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七一的遊行人數會比去年多？」六月最後一天下午，剛結束與香港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的訪談，走在旺角鬧街，陳劍青這樣回答：「會吧。畢竟去年下雨，加上東北新界撥款事件，今年人應該更多。」陳劍青笑說，東北新界撥款簡直像鬧劇：「看過一個主席隨意說議員『行為不檢』就趕人嘛？行為簡直像小朋友一樣。」

然而六月六日之前，新界東北開發爭議在香港社會引起的關注不能算高。儘管二〇一〇年，菜園村反高鐵事件曾激發香港社會極大迴響，並讓港人意識到立法局中功能組別的政治制度問題，實際上，與其說菜園村讓港人重新思考或反省「人、地、空間與發展的關聯與可能」，並深化過往反抗地產霸權的根基，不如說，菜園村更接近香港回歸中國後，港人對政治狀況不滿的爆破點。在那之後，二十三條惡法、自由行、毒奶粉乃至於國教事件對香港造成的衝擊，更強化香港對六四事件中中國的負面霸權印象，這也間接使得近年香港社會的反抗力量，都必須與對抗中國扯上關聯。東北新界開發，也不能逃過這個運命。

從菜園村的高鐵事件，一直到東北新界開發，深港融合的問題逐步白熱化，由此連結到港人對自由、民主的捍衛。然而這幾年的討論過程，土地作為生存第一要素的重要性與分配正義——從食物到住居、各級產業所需的空間規劃，乃至於若土地運用得當，生活其上的人民，將可藉此擺脫依賴，獲得相對自由的可能——皆未被全面性地討論與看重。港人說：「中國是『有意圖』地透過經濟手段進行統戰。」然而， 從港英時期到回歸中國，香港始終是一個以貿易為主要經濟發展動能的城市，致使其難以擺脫市場動向的宰制；當中國逐步加入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的行列、政治經濟難以切割，而香港又相對漠視土地議題的情況下，不需中國刻意「入侵」，香港與中國的政治疆界早已抹除，台灣亦同。

來港之前，一直抱持疑問。於我來說，台港兩地的命運，「有可能」不同。但那不同，並非來自抗爭強度與否，而是台灣與中國的從屬關係並不明確，以及地理上仍有優勢。香港地狹人稠，產業難以並存，只能替代，香港因此由農業走向代工，最後來到土地炒作的時代。台灣土地面積相對較大，至今一、二、三級產業並存，比起香港，更有於農業等議題立基反轉的可能。過去幾年，至少在國光石化與後龍灣寶社區，都各自以不同的姿態，說出保有土地之後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想像。但這些戰果所留下的影響，卻始終未能普及至善忘的民眾心裏，使得箝制於上的制度，難以翻轉。土地徵收條例、都市更新條例等面目全非的修法結果，歷歷在目。

於此同時，經濟統戰命題與論述，仍在港台兩地劇烈發酵。是以台灣在反服貿與反自經區的戰線中，中國因素被拉抬到幾乎不可動搖的地位，相對忽略討論台灣加入這種極端讓利的自由貿易戰場將帶來的惡果。在整場三月的佔領運動中，場內一直出現「不要成為下一個香港」的口號，尤其鎖定中資入侵將帶來的各種衝擊。但香港回歸後中資的入駐數字，比例並不比其他國家的資本來得高；訪問當地學者與社會運動工作者，他們分析，中國政府執意開發廣深高鐵，與其說是為了進一步收編香港，實際上，是透過基礎建設投資，以延遲中國遭遇金融海嘯的衝擊。甚至，他們不諱言，許多香港地產商或財閥，在這幾年內藉著「泛民主」之名奪取自身利益，如李嘉誠，如黎智英。兩相對照，與中國政治從屬關係明明不盡相同的港台，卻因反抗面向的單一與集中，因而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六月底，台灣因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來台，再度發生三月以來，針對中國／親中國政權的另一波激烈抗爭。其行程迴避馬習會，但因觸及兩岸關係，台灣內部認同的敏感神經，再度起了波動。在這波抵抗，我們仍舊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張志軍描繪的兩岸關係圖像，仍以經濟合作的議題作為包裹。值得注意的是，張志軍特別拜訪國、民兩黨未來可能望鼎中央的政治人物，並將訪問重點鎖定在抗中意識相對較強的中南部。政治與經濟難以切分。但這數天中，我們卻始終難以窺見台灣社會對經濟面向深入的討論及可能帶來的影響。那不僅是傳媒的問題，更精確的狀態應該是：從服貿到自經區，台灣的反抗論述，仍以政治為首，而忽略資本的領頭作用，張志軍來訪，允諾擴大自由行。而去年底，高雄市長陳菊宣布，將研議評估興建義大世界與佛光山間的纜車。無巧不巧，這正是陸客喜愛的行程點。

抵抗是否還有可能？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健民形容：二〇一四年的七一遊行，將是二〇〇三以來最重要的一場遊行。港人希望藉著七一的集結，給予中國壓力，爭取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權力，但選舉制度僅是重新奪回「自由民主象徵公平分配」的必經途徑，更重要的，是必須意識到土地儲備不能彈盡糧絕，而政府的經濟調控已全然失靈。

從香港回望台灣，在今年三月佔領運動過後，新一波政治勢力也正醞釀集結，但若所謂的第三勢力仍深陷中國威脅論的既有模式，台灣僅存的相對自由，也勢必在這種半虛半實的對抗裡，因經濟引力而逐漸自我解消。