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的內在痙攣

昨天獨立評論撤下黃丞儀老師的文章，引發軒然大波，後續更促使原先在這平台寫作的專欄作者罷寫且要求撤稿。開第一炮的是我敬重的寫作者張娟芬，第一時間在信件看到她的信，立刻想按全體回覆並跟進因為太帥氣。但多想一秒，決定按捺。問自己：寫下的字那麼沒價值嗎？寫下的字要對話的不是讀者嗎？寫下的所有文字如果在那平台全部消失，而撤下者本身並沒有其他平台供那些文字繼續存在如部落格，我們過去所寫下的文字要怎麼有用。

昨天臉書小圈圈這麼寫：

❝移除所有文章的抗議行動，或有情緒發洩，或有施壓希望翻轉媒體的自我審查。但這集體現象讓我想起旺中，並認為那會導致真正一言堂的誕生。旺中教訓還在。對我來說，它所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努力做好記者的人的難以生存，是平台大量競爭，導致呈現出更破碎又或複製（到底還有那家平台沒轉黃丞儀的文？）的訊息而非新聞。 

而不無可能的是，即便有其他平台存在，另一種聲音是否可能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被呈現？平台本身的意義，並不只為了承載一己之觀點。而設若有平台願意刊登會激起眾怒，與馬英九立場相近之文章，輿論在這撤文風波下，又是否可能理性去看待那些言論？社會的討論焦點，要如何可以真正鎖定在馬習會更深層的問題，而非最終只停留在事件之所以燃燒的膝反射賣台想像，或選舉策略之揣度。我所在意的，是最終新媒體的評論平台，將和我們認知有政黨或者是資本介入的紙媒成為更加分歧的兩條線，這是兩方讀者交流的難有可能。而那本是我願意在獨立評論寫作的初衷。 

獨立評論不再獨立，就分手吧。但對我來說，也就是分手。也就是讓所有曾經信任我們的讀者如同談戀愛時我們的親友，在時光的運作下遺忘它。平台本身並無任何重要性若失去了可信靠的內容生產者。但也因為內容珍貴，我不會輕易抹煞曾經寫過的字儘管我的部落格裡每一篇專欄都存檔。我不願讓那些認真寫下的字，因為一個媒體平台愚蠢的決定而失去它在這風頭過後，被反覆閱讀思考的可能。❞

寫完後，一些同業私下討論，看著一面倒的言論，覺得懶倦發言。但今日看到彭明輝文 ，因其對獨立評論的作法推想涉及我，決定把昨天碎裂的發言補充清楚。

彭明輝寫：

❝何榮幸因「沒有查證相關事實就發布有損當事人聲譽的文章」而辭職，就能理解《獨立評論@天下》主編所面臨的兩難：是要尊重作者的言論自由，還是要承擔起媒體查證事實的責任。❞

若沒誤解，彭明輝指的該是前新竹縣長林光華告我一事。先就言論自由跟查證事實一事提出我的意見。第一，林光華誤用「查證事實」四字。在他陳舊迂腐的思想裡，若寫他是非等同錯誤。因為他告我的理由，是我沒有「平衡報導」。他認為我若「平衡報導」，就不會也不該這樣寫他。但評論不等同報導。而評論應建立在可掌握、可信賴的事實基礎上書寫，這是我在公共評論的一貫原則。評論中提及林光華的部分，引用學術論文。林光華身為政治人物，與其相關評論是公共政策，當然可受公評。這是檢察官在訴訟過程中，相勸和解原因——林光華告不贏，但會很煩。對此曾公開強調，和解一事我並不意願接受，因堅持閱讀資料並透過採訪才寫成評論的我來說，和解是羞辱。但林光華不只告我，牽涉無辜編輯，這是後來妥協的理由。

不清楚其他專欄寫作者怎麼想，但我認知的是，與我締約的是「天下雜誌的何榮幸」，而非「天下雜誌」。這不只是信任問題，也牽涉我對媒體的想像：編輯台要自主，資本或老闆必須退避。結構一時難以逆轉，但從業者自己要有這道底線，繼以判斷何時退場。

一直以來，獨立評論就面臨天下的保守性格壓力。別的不說，光不斷寫樂生就面臨殷提問「為何一直寫樂生」。又或何榮幸加入天下團隊時，希望開拓調查報導，而從調查報導的刊登次數，以及共用組員等情況，就大可推測這團隊很難施展手腳。但總體來說，天下高層對我針對「公共『政策』」的討論，並無干涉與壓制。我以為，那是因為寫下有關公共議題的專欄文章，絕對立論於既存事實與政策或行政架構的疏漏之處，而非情緒或立場的抒發。

何榮幸在任主編時，對作者極為尊重，我未曾有任何一篇文章遭到修改或不予刊登。這是何榮幸當初邀請書寫的承諾，他的恪守使我願意在獨立評論寫下一百三十篇專欄。相信這份尊重，也是許多公共知識份子願意接受何榮幸邀請，在該平台撰述的原因。但也因為如此，何榮幸告訴我他要去職，我便立刻表示，當他離職，將不會繼續在獨立評論書寫。因最後和解的方式，是得同意林光華的「平衡報導」與「查證」，以訪問與其立場相近的開發派，當作證明林光華清白的理由。此舉對我來說，已經失格。也意味天下這傳統媒體不會容我。更進一步地說，在我對公共言說與新聞的想像裡，現存的評論平台無一可能容我，既是媒體經營者的立場可能相異，亦有平台經營所吸引的閱聽眾之與我的性格相突，及溝通失效等問題。這份認知，是保持部落格書寫的原因。

於我而言，除自己的部落格與私媒體，書寫很難不經過他者的篩選。但是否有純然客觀書寫一事並無可能。事實上，選擇發表什麼言論全是框架，受限於自己的價值體系、成長過程、教育背景，甚至是社會的沈默螺旋。放諸於外，新聞或評論媒體產製也不能倖免。從一媒體平台選擇誰來書寫，就有其想要彰顯的門面與框架。這正是同業林佳禾所說：「編輯台本就是一只黑盒子。對讀者來說，不可能知道每天到底有多少稿子進去，只看得到最後的產出，是這樣使得『上了又下』變成一個好像很嚴重的編輯台的獨立性崩解。」

「對讀者來說，選擇媒體等於選擇立場已經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獨立、多元這些字眼本來就只是自我滿足的修辭而已。」佳禾所言看似尖銳，卻是細究閱聽關係就很清楚的事，除非有意識地比報，否則讀者選擇看什麼媒體必然與其關懷相近。甚至，就算比報後，也可能因為自身價值體系而選擇性聆聽。

儘管如此，我不反對抨擊一自詡獨立的平台，選擇只曝光一方言論，甚至上稿又撤稿的行為，它如此失格。甚至同意，寫作者感覺自己被騙、被羞辱而抵制。但我無法同意上綱到「中國箝制言論自由」，並輕易與不需求證的中國因素迅速連結。因那帶出的將是一連串陰謀論的想像，甚至衍伸出諸多荒謬的作為，如綠社盟今日竟告馬英九涉外患罪——這種「『意圖』以非法方式顛覆政府」之名推想某人入罪的預設心態，不正是長久以來我們意欲反抗的國民黨的惡？而去除那內患外亂的罪名，難道不是台灣民主運動曾有的堅持？

回到媒體。若一言論平台因其立場失衡就該受到抨擊，想想、新頭殼、民報、自由時報等媒體的偏頗，我們該如何看待？別忘了新頭殼曾自甘政黨打手（對，我還是要提蔡英文），但大家是否對新頭殼曾有一樣的憤怒？這幾年，媒體爭議所在多有，前有旺中，後有大愛。有時候，我會對大家的憤怒疑惑。因著對自稱「獨立」或自期「平衡」的媒體，當其失格時我們迅速判決死刑（只因為那失格可被膝反射聯想至北京壓力？）；而對於既不「獨立」也不想「平衡」的媒體，無論如何失格，我們都會任其存在，並填滿「獨立評論」死亡後的言論空間。

這是昨日第一時間提及旺中的緣故。但這社會氛圍更早或可追溯至野草莓。二〇〇八年，民進黨下野，中國因素開始在各場域發酵，我不認為這是偶然。這是轉型未完成勢必上演的結果。而這轉型的完成，對我來說，媒體（新聞與評論皆是）的角色十分要緊，因社會需要憑藉耐心梳理漫長歷史裡遺失的，被誤用的所有資訊，並願意讓這些聲音碰撞與辯證。這是為什麼三一八以來我對強調中國因素的所有論述保持質疑（見：島嶼畸人）。因為回顧民進黨執政時期，轉型正義所應含括的面向，民進黨並不及格。而應對近年爭議事件的核心，兩黨更是並無二異。遠一點的是服貿。自由貿易，民進黨並不排斥。這次的馬習會，蔡英文也說「不反對兩岸領導人會面成為常態化制度」。

太快將中國因素與獨立評論所為扣連，某程度應是天下馬岳琳寫文的原因。有趣的是，其文章激發眾怒的點，卻是她批黃丞儀的文章搶快。新聞與評論都需時效，馬的說法無效且無聊。昨天起在等，是否有任何法學者可針對馬習會一事提出其他討論，但迄今在我的閱讀範疇裡沒有讀到，只有文大地理系教授雷鴻飛的文章，以及雅言出版社負責人顏擇雅女士提出質疑。顏的疑惑也是我的疑惑，不只因黃丞儀該篇文章有不嚴謹之處，也因對我來說，對公共且具爭議的議題吸取理應多面向。但這更多言說的生產，卻在天下的愚蠢，加上知識份子大規模撤稿而消失。而這消失，如今回過頭來強化爭戰的氛圍。

❝「社會總是在自身內部擁有敵對（antagonism）與社會分化（social division）以及行動者的不斷替換。Laclau指出，在Schmitt對於游擊隊理論的解釋下由於軍事與非軍事的混淆，因此戰爭的意義也會產生變換以及「行政」將喪失其中立於政治的特性，因為越來越多的社會層面被捲入敵對性的對立之上。因此對於Schmitt來說，只要當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而涉入到戰爭之中就會有真正的敵人（real enemy）（Laclau：2005，8）。但是真正敵人之間的戰爭是受到限制的，反之透過意識型態的介入與絕對敵人之作戰則是不受到限制，因為絕對的敵人就是絕對的敵意與絕對的衝突。❞（註一）

台灣面臨中國崛起，身份懸而未決的現世，游擊戰像是不可避免的鬥爭形式。那是Schmitt指出的：「由於列寧的目的在於讓世界各國實現共產革命，因此只要服務於這個目的就是好的與正當的。」這些年，我以為這是台灣社會面對中國的潛準則。但中國的概念如此扁平，因而這種對抗方式對我來說，恐怕解消島嶼更好的可能。因為更好的想像勢必複雜而非單薄的，而那複雜的融合，必得透過曲折思考才可達至。因此，不只是傳遞知識的確切性與否而已，書寫時我更加考慮的，反而是倫理與保守，是書寫應對整個社會脈絡的有用及不撕裂與否。而那條線，有時必得盡力擺脫自我的關懷去把持。換言之，不是不能做任何政治性的批判跟檢視，但在社會歧亂之際，愈多可確立的討論基礎存在於我這樣的讀者更臻重要。

回頭看獨立評論的開創，是因旺中事件後，最後一個公共評論平台終於消失，但社會仍有其需求（試回想那二次輪替下的社運蓬勃與紛亂）。何榮幸想繼續從事媒體工作，天下看見市場（包括新媒體與公共論壇）而試探，是雙方合意。但也正因市場考量，所以獨立評論人力不足，稿費不高。

稿費不高，卻仍有許多寫作者願意投入，關鍵在於媒體環境崩壞造成新聞的速成與碎裂。但那對公共言說領域崩塌的著急與焦慮卻也畸形地成為一種市場。於是，獨立評論開設半年左右，鳴人堂、蘋果日報也紛紛開設評論平台，於此同時，何榮幸早期邀請的，在各公共領域具一定讀者可信的寫作者紛紛停筆，雖固定專欄邀人補上，但此刻獨立評論已經漸漸失去它的獨特性——深刻論述的寫作以及平均各公共領域言說——相反的，鳴人堂與蘋果聰明選擇臉書上活躍的言說領袖作為寫手，在臉書成為網路媒體平台觸擊關鍵的此刻，獨立評論只能以量取勝。但一如我在離開獨立評論時所說，大量的讀者來函業已失去公共溝通效果。獨立評論的衰敗，早是必然。

我是透過上述脈絡，去理解天下對黃丞儀文章的處理。也就是市場的探索失敗，退回傳統媒體產製流程的保守。而這荒謬的上架又下架，除牽涉天下高層和數位平台的落差，背後更顯示這媒體難以進步，或是，它願意如此悖離輿論背後可能牽涉的市場考量。而媒體改革以來，市場的掌控向來是對抗的核心，這是卞中佩為文的可貴之處。譴責、追究為何撤文有其必要，但那對抗必須意識到的是，市場的存在多有壟斷與完全開放的不可能，因此改革方向不是只有單一的，打倒某一大老闆的想像，而是尋找更多懂得辯證與廣閱不輕易風轉的讀者。因我確知有那樣一群讀者，所以壓下撤文衝動而書寫昨天那些文字。

因為，獨立評論撤文一事與其後續帶出的效應放置社會觀之，並非獨立評論自身的失敗，而是將公共言說當成市場終將無法避免負面效應，那是黃湯姆在〈彆扭湯的公共書寫〉一文中所提：

❝這評論氾濫的時代，媒體卻已不願再於常規的勞動僱佣體制下，培養資深記者與專欄主筆。刻下再怎麼優秀的評論者，他依賴網評媒體所供給的，充其量就是派遣式的對待，一字幾多、無勞保，二代健保說不定還因此多扣一筆；而若無資本與超人毅力維持自己對個別議題的長期採訪關注，那麼再好的獨立評論都只是消耗而已。消耗舊日所棲報媒對一主筆的長年培植，消耗獨立書寫者此前的所學所思經年積累。大環境如此，最終記者們都失去了一個跑新聞的動作，因為在家剪臉書、看水管、評評論論就好。❞

打破市場掌控，終究不是為了其他與自我立場相近媒體的存續，而是思辨場域何以可能存在。若不如此，我們只會不斷深陷言論內戰的循環。



延伸閱讀：

當天下大亂
馬習會該不該要立法院同意
關於〈立法院應即彈劾馬總統〉的十項說明



註一：引自〈論游擊隊理論中的敵人概念〉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