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金馬倫高原開發一景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馬來西亞和大家見面。這一場講座的題目，是「所在」。講題來自於永立和其他主辦單位在協調聯絡時提到，很好奇灣寶的抗爭經驗裡，是否曾有抗爭組織內部的衝突與分裂？畢竟，在長期的抗爭過程裡，因為對經濟利益、土地價值跟文化保存的關懷不同，勢必產生分裂與衝突，但過往馬來西亞似乎比較少去討論如何處理矛盾，希望可以透過這場講座，看能否讓在地居民主動成為行動者，以及擬定內部矛盾與衝突的對話可能跟機制。

這個問題，相信是所有社會運動都會面臨到的困境，但灣寶在抵抗土地徵收的過程中，若看內部組織，也就是自救會的話，分裂跟衝突是不存在的。之所以沒有分裂與衝突，和兩個原因緊密相關，一個是，這地方的地理環境導致的生活狀態，第二，是這個地方的遷徙與組成以宗族為核心，第二加上第一，讓他們得以在漫長的歲月裡凝聚團結力。

進入主題前，想先簡介一下灣寶社區遭遇的徵收案件。2008年底，這個村莊的居民突然接到一封地上物查估通知書，名目是苗栗縣政府要開發「後龍科技園區」，這個開發案的開發面積是362公頃，需要大幅徵收私有土地，佔九成以上。一開始號稱可以創造四萬個就業機會，後來改為一萬五千個就業機會。起初，說要引進四成光電業，跟竹科還有中科做串連。除新招商外，還要輔導違規工廠進駐。

這個換來換去的開發內容，加上開發前居民根本一無所知，以及，灣寶不久前才被再一次宣告是高適宜農作區，他們不懂，為什麼台灣明明有那麼多閒置工業區土地，政府還要開發灣寶。而且，他們得知土地要被開發時，開發案的行政程序已經非常緊迫，當時環境影響評估已經走到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環評大會。

在台灣，開發案大概會經過兩道審議程序，一個是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一個是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前者審環境衝擊，後者審土地變更。環評會議分為一階環評和二階環評，一階環評是書面意見審查，不會到現場去調查，基本上，除非是重大爭議的案件，不然一階環評很少沒有過關的案子，因為開發的原則就是，只要開發單位可以提出降低環境影響的方案，大多可以過關。所以一階環評通常就是三次書面審查，然後送環評大會確認可不可以過關。

當時，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的前三次環評審查，苗栗縣政府都沒有讓居民知道，想當然爾，在環保署裡就天花亂墜說全縣民都支持這個案。所以環評大會那天，居民抗議說他們根本反對，讓委員很錯愕。由於2008年底，台灣通過了一個重大開發案，叫中科四期園區，這個開發案要徵收六百多公頃土地，毀掉一座只剩老農居住的村莊，引發社會關注，所以環評委員特別小心這個案子，要求苗栗縣政府必須回頭補開說明會，並且收集到居民的同意開發書，才要繼續審議這個案子。

還記得第一次冒出「灣寶這個村莊會成功」的感覺，是2010年暮春。那時我剛從台灣立報離職，放自己一個月的假，和一些朋友打算趁這空閑環島一圈，走一走那些環境個案的地點。四月底，剛好是苗栗縣政府要到灣寶重新召開說明會的時間，我們就決定要去參加。那一年，台灣有一齣國片上映，片名叫「艋舺」，艋舺是台北市萬華區的舊地名，早期因為水利交通便利，貿易繁榮，就有很多角頭，艋舺就是在講這兄弟情誼與背叛的片。這部片裡有一句台詞，在電影上映時非常流行，叫做「意義是啥小？拎北只知道義氣！」那天，這句台詞，被灣寶居民改成「同意是三小，拎北只知道抗議！」

布條掛在哪？掛在當地村莊的信仰中心龍雲宮前。龍雲宮跟傳統的宮廟建築不太一樣，因為它曾經整修過，居民讓一樓變成社區活動中心，二樓變成主殿。當天說明會的地點，就是在社區活動中心。當天說明會，縣政府幾乎沒辦法說話，因為這個活動中心放了很多平常廟會熱鬧的工具，比方神轎，鑼鼓，所以，當縣政府一講話，他們就開始敲鑼打鼓，大喊，你下來你下來不給你講。等到把麥克風搶過來以後，居民又會用非常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比方——「各位長輩，你們都有農保對吧？什麼人才可以有農保，是不是農民？今天縣政府要把我們土地拿走，我們是不是就失去了農民資格，你們說，這樣我們還要不要給它徵收？」想當然爾，底下都是不要不要的反應。

如果熟悉台灣農村發展，就會對居民用農保來召喚居民抵抗徵收覺得有趣。因為農保最初的誕生，確實是為了保障農民，但日後農保跟各式與農有關的津貼，卻隨著每次選舉不斷加碼。因為隨著農業蕭條，長者或弱勢者在城鎮缺乏競爭力，只能守住農地，這種殘補式的福利，維持了他們基本的生存可能，使這些安撫得以換為選票。而因為不斷加碼，就以老農津貼為例，現在一個月有七千塊之多。住在農村，這些農民根本不可能花到七千塊，因為只要有一小塊地，平日食物就幾乎滿足。對老農而言，雖然他們不懂台灣的經濟動盪，跟我們處在冷戰體系架構下，隨著美國擺動有關，但至少他們很清楚，孩子在城鎮生活愈來愈辛苦，因此，華人的傳統觀念，使他們對保有農地自足產生了一種基本的捍衛心情。

除此之外，當走進社區活動中心前，會先遇到一扇玻璃門，居民在玻璃上貼了一張紙，紙上有詛咒，大約是誰敢偽裝成灣寶居民參加這場說明會，就不得好死。這個詛咒在多數都市人眼中很荒謬，但這樣的文字，對灣寶來說依舊具有效力。關鍵原因，就在於這個農村並沒有瓦解。也就是，它雖然在台灣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受到牽引，並且隨著這個發展被納入現代的公共行政體制，但村莊在面對公共事務時，依然保有現代國家治理外的自治機制。

過往台灣傳統農村的自治機制，以地方頭人主持的宮廟為核心。宮廟除了進行地方事務的仲裁，它也扮演小型金融中心。比方村里誰欠錢，就會到廟裡擲筊借錢，承諾日後發達還上數倍。廟的鼎盛，多半就是因著這種實際的日常庶務才可能存在。但隨著日本時代乃至於戰後國民黨統治進行農會體系改造，將金融體系拉出，後來又有地方自治選舉，加上城市化的誕生跟加速，很多農村就在地景的快速變化下跟著瓦解。

灣寶跟其他農村處在同一個快速變遷的時代，為何它能夠不變，或說，變得很慢，以至於保有自己的步調。這個問題，我也是在開始動筆寫後才思索。在《黏土》這本書的後記我提到，整本書的架構，是在閱讀《地方》這本人文地理學的科普書後才慢慢形成，在書裡，地方感這個詞首次出現在我腦海，使我回頭去咀嚼居民過往抗爭時，不斷重複他們辛苦改良土壤這件事到底意味著什麼。也就是，過往我對他們改良土壤這件事的理解，只停留在「他們改良土壤」這樣的表面意涵，而沒有去追究，這個地方的風土環境究竟怎麼樣影響這裡的人，使得辛苦改良土壤，竟可成為土地不可販賣的支持理由。

這個疑惑，幫助我往前追索灣寶這個村莊的百年史，進一步發現，人們一旦想要利用土地，都希望那個土地是「好用的」——農業時代，希望土壤肥沃、水源豐沛；工業時代，希望土地方整、交通暢通。從這個點去看台灣的經濟發展落差，是完全吻合的——至今台灣東部的開發依然遲緩，因為山脈阻礙遷徙，且缺乏便利交通，使東部晚了西部幾十年都鮮少有工業開發。換句話說，儘管土地改革齊一地實施在這座島嶼，進而促成了台灣的工業發展跟現代化，但每個地方在土地改革後，其實仍保有它自己的特性，而那個特性，是不被人為的規格所限制的。而也正是因為時間的拖延，使人看到地理的特性，台灣東部的開發不再以工業為主。儘管目前的觀光策略也值得商榷，但至少是切合地理的特性在走。

回到灣寶。灣寶的地理特性是什麼？兩個字：貧瘠。它被一座叫大山的丘陵阻隔在竹南平原，靠海風強植物難以生長，土質又是沙地無法保水。當整個日本時代發展米糖經濟時，這裏只能種地瓜跟花生。除此之外，這裏比起其他鄉鎮，還一直缺乏水源。因此，當台灣開始經濟起飛，農地林立工廠時，工廠不想來。因為這裡缺乏工業進駐的區位條件。工業不進駐，人只好往外。但不是所有人都想往外。認識灣寶這個地方，對我個人而言有非常重要的啟示，即是人的可能。人如何可能。

《黏土》的主角張木村，因為成長背景，形塑他不想離農離土的價值觀，即便離鄉做工是時代潮流，甚至是父母的想望，張木村依舊堅持走自己的路。這個堅持，使他成為農村裡少數的中生代。中生代在農村是很重要的——這一代人識字，卻因為生長於農村，同時擁有草根跟抽象知識。1980年代，台灣農業環境急遽敗壞，引發各地抗爭，比如彰化鹿港掀起反杜邦運動，這農鄉的反撲一方面造成政治上的改變，另方面，政府也決定加快改善農村環境。灣寶就是在此時迎接了農地重劃政策跟水庫的興建。從此，歪七扭八的土地方整，遇水就塌的農路寬闊，而這些成果，是當地居民希望提升農業生產，而奉獻自己土地來興造的。當時灣寶居民甚至自費剷除庄內一座土質是黏土的山來改良土壤，為的就是讓生產環境更好，而這些農業環境的改善工程，整整讓他們兩年沒有收入。

灣寶遭遇第一次徵收，正好就是他們投入農地重劃跟土壤改良沒多久之後。當時，政府想要開闢新竹科學園區第三期，這個發展計畫，獲得很多政治人物的支持跟爭取，光就灣寶所在的苗栗，就有三股勢力在競爭。為什麼這些立委要相互競爭？因為竹科一期開發，很多人都發現，隨著科學園區的設置，整個都市會重新規劃，鄰近的農地有可能因此變成建地。由於農業一直無法提振，變更地目對地主來說都是有利的。賣了可以賺數倍價差，不賣，土地現值也比以往高，怎麼都不吃虧。

在這裏，我想解釋一下不吃虧的心態。在台灣的農民抗爭裡，很常聽到的一種論述是，「農民就是愛自己的土地，多少錢我也不賣」、「這是祖先放下來的地，我怎樣也不要賣。」而這種說法，往往引來支持開發者的反彈。他們的反彈不是無的放矢。就以台灣新竹竹東二重埔這個地方的抗爭為例，他們的自救會會長，早年自己就是在做土地仲介的，他現在出來投身抗爭，是因為自己土地要被徵收了，深入研究，才發現過往開發勢力環節裡有很多荒謬之處。

在台灣進行的一場延伸講座裡，曾任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的許博任就說，對農民來說，其實土地沒有不能賣的。研究所時期，他在二林進行田野，當地居民跟他說一句俗諺：「起厝起到田一角。」這句話的意思是，家裡若想興房，預算一百萬，但不小心超支，那麼農民就會賣掉一小塊農地去彌補的意思。這句話所透露的是，在土地私有制的架構下，土地本來就可以因應需求去處分跟交易的。而，農地跟人民的生活環境，在早期工業還沒發展時，是綁在一塊的，但台灣對農村土地缺乏規劃，隨著工業破壞農村居住環境、資源傾斜到城鎮裡去，很多人確實也會希望透過土地的再處分去改善生活環境。

這些經驗給我的啟發，是農民遭遇的苦痛，或農村的崩解，不必然與土地是否私有強烈直接的關聯——而是，這些抗爭的輪迴，是因社會缺乏一套雙方都同意的發展方式，以及合宜的監督機制。就現實面來看，台灣現行土地私有制，但私有權利不會無限放大，這是徵收條例裡制定「重大建設」、「公共利益」，便可以徵收私人土地的原因；換言之，土地被視為一種可調度的資本，透過釋放、投資，達到回饋跟平均分配的目的。但這個環節疏漏，因此部分農民被犧牲與壓榨，甚至因為資本過度流向土地部門，造成地價昂貴乃至於高房價的問題。這是台灣現在面對的困境，而這困境，其實是集體造成的。

灣寶遭遇竹科三期抗爭時，整個村莊的團結，並不因為所有人都像張木村一樣愛種田。或單純因為剛剛提到的，投入土壤改良那麼辛苦的情感因素。而是，科學園區開發適用於一般徵收，一般徵收在台灣的徵收價格，是公告地價加四成，灣寶的土地地價很低，他們才剛投入成本，被徵收所分配回來的錢，根本沒辦法打平他們的投入，並支持他們開啟沒有農地的生活。換言之，灣寶的第一次反抗，其實是建立在利益分配不均的情況下而有集結的機會。

而若不是張木村夫妻，以及一些真的想種田的鄉親，趁著那利益分配的落差，去搶到了發言跟領導抗爭的權力，灣寶遭遇第二次徵收時，恐怕也不見得會成功。

在第一次徵收戰爭結束後，灣寶開始進行社區營造。會想做社區營造，是因為第一次徵收戰爭時，當時的里長，是當時擔任立委、後來擔任縣長的劉政鴻的樁腳，他們在抵抗時，一直被抵擋在行政程序外。抗爭結束，這群人擔心以後還會遭遇同樣的事，因此創辦社區營造協會，開始發展有機農業，同時也想了很多活動，去凝聚村莊的力量。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灣寶西瓜節，而這也成為後來他們第二次徵收戰爭時，社會力量得以連結的窗口。

當初他們創辦西瓜節，有幾個原因。一是想要讓在外打拚的遊子，知道當初鄉村的長輩是如何抵擋這次徵收的。其次是，想讓這些遊子回頭凝視這座村莊。如果你們到灣寶參加西瓜節，會看到一個活動項目，叫做比賽吐西瓜子，就是大家吃西瓜吐到一個碗裡。一開始我不太懂這活動到底要幹麻，看起來很笨。後來才知道，現在種西瓜，是直接放西瓜苗，但早期種西瓜是種種子。種子哪裡來？每年採收後留種。西瓜是灣寶最有經濟價值的作物，所以居民平時只能吃爛西瓜，好西瓜都要到市場販售。可留種就不一樣，得吃最好最大最甜的西瓜，吐西瓜籽，就是這個留種的動作。透過這樣的活動，他們把村莊的記憶跟文化傳承下去，而也因為有了活動，異鄉遊子有名目回來，彼此有情感交流，會看見長輩跟土地互動的狀況。是這樣一年又一年的延續，讓灣寶逐漸培養扎實的團結力量。使得我一開始提到的說明會現場，擠滿了人，而這些人，不只是平時留在灣寶的人，而是特地從台灣各地回鄉來告訴苗栗縣政府，請停止徵收這塊土地的遊子。

雖然前面提到，土地的私有制與否，不應該影響到我們對土地利用的認知，或以為私有制即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土地的私有與否，確實會影響抗爭的動能。土地不在自己的手中，在某些情況下，會被連結至「抗爭不具有正當性」這樣的窘境。而在這部分，我想用另外一個案例，樂生療養院的抗爭來說明。

樂生療養院位於新北市與桃園縣的交界迴龍，這裡俗稱三不管地帶，是都市發展沒有觸及的邊緣中的邊緣。日本時代，日本政府把一部分罹患痲瘋病的病患，帶到這裡強制隔離，院民在這裡生存了數十年，卻在2005年，遭遇新莊捷運線規劃要把維修跟停駐的機廠設在這裡，而爆發激烈抗爭。

新莊捷運線是在1990年代規劃的。原規劃路線不像現在這麼長，考量通車效益，只通到輔仁大學。機廠就預定在輔大後方的農地。但因為捷運即將通過，地方政客得知後，啟動這一塊的都市計畫，打算把這片農地進行重劃，因此倡議把機廠搬到樂生療養院，順便延伸路線到迴龍。儘管捷運局做過地質探勘，認為這裡的土質並不優良，但在政客的壓力下，以樂生療養院為公有地可避免徵收爭議，加上療養院本在院民離開即將要關閉等理由，以先建後拆的說法，於2002年取得土地，並於隔年進行第一波拆除工程。

這次的拆除工程，引發大規模的房舍倒塌跟龜裂，甚至損及民宅，樂生療養院要被拆的事件才廣為社會周知，2004年，青年樂生聯盟成立，隔年，樂生保留自救會成立，開啟迄今長達十年的保留運動。這場運動的戰線非常廣，有老樹保留、醫療史、文化古蹟、人權，後期還開啟工程戰線。

一開始，社會對樂生保留運動十分漠視跟不屑。主要原因，是痲瘋病人長期承受污名，且沒能擁有土地所有權的緣故。儘管當時他們被強制抓來隔離，日本皇太后立碑告訴他們以院作家，他們度過無藥可醫的年月，忍受醫療人體實驗、墮胎等各種可怕折磨，但當時的台灣社會，並沒有意識到讓院民有主體性是重要的事。因此，在這場爭議裡，社會大眾接受了捷運局的專業說法，認可捷運局對機廠非要設在這裡、沒有任何替代方案的說法，並且，因為政府興建了新大樓，又提撥補償金，社會大眾對樂生院民貼上了貪婪的標籤。

他們的抗爭，一直缺乏在地新莊人的支持。甚至，在樂生院民間也產生分裂。但樂生保留自救會以及青年樂生聯盟的成員，一直很小心處理不願參加抗爭的院民的感受。當時，因為政府半騙半威脅，不少院民都搬到新大樓，有些院民，還因為媒體汙名，而對自救會不滿。比方一名院民黃再輝，就曾經在政府官員到樂生來時，辱罵自救會的成員，還想動手打人，並且投書媒體、在新聞局前絕食，認為聲援保留者是讓他們遭遇二次傷害，讓社會大眾誤以為他們死要錢。

黃再輝的例子，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在保留運動還沒告一段落之際，黃再輝就跳河自殺，而他死後，身上還有兩百多萬。這件事讓我一直耿耿於懷。而我相信，這對自救會跟聲援者也是很沈重的提醒。因此，儘管聲援者和自救會幹部比較熟悉，但任何行動，他們一定都會考慮到所有院民，大至爭取補償條例、醫療訪調需求，小至只是在冬至送紅豆湯這種關懷行動，也一定每一戶都拜訪。這不見得可以召喚不抗爭的人出來抗爭，但可以讓這些不抗爭的人不抱持敵意，或至少感到不委屈。

這是對內。對外，樂生抗爭者一直延長抗爭的時間。很關鍵的態度是，他們不放棄任何一種可能，並且拒絕政治收編。當時的樂生抗爭啟於民進黨時代，很多人罵他們是國民黨的走狗，但他們沒有理會，只要跟樂生有關的部會，以及各黨派的政治人物，通通都去陳情或抗議。在論述上，他們開啟了一種草根、民主決策的戰線。台灣的工程專家，因為戰後的營造體系關係，多半跟官方關係很好，因此，當樂生抗爭者提出替代方案時，政治官僚一律拒絕，檯面上的工程專家也都不吭聲。但樂生抗爭者去找了很多學者提出論述，要求辯論，最後有一位大地工程師王偉民出面聲援。王偉民提出樂生的地質問題，認為機廠開挖會有山體崩塌危機。

2007年時，王偉民提出的地質問題沒有受到重視。但因為當時民進黨執政末期人心思變，在政治壓力下，樂生的抗爭影響了2008年的總統大選，該次選舉，行政院拍板定案目前的保留方案。但這個保留方案如我剛剛所說，沒有關照到地質問題，因此樂生在保留方案底定後持續抗爭，儘管捷運局否認有崩塌危險，但最後大自然證明了王偉民的說法。樂生抗爭者爭取這次機會，再度影響2012年的總統大選，要求捷運局重視走山危機，迫使捷運局提出新的工程方案，儘管這方案並不是將機廠移走，但目前為止，捷運局確實是用一種前所未有的高規格方式施工。

從2007年到現在，最初樂生抗爭時，所謂不同利害關係的群體的分裂，透過事實的一再揭露，跟聲援者的努力一一撫平，甚至，他們還創造了在地的守護力量。這個在地守護力量，源於2007年3月，原本在選舉前承諾不拆樂生的新北市長周錫瑋，發起了全新莊「拆樂生」遊行活動。該場遊行，地方派系動員了好幾萬人，把捷運施作路線佔滿，一路哭喊甚至下跪，要樂生人不要再為難新莊人。該場遊行得以召喚，就在於，新莊在地人不認為樂生院民有權使用這塊土地跟空間。

因此，在那之後，樂生青年聯盟開始進行在地的培力跟組織，他們先去了解迴龍這個地區的特性，發現因為這裏是三不管地帶，所以有很多新移民，或中下階層的勞工，這些勞工會有托育、教養需求，因此他們號召有空的大學生到樂生，然後發起課後照顧，在樂生廢棄院舍創辦圖書館，還在寒暑假辦夏令營，讓這些無暇照顧孩子的家長，可以在長假時也不用擔心孩子。一年又一年，因為孩子，成人走進樂生，跟院民互動，聆聽這裡的故事，使得日後的抗爭，有了在地新莊人的支持，後期連社區大學也都會主動辦理跟樂生保留有關的活動或課程。

之所以拿樂生來收尾，有幾個理由。一個是，樂生保留運動是影響我最深的一場社會運動。其次，是先前強調過的，我不認為土地的私有制，必然影響我們對發展的看法以及團結凝聚的可能性。最後，是我認為，後期台灣社會對土地徵收議題的關注跟投入，某程度來說，是萌芽於樂生保留運動。這場運動的主體，是台灣社會最弱勢邊緣的集合，它是台灣的照妖鏡，因此揭示它全盤成功的沒有可能。但也因為如此，它得以吸納各種論說，嘗試各種想像與衝撞，許多聲援者進到這個場域，理解了官僚體系的限制與可能，以及新自由主義下，發展可以多麼殘酷。而日後，他們帶著從這裡得到的養分，到其他場域去耕耘，比如我先前所提到的許博任，即是樂生青年聯盟的成員。


我想說的是，我們會認為現下所面臨的困境複雜難解，是因為這是長久歷史沈屙的糾結，因此，當我們終於嘗試面對跟解決時，全幅的同意與團結是不可能的事。它必得經過漫長的溝通與對話。而人在這種情境下所能夠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創造時間——不是非要事情在我們身上開花結果，而要想著，如何一個人影響一個人，一代人影響一代人，像灣寶養著土地，也是經過百年才有豐收。唯有經歷折磨卻不氣餒，我們才可能找到真正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