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殘酷，最先聯想的，已不再是戰爭，或者暴政。兩年前的福島事件過後，殘酷這個名詞，一直與「自然」緊緊相隨。當掌權者刻意漠視暴政、戰爭、核電之間的關連，自然，給予啓示。毫不留情、無以預測。祂釋放恐懼，要人類在荒漠中凝視彼此，要每個肉身尋找同情以重新凝聚。兩年前，電視不斷重複播放的深黑海嘯旋渦，把這世上的每個人都捲進「是否應該使用核電」的思考裡。在接近死亡的暗黑被不斷拋轉是痛苦的，但海嘯終究會退去。多數的人，在荒漠中相互扶持、等待站立，獨獨掌權者，誓言擁抱專業以及技術理性。他們在海嘯初始就用遺忘爬出旋渦，於是殘酷重新席捲。

2013年3月19日凌晨，福島電廠再傳事故—電廠內負責核洩露事故的指揮所「免震重要棟」失去電力，用過的燃料棒貯存池失去控制。一號、三號、四號機組共有2500根燃料棒，東京電力公司坦承，要花四天的時間才能將溫度控制在正常範圍內。但輻射是否外洩，東電否認，一如福島核災發生初始。

把時間空間，拉回台灣。3月9日，北中南東四地同步舉辦反核大遊行，其中台北場突破十萬人，台北首次因為公共議題，萬人空巷。走上街頭的他們，關切核災帶來的後遺症。3月4日，原能會邀請歐盟的國際獨立專家小組，針對核一、二、三廠進行同儕審查，初步結果是「應對核災的強化措施與歐盟同步」、「採取措施是良好做法」。負責風險評估的日本專家Hitoshi MUTA甚至說：「福島核災若在台灣發生，台灣可以倖存。」

同儕審查的是核電廠的壓力測試，意即在複合式的地震、海嘯等情況發生時，電廠依舊能夠運轉，這套標準的設定，來自穩固的歐洲大陸，並不全然適用成長中的台灣島嶼。同儕審查的主席John A. NAKOSKI強調：「需要重新確認地震、海嘯的安全餘裕。」因此，當重新詢問Hitoshi MUTA如何看待台灣和日本將電廠興建在斷層帶上，這標準是否保證一定安全？他最終支吾回應：「我沒有答案。」

儘管如此，原能會打算在年底再度邀請國際專家來台，針對核四安全進行檢測，應對行政院「請國外專家確認是否安全、不安全不運轉」的政令，核四商轉，已可預期。

很顯然，政府的核電政策，刻意忽略複雜自然背景，將安全侷限在行政流程的通過與否。總統馬英九甚至說，台電有「斷然處置」措施，絕對不會讓福島核災重演。斷然處置在同儕審查中，確實被視為好的措施，但原能會核能管制處長陳宜彬也坦言，台電的斷然處置只能應對「福島核災」的狀況，而「核災的發生並非只有福島核災一種可能性。」

3月19日福島電廠燃料池的停電事件，就是核災的形式之一。燃料池內貯存的2500根燃料棒，正是上街的台灣民眾關切之事。「核四停建、老舊電廠除役」。這口號在遊行上場前，已經喊得震天價響，行政院，充耳不聞，以安全保證為盾牌，能源缺乏為銳矛，政府要人民在困頓中選擇，拋棄行政責任，間接導致安全的悖論。

2012年來台的日本京都大學原子爐實驗所助教小出裕章、聯合國能源政策顧問麥可施耐德一再提醒，核廢才是核電政策應否持續的關鍵核心。麥可施耐德分析國際的能源投資趨勢，發現1980年代核電正興起之際，各國確實爭先恐後投資核電。但車諾比核災發生之後，新的電廠投資就開始趨緩，原因在於安全成本愈來愈高。小出裕章進一步指出，新增的安全防護措施，同時也會帶來新的風險，「使得核能安全根本是一條不可能的道路。」除了核能安全，核廢處理更是關鍵。由於核廢料的半衰期相當長，在輻射衰弱的過程中， 又要兼顧安全，使得核廢處理成為不可能的任務。日本第一座東海電廠除役至今已經14年，至今也只能拆除輻射較低的外部硬體，「至於輻射量超高的地方，是根本無計可施的！」

福島災後，福島電廠四號機組使用過燃料棒冷卻池的爆炸，更讓小出裕章深刻感到核電不適合人類。「貯存的風險太高，燃料棒相互碰撞就可能爆炸，在日本這樣一個多地震的國家，怎麼可能適合？」小出裕章之所以是萬年助教，在於瞭解核能之後，發現核電廠從興建到廢棄，都在欺壓弱勢，挺身反核，被壓在學術牢籠底部，在所不惜。他的抵抗，是對暴政的抵抗。

30多年前，我們將低階核廢料送往蘭嶼。如今，更企圖將台東達仁鄉作為最終處置場。政府承諾達悟族1997年就會遷出核廢，多少年過去了，承諾跳票，更荒誕的是，政府竟以核廢要遷出，就必須確認最終處置場有著落，作為跳票的託辭。這之間隱而不宣的，正是一場分化的戰爭。

是的，殘酷的現身，脫離不了暴政與戰爭，前者是殘酷的踏腳石，而後者是難以收拾、侵蝕人心的副作用。

數十年前，核災離我們太遠，同情與理解隱身黑暗。幸也不幸，福島核災，揭開矇罩在島民雙眼的黑布。數十萬人同步上街，是理解了抵擋殘酷的唯一方法只有順從自然。絕望讓反核的力量凝為集體，當掌權者忽略絕望感，上街的腳步，只會前仆後繼。3月19，是大自然遞送的限時警告，執政者，是否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