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的內在痙攣




昨天獨立評論撤下黃丞儀老師的文章,引發軒然大波,後續更促使原先在這平台寫作的專欄作者罷寫且要求撤稿。開第一炮的是我敬重的寫作者張娟芬,第一時間在信件看到她的信,立刻想按全體回覆並跟進因為太帥氣。但多想一秒,決定按捺。問自己:寫下的字那麼沒價值嗎?寫下的字要對話的不是讀者嗎?寫下的所有文字如果在那平台全部消失,而撤下者本身並沒有其他平台供那些文字繼續存在如部落格,我們過去所寫下的文字要怎麼有用。

昨天臉書小圈圈這麼寫:

❝移除所有文章的抗議行動,或有情緒發洩,或有施壓希望翻轉媒體的自我審查。但這集體現象讓我想起旺中,並認為那會導致真正一言堂的誕生。旺中教訓還在。對我來說,它所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努力做好記者的人的難以生存,是平台大量競爭,導致呈現出更破碎又或複製(到底還有那家平台沒轉黃丞儀的文?)的訊息而非新聞。 

而不無可能的是,即便有其他平台存在,另一種聲音是否可能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被呈現?平台本身的意義,並不只為了承載一己之觀點。而設若有平台願意刊登會激起眾怒,與馬英九立場相近之文章,輿論在這撤文風波下,又是否可能理性去看待那些言論?社會的討論焦點,要如何可以真正鎖定在馬習會更深層的問題,而非最終只停留在事件之所以燃燒的膝反射賣台想像,或選舉策略之揣度。我所在意的,是最終新媒體的評論平台,將和我們認知有政黨或者是資本介入的紙媒成為更加分歧的兩條線,這是兩方讀者交流的難有可能。而那本是我願意在獨立評論寫作的初衷。 

獨立評論不再獨立,就分手吧。但對我來說,也就是分手。也就是讓所有曾經信任我們的讀者如同談戀愛時我們的親友,在時光的運作下遺忘它。平台本身並無任何重要性若失去了可信靠的內容生產者。但也因為內容珍貴,我不會輕易抹煞曾經寫過的字儘管我的部落格裡每一篇專欄都存檔。我不願讓那些認真寫下的字,因為一個媒體平台愚蠢的決定而失去它在這風頭過後,被反覆閱讀思考的可能。❞

寫完後,一些同業私下討論,看著一面倒的言論,覺得懶倦發言。但今日看到彭明輝文 ,因其對獨立評論的作法推想涉及我,決定把昨天碎裂的發言補充清楚。

彭明輝寫:

❝何榮幸因「沒有查證相關事實就發布有損當事人聲譽的文章」而辭職,就能理解《獨立評論@天下》主編所面臨的兩難:是要尊重作者的言論自由,還是要承擔起媒體查證事實的責任。❞

若沒誤解,彭明輝指的該是前新竹縣長林光華告我一事。先就言論自由跟查證事實一事提出我的意見。第一,林光華誤用「查證事實」四字。在他陳舊迂腐的思想裡,若寫他是非等同錯誤。因為他告我的理由,是我沒有「平衡報導」。他認為我若「平衡報導」,就不會也不該這樣寫他。但評論不等同報導而評論應建立在可掌握、可信賴的事實基礎上書寫,這是我在公共評論的一貫原則。評論中提及林光華的部分,引用學術論文。林光華身為政治人物,與其相關評論是公共政策,當然可受公評。這是檢察官在訴訟過程中,相勸和解原因——林光華告不贏,但會很煩。對此曾公開強調,和解一事我並不意願接受,因堅持閱讀資料並透過採訪才寫成評論的我來說,和解是羞辱。但林光華不只告我,牽涉無辜編輯,這是後來妥協的理由。

不清楚其他專欄寫作者怎麼想,但我認知的是,與我締約的是「天下雜誌的何榮幸」,而非「天下雜誌」。這不只是信任問題,也牽涉我對媒體的想像:編輯台要自主,資本或老闆必須退避。結構一時難以逆轉,但從業者自己要有這道底線,繼以判斷何時退場。

一直以來,獨立評論就面臨天下的保守性格壓力。別的不說,光不斷寫樂生就面臨殷提問「為何一直寫樂生」。又或何榮幸加入天下團隊時,希望開拓調查報導,而從調查報導的刊登次數,以及共用組員等情況,就大可推測這團隊很難施展手腳。但總體來說,天下高層對我針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並無干涉與壓制。我以為,那是因為寫下有關公共議題的專欄文章,絕對立論於既存事實與政策或行政架構的疏漏之處,而非情緒或立場的抒發。

何榮幸在任主編時,對作者極為尊重,我未曾有任何一篇文章遭到修改或不予刊登。這是何榮幸當初邀請書寫的承諾,他的恪守使我願意在獨立評論寫下一百三十篇專欄。相信這份尊重,也是許多公共知識份子願意接受何榮幸邀請,在該平台撰述的原因。但也因為如此,何榮幸告訴我他要去職,我便立刻表示,當他離職,將不會繼續在獨立評論書寫。因最後和解的方式,是得同意林光華的「平衡報導」與「查證」,以訪問與其立場相近的開發派,當作證明林光華清白的理由。此舉對我來說,已經失格。也意味天下這傳統媒體不會容我。更進一步地說,在我對公共言說與新聞的想像裡,現存的評論平台無一可能容我,既是媒體經營者的立場可能相異,亦有平台經營所吸引的閱聽眾之與我的性格相突,及溝通失效等問題。這份認知,是保持部落格書寫的原因。

於我而言,除自己的部落格與私媒體,書寫很難不經過他者的篩選。但是否有純然客觀書寫一事並無可能。事實上,選擇發表什麼言論全是框架,受限於自己的價值體系、成長過程、教育背景,甚至是社會的沈默螺旋。放諸於外,新聞或評論媒體產製也不能倖免。從一媒體平台選擇誰來書寫,就有其想要彰顯的門面與框架。這正是同業林佳禾所說:「編輯台本就是一只黑盒子。對讀者來說,不可能知道每天到底有多少稿子進去,只看得到最後的產出,是這樣使得『上了又下』變成一個好像很嚴重的編輯台的獨立性崩解。」

「對讀者來說,選擇媒體等於選擇立場已經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獨立、多元這些字眼本來就只是自我滿足的修辭而已。」佳禾所言看似尖銳,卻是細究閱聽關係就很清楚的事,除非有意識地比報,否則讀者選擇看什麼媒體必然與其關懷相近。甚至,就算比報後,也可能因為自身價值體系而選擇性聆聽。

儘管如此,我不反對抨擊一自詡獨立的平台,選擇只曝光一方言論,甚至上稿又撤稿的行為,它如此失格。甚至同意,寫作者感覺自己被騙、被羞辱而抵制。但我無法同意上綱到「中國箝制言論自由」,並輕易與不需求證的中國因素迅速連結。因那帶出的將是一連串陰謀論的想像,甚至衍伸出諸多荒謬的作為,如綠社盟今日竟告馬英九涉外患罪——這種「『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之名推想某人入罪的預設心態,不正是長久以來我們意欲反抗的國民黨的惡?而去除那內患外亂的罪名,難道不是台灣民主運動曾有的堅持?

回到媒體。若一言論平台因其立場失衡就該受到抨擊,想想、新頭殼、民報、自由時報等媒體的偏頗,我們該如何看待?別忘了新頭殼曾自甘政黨打手(對,我還是要提蔡英文),但大家是否對新頭殼曾有一樣的憤怒?這幾年,媒體爭議所在多有,前有旺中,後有大愛。有時候,我會對大家的憤怒疑惑。因著對自稱「獨立」或自期「平衡」的媒體,當其失格時我們迅速判決死刑(只因為那失格可被膝反射聯想至北京壓力?);而對於既不「獨立」也不想「平衡」的媒體,無論如何失格,我們都會任其存在,並填滿「獨立評論」死亡後的言論空間。

這是昨日第一時間提及旺中的緣故。但這社會氛圍更早或可追溯至野草莓。二〇〇八年,民進黨下野,中國因素開始在各場域發酵,我不認為這是偶然。這是轉型未完成勢必上演的結果。而這轉型的完成,對我來說,媒體(新聞與評論皆是)的角色十分要緊,因社會需要憑藉耐心梳理漫長歷史裡遺失的,被誤用的所有資訊,並願意讓這些聲音碰撞與辯證。這是為什麼三一八以來我對強調中國因素的所有論述保持質疑(見:島嶼畸人)。因為回顧民進黨執政時期,轉型正義所應含括的面向,民進黨並不及格。而應對近年爭議事件的核心,兩黨更是並無二異。遠一點的是服貿。自由貿易,民進黨並不排斥。這次的馬習會,蔡英文也說「不反對兩岸領導人會面成為常態化制度」。

太快將中國因素與獨立評論所為扣連,某程度應是天下馬岳琳寫文的原因。有趣的是,其文章激發眾怒的點,卻是她批黃丞儀的文章搶快。新聞與評論都需時效,馬的說法無效且無聊。昨天起在等,是否有任何法學者可針對馬習會一事提出其他討論,但迄今在我的閱讀範疇裡沒有讀到,只有文大地理系教授雷鴻飛的文章,以及雅言出版社負責人顏擇雅女士提出質疑。顏的疑惑也是我的疑惑,不只因黃丞儀該篇文章有不嚴謹之處,也因對我來說,對公共且具爭議的議題吸取理應多面向。但這更多言說的生產,卻在天下的愚蠢,加上知識份子大規模撤稿而消失。而這消失,如今回過頭來強化爭戰的氛圍。

❝「社會總是在自身內部擁有敵對(antagonism)與社會分化(social division)以及行動者的不斷替換。Laclau指出,在Schmitt對於游擊隊理論的解釋下由於軍事與非軍事的混淆,因此戰爭的意義也會產生變換以及「行政」將喪失其中立於政治的特性,因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層面被捲入敵對性的對立之上。因此對於Schmitt來說,只要當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而涉入到戰爭之中就會有真正的敵人(real enemy)(Laclau:2005,8)。但是真正敵人之間的戰爭是受到限制的,反之透過意識型態的介入與絕對敵人之作戰則是不受到限制,因為絕對的敵人就是絕對的敵意與絕對的衝突。❞(註一)

台灣面臨中國崛起,身份懸而未決的現世,游擊戰像是不可避免的鬥爭形式。那是Schmitt指出的:「由於列寧的目的在於讓世界各國實現共產革命,因此只要服務於這個目的就是好的與正當的。」這些年,我以為這是台灣社會面對中國的潛準則。但中國的概念如此扁平,因而這種對抗方式對我來說,恐怕解消島嶼更好的可能。因為更好的想像勢必複雜而非單薄的,而那複雜的融合,必得透過曲折思考才可達至。因此,不只是傳遞知識的確切性與否而已,書寫時我更加考慮的,反而是倫理與保守,是書寫應對整個社會脈絡的有用及不撕裂與否。而那條線,有時必得盡力擺脫自我的關懷去把持。換言之,不是不能做任何政治性的批判跟檢視,但在社會歧亂之際,愈多可確立的討論基礎存在於我這樣的讀者更臻重要。

回頭看獨立評論的開創,是因旺中事件後,最後一個公共評論平台終於消失,但社會仍有其需求(試回想那二次輪替下的社運蓬勃與紛亂)。何榮幸想繼續從事媒體工作,天下看見市場(包括新媒體與公共論壇)而試探,是雙方合意。但也正因市場考量,所以獨立評論人力不足,稿費不高。

稿費不高,卻仍有許多寫作者願意投入,關鍵在於媒體環境崩壞造成新聞的速成與碎裂。但那對公共言說領域崩塌的著急與焦慮卻也畸形地成為一種市場。於是,獨立評論開設半年左右,鳴人堂、蘋果日報也紛紛開設評論平台,於此同時,何榮幸早期邀請的,在各公共領域具一定讀者可信的寫作者紛紛停筆,雖固定專欄邀人補上,但此刻獨立評論已經漸漸失去它的獨特性——深刻論述的寫作以及平均各公共領域言說——相反的,鳴人堂與蘋果聰明選擇臉書上活躍的言說領袖作為寫手,在臉書成為網路媒體平台觸擊關鍵的此刻,獨立評論只能以量取勝。但一如我在離開獨立評論時所說,大量的讀者來函業已失去公共溝通效果。獨立評論的衰敗,早是必然。

我是透過上述脈絡,去理解天下對黃丞儀文章的處理。也就是市場的探索失敗,退回傳統媒體產製流程的保守。而這荒謬的上架又下架,除牽涉天下高層和數位平台的落差,背後更顯示這媒體難以進步,或是,它願意如此悖離輿論背後可能牽涉的市場考量。而媒體改革以來,市場的掌控向來是對抗的核心,這是卞中佩為文的可貴之處。譴責、追究為何撤文有其必要,但那對抗必須意識到的是,市場的存在多有壟斷與完全開放的不可能,因此改革方向不是只有單一的,打倒某一大老闆的想像,而是尋找更多懂得辯證與廣閱不輕易風轉的讀者。因我確知有那樣一群讀者,所以壓下撤文衝動而書寫昨天那些文字。

因為,獨立評論撤文一事與其後續帶出的效應放置社會觀之,並非獨立評論自身的失敗,而是將公共言說當成市場終將無法避免負面效應,那是黃湯姆在〈彆扭湯的公共書寫〉一文中所提:

❝這評論氾濫的時代,媒體卻已不願再於常規的勞動僱佣體制下,培養資深記者與專欄主筆。刻下再怎麼優秀的評論者,他依賴網評媒體所供給的,充其量就是派遣式的對待,一字幾多、無勞保,二代健保說不定還因此多扣一筆;而若無資本與超人毅力維持自己對個別議題的長期採訪關注,那麼再好的獨立評論都只是消耗而已。消耗舊日所棲報媒對一主筆的長年培植,消耗獨立書寫者此前的所學所思經年積累。大環境如此,最終記者們都失去了一個跑新聞的動作,因為在家剪臉書、看水管、評評論論就好。❞

打破市場掌控,終究不是為了其他與自我立場相近媒體的存續,而是思辨場域何以可能存在。若不如此,我們只會不斷深陷言論內戰的循環



延伸閱讀:

當天下大亂
馬習會該不該要立法院同意
關於〈立法院應即彈劾馬總統〉的十項說明



註一:引自〈論游擊隊理論中的敵人概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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