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依然是個祈禱詞

「生者單靠其自身，並不足以圓滿。所以，生者與死者是相互倚賴的。一直如此。直到獨一無二的現代版自我主義出現，才打破了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這為生者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如今，生者只把死者當作被淘汰的人。」—John Berger，〈死者經濟學十二論〉

八月十八日，台灣農村陣線發起「拆政府」行動。在凱道集會後，兩千位民眾翻越中央聯合辦公大樓的矮牆，手牽手在南棟大樓南北兩側入口靜坐，不多時，有人開始塗鴉。數小時內，北側地板長出了畫，玻璃上除了憤罵的語句、質問，也出現詩詞和文章，清晨，農陣載來四千株青江菜苗，在佔領處旁的空地種下。研究建築史、曾參與台北賓館修復的專家凌宗魁說：「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和教育部址日本時代為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其北側與臺北州廳（今監察院）之間的區塊，在第二高女與幸町教會興建之前，曾經是屬於中央研究所的『農事試驗場』，和青江菜的所在近在咫尺。在原本就曾經種過菜的地方，讓農作物重新生長在土地上，歷史與未來的連結就此展現。」許多人天亮之後來此拍下菜苗與塗鴉的照片，在臉書上流傳：「這次不流血，留下藝術。」

這場佔領行動，除了最初翻牆進入內政部有些推擠，歷經二十小時的佔領行動內容，如上所述，沒有毆打和咒罵，非常和平。一開始的目的就是癱瘓部會正常行政，別無其他。所謂非暴力行動：即是用打破規制喚起注視，用注視召喚醒覺。但國家的腦袋沒有非暴力的概念。對行政權來說，抵抗即是暴力。

於是中正一分局長氣得跳腳：「大門怎麼可以沒有守住！那有象徵意義！這下要被上頭罵死嗎？」他的著急和七月十八日大埔四戶被強拆，農陣突破警方封鎖、在總統府前靜坐時如出一轍。當時中正一分局執行強制驅離，加上逮捕政大教授徐世榮，引發輿論不滿。這一晚，馬政府選擇吞忍下來。中正一分局和我熟識的蒐證人員對我說：「看著吧！農陣明天在主流媒體形象一定會很不好。應該學學白衫軍啊！」蒐證人員話說完不久，警方立刻載來拒馬，擋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側外近外交部的出口，並將拒馬牢牢地釘死在地上。隔天一早，電視台連線「有高官的黑頭車不得其門而入」（儘管封鎖路線一定會知會政府部門）。輿論開始瘋狂攻擊：「阻礙民眾、公務員出入辦公。」（儘管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入口和被封鎖的南棟辦公室可以互通有無）內政部次長蕭家淇出面接受農陣陳情時忽然被潑了水，事後卻找不到是誰。

立委蔡正元發飆：「佔領內政部的人都是高挫折的人。」名嘴唐湘龍說：「聲援大埔者是政治流寇！」、「潑水、翻牆、塗鴉，和一九八五聯盟比較起來根本是暴民！」電視台連番負面訊息轟炸後，內政部長李鴻源出面指責農陣要求修改土地徵收條例並不合理。理由是「再這樣下去，台灣都不需要建設了！」媒體摘錄這些名人和部會首長的情緒發言，卻未曾追問其發言根據，甚至未曾疑問：土地徵收帶來的，是否為全民共享的建設？

回顧農陣自二〇一〇年至今，已經是第三次號召民眾站上凱道。大埔事件貫穿這三年，但它只是冰山一角，農陣最終的訴求是「修改土地徵收條例」，以避免「金權政治擴張」。台灣的農地自荷治、明代，乃至於清朝，一直都有因階級因素而導致分配不均的情況。日本政府雖在日治時期取消大小租，卻造成土地零細化；戰後以來的「以農養工」、「肥料換穀」政策，壓抑農業發展；擁抱工業、未能落實土地計畫管制，進一步侵蝕台灣農地與環境承載量，農村成為邊陲的代名詞，地理發展不均，農村自此被壓抑成為難以翻身的弱勢階級。一九七〇年代新自由主義當道後，台灣的經濟發展由地方派系、國家以及資本利益集團主導，更將土地利用推向末路。一九八〇年代，傳統代工沒落，政府推出高科技做為經濟轉型的引領，但其實質發展內涵仍是傳統代工模式。科技新貴是用員工的肝而非腦袋賺錢，當市場一動盪，還得放無薪假。不斷開發科學園區的實際居心，在於透過計畫引領的公共建設、都市計劃進行土地炒作。

區段徵收差不多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其應對的是農村往工業走投無路、耕種無望，且因繼承、持分而讓農地更零碎化的窘境──透過都市計劃全盤徵收，讓農民配回地價翻漲後的土地。區段徵收看似是重新調整所得的機制，但其分配機制卻有各種弔詭的設計，如透過開發面積的制訂，排除擁有小面積土地的地主，讓財團得以收購，開發新市鎮（看看淡海、三峽）。這個設計的考量，也完全不考量「農地」存有的價值—─生產安全、穩定的糧食。

目前台灣所有徵收案件，無論是否與公共利益扯上關係（台南鐵路地下化、桃園A7），背後都附加「都市計劃」。換句話說，即便徵收與公民生活相關，背後真正的利益所在，還是在土地炒作。因而農陣才會不斷強調，「土地徵收必須是最後、最不得已的手段」。評估的基礎，是徵收的條件是否具有公益性、必要性。而所謂的公益、必要，必須透過嚴謹的行政聽證來評估。

二〇一一年末，農陣曾經成功推動修法，但輿論的倒向是因為當時還鮮明的大埔阿嬤之死，而非真正意識到農村、農地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使得時任內政部長的江宜樺，得以只調整補償機制就高喊「土地正義」，並讓眾人以為大埔事件早已平息。這是為什麼即便一、兩周前，一九八五聯盟的召集人呼籲為洪仲丘站出來的人也應該反對大埔強拆，但現實是，支持有選擇性的。

正義的內涵被認知不完全的偏見充滿。

正義這個詞，已經失去了生命。

如同碎玉。再美好，也是垃圾。

八月十九日，我重新環繞內政部一圈，看見一面玻璃上寫著這段摘文：

「幸運，也有可能是很快就失去的東西。據說南美有一種蜂，雌蜂將卵產在他們的食物—一種蕈類上。當這些卵孵化時，幼蟲便開始囓食自己的家。令人不願相信的是，雌性幼蟲卵巢的卵也會在不成熟的母體成長、甚至孵化，於是這些幼蟲便以母體為家，也以母體為食物，甚至從掏空的母體中湧出，與上一代爭食殘存的蕈。在多代的競爭下，被當作食物的蕈和蜂本身都所剩無幾，只有少數的強悍者能存活下來，飛往異地尋找生機。這種蜂族群的生存，其實是建立在殘酷的資源爭奪上。留存下來的蜂當然是極幸運的，但這隻幸運的蜂能將子孫衍續多久？當賦予蜂生命的蕈類難以找尋，就有愈多的蜂以母體為食物。」—吳明益《迷蝶誌》

當我們對歷史、對自然的定律持續藐視，終有一日，我們也將成為被淘汰的對象。

【後記】

本文倒數第二段摘文所寫的「蜂」，經中山大學顏聖紘老師指正，應該是「蕈蚋」，全球都有，統稱為fungus gnat。至於摘文內所提及的直接產生幼蟲的生殖方式，稱為「孤雌生殖」，那是一種可增進對資源快速利用的生殖方式。也就是不需要變成成蟲交配，就直接讓卵在體內孵化，孵化後成蟲便死亡，吃掉成蟲是誤解。會有這樣的生殖方式，是因為蕈類在自然界無法長期存在，加上有其他生物會利用蕈，所以需要快速利用。此資訊已轉告東華大學吳明益老師，吳老師表示，十三年前引用文章時，可能資料有出錯的問題，下次再版時會修正，也在這裡進行修正，避免以訛傳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