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胡慕情台北報導】長久以來，關心社運但非從事「記者」這行業的紀錄與觀察者，經常得面對警方在抗爭現場的驅離、打壓或暴力相向。尤其在敏感社會議題上，警方的執法更是自由心證，如同樣是以Y-Live轉播社運狀況，野草莓運動就未受警方制止，但12月3日，樂生療養院被北縣府迫遷時，轉播者就被警方毆打並帶上警車。「人民有沒有知的權利」，「誰能成為媒體」，是主流媒體被資本主義綁架時，人民應急迫追問的問題。


昨天獨立媒體苦勞網發起「請問署長：為什麼不可以？街頭紀錄者集體採訪行動」，但一如預料，警政署並未正視過去濫權問題，反而逕自定調手持紀錄工具者全為陳情者，而非採訪者。在警政署要求中正一分局舉牌後，前往採訪的20位公民離開警政署大門於一旁討論後續行動，但卻發現警政署接受公視及台北時報採訪，所有公民再度一湧而上。此時本報記者也欲進入採訪，卻遭警察拒絕，直至出示「記者證」始得進入。


然而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透露，台灣根本沒有所謂「國家核發」的「記者證」這回事，一般人民受憲法保障有知的權利，自然可以採訪公部門。管中祥表示，不僅普立茲獎開發網路新聞參賽，美國也開放公民記者採訪，顯示現在的社會已對傳統主流媒體失望，過去報社與電視台或廣播從業人員才叫「記者」的觀念應更改。


但警政署公關主任蔡義猛說：「怎麼可以每個人都採訪？這樣根本無法管制！」蔡義猛認為，公部門不是不讓一般民眾採訪，「但要現場指揮官視是否有違反交通、安全之虞才視情況開放。」然而參與這項行動的公民認為，這仍有違反人權與資訊公開之虞，政府是公僕，不該拒絕人民監督。


台權會代表伊翎表示，警政署的反應仍在限制人民知的權利，許多社會弱勢議題都不被主流媒體重視，「但這些事件仍須讓社會大眾知情」，警察依法行政也不能剝奪人民紀錄的權利；苦勞網秘書長孫窮理則強調：「記者的紀錄權利不該是特權。」他認為這些被警方或政府官員的「假記者」（公民紀錄者）若違反法律被抓，「甘之如飴」；但同樣的，警方在逮捕、驅趕陳情者或紀錄者時也要依法有據。


管中祥補充，員警在上層壓力下必須執行命令可以理解，但當人民提出異議，便要表明身份並提出證明；管中祥也強調，既然沒有國家核發記者證這回事，「有記者證才是記者」顯然是假命題，呼籲政府參考先進國家的做法，只要公民依程序提出申請，就應有紀錄與採訪的權利，「新聞記者代表人民的概念在現今必須打破」，資訊透明，知的權利才能還諸於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