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可以反抗的父親

三月二十四日，青島東路上的群眾明顯少了。太陽赤焱焱的，是郊遊一般的天氣，溫溫暖暖，和和氣氣。很難聯想前一晚，由這裏跨過一條忠孝東路的行政院內，竟是風聲鶴唳。

盾牌、棍棒、水車。十年來除卻新北市府迫遷樂生療養院貞德舍以外，史無前例的恐怖鎮暴。不僅滿頭滿血的社運初心者惶然，連參與多年社運的友人也驚駭不已。臉書上開始出現仇視的咒罵，難過地想：眾人為什麼在認識真正的暴之前，必須先熟悉了恨？

以為靜坐無事的人哭著問：「為什麼變成來送死？」但人子這恐慌的一夜，在行政院長江宜樺眼底卻是：「沒有血腥鎮壓，是拍肩請他們離開」。 民進黨立委陳其邁則順勢召開經濟委員會，宣布立法院八個聯席會通過人民訴求，但國民黨未有任何一位委員出席。鬥爭還沒結束。

三一八反服貿佔領議會行動由最初的五百人，瞬間擴增至數千人。當時在家裡看著轉播，坐不住，魚肚白時趕進了議場。彼時攻堅一波一波，內外的民眾皆鎮定，攻佔的學生說：別無他意，他們是為了揭露服貿協議的黑箱作業，為了民主而來。近十年的記者生涯，第一次見到攻佔立院的場面。趕來見證。十九日上午八點，學生宣讀訴求，第一條竟是「馬英九道歉、江宜樺下台」，環視場內，有著「馬英九賣台」的布條，忍不住發愣。

服貿不單純只是經濟議題，它不可避免碰觸敏感的統獨意識。佔領議會史無前例，場內的語言與非語言，都勢必成為媒體焦點。儘管服貿協議粗暴通過與國民黨的獨斷意志密切相關，但這起運動以「違背行政程序」為號召，卻未見佔領者對行政程序的違法做深入討論，加上民進黨並不完全反對服貿協議，「藍綠惡鬥」的既定偏見，必然因此透過媒體框架而強化。

走出議場，愈晚群眾愈多，穿梭於人龍之中，羞辱馬英九的各種詞彙出爐，除了性向上的嘲弄，最多的是與族群扣連的「賣台」。眾人昂聲高喊「退回服貿」、「捍衛民主」、「馬英九下台」，巡迴探訪：「你知道服貿有什麼問題？」多數人卻不清楚。

不，並非意指將那複雜議案釐清才是佔領議會的必要條件。但隱隱然感到恐懼：為了龐大群眾的多數，深刻連結賣台與行政程序的關聯且激昂地表達出其被操弄悖反的仇視，聲稱一旦失去形式民主，即是賣台，要這個多數人直選出來的總統，放開他的權力。

馬英九勢必疑惑：若群眾真的在意形式民主而討伐他，應該早已爆發。國光石化、中科三期、中科四期、土地徵收、洪仲丘、核電、日月光⋯⋯，但沒有。除卻去年八一八因為土地徵收案佔領內政部，此前未曾有過任何議題促使人民佔領部會，就算佔領部會，也沒有這麼龐大的人數與意志。服貿協議爭議爆發時，友人說：「我覺得這件事要靠台獨解決。」此話不單揭露部分台灣民眾對中國經濟統戰的恐懼，同時也否定馬英九的統治權。於是我們不得不警覺，這個總是自我感覺良好的領導者，在看見這場運動迴避處理民進黨的缺失時，極可能認為這是逼宮，是政治鬥爭。

然而大眾如此針對馬英九有其道理。時至今日，未能忘記當他就任總統的第一年，樂生爭議仍有轉圜空間，那群手腳不便的樂生院民，在日頭還未升起時，從邊陲越過多座橋樑到城南他的住所求見。但大批警力阻隔，絲毫不肯放行。幾經妥協，馬英九才垂憐地「接見」院民陳再添。前後十分鐘不到，他便搭著座車離開。那是我第一次深刻地體認，不管是台北市長的身份，或是總統的身份，這人都難以對弱勢行使行政權力的友善之處，因為不懂傾聽。那之後，還有吃相難看的國光石化，更有奪走數條人命的徵收計劃。於我而言，權貴集團早在服貿之前，就蹂躪了許多靈魂。

但這近十年間，我未曾見到那樣龐大的人數聲援我所注視的幽暗。

而那幽暗所沾染的晦澀，在在包括在野黨的推波助瀾。

於是，什麼是「賣台」？賣掉台灣的「民主」？

什麼是民主？大家真的在意民主的形式被讓渡？抑或民主形式即是民主本身？

這兩個問題顯然在過去各種社會爭議中相互矛盾，台灣在此刻被視為民主的全稱，我對這件事感到迷惘，並認為它需要被思考，因為這樣的矛盾正是許多議題被邊緣化，又或最邊緣化的議題永遠難以翻身的癥結。是，我說的是樂生，說的是性工作除罪化，也可說死刑，是那些過去不斷發生的，不涉及國族的一切。對我來說，選民和公民應有優先次序。佔領議會若有意義，應是認清代理不是讓渡，無論在任何議題上。

換言之，若群眾未能探索暴政的界限不是統獨、不是政黨，即便台獨，期待民主制度所能實踐的正義也可能蕩然無存。因而我期待內外場能有互動，畢竟，佔領者聲稱這是一場民主運動。而民主的內涵應該容許顛覆，容許不同意識形態溝通，且往往是冗長的溝通。

隨著佔領人數增多，熟識的NGO朋友一批批前來聲援、維持場外的互動，他們卻經常不被允許討論自己多年來耕耘的議題。就連拋出與服貿較相關的「自由貿易」思考，都會被現場民眾制止。

一日日前往現場，一日日地感動與恐懼。感動於許多年輕人嘗試認識公共議題，恐懼於，思想上的交換不易流動，原先流動的現場，卻拉起了強制的行走路線。

一開始其實沒有這些分工，而是人數眾多後才形成。形成的過程未經主要團體授權，而是現場「誰最敢說話、最大聲就成為那邊的管制者。」這彷彿一道隱喻。這個現場，勢必要曾有經驗者才有辦法掌握與照顧，那些過去在弱勢議題中試圖顛覆現有結構的團體，因人數不多，幾乎無法分心照顧外場龐大群眾的需求，換言之，外場實際的掌握者，是「敢說話」的人。弔詭的是，公民運動的主體應該是這些群眾，而捍衛的「民主」則是主場與現場主體互動跟激盪的內容。但激盪並不存在，僅剩拿起麥克風重複表述「國民黨多可惡」的一言論。

議場易守難攻，民主似乎也這樣被圍困其中。

圍困的窘境並非單一面向，絕大多數，是來自透過媒體觀看這場運動的閱聽眾的壓力。社會中的多數，包括我年長的家人，對於非暴力行動並不了解。為了佔領而產生的必要破壞，比起國家機器透過行政手段箝制的暴來得具體。許多對市場開放抱持樂觀的人，更決定運動中的論述如何定調。畢竟數十年來，台灣接受著新自由主義的領導往前走，儘管行走的過程中，我們拋棄了許多難以量化的珍貴價值，如生態，如人權。

被迫拋棄成為一種「不得不」的包袱，透過父執輩輾轉承襲在一代代的人子身上。但同時，年輕人也開始感到回頭檢視的必要，所以他們來到議會。

一天，兩天，三天⋯⋯一周。有陰有晴，有風有雨。而他們訴求的對象從來不願正面回應。我厭惡且憎恨，但並非不可理解，畢竟馬英九目前代表島嶼上的多數，無論他們以什麼樣的考量，做出不同於我的選擇。在時間的隙縫中恍惚，想起前陣子到小劇場看劇，一段讓我哭泣的台詞：

「普遍的愛總是這樣，建立在排除之上，『我愛你們』，如果翻開裡頭，意思是說，『我愛你們，這麼愛你們，我已經準備好了，去殺死所有侵蝕著你們的普遍利益的傢伙。真正的愛是這樣的，大部份的人都是無知的白癡，但也許我愛你，你，你，只有你，我只相信一有限的愛，在這裡，愛是一種鬥爭的範疇。今天如果還有普遍的愛，那只會是，愛作為鬥爭的普遍性。』」

晌午，站在青島東路前聆聽實踐大學一位陳姓女學生於行政院被驅離的實況。她從洪仲丘案開始接觸社運，一直不懂二十五萬人站出來為何國家不會改變？

「我一共被驅離三次。」她說，「本來我在家，但看到學長衝進去，心想，不能讓他們孤單，於是立刻就出發。我被拖出來，又回去，被拖出來，又再度回去，直到第三次盾牌強推，我跌趴在地，上面壓了幾層的人，才被拖離現場。但我不怪警察。真的。」

女孩的聲音顫抖。我拍撫她說：「想哭就哭吧。」

但女孩抿抿唇沒讓眼淚滾落：「我不是害怕。」她說，「我只是不懂，為什麼這個國家這樣對待我們？」她接著說：「我不回去，我要一直來、一直來。」

那一刻，想起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所寫的字句：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因鎮壓而產生的傷痕，是一道銳利銘記，破除幻想，在那之後，竟有人仍在青島東路，濟南路上，靜靜佇候。

於是我願意想：「這些孩子擁有可以反抗的父親或許是幸福的。」儘管鬥爭與愛，從來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