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刻在時間記憶上的迴旋詩




「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尼采
 
如同《活在三里塚》,導演代島治彥在新作《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也以凝縮了整部紀錄片核心意旨的格言開場,再將他的論述,透過擇選足以反映時代狀態的人物訪談,漸次延遞開來。
 
相較於《活在三里塚》,《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並不若想像催淚,但導演的紀錄格局比前作更加寬廣,且後座力更為強烈——站在三里塚這個被視為新左翼最後堡壘的節點上,不斷深挖,不只為檢討這場運動本身的失敗,而欲擴展《活在三里塚》中,對於暴力與改革的辯證,指出隱身於人脆弱底的霸權鬼魅,依舊存在。
 
運動不會平白開始。
 
小二就加入軍隊、飛機殞落時大哭、直至八十一歲高齡還能記憶頌揚戰爭的歌曲,代島治彥透過這樣一位人物,抽拉出日本帝國因戰爭而形象破滅,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為何綻放理想主義花朵的歷史緣由。他們是原初曾加入戰爭,在戰後被分發到三里塚開墾,希冀休養生息的人,卻在「清晨醒來,發現自己成了頭條人物。」家將成為機場,無法接受。
 
頭條總會蒼白,並非所有社會運動都會受到矚目。抗爭運動有它被命運賦予的意義。而三里塚正是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社會運動中期無以為繼的宿主。
 
無以為繼,可能牽涉權力鬥爭、路線拉扯;分歧的根源,相當自然,因參與者心中所見的抗爭目標並不相同。反安保條約雖以「反安保」為名,實際而言,卻是因為決策模式的強硬而激起社會反彈。 
 
紀錄片中,導演訪問了中核派政治局員岸宏一,即提及當時警方以水柱噴射攀附警備車的抗議者,導致他們落入河中。這樣無視人民的鎮壓,使反安保條約抗爭,與二戰敗北後日本社會對於民主的渴望扣連。因此反安保條約的口號是:「要民主、拒獨裁、反安保,岸下台!」換句話說,反對運動中最核心的目標是民主,其次是修訂安保條約的岸信介下台、最後才是反安保。
 
日後,安保條約通過,但岸信介辭職,導致運動熱度開始冷卻。之後的新首相暫且放棄軍事路線,衝經濟、發表所得倍增計畫,日本社會運動隨著進入經濟高度成長期,也趨向保守。但資本主義發展的弊病開始湧現,如環境污染、大學升學率上升,但就業情況低迷。過往,這些問題,或將以日本傳統社會裡的共同體進行號召與解決,但資本主義造成的鄉村與城市人口推拉效果,共同體組織逐漸鬆散,共產黨開始興起,並取而代之成為吸附參與者,於學院內發起罷課運動與反高學費等運動的組織。
 
這時期的學生運動,被稱為全共鬥運動。但就像所有運動一樣,都有參與者想像分歧的情況——有些參與者僅想反對單一學校的政策,並未要探討資本主義問題的意願,然其中左翼激進派學運團體勢力抬頭,積極想將整個反對運動拉抬到反美國帝國主義與達成社會主義革命,而成田機場的興建即是這理想主義的批判象徵——因成田機場的興建,既是驅逐了承受戰爭恐怖與戰後匱乏的人,並同時反映了日本政府追逐經濟高度成長的幻影,「看輕農業、將農業經營貶低為市場價值較工業低下之產業的思想與政治趨向。」
 
三里塚是無有之人之所。無私的種子,曾在此被澆灌、茁壯、開花、結果。那是《活在三里塚》所呈現的其中一個面向。但如片頭所提醒的,對理想的信仰會引人走成偏執。導演在《活在三里塚》埋伏三之宮之死的歷史背景,於《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討論人的純真信仰如何反過身來吞噬自身。
 
要在有限時間裡討論這項命題,倚賴精準的訪談擷取與剪接。
 
對比即濃縮,而這使紀錄片的時間感更為強烈。我們看見女性抗爭者因「農民幾乎無所不能,我只會空想,他們卻會解決現實上所有的事」而加入援農,那是女性主義興起的時代,在運動必須選擇下一走向的時候,這些女性卻不見得是能決策的那些人。無法成為決策中心並非一面倒的批判,導演的人情味埋伏在多位女性的訪談裡:人,人最終還是最重要的⋯⋯
 
導演的功力並不只在於人物的選擇。更在於能在訪談間,捕捉受訪者曲折的心境轉折。他們真心為理想獻身,他們活過運動的失敗,親歷當時許多抗爭的激進行動,日後將發展成恐怖的連合赤軍暴力。但在談論這些記憶時,他們仍有掩藏不住的得意。這看似衝突實則真實存在當時抗爭者身上的記憶若此珍貴——導演訴說著人的複雜、歷史情境的弔詭,而行動是這兩者的產物,因而必定有傷。
 
於數十年後重新凝望傷痛,依然與歷史扣連。
 
日本福島核災發生第二年,前往日本採訪。其中一樁事件,是民眾包圍國會要求日本政府全面廢核。廢核行動,在戰後即曾因反戰的背景而興起,但對穩定的渴望蓋過這些進步的激進聲音。加上左、右翼的鬥爭,反核運動並未擴張成為主流訴求。因此福島災後的廢核行動,能夠擴大到如反安保運動般包圍國會的高度,可說是日本在七〇年代社會運動過激化而削弱後,重新振興的一個起點。
 
然而採訪時,非常疑惑。因自福島災後,東京民眾每週五都在首相官邸前集結,並不定時有包圍國會行動。而在首相官邸前的抗議,謝絕一切旗幟、團體識別、標語,並且礙於官邸在八點以後有噪音管制,包圍行動一定在八點準時解散。在該次採訪的包圍國會行動中,警方見人群激憤,曾一時間要出動警備車往人群衝撞,就在當下,主辦單位開始要求群眾回家。不久後,人群解散。
 
目睹那一刻,覺得荒唐。直至後來訪談,才知道這些抗爭策略,是受限於七〇年代社會運動過激的社會印象。這樣的持續戰,不能說是沒有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日本的核電政策也開始有了多次的調整與浮動。第一年觀察福島災後的日本社會運動,曾立即給予武斷的消極評價。多年過去,隨著台灣也有諸多社會爭議,如服貿、同婚、反年改,看見人與人的相互傷害,我卻逐漸在發言、行動與書寫轉為疑惑與謹慎。因為對峙裡有著無可挽回的傷害,因為那麼同意歷經三里塚抗爭起伏的人們說:「抗爭是為了保護人命。」而生命不能有陣營的區分。
 
綴連的訪談回扣到紀錄片初始那位受訪者的錄音紀錄,再度強調著紀錄的重要——片中所有訪談都會被飛機中斷,那麼低空的飛行,引擎巨大轟鳴接連不斷⋯⋯所有受訪者在被中斷的時候都情不自禁抬頭仰望,表情無奈,導演重複在紀錄中以不同人物的同樣行動發出聲明:歷史沒有中斷。它存在著,連續著。
 
如果沒有紀錄、沒有重新睇看與反省,將一定程度否定與抹殺曾在那無有之人之所綻放的花。但回顧不是為了憐憫、不是為將受害與理想二字拉抬到與飛機同樣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飛機總是肆無忌憚地中斷人們的話語。而那才是我們對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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