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聲中與世界對話

無薪假、裁員頻傳，多數民眾惶惶不安，希望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但在這波經濟不景氣衝擊下，卻有3位年輕人依舊「安貧樂道」，坦然接受經濟上的不安穩，以音樂及其他專長，繼續奮力與這世界「疑問與對話」。


藉音樂與他人對話

就讀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黃瑋傑、正準備出發到中美洲旅行的莊慕華，以及一邊在環保團體志願服務並準備研究所考試的呂翊齊，分別在年少時因著對世界與人類社會的疑問而疑惑、反叛，卻都藉著音樂自我抒發、與他人對話。


在多年之後，呂翊齊在新竹新埔鎮反華映、友達兩家科技大廠污染霄裡溪事件中，與黃瑋傑結識，並在同年7月反蘇花高興建團體舉辦的培力營中認識了莊慕華：「這世界很小，為著共同理想努力的人，總會相聚。」她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使用吉他創作與各種社會議題相關的樂曲，透過網路的無遠弗屆，感動了許多原本不關心社會弱勢議題的人，甚至成為社運的力量。


呂翊齊曾因參與石門水庫治水案，有感於河川被工程化而寫下《我是一條沒有生命的河流》；參與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寫下《堤岸頂仔的查埔人》，向主擋開發十多年的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蔡嘉陽致敬。而他的創作，也被公視賞識而用於《我們的島》。


黃瑋傑則為霄裡溪污染案寫下《命水》，描述土地與水被工業污染的困境；他也為卲族傳統領域被剝奪寫下《官兵抓強盜》、為樂生保留運動寫下《在昨天、在今天》；而莊慕華也曾為6年來努力支持樂生保留各界人士寫下《Silly Boy》，並在去年的野草莓運動中寫下《野莓之聲》而廣為人知。



媒體誤解社會運動

當時，主流媒體紛紛欲競相採訪莊慕華，但她一一婉拒。「它們全部誤會我寫那首歌的原因了！」她用著甜美的聲音，尖銳指出社會、媒體對社會運動的誤解，以至於改革如此艱困，而她們必須寫歌。


然而，回顧她們三位青年的成長背景，她們也曾是汲汲營營、遵循目前社會既定規範的一般人，或是對社會冷漠的沉默者。她們能蛻變，並非偶然，而是不放棄疑問，並勇於做出選擇所致。


黃瑋傑出身美濃，今年25歲。因體能見長，一路順遂升學，進入師大體育系讀書。「原先打算畢業後就當體育老師。」黃瑋傑說著家人對他的期待：「但我心裡一直有些不安，因為我喜歡的其實是電影。」雖沒有轉系，但黃瑋傑偷偷去學著拍片，因為清楚知道，「自己在現在的位置是不對的」。不過他一直保持低調，等到考上南藝大，有個「可接受的身分」，才向家人報告。


仔細追溯，黃瑋傑感到「不對勁」，是因聽到客家歌手陳永淘的歌謠。某天在繁華的台北城中，黃瑋傑聽到陳永淘唱歌：「記得第一個反應就是『靠！我的母語能變成音樂、還承載不同於情歌的一切！』」在一片流行音樂市場中，這反差對黃瑋傑造成極大衝擊，使他自覺已漸漸遠離家鄉、土地。「可以說，阿淘哥的歌召喚了我！」


登山見識人類自私

呂翊齊則出生於傳統保守的大家族，親戚一概為商科背景，「努力賺錢」是重要守則。在大學前，呂翊齊從未懷疑過這條路的正確性，但大一加入登山社後，卻因見識到人類的自私而開啟疑竇。


呂翊齊是個好好先生：「但和山社夥伴從中央山脈南二段縱走10天時，是我頭一次感受何謂『憤怒』。」當時是縱走的最後一天，他和夥伴停留在嘉明湖的山屋，離去前，他們收拾山屋中的垃圾，卻發現附近土中冒出一角黑色的塑膠袋。


當時呂翊齊動手挖掘，挖出後發現垃圾袋裡「什麼都有」。登山垃圾重達20公斤，讓他和夥伴傻眼不已。他和其他5位夥伴決定將垃圾揹下山，看著遠方延的稜線、夕陽與雲海，不禁想：「埋這包垃圾的人到底在想什麼！」但他的憤怒與失望找不到解答。


死讀書找不到出口

呂翊齊當時就讀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他直指，學校老師根本只知道教他們如何找到好工作、怎麼賺錢、如何成功創業、做好管理者，「但卻不教我們如何解決面對疑問的方法，或這世界發生哪些我們不知道的事，只教我們承襲這世界一切已發生的事情與規則」。沒有出口，所以反叛。呂翊齊差點被二一：「我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我是誰？我為什麼在這裡，我可以做什麼？」


不同於呂翊齊，莊慕華則很早就洞察人世無奈。她從小和其他孩子不同，加上喜好閱讀、母親從8歲便帶她到各地旅行：「讓我覺得世界上無奈的事太多，那些悲哀不是我撐得起來或能改變的」。


莊慕華帶點無奈地說：「我從沒想過這個世界有『老師』，直到我發現現『別人有老師』。」她的成長背景也缺乏人文學科的朋友或親戚，家人不是學音樂就是理工，全由公教人員組成，只會講專有名詞，卻對社會沒熱忱，於是她討厭知識分子，選擇成為「孤離的都市人」。然而，這依然無法弭平她的不安。


黃瑋傑坦承，一直到研究所前，學校教育鮮少有「左派思潮」，不懂批判、獨立思考，幾乎已成高等教育的通病。不過系上一堂《政治經濟學》讓他了解左派思潮，並在同系學長平烈浩的邀請下關注樂生保留運動，這些實際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促使他進一步自我辯證，並懂得以另種角度觀看家鄉。在此同時，他也拿起了吉他。


寫歌控訴家鄉變樣

黃瑋傑曾為家鄉美濃寫下《田坵立著大洋房》。他說，美濃過去整片的好山好水他還記憶猶新，但如今觀光和商業進駐，純樸農莊變樣，一棟接一棟別墅從田地竄升而起，但卻是大財團、大公司的人來買田建屋。「田裡一層樓高農舍的規定為什麼會變超級別墅？其中國家機器的利益勾結，讓我決定用歌來當武器」。


呂翊齊的抉擇，則比黃瑋傑來得晚。雖然他知道「不對勁」後，參加靜宜生態系的楠溪工作隊，認識更多人與環保團體，並加入荒野保護協會帶小朋友進行環境教育；但面臨長子與家中經濟壓力，「若為了『自己』，而無法一畢業就拿錢回家孝順父母，似乎太任性」，所以畢業後，他選擇就業。


呂翊齊的第一份工作是旅遊業，試圖偷渡生態旅遊的觀念，但發現就業環境太現實，因此離職，在家人說服下加入保險業。「保險業是要對客戶一輩子負責的行業，但大學起開始的不安一直都在」，在權衡下，呂翊齊一直以志工方式在環團服務。


他和黃瑋傑一樣，高中便玩吉他，但吉他當時對他只是辦活動的工具；直到接觸西濱快速道路開發案，於環評會議上看到蔡嘉陽保護保育鳥類與土地的行為後，他發現隨著這幾年的自我辯證，「音樂與想法竟自己相遇了」，於是很自然地拿起吉他，為環境唱歌。


在參與愈來愈多環保議題後，呂翊齊發現自己的疑問愈來愈多。他不再只安於為環境唱歌，而想親自了解這社會如何運作，現有的糟糕狀況能如何被改變；因此他毅然停止優渥的保險業務員工作，向家人解釋：自己要投入NGO，並投考研究所，補充自己的不足。


從環保事件相信人心

莊慕華則是大五時在洪雅書房台南分店當副店長時，看到許多不住二仁溪附近的人卻毫不計較地為這件事努力，重新燃起了對人的信心。


「我看到人不可思議的一面，他們掙扎著活下來，不停有溫暖的事發生、大家無私地分享，多到滿出來，讓我覺得，這世界或許有救吧！」她笑著說。


畢業後，莊慕華陸續在幾個地方如唐山書店、百視達等地方短暫工作。2007年暑假時參與浩然基金會舉辦的的另類全球化研討會時，認識了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丘延亮，進一步開啟她對社運的視野。


當時她接觸的也是樂生保留運動，「不過最高潮點已經過了」。樂生保留運動在去年415大遊行後，運動力量開始削弱，莊慕華參與太慢，只好旁觀居多。莊慕華坦承自己很焦慮──好不容易有熱情，卻沒有位置。


但一次在立法院中興大樓前，樂生舉辦一場演唱會，她看著丘延亮、苦勞網秘書長孫窮理及其他長期支持樂生的青年們時，忽然有了創作的衝動──她自小學鋼琴、高中學聲樂，加上中文系的文字功力與比別人更細膩的感受力，正是創作不可或缺的。


於是她寫下《Silly Boy》向這些人致敬：「I once laugh at him, cause he`s always saying love & peace. Somehow he got the smile it looks like me, I finally know what it means.」莊慕華說，當時她才明白：「如果我不了解我自己，我就只會成為別人。」這也是她寫下《野莓之聲》所要述說的：「若革命者（學生）只是被永恆地帶領（學者），那就不是革命。」


拋開現實追求理想

看在旁觀者眼裡，「過於天真」應該是對這3位年青人最直接的想法，尤其在失業率這麼高的情況下。但理想跟現實並非無法兼顧。若黃瑋傑沒有改變，在流浪教師潮中，他或許正是失業者之一；但現在的他，因為勇於改變、參加客語歌曲創作比賽而得名，之後陸續獲得演出的機會，如北縣府目前舉辦的《碧潭音樂節》；而研究所學到的技術，也讓他有專業能力接案。


目前呂翊齊則靠先前工作的積蓄維生。問他擔不擔心？呂翊齊灑脫地說：「正因保險業薪水不錯，才更發現，若只專注在金錢上，只不過在把理想跟目標化為數字，而離年少的自己更遠而已。」他說，什麼工作都能做，要追求的並非「富裕」的生活，只要能維持自己的開支即可。


這3位年輕人中，莊慕華的經濟負擔最小，她坦承除了接翻譯工作外，部分由母親接應。莊慕華說，母親雖並不反對她關心社運、在NGO工作，但更希望她發揮在音樂與文字的長才，當作家或音樂家，「於是我決定把兩件事放在一起，我寫作，但將以旅行的社會觀察為內容」。


3位年輕人覺得，父母對孩子的期望、學校教育對學生的訓練，多半來自社會的投射，她們的蛻變，也是從這樣的角力中逐漸掙脫，並透過選擇，培植出自己的力量，及說服家人的可能性。因此，理想與現實平衡的路縱然漫長，「但吾將上下而求索」。她們期待，也鼓勵每個人繼續疑問，夢想才有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