改良土壤,竟可成為土地不可販賣的支持理由。

這個疑惑,幫助我往前追索灣寶這個村莊的百年史,進一步發現,人們一旦想要利用土地,都希望那個土地是「好用的」——農業時代,希望土壤肥沃、水源豐沛;工業時代,希望土地方整、交通暢通。從這個點去看台灣的經濟發展落差,是完全吻合的——至今台灣東部的開發依然遲緩,因為山脈阻礙遷徙,且缺乏便利交通,使東部晚了西部幾十年都鮮少有工業開發。換句話說,儘管土地改革齊一地實施在這座島嶼,進而促成了台灣的工業發展跟現代化,但每個地方在土地改革後,其實仍保有它自己的特性,而那個特性,是不被人為的規格所限制的。而也正是因為時間的拖延,使人看到地理的特性,台灣東部的開發不再以工業為主。儘管目前的觀光策略也值得商榷,但至少是切合地理的特性在走。

回到灣寶。灣寶的地理特性是什麼?兩個字:貧瘠。它被一座叫大山的丘陵阻隔在竹南平原,靠海風強植物難以生長,土質又是沙地無法保水。當整個日本時代發展米糖經濟時,這裏只能種地瓜跟花生。除此之外,這裏比起其他鄉鎮,還一直缺乏水源。因此,當台灣開始經濟起飛,農地林立工廠時,工廠不想來。因為這裡缺乏工業進駐的區位條件。工業不進駐,人只好往外。但不是所有人都想往外。認識灣寶這個地方,對我個人而言有非常重要的啟示,即是人的可能。人如何可能。

《黏土》的主角張木村,因為成長背景,形塑他不想離農離土的價值觀,即便離鄉做工是時代潮流,甚至是父母的想望,張木村依舊堅持走自己的路。這個堅持,使他成為農村裡少數的中生代。中生代在農村是很重要的——這一代人識字,卻因為生長於農村,同時擁有草根跟抽象知識。1980年代,台灣農業環境急遽敗壞,引發各地抗爭,比如彰化鹿港掀起反杜邦運動,這農鄉的反撲一方面造成政治上的改變,另方面,政府也決定加快改善農村環境。灣寶就是在此時迎接了農地重劃政策跟水庫的興建。從此,歪七扭八的土地方整,遇水就塌的農路寬闊,而這些成果,是當地居民希望提升農業生產,而奉獻自己土地來興造的。當時灣寶居民甚至自費剷除庄內一座土質是黏土的山來改良土壤,為的就是讓生產環境更好,而這些農業環境的改善工程,整整讓他們兩年沒有收入。

灣寶遭遇第一次徵收,正好就是他們投入農地重劃跟土壤改良沒多久之後。當時,政府想要開闢新竹科學園區第三期,這個發展計畫,獲得很多政治人物的支持跟爭取,光就灣寶所在的苗栗,就有三股勢力在競爭。為什麼這些立委要相互競爭?因為竹科一期開發,很多人都發現,隨著科學園區的設置,整個都市會重新規劃,鄰近的農地有可能因此變成建地。由於農業一直無法提振,變更地目對地主來說都是有利的。賣了可以賺數倍價差,不賣,土地現值也比以往高,怎麼都不吃虧。

在這裏,我想解釋一下不吃虧的心態。在台灣的農民抗爭裡,很常聽到的一種論述是,「農民就是愛自己的土地,多少錢我也不賣」、「這是祖先放下來的地,我怎樣也不要賣。」而這種說法,往往引來支持開發者的反彈。他們的反彈不是無的放矢。就以台灣新竹竹東二重埔這個地方的抗爭為例,他們的自救會會長,早年自己就是在做土地仲介的,他現在出來投身抗爭,是因為自己土地要被徵收了,深入研究,才發現過往開發勢力環節裡有很多荒謬之處。

在台灣進行的一場延伸講座裡,曾任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的許博任就說,對農民來說,其實土地沒有不能賣的。研究所時期,他在二林進行田野,當地居民跟他說一句俗諺:「起厝起到田一角。」這句話的意思是,家裡若想興房,預算一百萬,但不小心超支,那麼農民就會賣掉一小塊農地去彌補的意思。這句話所透露的是,在土地私有制的架構下,土地本來就可以因應需求去處分跟交易的。而,農地跟人民的生活環境,在早期工業還沒發展時,是綁在一塊的,但台灣對農村土地缺乏規劃,隨著工業破壞農村居住環境、資源傾斜到城鎮裡去,很多人確實也會希望透過土地的再處分去改善生活環境。

這些經驗給我的啟發,是農民遭遇的苦痛,或農村的崩解,不必然與土地是否私有強烈直接的關聯——而是,這些抗爭的輪迴,是因社會缺乏一套雙方都同意的發展方式,以及合宜的監督機制。就現實面來看,台灣現行土地私有制,但私有權利不會無限放大,這是徵收條例裡制定「重大建設」、「公共利益」,便可以徵收私人土地的原因;換言之,土地被視為一種可調度的資本,透過釋放、投資,達到回饋跟平均分配的目的。但這個環節疏漏,因此部分農民被犧牲與壓榨,甚至因為資本過度流向土地部門,造成地價昂貴乃至於高房價的問題。這是台灣現在面對的困境,而這困境,其實是集體造成的。

灣寶遭遇竹科三期抗爭時,整個村莊的團結,並不因為所有人都像張木村一樣愛種田。或單純因為剛剛提到的,投入土壤改良那麼辛苦的情感因素。而是,科學園區開發適用於一般徵收,一般徵收在台灣的徵收價格,是公告地價加四成,灣寶的土地地價很低,他們才剛投入成本,被徵收所分配回來的錢,根本沒辦法打平他們的投入,並支持他們開啟沒有農地的生活。換言之,灣寶的第一次反抗,其實是建立在利益分配不均的情況下而有集結的機會。

而若不是張木村夫妻,以及一些真的想種田的鄉親,趁著那利益分配的落差,去搶到了發言跟領導抗爭的權力,灣寶遭遇第二次徵收時,恐怕也不見得會成功。

在第一次徵收戰爭結束後,灣寶開始進行社區營造。會想做社區營造,是因為第一次徵收戰爭時,當時的里長,是當時擔任立委、後來擔任縣長的劉政鴻的樁腳,他們在抵抗時,一直被抵擋在行政程序外。抗爭結束,這群人擔心以後還會遭遇同樣的事,因此創辦社區營造協會,開始發展有機農業,同時也想了很多活動,去凝聚村莊的力量。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灣寶西瓜節,而這也成為後來他們第二次徵收戰爭時,社會力量得以連結的窗口。

當初他們創辦西瓜節,有幾個原因。一是想要讓在外打拚的遊子,知道當初鄉村的長輩是如何抵擋這次徵收的。其次是,想讓這些遊子回頭凝視這座村莊。如果你們到灣寶參加西瓜節,會看到一個活動項目,叫做比賽吐西瓜子,就是大家吃西瓜吐到一個碗裡。一開始我不太懂這活動到底要幹麻,看起來很笨。後來才知道,現在種西瓜,是直接放西瓜苗,但早期種西瓜是種種子。種子哪裡來?每年採收後留種。西瓜是灣寶最有經濟價值的作物,所以居民平時只能吃爛西瓜,好西瓜都要到市場販售。可留種就不一樣,得吃最好最大最甜的西瓜,吐西瓜籽,就是這個留種的動作。透過這樣的活動,他們把村莊的記憶跟文化傳承下去,而也因為有了活動,異鄉遊子有名目回來,彼此有情感交流,會看見長輩跟土地互動的狀況。是這樣一年又一年的延續,讓灣寶逐漸培養扎實的團結力量。使得我一開始提到的說明會現場,擠滿了人,而這些人,不只是平時留在灣寶的人,而是特地從台灣各地回鄉來告訴苗栗縣政府,請停止徵收這塊土地的遊子。

雖然前面提到,土地的私有制與否,不應該影響到我們對土地利用的認知,或以為私有制即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土地的私有與否,確實會影響抗爭的動能。土地不在自己的手中,在某些情況下,會被連結至「抗爭不具有正當性」這樣的窘境。而在這部分,我想用另外一個案例,樂生療養院的抗爭來說明。

樂生療養院位於新北市與桃園縣的交界迴龍,這裡俗稱三不管地帶,是都市發展沒有觸及的邊緣中的邊緣。日本時代,日本政府把一部分罹患痲瘋病的病患,帶到這裡強制隔離,院民在這裡生存了數十年,卻在2005年,遭遇新莊捷運線規劃要把維修跟停駐的機廠設在這裡,而爆發激烈抗爭。

新莊捷運線是在1990年代規劃的。原規劃路線不像現在這麼長,考量通車效益,只通到輔仁大學。機廠就預定在輔大後方的農地。但因為捷運即將通過,地方政客得知後,啟動這一塊的都市計畫,打算把這片農地進行重劃,因此倡議把機廠搬到樂生療養院,順便延伸路線到迴龍。儘管捷運局做過地質探勘,認為這裡的土質並不優良,但在政客的壓力下,以樂生療養院為公有地可避免徵收爭議,加上療養院本在院民離開即將要關閉等理由,以先建後拆的說法,於2002年取得土地,並於隔年進行第一波拆除工程。

這次的拆除工程,引發大規模的房舍倒塌跟龜裂,甚至損及民宅,樂生療養院要被拆的事件才廣為社會周知,2004年,青年樂生聯盟成立,隔年,樂生保留自救會成立,開啟迄今長達十年的保留運動。這場運動的戰線非常廣,有老樹保留、醫療史、文化古蹟、人權,後期還開啟工程戰線。

一開始,社會對樂生保留運動十分漠視跟不屑。主要原因,是痲瘋病人長期承受污名,且沒能擁有土地所有權的緣故。儘管當時他們被強制抓來隔離,日本皇太后立碑告訴他們以院作家,他們度過無藥可醫的年月,忍受醫療人體實驗、墮胎等各種可怕折磨,但當時的台灣社會,並沒有意識到讓院民有主體性是重要的事。因此,在這場爭議裡,社會大眾接受了捷運局的專業說法,認可捷運局對機廠非要設在這裡、沒有任何替代方案的說法,並且,因為政府興建了新大樓,又提撥補償金,社會大眾對樂生院民貼上了貪婪的標籤。

他們的抗爭,一直缺乏在地新莊人的支持。甚至,在樂生院民間也產生分裂。但樂生保留自救會以及青年樂生聯盟的成員,一直很小心處理不願參加抗爭的院民的感受。當時,因為政府半騙半威脅,不少院民都搬到新大樓,有些院民,還因為媒體汙名,而對自救會不滿。比方一名院民黃再輝,就曾經在政府官員到樂生來時,辱罵自救會的成員,還想動手打人,並且投書媒體、在新聞局前絕食,認為聲援保留者是讓他們遭遇二次傷害,讓社會大眾誤以為他們死要錢。

黃再輝的例子,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在保留運動還沒告一段落之際,黃再輝就跳河自殺,而他死後,身上還有兩百多萬。這件事讓我一直耿耿於懷。而我相信,這對自救會跟聲援者也是很沈重的提醒。因此,儘管聲援者和自救會幹部比較熟悉,但任何行動,他們一定都會考慮到所有院民,大至爭取補償條例、醫療訪調需求,小至只是在冬至送紅豆湯這種關懷行動,也一定每一戶都拜訪。這不見得可以召喚不抗爭的人出來抗爭,但可以讓這些不抗爭的人不抱持敵意,或至少感到不委屈。

這是對內。對外,樂生抗爭者一直延長抗爭的時間。很關鍵的態度是,他們不放棄任何一種可能,並且拒絕政治收編。當時的樂生抗爭啟於民進黨時代,很多人罵他們是國民黨的走狗,但他們沒有理會,只要跟樂生有關的部會,以及各黨派的政治人物,通通都去陳情或抗議。在論述上,他們開啟了一種草根、民主決策的戰線。台灣的工程專家,因為戰後的營造體系關係,多半跟官方關係很好,因此,當樂生抗爭者提出替代方案時,政治官僚一律拒絕,檯面上的工程專家也都不吭聲。但樂生抗爭者去找了很多學者提出論述,要求辯論,最後有一位大地工程師王偉民出面聲援。王偉民提出樂生的地質問題,認為機廠開挖會有山體崩塌危機。

2007年時,王偉民提出的地質問題沒有受到重視。但因為當時民進黨執政末期人心思變,在政治壓力下,樂生的抗爭影響了2008年的總統大選,該次選舉,行政院拍板定案目前的保留方案。但這個保留方案如我剛剛所說,沒有關照到地質問題,因此樂生在保留方案底定後持續抗爭,儘管捷運局否認有崩塌危險,但最後大自然證明了王偉民的說法。樂生抗爭者爭取這次機會,再度影響2012年的總統大選,要求捷運局重視走山危機,迫使捷運局提出新的工程方案,儘管這方案並不是將機廠移走,但目前為止,捷運局確實是用一種前所未有的高規格方式施工。

從2007年到現在,最初樂生抗爭時,所謂不同利害關係的群體的分裂,透過事實的一再揭露,跟聲援者的努力一一撫平,甚至,他們還創造了在地的守護力量。這個在地守護力量,源於2007年3月,原本在選舉前承諾不拆樂生的新北市長周錫瑋,發起了全新莊「拆樂生」遊行活動。該場遊行,地方派系動員了好幾萬人,把捷運施作路線佔滿,一路哭喊甚至下跪,要樂生人不要再為難新莊人。該場遊行得以召喚,就在於,新莊在地人不認為樂生院民有權使用這塊土地跟空間。

因此,在那之後,樂生青年聯盟開始進行在地的培力跟組織,他們先去了解迴龍這個地區的特性,發現因為這裏是三不管地帶,所以有很多新移民,或中下階層的勞工,這些勞工會有托育、教養需求,因此他們號召有空的大學生到樂生,然後發起課後照顧,在樂生廢棄院舍創辦圖書館,還在寒暑假辦夏令營,讓這些無暇照顧孩子的家長,可以在長假時也不用擔心孩子。一年又一年,因為孩子,成人走進樂生,跟院民互動,聆聽這裡的故事,使得日後的抗爭,有了在地新莊人的支持,後期連社區大學也都會主動辦理跟樂生保留有關的活動或課程。

之所以拿樂生來收尾,有幾個理由。一個是,樂生保留運動是影響我最深的一場社會運動。其次,是先前強調過的,我不認為土地的私有制,必然影響我們對發展的看法以及團結凝聚的可能性。最後,是我認為,後期台灣社會對土地徵收議題的關注跟投入,某程度來說,是萌芽於樂生保留運動。這場運動的主體,是台灣社會最弱勢邊緣的集合,它是台灣的照妖鏡,因此揭示它全盤成功的沒有可能。但也因為如此,它得以吸納各種論說,嘗試各種想像與衝撞,許多聲援者進到這個場域,理解了官僚體系的限制與可能,以及新自由主義下,發展可以多麼殘酷。而日後,他們帶著從這裡得到的養分,到其他場域去耕耘,比如我先前所提到的許博任,即是樂生青年聯盟的成員。


我想說的是,我們會認為現下所面臨的困境複雜難解,是因為這是長久歷史沈屙的糾結,因此,當我們終於嘗試面對跟解決時,全幅的同意與團結是不可能的事。它必得經過漫長的溝通與對話。而人在這種情境下所能夠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創造時間——不是非要事情在我們身上開花結果,而要想著,如何一個人影響一個人,一代人影響一代人,像灣寶養著土地,也是經過百年才有豐收。唯有經歷折磨卻不氣餒,我們才可能找到真正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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