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離˙移工（下）

「我夢見一個社會
都是同一個共同體
沒有人需要被迫分離
只是為了賺錢
沒有人需要被迫分離
只是為了賺錢」

【記者胡慕情專題報導】每個流動身影背後，都有著不同的夢。為了未來而流動是自然的渴求，但當國境的邊界被劃分明確，而劃分者—政府，卻又如藏鏡人般巧妙隱沒於移工陌生的異鄉…因應移工輸入國需要而形成的流動於是變得困難、受限、充滿矛盾。

需要˙共生

據勞委會統計，各國籍在台移工至96年底約有36萬人，其中製造業與家庭幫傭各佔18萬與16萬人。原先社政單位居家服務仍有週一至週六、每天 4小時的額度，但隨著高齡化社會來臨，近年服務時數審核變得更嚴格，家庭勞工需要明顯大增。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說，1992年起，台灣立法開放引進 廉價外籍家務工，移工散落在台灣個別的家庭、醫院、療養院，以長工時、低工資的勞動條件修補台灣社會福利的漏洞。

但這些移工卻被排除在勞基法適用範圍。顧玉玲指出，許多移工沒有工時限制、休假、工作內容與勞動條件的基本保障。國際勞工協會總幹事吳靜如也以 過去在勞工局服務時稽查的經驗為例：「有時候明明看見移工在麵攤幫忙盛麵，明顯違法，但雇主卻說：『妳沒看到阿公在她旁邊嗎？她只是幫阿公裝！』」

丟棄、複製、再利用

前勞委會主委李應元上任時放寬家務移工引進，引起本勞反彈，認為移工會瓜分就業市場；但移工與本勞相較下，勞動條件更嚴苛，經常使她們崩潰或選 擇逃跑。去年國際勞工協會發起「我要休假大遊行」時，勞委會副主委曹愛蘭更表示，真正照顧家中失能者仍應是子女或親人，不該將責任都丟給移工，「移工不適 用就業安定基金」等說法，顯示政府對移工高度不信任，更忽視國民選擇移工照顧的背後原因。

針對移工逃跑、崩潰殺人、本勞抗議等負面聲浪，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提出「十年長照計畫」，意欲逐步「削減移工」。政務委員林萬億以大安森林公園旁菲傭放任老人在一旁、聚集聊天，指稱移工不是好的照顧選擇，進一步提出應對新移民進行訓練，「好創造就業機會、落實居家照護。」

然而，目前新移民的就業處境其實艱難。國際家協執行秘書王淑娟說，新移民婦女就業者有72％沒有勞健保，「中小企業為省成本，讓這些女性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付之闕如。」更別說新移民還必須兼顧婚姻移民中打理家庭的「必要」責任。

許多家庭移工表示，雖以看護名義受僱，卻必須做許多「份外事」—畢竟家庭勞務難以劃分，難以理解新移民在種種限制下如何承接「別人的」家庭勞務以「獲得就業機會」？

當「人」變成「物品」

面對移工在他鄉的勞動處境，菲律賓總統雅羅育承諾改善，並提出「超級女傭」計畫，希望移工未來全朝家庭幫傭方向邁進。但這項計畫卻遭民間團體強 力反對。香港亞太移工權益團（APMM）主任Ramon Bultran指出，菲律賓當地失業率相當高，即便大學畢業生亦然；政府不但不解決，卻繼續物化移工輸出到海外，「貧窮是可怕的，許多年輕人只能絕望地把 自己投入全球性勞動力市場上。」

然而，如果菲國宣稱移工是該國最重要資產，為什麼不替移工爭取權利？以菲國曾向台灣提出希望雇主提供新聘菲傭獨立睡房、轉換雇主時，雇主應配合 至菲駐台辦事處說明等措施遭拒，當時勞委會表示：「原則尊重菲國保護勞工措施。但菲國部分新措施妨礙台灣行政主權，基於尊重輸入國法令的國際慣例，菲國不 宜干預台灣行政主權。」

顧玉玲感嘆，當國家進入全球化市場的脈絡，移工輸出與輸入國就不再是「國與國」的對話，僅是「弱勢經濟體」的屈服。這也是長期以來國際勞工協會不斷培力移工、向政府爭取政策的原因。

誰是移工？

吳靜如指出，人的流動是供需問題，爭取勞動權並非要打消供需問題，而是希望當移工是輸出國的主要外匯支撐者、輸入國的需要擔負者，「國家的責任就要長出來！」

然而，目前的狀況卻是所有的政府都無需負責，且不斷幫助資本流動，而移工中不乏高學歷份子，對移工輸出國本身也是損耗元氣。「資本無國界的體現，大概就是這時候了！」

她說明，流動並不侷限於低廉勞工，也包含專業勞動能力與全球專業份子。雖近年流失狀況有改善，「但那是因為企業發現，要勞工留在原本的國家較省錢！」她以台灣高科技人才為例，雖有傲人高薪，但卻必須拉長工時以應付公司（多半為跨國企業）的需求。

服務於日商公司的雷射研發工程師陳建宏透露，由於研發門檻高、壓力大，研發組人力一直流失，自己經常處於一週在台灣、一週飛上海工作的情況中，「這都不是正常的勞動狀態！」

你要世界長什麼樣子？

然而，這種非正常勞動狀態卻一直未被移工意識，又或屈於現實而刻意忽略。吳靜如說，接觸移工過程讓她發現，很多移工都是「不完整的」—因為被迫不看、不說。

國際勞工協會為了協助移工，一直尋覓較能貼近移工生活的地方，最後選定中山北路三段聖多福教堂、菲律賓移工聚集之處。「但我們受到排擠，整棟住戶都想趕我們走，只因她們認為移工很髒、破壞房價。」

顧玉玲說，她們花費很多時間和住戶交關、辦理文化活動、製作「中山拜拜」文化地圖，希望讓住戶能以不同的視角觀看移工。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活動，即是「移工攝影工作坊」。

這項活動鼓勵移工使用相機，拍下她們所見所聞。吳靜如說，從移工交回來的作品，可以清楚看見她們跟台灣社會的距離。比如有張在飯廳的照片，4張椅子卻少了一副碗筷，圖說則寫著—「這是我們餐桌上的位置，從左到右：夫人、我、阿公、阿嬤。受僱者與雇主是該有區別的。」

移工作品中也有一張近拍冰淇淋小販的照片，吳靜如說：「以前移工交回來的照片都很遠、人很小；但這張很近，而且照片中的人在笑。」顯示移工已開始與人互動。

吳靜如表示，移工剛開始交回照片時，圖說都很簡單，如「這是一個很舊的瓦斯爐」，無法讀出圖與拍攝者的關連；但透過工作坊的密集討論，圖像背後的意義逐漸突顯，最後化成最貼近移工心聲的文字。「後來我們舉辦了戶外展覽，引起很多迴響。」

對於國際勞工協會做的事，不少台灣人質疑：「本勞問題已經很多，為什麼要關心移工？」但國際勞工協會認為，移工教育是社會教育。「當世界各國都不得不被捲入全球化的邏輯下，移工教育希望提問的是：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

吳靜如說，全球的移工都在承受「不是她們的錯（貧窮、失業）卻必須接受流動」的苦難。然而，當移工輸出、輸入國兩邊政府共謀時，「移工也有便宜心態，認為流動，可獲得自己想要的，倒楣的被剝削者不一定是我。」

當處在核心問題的三方都保持沉默，移工的問題將無盡循環。吳靜如坦承，要改善移工問題是困難的，「但各種運動長相都要去想！」她強調，移工議題 並非是非對錯的選擇題，而是複雜的申論題，「唯有創造足夠空間，讓每個人都願意理解複雜的事實，或許某一天，『移工』都將能被平等對待！」

（By Gracel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