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寶，這一路

（今日圖片：大頭鬼）

不是沒想過這一刻，但這一天來臨的時候，卻顯得有點難以接受。明明知道它是真的、也喜於迎接，但無論如何無法只有笑容而沒有眼淚。在場的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感覺吧？得來不易的這一刻，花了那麼長的時間，我們終於證明了一些「什麼」，但這代價何其大。當今天營建署區委會審查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當這群灣寶、海寶里的居民，第十二次走上街頭，當一位七十六歲的老阿嬤，拿著拐杖和子女北上抗爭…

她的女兒說：「雖然媽媽下田會跌倒，也不太能蹲，但她還是會偷偷到田裡去摘菜。」就這樣一個理由，無論如何也要「腳踏實地」的理由，從二ＯＯ九年我認識這群農民至今，看見的是許多花白了髮的長輩，不辭辛勞地從苗栗後龍來到首都，他們從拿鋤頭變成拿筆的人，他們，如同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洪箱的先生張木村所言：「這群農民的身分已經變了！政府讓農民變成抗爭者，一次一次走上街！」

不只居民在等，記者們也在等，等這個案子的最後答案。對一名總是在旁邊觀察社會運動事件的紀錄者來說，灣寶是五年多來，讓我最抱期待的案子。對它能夠獲得翻盤可能的信心，不是來自於大埔事件後吳敦義對農地政策的「忽然轉彎」，而是這裡的農民，展現了公民的典範。

這裡的居民清楚知道這塊土地的價值，知道自己不比政府官員低下、知道儘管不識字，也依然有說話的權利、知道幸福的價值選擇權操之在己。他們並且用草根的方式，展現了我們現在所談論的社區營造：不是農委會推的硬體的農村再生，而是揉和了，對於天、地、神的景仰，以及對自我價值的看重。

這具體展現在他們對待每一位到灣寶去的外來者的態度，每年西瓜節時，盡情分享的無私。無私地給予必須建立在，清楚理解自己所獲得的不只是自己的努力而包括他人的協助，而他人不僅是人，對農民來講，更是天、地這些看不見的神靈。所以他們願意涓滴奉獻地蓋廟、重劃農路，因而徵收對於他們不是剝奪財產權這樣的問題⎯

而是所謂依存。

正是這樣的一股動力，讓灣寶不同於去年一整年其他土地徵收案件，這裡的農民體現了「農夫」這項職業對於土地的作用，傳遞土地它最原先的價值，所以，沒有以地易地與被分化的可能性。

縱然，必須遺憾地承認，如果沒有大埔的慘事，灣寶的成功之路可能要走得更艱難，但也因為如此，更讓灣寶的漫長路，顯得格外諷刺。

台灣的農地，一直沒有被視為「糧食的母親」，而是被視為「都市的百寶袋」，無論農委會編訂了何種名目的「農地」，在農發條例第十條的漏洞下，就算是學者依科學條件認可、政府投資大筆金錢所規劃出的特定農業區，依然可能在「都市」的需求下，只要經主管機關認可（也就是農委會），就可以送到區委會來申請變更、請求開發許可；因此，更別說一般農業區。

農委會到底有沒有把關的能力？慘淡的例子歷歷在目：中科三期、中科四期…我記得中科四期審查時，農委會的代表在營建署義正嚴辭地發言，結果來開了三次會，就被調走了。這位代表在最後一次發言時很誠實地說「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針對這件案子說話。」（而他直到國光石化案時才被調回來）。

就算農委會願意說話又怎麼樣？我們的營建署，做為擬定國土計畫的機關，為何容許「不管何種名目的農地都可透過開發許可制來變更」的情況存在？這是台北大學不動產城鄉與環境發展學系副教授廖本全所說的「開小門」，也就是看似擬定了合理的把關策略，實則無法掌握，因為今天的灣寶能夠保留，不是基於農地應該被保留的原則，而是基於大埔事件撼動了執政黨的威望、促使轉彎王做出政策指示。

正是政策指示。台灣的審議機制無時無刻會被行政指導，使得農民必須成為抗爭者。因為除非抗爭，否則無以逼卻中央做出指示。但我們要用什麼代價來換？一條大埔人命？台灣的國際形象？無盡的淚水與無法入眠？還是時時刻刻瀕近崩潰的心情？

今天，灣寶這宗案子的駁回，誠如本全老師所說：「其實這個案子的特定農業區被保留下來，對我來講，只是回復到台灣國土利用的常軌。也就是它回歸到整個國土利用的『正途』。」

回到正途，僅是樹立典範的根基而已，要真正成為典範，還必須向上疊磚⎯審議的規範、農地的價值、農民的自信，路還長。

但我如此高興路途漫長，因為我們有了感覺，我們在路上。謝謝你們，灣寶與海寶里的居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