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刻在時間記憶上的迴旋詩

「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尼采

　

如同《活在三里塚》，導演代島治彥在新作《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也以凝縮了整部紀錄片核心意旨的格言開場，再將他的論述，透過擇選足以反映時代狀態的人物訪談，漸次延遞開來。

　

相較於《活在三里塚》，《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並不若想像催淚，但導演的紀錄格局比前作更加寬廣，且後座力更為強烈——站在三里塚這個被視為新左翼最後堡壘的節點上，不斷深挖，不只為檢討這場運動本身的失敗，而欲擴展《活在三里塚》中，對於暴力與改革的辯證，指出隱身於人脆弱底的霸權鬼魅，依舊存在。

　

運動不會平白開始。

　

小二就加入軍隊、飛機殞落時大哭、直至八十一歲高齡還能記憶頌揚戰爭的歌曲，代島治彥透過這樣一位人物，抽拉出日本帝國因戰爭而形象破滅，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為何綻放理想主義花朵的歷史緣由。他們是原初曾加入戰爭，在戰後被分發到三里塚開墾，希冀休養生息的人，卻在「清晨醒來，發現自己成了頭條人物。」家將成為機場，無法接受。

　

頭條總會蒼白，並非所有社會運動都會受到矚目。抗爭運動有它被命運賦予的意義。而三里塚正是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社會運動中期無以為繼的宿主。

　

無以為繼，可能牽涉權力鬥爭、路線拉扯；分歧的根源，相當自然，因參與者心中所見的抗爭目標並不相同。反安保條約雖以「反安保」為名，實際而言，卻是因為決策模式的強硬而激起社會反彈。　

　

紀錄片中，導演訪問了中核派政治局員岸宏一，即提及當時警方以水柱噴射攀附警備車的抗議者，導致他們落入河中。這樣無視人民的鎮壓，使反安保條約抗爭，與二戰敗北後日本社會對於民主的渴望扣連。因此反安保條約的口號是：「要民主、拒獨裁、反安保，岸下台！」換句話說，反對運動中最核心的目標是民主，其次是修訂安保條約的岸信介下台、最後才是反安保。

　

日後，安保條約通過，但岸信介辭職，導致運動熱度開始冷卻。之後的新首相暫且放棄軍事路線，衝經濟、發表所得倍增計畫，日本社會運動隨著進入經濟高度成長期，也趨向保守。但資本主義發展的弊病開始湧現，如環境污染、大學升學率上升，但就業情況低迷。過往，這些問題，或將以日本傳統社會裡的共同體進行號召與解決，但資本主義造成的鄉村與城市人口推拉效果，共同體組織逐漸鬆散，共產黨開始興起，並取而代之成為吸附參與者，於學院內發起罷課運動與反高學費等運動的組織。

　

這時期的學生運動，被稱為全共鬥運動。但就像所有運動一樣，都有參與者想像分歧的情況——有些參與者僅想反對單一學校的政策，並未要探討資本主義問題的意願，然其中左翼激進派學運團體勢力抬頭，積極想將整個反對運動拉抬到反美國帝國主義與達成社會主義革命，而成田機場的興建即是這理想主義的批判象徵——因成田機場的興建，既是驅逐了承受戰爭恐怖與戰後匱乏的人，並同時反映了日本政府追逐經濟高度成長的幻影，「看輕農業、將農業經營貶低為市場價值較工業低下之產業的思想與政治趨向。」

　

三里塚是無有之人之所。無私的種子，曾在此被澆灌、茁壯、開花、結果。那是《活在三里塚》所呈現的其中一個面向。但如片頭所提醒的，對理想的信仰會引人走成偏執。導演在《活在三里塚》埋伏三之宮之死的歷史背景，於《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討論人的純真信仰如何反過身來吞噬自身。

　

要在有限時間裡討論這項命題，倚賴精準的訪談擷取與剪接。

　

對比即濃縮，而這使紀錄片的時間感更為強烈。我們看見女性抗爭者因「農民幾乎無所不能，我只會空想，他們卻會解決現實上所有的事」而加入援農，那是女性主義興起的時代，在運動必須選擇下一走向的時候，這些女性卻不見得是能決策的那些人。無法成為決策中心並非一面倒的批判，導演的人情味埋伏在多位女性的訪談裡：人，人最終還是最重要的⋯⋯

　

導演的功力並不只在於人物的選擇。更在於能在訪談間，捕捉受訪者曲折的心境轉折。他們真心為理想獻身，他們活過運動的失敗，親歷當時許多抗爭的激進行動，日後將發展成恐怖的連合赤軍暴力。但在談論這些記憶時，他們仍有掩藏不住的得意。這看似衝突實則真實存在當時抗爭者身上的記憶若此珍貴——導演訴說著人的複雜、歷史情境的弔詭，而行動是這兩者的產物，因而必定有傷。

　

於數十年後重新凝望傷痛，依然與歷史扣連。

　

日本福島核災發生第二年，前往日本採訪。其中一樁事件，是民眾包圍國會要求日本政府全面廢核。廢核行動，在戰後即曾因反戰的背景而興起，但對穩定的渴望蓋過這些進步的激進聲音。加上左、右翼的鬥爭，反核運動並未擴張成為主流訴求。因此福島災後的廢核行動，能夠擴大到如反安保運動般包圍國會的高度，可說是日本在七〇年代社會運動過激化而削弱後，重新振興的一個起點。

　

然而採訪時，非常疑惑。因自福島災後，東京民眾每週五都在首相官邸前集結，並不定時有包圍國會行動。而在首相官邸前的抗議，謝絕一切旗幟、團體識別、標語，並且礙於官邸在八點以後有噪音管制，包圍行動一定在八點準時解散。在該次採訪的包圍國會行動中，警方見人群激憤，曾一時間要出動警備車往人群衝撞，就在當下，主辦單位開始要求群眾回家。不久後，人群解散。

　

目睹那一刻，覺得荒唐。直至後來訪談，才知道這些抗爭策略，是受限於七〇年代社會運動過激的社會印象。這樣的持續戰，不能說是沒有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日本的核電政策也開始有了多次的調整與浮動。第一年觀察福島災後的日本社會運動，曾立即給予武斷的消極評價。多年過去，隨著台灣也有諸多社會爭議，如服貿、同婚、反年改，看見人與人的相互傷害，我卻逐漸在發言、行動與書寫轉為疑惑與謹慎。因為對峙裡有著無可挽回的傷害，因為那麼同意歷經三里塚抗爭起伏的人們說：「抗爭是為了保護人命。」而生命不能有陣營的區分。

　

綴連的訪談回扣到紀錄片初始那位受訪者的錄音紀錄，再度強調著紀錄的重要——片中所有訪談都會被飛機中斷，那麼低空的飛行，引擎巨大轟鳴接連不斷⋯⋯所有受訪者在被中斷的時候都情不自禁抬頭仰望，表情無奈，導演重複在紀錄中以不同人物的同樣行動發出聲明：歷史沒有中斷。它存在著，連續著。

　

如果沒有紀錄、沒有重新睇看與反省，將一定程度否定與抹殺曾在那無有之人之所綻放的花。但回顧不是為了憐憫、不是為將受害與理想二字拉抬到與飛機同樣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飛機總是肆無忌憚地中斷人們的話語。而那才是我們對抗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