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

那是二〇〇五年十一月。踏入台灣立報面試，副總編張約翰問我：「妳認為，新聞和報導文學有什麼不同？」在會議室裡，盯著戴著毛帽的約翰亂答一通。怎麼可能答得出來？到立報前，沒有受過任何新聞訓練，修習新聞史，夏老爸也不是那樣教的。採訪技巧？新聞寫作？不。口傳系不學這個。儘管亂答，立報還是錄取了我。記得第一次寫新聞，編輯吐血地問我是不是在寫論文？寫了一陣子，讀者來信說我立場太偏頗。一年後，每年都有公部門想告我。在採訪時和主流的同業衝突，或是在強拆迫遷的時候，總會脫序大罵鎮暴警察髒話。五年。在立報胡攪瞎衝五年多。

莫拉克風災發生時，萌生離職念頭，想到莫拉克新聞網。當時和小非已經談得差不多、離職手續也開辦；但最後因為追蹤國光石化和中科四期等問題，又留了下來。不久後Lucie過世，加上公視製作人東牧叔招手，才決定從立報離開。在ＰＮＮ一段時間後，轉換成真正的電視記者，眨眼在公視也有三年。年頭才寫著，今年也會繼續待在這裡呢，一個多月後卻決定離職。四月，正式脫離記者生涯。

從那天起至今將近兩個月。狗屁倒灶的事依舊發生：菲律賓與台灣漁民的喋血事件、總統馬英九即將視察核四、中科管理局長楊文科下台、禽流感、華光社區迫遷、關廠工人持續抗爭…。若還在職，想必依然是顆不停旋轉的陀螺。邊採訪、邊咒罵、邊焦慮著生出稿件然後埋怨：這世界為何運轉如初？未曾因為一次次那麼靠近現場的文字而徹底翻轉。困惑時不時讓旋轉趨緩、接近停擺，但在陀螺即將倒地的瞬間，總會被誰再度抽打—去，妳去，去把那些消息帶來我們眼前。

轉轉轉，竟然將近九年。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以為和平日一樣尋常。清早搭採訪車南下，拍攝台南鐵路地下化所衍生的土地徵收爭議。結束後驅車前往高雄，好接續隔天國工局開發國道七號的採訪。才剛住進旅館、行李放妥，準備洗澡、出門吃飯，手機響了起來。電話那頭的聲音頓了好長一下，說是很壞的消息：「木村大哥過世了。」

捎來噩耗的，是任教於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的本全老師。本全老師的聲音明明喑啞，被這聲音攜帶的訊息，卻像一把鋒利新亮，且直射靶心的箭凌空而來。掛上電話。頹然而坐。思緒被村叔的死釘鎖於那個傍晚。

隔一週，村叔的葬禮。一早和靜梅開車南下，拿著相機，拍了照片。不該的。有些人望著我。「怎麼可以狩獵？」但自己知道不是的。狩獵，面對這幾年書寫的對象，從來不是用這樣的心態面對。眾人列隊，送村叔最後一程。我沒有跟。走上箱姨家頂樓，和靜梅、箱姨一起遠望送葬的隊伍。我們站立的位置，是兩年多前和總編輯拍攝土地徵收專題時，村叔站的位置。他的菸火在暗裡一閃一滅，一閃一滅。那麼小的光，卻把他的臉打得好亮好亮。我記得那幾次拍攝，有時候錄製箱姨的話多了一點，他總會說：「好了吧，可以換我了吧？」

那時候，我沒聽懂。

沒聽懂「好了吧」的背後，有多大的渴求與急迫。

灣寶抗爭成功不久，波哥打電話給我，問我能否幫灣寶寫下抗爭的歷程？我說好。允了下來，列了書寫大綱。寫了數千字，刪減調動，怎麼都不滿意。還少什麼，不，少了很多，覺得應該回到那個地方，補充細節。於是進度停滯。箱姨打了幾次電話給我，問我進度，說村叔在問呢。我總是困窘。在電視台拍攝專題，耗去許多心力。半年，一年，村叔便不再問了。只說，來吃西瓜吧。

去年的西瓜節因為採訪，沒去成，今年初，村叔就過世了。

他過世後，才從志榮大哥的書寫知道，抗爭的這幾年他總是帶血來，帶血去。然後硬漢般地要誰都別說。

他過世第三天，我去上香。承諾要寫完。

「田野不會永遠在那裡等妳。」

忽然覺得，那便是我對約翰提問的回答。

寫出來之後，會不會有更多？我不知道。但得先寫出來。

村叔葬禮結束後，回程靜梅載著我和本全老師，向他們兩位透露想法。

「好啊，妳已經想得很清楚了。」本全老師說。

決定不再被誰抽打。但初初還是不適應的。信箱裡傳來採訪通知，總躊躇該去或不該去？決定克制，把通知全部刪除。除此之外，也關了最初為了攔截資訊而開啓的臉書。說不上特別的原因，某天一覺醒來之後，便決定蒔花弄草。荒蕪的藍色鐵窗，長出了翠綠。迷迭香、羅勒、檸檬薄荷、台灣土肉桂、桑椹、鹿角蕨、鐵線蕨、薜荔、梔子、柳榕。並且重拾烘焙與烹飪的習慣。讀書。聽演講。尤其是後面兩項，不這樣做，覺得回不去田野。

整場葬禮，最讓我難以忘記的便是送葬的隊伍。

「送你一程，原來是這樣的。」那是那天拍下照片後的圖說。眾人為何而來？為何根著？不，絕不僅僅只是情感。

一個月過去了。調整了架構，在本全老師到新莊社大上課後，和他做了討論。

「聽起來是一本論文。」他笑著說。

我也笑了。退了回去。繼續刪改。梔子花開了。然後決定重開臉書。看著自己葬禮那天拍下的照片。一字一字寫著。從十幾字變幾十字然後一百多字然後現在的三千多字。還不滿意。但有了寫著刪了也沒關係的信心。

這期間，另外決定了和靜梅去福島的行程。

非去不可。田野不會在那裡等妳。

三一一這巨大災難所帶來的改變，依舊想要看著、寫著。

非去不可。非去不可。

忽然想起兩週前，政大新聞系的昌德老師邀我到系上演講。介紹時，他說「這是獨立記者」。我說我不是。篤定地說不是。確切肯定不要這個名字，開玩笑說：「我是無業遊民。」昌德老師怪異地看著我。說，好吧，無業遊民。

回家後想了想，找不出具體原因。直至寫了三千多字，直至再一天，就要飛去日本了。才明白：

回答最初自己無法回答的那個題目是根源，而回答那個問題，根本，不需要任何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