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下）

（圖：自由時報）

廖學堂和馮小非的相識過程說來曲折。廖學堂原是交通警察，但非一般民眾心中的理想公僕。廖學堂會擔任警察，和他小時候不學好、警察局長建議廖學堂的父親讓他當警察相關。「警察說，若學堂不當警察，一輩子就完了。」馮小非笑道。

但當了警察的廖學堂沒有奉公守法，一度因賭博被別的警察臨檢；離開警察崗位後，還去擔任大家樂的組頭。「但廖學堂這些看似荒唐的行徑，只是因為他的江湖性格。」馮小非說，廖學堂其實是正義感十足的人，廖學堂擔任中寮鄉義和村幹事時，曾因鄉長收錢力挺垃圾掩埋場興建一事，召集朋友圍堵垃圾場。「也是因為這樣，廖學堂被調進民政課管理賑災物資，我才與他認識。」

發起溪底遙，始於廖學堂的浪漫。馮小非透露，廖學堂很在乎「中寮不該是百年都不得翻身的鄉」而想競選鄉長。但廖學堂的父親不看好他，甚至因此把家產分光。得不到支持的廖學堂找上馮小非，得知能有社會資源補助，於是他開始做第一個夢：希望家家門前的水圳暢通。

九二一當晚，因八仙村一家戶瓦斯爆炸而大火漫延。當時村民憑藉荒廢已久的百年老圳─福盛水圳的微弱涓滴滅火。這是廖學堂想讓福盛水圳重現風華的原因，「學堂看著一位老阿嬤被氣爆彈出卻無能為力，那畫面烙印他很深。」起初廖學堂還以為村民不會參與，但發現民眾對老圳仍有感情，福盛水圳搶通後，廖學堂繼續做夢─這一次，他想振興農村、辦理學習農園。

馮小非支持他，但問：「要學習什麼呢？」這個疑問，成為溪底遙的基石。

從編輯到農婦

當時馮小非在主婦聯盟兼職，吸收有機農作的概念，和廖學堂構思發展有機學習農園的可能性。但馮小非認為，要讓居民願意改行有機農法，必須自己先知道怎麼做，於是廖學堂和父親借了5分地的柳丁園，開始自行耕種。

「食品不可能因為『對環境友善』的口號就能讓人支持一輩子。」馮小非強調，食物是用以滿足口欲的，所以在耕作品質要求相當嚴格，特別邀請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的指導老師林碧霞等人教導如何耕作。馮小非從2003年一直努力到2006年，試種的有機柳丁終於可以販售，直到此時，她才敢招募地方居民參與。

除了種植柳丁，馮小非更進一步為農友發展產銷的平台與品牌，也就是溪底遙。在考慮柳丁在台灣經常供過於求，柳丁農每年栽種後，都得將賣不掉的冷藏起來等來年再賣，或是倒掉、低價拋售的狀況下，馮小非構思發展加工品。

「發展加工品的概念是一開始就明確設定的。因為生鮮產品利潤低，要做平台就有人事費，但不能從農友身上挖錢養我們。」馮小非指出，加工品的銷售較多元，如光桂圓薑湯一個品項就能用掉半斤龍眼乾，溪底遙先成為農友的大客戶，就能穩定農友的投入。

但發展加工品也需要策略。溪底遙推出的第一個加工品項是綠柳丁醋，馮小非坦言，加工品要有特色才能吸引民眾購買，溪底遙是在得知有研究報告指出綠柳丁對人體的益處後，才決定推出綠柳丁醋。

為了推廣，馮小非也成為溪底遙各項產品的代言人，想盡辦法上媒體、積極參與百貨公司產銷會、接演講以推廣產品…「老實說，這對我的性格來說是一大挑戰。」帶點不解與疑惑，馮小非問：「台灣的推廣模式似乎非要代言人不可，但難道不能只是東西好，就獲得消費者的喜愛嗎？」

馮小非的疑問，是農村難以發展的門檻之一。這年頭習於「說故事行銷」，但傳統農村多為老農，新一套的行銷模式對她們而言有困難。現在的有機小農幾乎得萬事擔，從耕種、銷售到行銷，樣樣都要會，「但農人有必要做這麼多嗎？這是有機小農面對的大困境。」有機流行，有了青年返鄉潮是好事，但馮小非認為，有機的栽種規模對農民是挑戰；要讓小農存活，而非被跨國通路併吞、發展成農企業，台灣需要更多具社會意識的通路出現。

在地力量不可或缺

然而，外界有心介入也不容易，馮小非直指，農村翻身最困難的地方，在於「生活在裡面的人，經驗跟世界被搞得活力很低，她們無法面對自身的處境，只能日復一日重複自己熟悉的工作。」

外界看溪底遙，似乎一路平順成長─有心人介入發展有機農業、打造銷售平台、居民就能改為有機耕作、收入穩定。但事實不是這樣，傳統農村裡除了行銷的問題外，就連改變耕作模式都非易事。馮小非與溪底遙，尚未真正帶領破敗農村走出新路；或該說，真正能帶領農村走出新路的，必須是「真正想要改變」的在地人。

溪底遙原該因為有機學習農園是馮小非與廖學堂共同的夢而有機會，但廖學堂投入耕種的時間並不多。馮小非指出，廖學堂的學習農園夢，單純只是「想做一件快樂的事」，廖學堂只是想恢復家鄉的水田景觀，重現兒時在田梗邊打棒球的時光。但馮小非認為，學習農園不該只是重現水田，而要做「對土地對的事」，否則難以獲得支持。

廖學堂雖然同意，但其實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為了恢復水圳，廖學堂辦理留職停薪，當時政府採「點工叫料」的補助方式（只給工錢、沒給料錢），為了重建水圳的材料，廖學堂申請了一些人頭報工錢，但錢全數用在計畫上，自己又補貼了不少錢；可是廖學堂的行為卻遭到社區理事長質疑，並控告廖學堂貪污，這件事相當打擊廖學堂，加上罹患糖尿病，導致廖學堂之後對學習農園的參與經常起伏。

廖學堂放手，馮小非一肩擔起責任。回想起來她有埋怨：「又要種田、又要賣，就連送貨也要負責，曾經2年沒回家睡過覺！」好不容易將溪底遙平台撐起，招募農友時，一位廖學堂的朋友率先參與，卻成為馮小非的惡夢。

這位農友覺得「自己以前種過田」而堅持己見，完全將有機農法不施化肥與農藥，耕作方式以及規範置之不理，最後甚至慫恿廖學堂將地取回。這位農友後來跑路，再也沒回來。馮小非因此經常與廖學堂產生磨擦。

「我有好幾年對地方很不諒解。」馮小非原以為只要自己學會有機農法、做成功了，農民就會跟著做；於是對當地農民不肯更改農法、不斷傷害土地、種出有毒食物又賣爛價錢一事感到生氣。「但後來才發現我的預設是不對的。我預設既然我都不懂了，都可以學會了，妳們怎麼不行？但學習其實很難，沒有人能取代他人。我習於唸書、用文字，跟外在世界接觸沒問題；但當地人不是，那套學習方法並不適用。」

不只農民難以學習，廖學堂也是。馮小非指出，廖學堂個性大而化之，要求他精細地進行有機肥的計算等等，對廖學堂都是負擔。雖然廖學堂明知必要、也對有機農法的結果相當開心，但也抗拒著有機農法的繁瑣細節。

馮小非回憶，為讓農民更易學習，她也曾改變傳遞知識的模式，如透過參訪的方式，希望成功種植有機果樹的農友以更親近的語言和農友溝通，但也失敗了。馮小非形容：「我們像是在沒有這種子的土地（慣行農法）上去尋找外來種（有機農法）。」

「慣行就是一種力量，慣行變成『永續』，其實是很簡單的事。」馮小非喟嘆。

守護土地不是一個人的事

當時馮小非的批判很外向。2006至2008年間，本以為溪底遙可以順利運作，沒料到卻遇上跑路農友，這是馮小非人生最痛苦的兩年。那期間一向支持她的廖學堂脾氣忽然變得很差，馮小非形容自己「一直在忍耐」，她的不耐，終於在2008年11月，跑路的農友慫恿廖學堂把地拿回來時，爆發了。

「當時溪底遙存到一些錢、可以穩固，所以跟他說：『我要放棄了，你愛怎樣就怎樣』。」當時廖學堂沒有什麼表示，卻在2、3週後打電話給她說：「有一份東西好奇怪，我看不懂，妳幫我看。」馮小非不置可否地回溪底遙找廖學堂，但廖學堂遞給她的卻是一份：癌症檢驗報告。

報告記載廖學堂罹患肝癌，腫瘤已有10公分大。終於去看醫生，是因為廖學堂已經無法睡覺、吃東西也沒任何味道。看到報告的瞬間，馮小非才了解為何廖學堂變得那麼暴躁又奇怪。於是她回到溪底遙。

（今年的龍眼薑湯品質也很好，你買了嗎？。圖：溪底遙）

2008年11月，廖學堂病逝。不久後，馮小非也宣佈從溪底遙的掌舵者退位。她說：「如果溪底遙沒有我就不能存在，那它應該要結束。」2009年一年，她讓農友自行摸索，農友的水果出了問題，但幸好農友沒有放棄。2010年，馮小非表示願意成為顧問角色。

馮小非回想過去，當時太年輕，對承擔社區重建心裡有著慌張、不安與擔心，「我常作夢夢見自己把樹種死了，壓力很大，也沒有多餘能力處理廖學堂的擔憂，反而一味指責他不努力、不學習、不做筆記、老師說什麼都懷疑…」但其實廖學堂和馮小非，只是兩個壓力很大、都很需要安慰與鼓勵的人。

溪底遙不被看好，廖學堂要比馮小非扛上更多壓力。地方雜音多，廖學堂對外卻總為馮小非辯護，「他的內心也有很多懷疑猶豫，因為在他的經驗範圍內，的確沒有人這樣種過」。廖學堂選擇支持相信馮小非，意味承擔著「如果失敗了，馮小非可以離開，自己卻要被地方嘲笑很久的壓力。」至今，中寮鄉也未普及有機柳丁的種植。

廖學堂逝世，馮小非很自責。她說，廖學堂過世後讓她清醒面對「中寮鄉沒人在想有機耕作這件事，但我卻把一個人逼到罹患肝癌」。馮小非指出，要支持有機小農不能一頭熱，外來者應該學習接受地方原本的面貌。馮小非在中寮十餘年，但仍認為「我這個外來種沒有融入得很好」，在推廣有機耕作前她和中寮人相處愉快，認為自己找到了「故鄉」，卻忽略雙方原有差異；在還沒找到方式放置差異前就推動有機耕作，導致雙方衝突。

她強調，若農人不是發自內心想改變，心裡就會不斷懷疑，「畢竟每個人都習慣做自己上手的事。」支持小農不是解決產銷問題就天下太平，「依賴就會有萬一不能依賴的失落，果樹又是相對困難的有機作物，一種就要4年以上才能收成，農人當然會疑問：『你（外來者）能保證多久？』」

「我本來一直在看中寮的土地，覺得自己會在這裡終老，但在廖學堂過世後，才發現原來我喜歡而熟悉的中寮，是有他在的那個部分。」馮小非坦言，從1999年開始，不論好壞，她在中寮的每一天都有廖學堂的陪伴；但看起來完成一件又一件事情的她卻是逃兵，因為不喜歡吵架、以為只有自己在承受壓力，在2006至2007年間，馮小非雖然繼續忙碌溪底遙的事，卻藉由出外旅行、跑宣傳跑通路等理由逃離現場，留下廖學堂孤單地在中寮。

「在沒有一起做溪底遙之前，廖學堂是讀黃春明、吳晟，愛耍浪漫的黑道大哥，是我企圖把自己扦插進中寮土地，所要嫁接的樹。」溪底遙歷經動蕩而立，但茁長於廖學堂的生命與馮小非的自責，真摯地提醒與提問─「農村不是高貴的弱勢者組合起來的團體，我們想改變，但人家是否準備好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