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手》的歌聲裡

Chyng Chyng 1月 10, 2009

在《黑手》的歌聲裡

第一次知道黑手那卡西，是因Ｌ傳來他們與日日春關懷協會合作的《幸福》。哭調仔的旋律從音響流洩，與歌詞裡公娼阿姨遭污名化的血跡斑斑，一起引出我的眼淚。對於在酒店裡陪笑划拳的女人們，對於那些必須大開雙腳假裝高潮的女人們，有些面孔，熟悉不已。

曾怨怪，或不解：當那些面孔說著不得已，與其相親者都必須接受那樣的不得已。得知「不得已」時尚且年幼，只能有怨氣，與隱隱約約知道「不，其實不能有怨氣」，矛盾不堪的認知失諧，還不能看穿結構。

這樣困苦地走。不論性工作者，不論與她們親近者，知道《雨夜花》淒愁曲調的無奈，但也僅能知道並接受時間磨損掙扎，然後，接受。性工作者與我的生命經驗，片面而單向，何況許多未曾親近性工作者的人。

妓權運動在台灣開展後，引起正反雙方激烈的爭辯。生硬的論述，難以挑勾心底的柔軟─國外如此，那又如何？制式的、保守的，「非我」所以不（願）懂…然後黑手那卡西唱出有別於《雨夜花》的《幸福》─

「雖然是乎人看輕，走到這條路。
阮嘛是飼家賺吃，有什麼通見笑。
紅燈路頭街巷，暗暗孤單行。
唉呦～換來一家的吃穿。我的人生呦～」

女性的力量：柔軟，卻堅持。

※

寫下《幸福》的，是黑手那卡西的團長陳柏偉。1988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工人們罷工、上街爭取權利，在學校裡以小左派自居的陳柏偉，就這樣為工人開始寫歌。柏偉並非一開始就有為工人唱歌的意識，而是受到當時校內原本與他同樣以左派自居、反對當時以台大學生為主流，力陳改變社會就得進入政治路、最後仍選擇與台大學生走上同一條路的同學所影響。

柏偉曾寫下一首歌描述當時並肩齊走的時日，因為疑惑「翠綠的草地上是否開滿了紫色的花朵」，因此他開始為工人唱歌。第一次為工人唱歌，是在一次遊行場合。柏偉站在前導車上，從頭到尾。唱完時他說：「感覺自己還蠻厲害的。」

但後來柏偉這樣反省並如此描述自己的違合感─「我那時候只不過唱唱歌，歌詞也就是拚、加油之類的（因他不在工人與資本家鬥爭的脈絡中），就跟工會的帶頭幹部一起從頭到尾站在最前頭的車上，而那些跟著遊行、真正在這場運動裡的工人們，可能一直都不會有機會站在這裡。」

因著這樣的反省，柏偉與其他團員開始了所謂的「集體創作」第一首屬於工人的歌《福氣個屁》誕生。這首歌旋律簡單、言簡意賅，加上生動的動作變成帶動唱，約莫日後大大小小的社運場合，《福氣個屁》都會被拿出來唱，只要把雇主換成政府，一樣也通。

這首歌剛寫出來時，引起正反雙方的不同評價，不少人問他「你們學生怎麼寫這麼粗的話？」但等工人唱了出來，始知道，成天被關在廠區裡無處可去、怨氣壓抑的工人們，需要的，就是這麼簡單的發洩而已。

聽柏偉這樣說，不免感到無奈。似乎是，就只能藉著歌藉著文章藉著這些軟力量去對抗，成效慢得不得了，又或許毫無成效，只能自我安慰。但樂生那卡西裡阿公阿嬤的臉龐忽忽然映入腦海，想起黑手裡唯二支薪的莊育麟，才真正明白音樂的力量，並非為了反叛。

（而黑手那卡西自己這麼說：悲傷，不會在音樂中獲得救贖。這些音符、節奏和話語，只幫助人們梳理出隱身在錯綜複雜的歷史中的情緒，以及真相。憤怒也是。快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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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以為育麟只是樂青裡一個很會彈吉他的大男孩，是那個每次阿公阿嬤唱歌，他便溫柔地笑，緩著節拍以便配合的大男孩。不過後來才曉得，原來他也是黑手的團員。

每每看育麟在阿公阿嬤漏拍時，輕點一下頭，刷弦的手或緩或頓、輕揚微笑，或在開始演奏前，湊在每個阿公阿嬤的耳邊，一字一句柔緩地提醒，便覺得，黑手那卡西的代言人非育麟莫屬。

Ｎ曾說，她覺得黑手與929的歌曲比較起來缺乏一點美學。音樂素養不夠的我，並不理解「那個層次」的美學象徵什麼。但我認為，黑手的音樂很有生命力。而生命力的核心，是人對人的尊重與溫柔。

黑手歌曲裡的生命力，發展於柏偉的反省，蔓生於黑手團員願意走入不同的抗爭領域，以弱勢者的眼看弱勢者所看見的、以弱勢者的耳聆聽弱勢者所聽見的，並且以和弱勢者同樣的一雙手，去爭取、去譜寫，那些不被看見、掙扎著的微小權利。

於是，聽見富子阿姨唱《每天早上蟬在叫》、聽見麗君阿姨唱《幸福》，才會動容。那是有別於志寧唱的《貢寮你好嗎》那種厚實橋樑的力量。黑手與弱勢者共同創作出的歌曲是河水，時而湍急時而徐緩，但無論如何，都有淙淙的聲音，不斷響著。

日前從另個團員楊優那裡得知〈黑手參〉即將發行，殷切地叮嚀一定要告訴我；然後在去年十二月底參加柏偉在南海藝廊的座談，拿到了這張，有著更多人（也更多元）的集體創作作品。

這張作品共有十一首曲子，分別描述工殤者無法「平安回家」、愧對父母的《回家》，及再也無法自己盛飯的《阿母的飯鍋》；疲憊駕駛大客車於高速公路的《司機的心情》；不知何時才能夠不再唱的《勞動者戰歌》；集體創作對弱勢者意義的《老子搞音樂》；來自湄公河與台灣結合的《來自湄公河》、《我從越南來》；短短一句歌詞卻有著四種不同語言的《我要休假》；被資方隨意資遣卻投訴無門的控訴《土地公》、《我要活下去》；還有還有，為了那位唯一不戴面紗，自信飛揚、美麗戰鬥，卻終究「差一步」，而跳海身亡的官姐而譜寫的，《崖邊》。

那天在南海藝廊，柏偉若有所思地談起創作這首歌的背景，當時，我以為他要哭了。他說，官姐跳海死亡，大家都很訝異，「畢竟她是從來不戴面紗、自信地覺得做這行一點都沒有不對的美麗女性。」但在性交易遲遲無法除罪化、在道德統治的壓力下（啊我想起那篇恐怖小說《Lottery》，誰知道什麼時後會輪到「自己」？），官姐畫著美麗的妝，回到家鄉瑞芳，跳海身亡。

柏偉在官姐死後，遲遲無法寫出弔念她的歌曲，直到某天來到官姐自盡的崖邊憑弔，方想起她曾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