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

「只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


上個月，和Ｐ、Ｒ、Ｎ與Ｃ一起在生態綠，為著沐子的新書《我們》而聚。那是陽光挺好的下午，廣場上還有草莓等著長大；暖暖長長的談話，值得記下許多，而其中「只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這句話，一直在心裡腦裡徘徊不停。


想起四月飛往菲律賓的經驗，若沒有Ｐ的提醒，或許將忽略機場、報紙裡的許多訊息─而我那時在菲律賓呢。想起來是慚愧的。當時，我，一個他者，卻被不斷看見─被乞者、被車伕、被警衛、被異鄉人─與在台灣的「他者」，如此不同。


於是「光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其實是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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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該洩露《我們》的內容，為著不能談得更生動、更好；也為著那之中的細節，實不該再藉由轉述去了解了。私自揣摩，這或許是沐子在首章抄寫：「我們是鏡。／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彼此注視並為對方呈現，／你可以看到我們，你可以看到自己，／他者在我們的視線中觀看」的用意。


1990年大學畢業後就投身勞工運動至今的沐子，應是深刻體會唐諾在序裡寫的「很難免於長期一事無成的失望」之感。這不僅僅是勞工，而是所有弱勢的困境。它們的話語、形象，必須藉由媒體轉述；但未曾親自靠近、體認的傳聲筒，卻往往將這些該傳遞的，碎裂、扭曲。


那天下午沐子看見我們，輕輕笑了。絲毫沒有「怎麼人這樣少」的失望表情。除了Ｃ，其他人她都接觸過，於是她說那就不用像帶領初學者一樣述說為何要關注移工，直接發問吧。我們拿著「中山拜拜」，回到可以且如此容易親近的道路上。我們談彼此在書中的感觸，以及生活上實際遭遇、注視過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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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觀看，或與家庭背景不無關係。大阿姨嫁給日本人、外公是客家人、外婆是閩南人、小阿姨嫁給德國人、菸酒麻將賭博失婚等各種社會狀況，很早，就環伺我的童年。孩子是白紙，只要成人不亂染色。於是對「與我不同」的人，就依著好奇與天性摸索、認識，也因此和抽菸打架喝酒的所謂「了尾仔」有良好互動，一直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絡。


於是一直不那麼理解許多人為何漠視或踐踏與自己不同的人；直到舅舅娶了來自越南的舅媽，才知道，不是漠視，而是不知道。不知道他者與自己，其實一樣。而有時候則是，我們知道「他們」和我們一樣，但若衝突，就不免被階級意識擺佈。


是這樣啊。一直到寫下《手》之後，才愈發明白即便有著親密的關係，照見依舊困難。


說來有趣，台灣其實一直是移民社會，但或許陷於內部的矛盾太長、太久，綿密的對立情節，宛如鎖國。鎖國，於是只能看見自己，久了便只願看見自己。幸福啊，幸福的路多難？因著關注自己幸福與否，關注相對優勢的人如何幸福自然而然。至於發展總是遠遠落於我們的，就沒有觀看的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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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子那天再度談起TIWA甫進駐中山北路時社區排斥的情況，「我們鎖國太久，不知道怎麼跟跨國界的人溝通」，TIWA於是耗費許多心力設計軟性活動，以銜接鎖國以來的斷裂。但這些仍然不足的。於是同樣是移民者，配偶跟移工卻得面對兩套不同法律；同樣國家的移民因其移動條件不同，竟也得被迫安置在或優或劣的階級地位。而新移民與「台灣人」間的落差，似乎只要冠上「新台灣之子」或「台灣媳婦」就可弭平、不用追究...。那天不知道誰開玩笑說：「台灣人這三個字在現在真是太可怕，簡直就是髒話。」


一陣大笑。但笑聲過後，卻是濃得無法化開的哀傷。
被排除在「台灣人」三個字之外的，是否就該安於沒有臉孔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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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我們》出版時，自然是高興的。我相信故事的力量，以及紀錄述說的必要。但這傳道之路實在漫長。我是說，當激烈的抗爭都無法引起好奇，在閱讀逐漸勢微的現今，《我們》的觸角該往哪兒延伸？


不同於我的悲觀，沐子已然瀟灑地看待那一事無成的失望之感了。她淡淡地說，被看見的方法如此之多，對她來說，最好的教育當然是抗爭。但當媒體不友善、社會大眾對「不得不的『暴力』」沒有認同，「就只好以文化包裝、說故事」；用衝撞之外的另一隻手，編織起另一個認識的管道。


沐子坦承這是緩慢的歷程。正如她開宗明義說的：「只是讓人們『看見』他人，就要花最大的力氣」。但她也理解，高舉理想旗幟過於傲慢，運動者不能脫離現實，甚至是「非緩慢不可」，否則就會犧牲最邊緣的人。聽著聽著，寬心地笑了起來。是啊，總得先知道擁抱的基層長什麼樣子，方能「直視、靠近、生存，而不踐踏」。


我們，永遠不是單向。而這也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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