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後半年】流離‧憂鬱

（圖片來源：Edd）

「姐姐不要走！」4歲的小文（化名）用盡全力把姐姐小絜（化名）頂在牆角。這天，是災後到工兵學校陪伴服務的大專生離開的日子。小絜只是想對大專生說再見，風災中受驚的小文卻以為小絜要離開她。「歷經風災、不確定的安置政策，許多孩子，甚至大人都非常不穩定！」


南方部落聯盟召集人阿布娪是那瑪夏鄉達卡努瓦（民生）村人，災民在風災後被安置在仁美營區。一直到今年1月左右，仁美營區中已有16位災民死亡。阿布娪表示，雖不少人是因生病過世，但也有災民因情緒壓力大而自殺。


「直昇機救災時非常不順利。對於世界的未知和不確定，讓我們感覺無法控制自己的安危。」阿布娪說，災後許多人變得無語，有些災民要在地下室才感到安全。由於缺乏中繼，災民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後又傳來山上要做特定區劃分的事，又更讓族人恐懼、擔心失去土地」。


從被直昇機救下來後安排在順賢宮；部落甚至家庭被拆散安置在各營區；原鄉重建政策全無；可能被迫入住大愛屋的恐慌……「我們一直處在移動與驚慌的狀態。」阿布娪說。


風災發生第一時間，許多團體進入災區協助，以佛光山為例，除協助收容甫被救下山的災民，也在安置處設有心理輔導站；災民進入二階段安置、學校陸續開學後，陪伴團體及心理諮商的專業人員也分別進駐營區與學校。


災後半年，災民的驚慌雖因有團體陪伴而較為減少，卻又因重建政策不明確而更感茫然；但因莫拉克風災受創多為部落，礙於文化與語言問題，心理諮商面臨瓶頸。


一般來說，諮商團體習於用分享、傾訴等團體治療方式療癒創傷，高雄縣生命線協會總幹事蘇雪杏說明，自去年8月28日後，生命線協會每周會到工兵學校，花1 小時和災民對談，透過播放影片等方式，引導災民說出心裡的悲痛。生命線協會會統整災民的擔憂，並提供1995專線，希望災民想不開時能記得還有後援。


然而這種方式對孩子來說較有用，「成人要顧慮的事太多」。蘇雪杏透露，訪談過程中確實發現，不少部落居民因擔心無法回鄉、必須住進大愛村而顯得焦慮。「她們會擔心下山之後無以維生，如有的人原本在山上開小吃店，下山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阿布娪直言，像她已是與平地接觸非常多的人，「就連我對災後一切變化都還在適應」。她直指，災後政府與協助團體所進行的每一階段任務，對族人來說都是很大的變化。


雖然已有災民選擇入住大愛村，但阿布娪表示，每位災民的需求不同，有的人想回鄉、有的人需要永久屋、有的人需要中繼屋，「但就連回不回家這件事都沒得討論」。


由於入住大愛村的事並非心理諮商團體所能協助，蘇雪杏無奈地說，她們也只能安慰災民「至少還能從頭再來。」蘇雪杏表示，其實心理協助應在生活安頓好之後再進行，「否則在不知道下一步在哪裡的情況下，根本無濟於事」。


南沙魯村人、大同大學一年級學生李孟佳因下山接觸平地文化，對於進駐災區的團體如慈濟或生命線的接受度相對較廣。李孟佳認為，透過引導傾訴，確實讓從土石 流死裡逃生的她有發洩的出口，透過團體的建議，也讓她能哭出來。雖然篤信上帝，但李孟佳對慈濟的「大愛說」也尚能接受，「除了一些改變我們原民生活習慣的 事」。


但李孟佳的母親Abin就沒有那麼幸運。2月10日，工兵學校結束安置任務，災民即將入住大愛村。當慈濟基金會帶領災民在舞台上載歌載舞時，Abin卻面帶無奈與驚慌的表情，沉默吃麵。
「我其實不想住大愛村，想回山上。」Abin才剛還完7年的房屋貸款，房子卻在風災中毀掉。目前靠八八零工專案維生，「但我還有一個唸大學的女兒要養，下山都不知道怎麼生活」。


Abin曾到平地工作過，但因無法適應而回山上。她說山下的工作太多限制、工時長、薪資低，「不像山上的工作作完後，可以自由安排時間」。對經濟教育弱勢的原住民來說，在山下謀生確實困難，「但在山上，我們隨便找個野菜都能吃」。


此外，Abin也擔心自己的原民身分到山下後遭排擠，「而且文化也會消失」。Abin說，在山上都會講族語，跳舞祭祀等文化儀式也都保存著，但入住大愛村，很多事都不能做。雖慈濟安排族人唱八部合音發展觀光，「可是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那也不是文化啊」。


種種複雜多面向的擔憂，讓Abin坦言：「我很需要心理輔導。」Abin透露，自己在10年前的921大地震後，就罹患了輕微憂鬱症，10年來都在就醫， 但狀況沒有改善。Abin覺得莫拉克風災過後她的情況更嚴重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原住民看起來較樂觀，那些心理治療的團體好像以為我們都沒有事」。


Abin雖然覺得自己需要協助，但她也坦言不知如何跟這些人開口。她進一步指出，部落裡有非常多的耆老只會講族語：「這些人怎麼輔導？」蘇雪杏也坦承這部 分較難施力。阿布娪表示，醫院或諮商團體雖然具備專業，但原民部落不見得適用一般處理方式，「就以凱旋醫院為例，居然說找不到可輔導的人」。


文化語言隔閤、重建政策混亂……「我一直覺得心裡很累。」Abin無奈地說。（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